整个一月我在医院里度过。小明每天来，乔建国则是两三天来一次。爸爸很少来，他不能经常回来。

小明照例是每天早晨八点半钟到医院，中午时分，她到医院门口的一家四川面馆，花一毛五分钱买二碗担担面。有两次，我故意多要一份饭菜，留她在病房里吃午饭。以后她不让我订饭了。“你要吃得好一点，懂吗?必须由我给你订饭，这是我的天职。那个四川面馆很不错呢！我要是馋了，就不吃担担面，吃一碗鸡丝面，还可以花五分钱要一碟泡菜。你爱吃泡菜吗?明天我买来给你尝尝。”每天晚上，她一定要等我吃完晚饭才回家。我怕天黑了不安全，催她早走。她不干，看我当真生气了，才连忙拿起书包。第二天她又是天黑才离开。冬天天真短。

拆线的那几天，我的感觉不好，医生不让我说话。小明严格执行医生的嘱咐。她对我说：

“你喜欢看我打毛活吗?我在你旁边打毛活，你会感到平静和安详呢。”这是她想出来的办法。她从书包里拿出一团藏青色的毛线，几根竹针，开始织起来。她又说:“我织得不好，你别笑话！从小到大，我总共织过一次毛衣，织得难看死了。时间都用来拉琴，所以不会织。”她确实不熟练，但是很认真，很稳当，不时抬起头来看看我，笑一笑，好象在说：你看我多笨！女孩子的自尊心有时候莫名其妙，当她们不得不表演自己的短处时，总要多讲几句话，总要解释清楚，在亲近的人面前更是如此。小明拉琴的时候，从来不作什么解释。她现在宁愿表演短处。

拉琴可以使我激动，织毛活可以使我平静，前者是春天的雨水，后者是秋天的阳光，我正需要这两样东西。

在我精神好一点的时候，她放下毛活，拿出一本契词夫的短篇小说读给我听。她先读了《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后来又读《没意思的故事儿》。《没意思的故事》很长，她读了三次才读完。她音调轻柔，带着稚气，往往在不该停顿的地方停住了，大概是走进了契词夫的世界，出了神了吧。她这时的表情，恰恰可以表法契词夫式的淡淡的哀愁。她说书中那个女演员让人同情。我想起去年秋天在学校里的谈话，那时她连娜塔莎都不宽容，现在却宽容“没意思”的女演员了。

一月中旬，我可以下地走路了，小明小心地搀扶我，在病房的走廊里慢慢走。从处置室旁边的大玻璃窗往外看，天空正在飞雪。雪花在北风中迎面扑来，纷纷打在玻璃上，摇落了。院子里，街道上，连成一片的青瓦小房的房顶上，铺上薄薄的雪花。再往北，是旧城墙的遗址和封冻的护城河。顺城街上有几辆自行车吃力地移动，有几个孩子欢快地追逐。德胜门耸立着，象一个须眉皆白的老人，在北风中面带微笑，巍然不动。

“多好的冬天，该滑冰啦！你瞧，两年没上冰场，冰刀都要锈了！”小明伸出手指在玻璃上划，化开了一道冰痕。

“你用什么刀？”我问道。

“当然是花样！你没见过我的冰鞋，你见了准会羡慕：高腰儿、高跟、白皮子，刀的形状也好看，是舅舅买的。”

她的无拘无束的表情，就象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过任何烦恼，从来被人关怀，被人爱怜。

我仍然心事重重。我们一直没有谈起那个最重要的题目。有几次我想打破这种局面，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应该说吗?说什么好呢?她对我的关心、照料，是出于怜悯还是出于爱?抑或是出于对我的报答?我大胆地盯住她的眼睛，探寻她目光中的真情。她一触到我的目光，立刻低下头，或者看着别处出神。这时候，我断定她已经答应我，她在等我开口。但是我胆怯了。再说，病房里人很多，他们总是投来疑问的目光。一个漂亮姑娘每天坐在我身边，本来就是引人注目的事情。也许，她不愿意在医院里谈到那个题目，不愿意让我过分激动。她细心而又含蓄，热情而又有分寸，娇媚而又庄重，用这一切感情织成一床柔软暖和的毛毯，盖在我身上。我感到满足，又感到不满足。青年人的心焦莫过于此时，但是我默默地忍受了。

“人心是很复杂的。”有一次不知说起什么话题，我这样讲。

“也不是。有的人就很简单，很傻，特别是女的。”小明说道。

“你呢？”我挑动地问道。

“我也傻呀！你说我对你好，我只觉得应该报答你呢。你看我在你面前傻不傻？”

这种温馨的日子过得实在快，转眼到了月末。我的伤势渐渐好了，可以自如地走动。有一天上午，小明没有来。下午她告诉我，她要到乡下去，上午上街给妈妈买了些东西。妈妈写信不叫她去，她还是决定要去一趟。快过春节了，妈妈一个人在那边怎么行呢?我叫乔建国替我买几样食品捎给苏阿姨，小明没说什么，收下了。

“什么时候回来？”我问道。

“最多半个月。妈妈不让我在她那儿长住，怕影响不好。”

“回来的时候，我可以到车站接你了。”

“你一定来。”

“写信来吗？”

“写的。把出院的时间告诉我，不然信寄到病房里会丢的。”

这一天她走得很晚。她替我订了一个星期的饭，拿来几本小说放在我的床头，买了一筒中华牌牙膏，放在漱口杯里，因为我的牙膏快用完了。她还特意跑去跟护士长说了一会儿话，不知说些什么。

我送她到病房走廊的门口。

“别出来，外面冷！”

她拉住我的手，把我送回门里，头也不回地下楼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