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我感觉好一点了，烧退到三十七度五。上午我叫乔建国回家去，他不肯走。吃过午饭他走了。等我一觉醒来，又见他坐在旁边。

“你回家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他很高兴，狡猾地笑着：

“我上街给你买药，买了一副灵丹妙药，你吃了包治百病，一会儿就送来。”

“你怎么还不回家！”

“别急，别急，等药送来，我马上回家。不过吃这种药容易兴奋，你得先服几片镇静剂。”

这家伙又在卖什么关子，但是我心里微微一动。

乔建国站在窗口往外看，有五分钟的工夫，他说道：“来了。”

“谁来了？”

他一边往外走一边说：

“药来了。”

一会儿，他把苏小明领进来。小明走过来，站在床前。大概外面挺冷，她穿着棉袄，套一件染过色的蓝布袄罩，胸前挂着则刚摘下的口罩，眉毛上结着细细的霜花。是她！我多少次想过她能够到医院来看我！现在她来了。

“小明，你好！”我的声音在颤抖。

她眼圈红了。

“坐……坐下吧。”我又说道。

她站着不动，离开我一步远，可以听见她激动的呼吸声。

乔建国拿起书包，笑呵呵地说道：

“好了，我该回家了。我晚上来。”

说完他推门出去了。

小明依旧站在那里。

“坐下呀！”我指一指旁边的椅子。

她的眼泪扑簸一下滚落下来。开始的几颗晶莹地挂在腮边，以后连成了两串，滴滴嗒嗒掉在胸前。

“你看你，哭什么呀?我不是挺好吗？”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我都知道了，乔建国都告诉我了。”

说完这句话，她走出房门。大概是不愿意当我的面擦眼泪吧。她回来的时候，泪水没有了，桃红色的面庞和脑脂色的眼窝，更衬出皮肤的白暂，这时恰恰用得上自居易的一句诗：“梨花一枝春带雨”。她走近我，在床边坐下，一双眼睛脉脉含情，嘴角上傲然不可侵犯的神情换上了痛惜和怜悯。她伸出手，轻轻地摩攀我头上的绷带。

“你……你受苦了。”

她的手指触到我的额角，温暖的目光，轻柔的手，和我日夜盼望的感情，同时都来了。来得这么突然，这么深沉，象行云，象流水，象诗歌，象音乐。我不觉拉住她的手仔细瞧着，她的手冰凉，纹理细致，稍稍大了一点，非常光滑，有几条隐约可见的淡蓝色的脉管。这只手可以表现轻柔，也可以表现力量，在指板上是何等的灵活！据说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大卫·奥依斯特拉赫的手就很大，他的演奏曾使多少人倾倒。现在，我也拉住了一只天赋的手，一只充满无限深情的手。

过一会儿，她抽回手，轻轻说道：

“别，你在发烧呢。疼得厉害吗?乔建国说，你要少说话。”

怎么能够不说话呢?我问她妈妈怎样，舅舅怎样。她坐下来一一讲述，讲她怎么到乡下去的，讲她妈妈怎么挨了打，讲她妈妈的病，讲她舅舅经常喟然长叹，讲她舅妈的神经质。她滔滔不绝地讲着，大概是为了尽量不让我开口的缘故。女孩子只有在最知心的人的面前，才能这样平稳地絮絮叨叨地说话，连最琐碎的事情都要讲出来。

“琴在哪儿呢？”我禁不住，问道。

“我送到张少岚的姑姑家了。琴送去以后，我一直没碰，好长时间没碰琴了！小程，我跟你说，我有个叔叔在武汉。前几天叔叔来信说，叫我到武汉去。他们没有孩子，特别喜欢我。叔叔在市委工作，当然是走资派。婶婶呢，是一个街道小厂的厂长兼支部书记，总共二百多人的厂子，算不了什么官儿。那个厂子净是家庭妇女，做半导体零件。就这个样儿，婶婶也成了走资派。那种小地方，政策更没法儿讲了，总要抓住一个走资派呀，不然文化大革命怎么搞。婶婶大小算个头儿。小程，你说我的话说得对吗?不过那个厂子的工人对她特别好。那也有原因，婶婶待人可好啦，工人的柴米油盐、生病生孩子她都管，打下这个底儿。现在她在车间里干活儿，每天上班下班，没有什么事儿。”

她尽管长篇大套地说着，语气中带着淡淡的忧伤，那种意味，好比在英国水彩画上看到的灰雾蒙蒙的调子。一个十九岁的姑娘，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从十岁起就刻下了内心的创伤。就算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幅壁画，就算是达·芬奇的杰作，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岁月，画面上早已消失了昔日的光彩。岁月的磨蚀不是可以掸掉的灰尘。

“小明，有一样东西给你看。”我想起一个令人激动的话题，却故意把语调放平缓。

她感觉到一点什么了，睁大了眼睛。

“在我的枕头下面，你自己拿。”我说道，小明伸手慢慢摸出她自己的那张照片，这是乔建国交给我的。她拿起它看着，默默地，一动不动。我负伤时淌出的血把照片浸透了一半。

“血迹把你的样子搞坏了。”

她仍不作声。

晚饭送来了，小明喂我吃了几口稀饭和鸡蛋羹。她把小勺中的食物轻轻吹凉，小心地送到我的嘴里。我原感到恶心，若不是她喂，一口也吃不下去。吃过饭，小明给我试体温。她拿出体温表，看了看：

“呀，三十九度！”

我感到疲倦，晕眩。

“你睡吧。我问过护士，她说八点钟给你打针。”

她给我加了一条毯子。我让她回家去，她说等乔建国来。后来我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乔建国什么时候来的，不知小明什么时候走的。她把那张照片带走了。

第二天，小明一大早来了，从书包里拿出罐头、点心、巧克力糖和水果，把小小的床头柜摆满了。我责备她乱花钱，她说舅舅叫买的，有几样是家里现成的拿了来。不知道她怎样向舅舅提起我。

“明天是新年啦，小程！”

我根本记不得新年这一回事了。我看看窗外，寒风摇动着树枝。

小明把她坐的椅子拉到我跟前。

“我们只好在医院里过新年了。”

她说的是“我们”。一句普通的话，唤起我多少渴望！她昨天的话挑起了我心中的一盆火，她今天的话把我全身的血液烧沸了。聪明的姑娘懂得自己应该说什么话，懂得自己讲出的话会产生什么效果，那种准确性，就象高明的炮手开炮射击一样。

我的烧退了，护士长把我从单人房间搬到大病房。大病房一共六张床，我躺在靠南窗的一张床。过了一会儿，陆续来了不少老师、同学。小明躲在一旁，倚着暖气片站了一阵，然后掏出一招小小的罐头刀，就着窗台开菠萝罐头。她大概把手弄破了，轻轻建一下眉头，把手指头放在嘴里吮，在娇媚之中透着傻气，恰如一只小猫被利器触痛了前爪，连忙收回。我同老师、同学们说着话的工夫，把小明的一切全都看在眼里。

客人走了以后，小明把打开的菠萝罐头放在我面前。

“弄破了？”我问她。

“真糟糕，偏偏是左手。”

我没有听懂她这句话的意思，叫她到护士长那儿包扎一下。

第二天，她又是一大早就来了，穿了一件我没有见过的灰绿色呢大衣，手里提着用一块蓝布包起来的“阿玛蒂”。

“新年好！”

她的眼睛熠熠闪光，好象春风掀起的水泼，承受着灿烂的阳光。

“小程，你看，谁来看你了？”

我这才看见她的身后跟着张少岚。张少岚还是那副黑黑的面孔，比夏天胖了，举止越发显得稳重。

“程刚，你……”她似乎不知道如何问候我。

我叫她坐下。

“受了点儿伤，不要紧。我们从云水洞分手，还没见过面一一云水洞倒是挺有意思。”

张少岚拉小明和她坐在一张椅子上。

“还说有意思，那次回家就叫我妈骂了顿，说我就跟小明学着疯，不象个人样儿。程刚，你好一点儿吗?听小明说，真玄。”

我们说着话，小明忽然悄声对我说道：

“屋里这么多人……要是还在小房间里多好。”

她用头示意靠在床头的小提琴。爸爸来了。小明叫了一声“程伯伯”，把椅子让出来。爸爸摘下帽子，用手向后抚一抚花白的头发，抖一抖那身破衣服，坐下，然后把小明和张少岚拉过来，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来，来，你们在床上坐。”

爸爸问我的病情，小明大大方方地替我回答。爸爸低头看见床边露出半边琴臣的小提琴。

“小明要作新年演出呢！”我解释说。

爸爸把琴匣拿起来，眯起眼睛上下看着，象一个古董鉴赏家端详一件宝物。我小的时候，爸爸常带我去逛琉璃厂，他如今还是那副在古玩店里的神情。

“好哇，我也来欣赏欣赏小提琴家的表演！”

这是乔建国。他高声大气地说话，似乎不是走进一间病房，而是走进一间宽广的大厅。

“程叔，新年好！音乐家，新年好！哟，张少岚也来了。我今天特地来看看，饺子都没顾上吃，我知道音乐家会搞点什么名堂。来来来，拉一段吧！”

乔建国从爸爸手里拿过琴匣，打开来。他的动作和说话吸引了其他患者。

小明用细细的牙齿咬住下嘴唇，看看我，又看看张少岚。

“来呀！”乔建国一点儿不客气。

“屋里这么多人，影响别人。”小明说道。

“这不要紧。”乔建国转身对着大家，“喂，各位病友，我们请这位同志拉一段小提琴，给大家贺年，好不好？”

“好！”屋子里的五个病号和三四个陪伴的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有人拍了巴掌。

小明把左手食指上的绷带解开，拿起琴，走到窗前，半侧着身子拉起来，首先拉莫扎特的《E大调慢板》，然后拉了一段《新疆之春》，又拉了一段《红色娘子军》中的曲子。这大概是给旁的听众演奏的。慢慢的病房门口围上来十几个人，一个病号在别人的搀扶下走来，有人让出一把椅子。护士长是个三十七、八岁的高个女人，她轻快地走进房间，倚在一张病床上听起来。爸爸侧过身于坐着，露出满意的表情。

小明拉完琴，大伙鼓起掌来。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乔建国象个舞台监督似的：

“好，好，再来一个！”

小明又拉了一段《北风吹》。

“呀，血！”等她放下琴，我看见指板上染了一小片血迹，分明是她昨天划破的手指又裂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