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英的骨灰运回了学校，是周汉元派人坐飞机运回来的。我和乔建国回到学校以后，听到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情。张家英是我的中学同学，我们那个班，只有我和他两个人考上工业大学。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系，仍然经常来往。我们都喜欢旧诗，写着玩玩，互相唱和。他死了，在成都打死的。一个活泼泼的人竟然这样容易就死去了！他是那样奋不顾身地投入了运动，并为它献出了生命。“东方红”兵团要开一个追悼会，我出于对朋友的感情，打电话给周汉元，主动承担布置灵堂的工作。周汉元很高兴，他知道我的能力，办这件事情完全胜任。他拨来十几个人，由我指挥。我选了校务委员会的会议室作灵堂，这是一幢很考究的老式房子，两层楼，科林斯柱廊，紫铜刻花的大门，屋子里宽敞明亮，顶棚四周有细密的蛋盾线脚，脚下是一式的拼花地板。我把灵堂布置在一楼，把各种挽联、挽幛、悼诗、唁文挂在二楼，张家英死时的血衣，我摆在一个玻璃橱里，也放在二楼。我领着大家足足忙了三天，大体上布置完了，在做最后的清扫工作。我舒了一口气。

“请问，程刚在这儿吗？”

我听见楼梯口说话的声音，一怔，赶忙跑下来。小明！小明站在那儿。我正想着忙完了这些事情去找她呢，她自己跑来了。

“小明，你来了！”我有点儿慌张，不知是因为旁边有几个同学，还是因为她来的出乎意料。

“我来看看你。到了你们宿舍，别人说你正在这儿忙呢。”她一只手扶在楼梯栏杆上，上身稍稍仰着，踮起一只脚，象一个舞蹈家等着音乐的节拍，准备跑上舞台。她的轻松语调同我的慌张恰成对比。

我把她领进灵堂。灵堂里没有人，正面墙上挂着一张对开纸的张家英的半身像，是我画的素描，画像下面是骨灰盒。从正面转到两侧，排开几十面红旗，每面旗的杆头扎了两道黑纱。旗的下面是花圈，花圈下面是盆栽的冬青树。小明走到画像面前，端详了一会儿。

“这个人，样子挺聪明。”

“是很聪明。”

“那他为什么去办傻事儿呢?为什么去送死呢？”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他的死，既不是什么聪明事，也不是什么傻事。

“他怎么死的？”小明又问道。

我告诉小明，张家英去开一个大会，在会上作演说，回去的路上遭了埋伏，被机关枪打死了。他在成都搞得太厉害，名声太太，打死他完全是预谋的。

我们正说着，忽然听见门口有人说“老周来了”。我回头一看，周汉元来了。这个周汉元，是我们“东方红”兵团的头头，全国有名的“造反司令”。他披一件旧军装，戴一副黑框眼镜，双手插在裤兜里，大步走进灵堂。“长脖”和另外几个人跟在他后面。

“程刚，辛苦了！”周汉元向我点点头，他的脸上永远是一副和善的笑容。

我也点点头，没有答话。周汉元敏锐地觉察到我的冷淡，转过头，向前走了两步，在灵堂中央站住了，环视着四周：

“很好，布置得很好，很有气氛，速度也很快。我们准备明天开追悼会。‘长脖'，悼词我看过了，叫他们今天晚上务必印出来。”

他长方脸，小眼睛，面部轮廓分明，嘴很大，线条有力，表现出自信和刚毅。他眼镜片下透出的犀利目光，似乎一下子可以把你看到底。他的微笑好象在说：不要怕，我不会伤害你的。他是六十年代的明星，舞台上的天才人物，因为只注重内心的活剧，不在乎服装和道具，所以外表显得特别朴素。我过去佩服他的才能，现在厌恶他的两面派手腕。我退出红卫兵报，这也是一个原因。

周汉元又向前走了几步，站在骨灰盒前面。他收敛起脸上的笑容，两只手从裤兜里拿出来，先是伸头看了看骨灰盒上张家英的照片，然后仰起上身，凝视着张家英的画像。他微颦眉头，垂手肃立，深沉地叹了一口气。这叹气又象是表示哀悼，又象是表示赞叹，又象是表示惋惜。他是如此地善于表演。一个天才的演员，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观众带入剧情之中，使他们完全忘了他是在作戏。

周汉元的举动影响了身后的人，“长脖”们一个个挺直上身，跟着他走上前去。

“英雄，真正的红卫兵英雄！”周汉元转过身来，“他是我们‘东方红'兵团牺牲的第一位战友，他的业绩是不朽的。我们要好好地纪念他，以激励全体‘东方红'红卫兵，同一切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敌人作殊死的战斗！让我们用胜利来安慰他吧，让烈士的英灵含笑于九泉。”

他的声调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吐得很清楚。

“程刚，骨灰盒上应该覆盖一面我们的战旗，‘东方红'的战旗。他为了捍卫‘东方红'的事业献出了生命，战旗就是他的骄傲。程刚，我说得有道理吧？”

我没有回答，没有任何表示。我是为张家英来的，不是为了“东方红”，更不是为你周汉元。

“看起来，文化大革命到了新的阶段，流血的政治开始了。”周汉元慢慢踱了两步。“腐朽的反动的势力绝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文化大革命，无论从形式上从时间上，都将超出我们的预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但是，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这几天，我总在想，为什么斗争越来越尖锐，总是从一个高潮走向另一个高潮?我看，它的原因在于，这场大革命是最广泛最深刻的一场革命，触及到每一个地区，每一个阶层，触及到人的灵魂。一切反动阶级，反动势力，反动思想，要作垂死的挣扎，在客观上，它们形成了一股联合的力量，这样，就增加了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今天晚上的总部会议，我们要好好分析一下形势，使我们的行动适应新的形势。我们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方针。好吧，我们走吧。”

忽然，周汉元看见站在我身后几步远的苏小明，一刹那间，我发现他的眼珠在我和小明之间飞快地转了一圈。我回头看看小明如小明正对周汉元站着，并不躲避他的目光，而是盯住他，大胆地严正地盯住他。

“好，程刚，我们走了。谢谢你的帮忙。”周汉元向我道别，又用眼角向小明一扫，转身走了。“长脖”们跟了出去。

“这就是你们的周司令？”小明问道。

“对”

“哼！”她好象不屑于谈他，“小程，我来看看你们，没有什么事儿。我要到妈妈那儿去，

明天走。”

她问到乔建国，我告诉她，从云水洞回来以后，他又去打“派仗”了。我们坐下来说了一会儿话，她要走。我留她在学校吃午饭，她不肯。我只好送她出来，一路向校门走去。校园里人不多，不象去年这个时候热闹了。大字报棚把礼堂前的草坪严严围住，席棚顶上探出防雨的檐子，大字报贴得满满的，新的不多，旧的已经发黄，那种歇斯底里的谩骂口气很难喝住行人了。高音喇叭的呼啸声在空气中回荡，派别战斗的喉舌在比试谁能振破人们的耳膜，但是多数人已经麻木了，锻炼出来的耳膜起码抵挡得了一百二十分贝的噪音。红旗在楼顶上飘扬。几天以来，我一直想着在云水洞同她的谈话，就是布置灵堂的时候，我也在想。她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真害怕她的警觉，同时我又害怕她毫无觉察，无动于衷。我爱她，我已经多少次在心中对自己说，我爱她。现在她来了，我实在高兴。

我们走出校门。九月的北京，秋高气爽，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也学院路笔直的大道伸展开来，道两旁双列排开的白杨树挺立着，当然不如北海后门的那几棵高大雄伟，但是树叶摇动，连绵不断，倒比城里矮小的法国梧桐另有一番气概。我问小明什么时候回来，她说不一定，回来以后就给我打电话。我说学校里乱糟糟的，电话不容易接到，她说终归会给我一个消息的，说着她跳上公共汽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