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讲到这里，我想说几句题外的话。也许有的读者会问，在这样一场大革命中，你去热心地追求一个女孩子，难道对这场运动无动于衷吗?要说明我自己，必须说一说整个红卫兵运动。不管历史学家抱有什么样的看法，在我看来，中国的红卫兵运动，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开始，到一九六八年七月终止，总共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是红卫兵运动瓦解的标志。从那以后，红卫兵运动再也不能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它最终地完全地退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两年多的时间，又可以分为三段。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之前，可以称之为发动阶段。“一月风暴”到“文攻武卫”之前，可以称之为分化阶段。“文攻武卫”之后，则是自相残杀的阶段。在我认识苏小明的前后，红卫兵们已经经历了纷繁复杂的社会斗争，红卫兵运动走到了分化阶段，红卫兵队伍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拿我们学校来说，那个名扬海内、挂着“司令”招牌的一代豪杰风度潇洒，乘着校长的“本茨”牌轿车兜来兜去，整夜作着中央委员的黄梁梦，在陈伯达、戚本禹面前也毫无卑怯的表情。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头头象朝圣一般前来拜见，甚至有人屈膝下跪，使“司令”身边的人不禁哑然失笑。“司令”身边那些派别斗争的风头人物，有的写得一手漂亮文章，有的在辩论场上言谈锋利，才华横溢。他们既会当面造谣，又会背后捣鬼，既会嘲讽挖苦，又会破口大骂，激动之时，恨不得在一秒钟之内置对方于死地，胸中的热血比一年之前又提高了好几度。在他们看来，派别斗争，就是“革命”与“不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大人物们用圣洁的信条充实了他们的胃口，又把他们挂在权力的欲火上烤，象全聚德熔箱里的填鸭，咝咝作响。野心家毕竟是少数，抱着一片热忱搞运动的人也一天少似一天。学生们毕竟是受了党的多年教育，受了现代科学文化熏陶的人，最无耻的实用主义哲学，中世纪的残酷刑罚，宗教式的顶礼膜拜，对现代文明的空前浩劫，等等，毕竟违反了他们的理想和他们的天性。因此，红卫兵中的“逍遥派”应运而生，从人数上来说，他们在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和一九六八年上半年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中阵容最为强大的“派别”。历史竟是这样地嘲弄人。“逍遥派”是各种各样的。在我认识的同学中，有一位热心于棋道，整天坐在宿舍里盘谱，在让先的战斗中胜了陈祖德一盘，高兴得几夜睡不着觉。有一位老兄专攻外文，一年之间学会了德文、日文，加上他原来学的英文、俄文，居然弄通了四门外语。有一位自命不凡的“文学家”，着意搜集各种资料、传单、小报，攒了满满一大箱，想写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巨著，震动文坛。有一位女同学迷上了古典诗词，她抄写了五大本唐诗、宋词，字迹工整秀丽，没有几个月的工夫是抄不出来的。更有奇怪的，据说有两个女生，为了“深刻地了解社会”，女扮男装，化装为乞丐，到内蒙古草原流浪。她们餐风露宿，尝尽了艰辛，差点儿死在半路上。至于打球游泳、谈情说爱、裁缝编织、登山野游，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说到我自己，不过一介凡夫，在迷离傍徨之际，因为机缘巧合，遇到了一个女孩子，象被丘比特的箭射中了一般。想文化大革命之初，我何尝没有热忱！我和同学们写大字报，写批判文章，几夜不睡觉，冒着倾盆大雨上街游行，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步行“串联”两三千里路，在红旗如海的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句口号，也曾是我们的心声。那时我们没有人为荒废学业而惋惜，没有人怀疑这一场革命运动。我们就象清澈的山泉，在阳光下放射着光辉。山泉流入江河，江河之中激荡着污泥浊水。我们发现，现实的斗争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当我第一次看到凶狠的打人场面时，我踌躇了。记得是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个晚上，学校的校长、党委书记等大小几十个“牛鬼蛇神”被带到一座旧校门前。这座校门是五十年前修建的，红卫兵们认为它是殖民主义的象征，命令“牛鬼蛇神”把它拉倒。可怜的人一个个面无血色，在探照灯下扯起粗大的绳索，“轰”的一声拉倒了校门。

然后，这些人跪在废墟上面受刑，两个小伙子打一个，一色的橡胶皮鞭。只有呻吟，没有叫喊，因为任何一声叫喊都会招致加倍惩罚。有的人口吐鲜血，有的人晕倒在地。有四十岁左右的女人，某个系的党总支书记，双手缚在身后跪着挨打。她实在支持不住，身体向前一扑，脑袋撞在一块断墙上，发出可怕的响声。我再也看不下去，浑身抖动，不可名状的痛苦袭上心头。以后许多天，打人的惨景时时在眼前晃动。爸爸成为“叛徒”之后，“干部子女”的招牌打碎了，必须重新衡量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我第一次感觉到“家庭出身”带给青年人的精神桎梏。我消沉了，终于加入了“逍遥派”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