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学校五天以后，也就是小明被捕十天以后，忽然来了一个电话，是她来的。我惊喜异常。“小程，你好吗?我放出来了，舅舅也放出来了。你快来，立刻来，我在前门二十二路汽车站等你！”她的声音同以前一样，好象根本没有被抓进去那一回事。我拿了苏阿姨托我捎的东西，向前门赶去。

到了前门，一下车看见她在马路沿上站着。她稍微瘦了一点，穿一件红格子的确良上衣，一条带有马蒂斯图案味道的斜裙，一双黑色后拉带的皮凉鞋，头上束一根金色的带子。她用心打扮过，这种打扮在一九六七年的北京，无异于是一种挑战，就象她拉莫扎特的作品一样。她是这样一种女孩子，不论朴素的衣着还是艳丽的打扮都好看，如同梅兰芳演《贵妃醉酒》和《苏三起解》同样动人那样。我一时竟误以为她是为我打扮的，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她激动得更厉害。谁也没有讲话，我们并肩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我转向她，想要说一句什么话，她却低下头快步向前走去，在我前面十几米远的地方站住了。我看出她快要哭出来了，只要再看我一眼，一定会热泪夺眶而出。我于是放慢了脚步，让她独自站在前面忍一忍，街上的行人多得很呢！

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的松树林里，我们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她的神态回转过来，脸上恢复了平时的光采。

“我妈妈好吗？”她亲切地小声问我。

我回答说“很好”，把下乡的经过对她讲了，告诉她小提琴放在我家里。

“你走的那天，我被抓去了。”她说道，“我一口咬定去年抄家的时候，琴就被抄走了。哼，他们拿我也没办法，派两个女的天天陪着我，还得给我打饭。”

“他们没有打你？”

“他们不敢。”她还是那种傲然不可侵犯的语气，“可是舅舅受苦了。他挨了打，现在虚弱得很，每天还要去扫厕所，扫楼梯。我对他说，不去！在家躺着，就不去！他还是去了，可怜的舅舅。”

阳历八月尾已是夏末，天空上没有一丝云彩。人民英雄纪念碑高耸着，周总理题写的清秀碑文在阳光下闪烁金光。方正的前门钟楼摆出老态龙钟的面孔，犹如一个对人世沧桑感觉厌倦的老人。树林里游人很少，吹透了沁人心脾的凉风。小明的漂亮的裙角在风中一摆一摆的，好象一曲轻快的旋律。

我拿出苏阿姨捎来的东西，毛背心和葡萄。碧绿的沙营葡萄已经发黑、干瘪了。

“哎呀，你怎么不吃掉，你这个大傻瓜！”她哈哈哈哈大笑起来。“妈妈真是的，我不要她给我织，还是给我织。”她把毛背心套在身上。“你看，多好！你看见我可怜的妈妈了，我越来越不明白，为什么好人总是受苦。”

坐了一会儿，我邀请她到我家去，她爽快地答应了。我们走到无轨电车站等车，道旁食品商店门口的摊子旁挤了很多人。

“哎呀，西瓜！咱们吃西瓜。”小明的眉毛笑起来弯弯的。

我打趣道：

“穿得那么讲究，在大马路上啃西瓜，不怕人家笑话呀！”

“那有什么。我还在教室里啃猪爪呢！抱着啃。”

“这也是向贝多芬和巴赫学来的？”

“贝多芬和巴赫？”

“听说德国人专爱啃猪爪。”

她筋起鼻子作了一个鬼脸，这是女孩子们在比自己年龄大的同辈亲人面前常有的娇憨。我笑了，跑去买来两块西瓜。她毫不客气地挑了一块大的，我们站在马路边上吃起来，西瓜水一直淌到她的下巴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