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明被抓去了。我回到北京，乔建国立即告诉我这个消息。琴在我手里，怎么办呢?叫人心急如焚。为了这把琴，一个老人，一个姑娘在承受煎熬。我想到苏秋雨家中看看，向舅妈打听消息。可是我不敢去，我如果被他们盯住了，将会更糟。怎么才能把他们搭救出来呢?我独自在校园里徘徊，观察每一扇窗户，希望能够看见小明的影子。到处都没有，来回看了十遍都没有！我甚至想把琴交出去，把他们解救出来。但是一想到小明，想到她的身影和脸庞，她在礼堂里奋不顾身的义举，她那天夜里坚定地请求我的口气，她对我说的“分不清大事小事”的责备，马上感到不能够那样做。她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都是不可违拗的命令。一方面是同情、怜悯和向往，一方面是信义和近乎神圣的责任，这几种东西在我心中沸滚，犹如把几味中药丢到砂锅里，煎成乌涂一团。

“他妈的，我给你想办法！”乔建国同我一样焦急。他赶回学校，叫那个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头头周汉元想办法。周汉元写了一封亲笔信，叫乔建国送给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头头，让他们释放苏秋雨和苏小明。信送去了，回答是：不行。音乐学院的那个头头慑于周汉元的威名，抱歉地说：“这件事是通天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乔建国回来，气得破口大骂。

我们给红卫兵刊物的文章写完了，就要离开音乐学院。我整夜睡不着觉，嘴角上起了泡。不行，一定得把琴交出去，一定要搭救他们！这-次我下了决心。

忽然有一个女孩子找我。

“你是程刚吗？”她和苏小明年龄仿佛，比小明矮一点，脸庞黑黑的，样子倒挺精神，“我叫张少岚，是苏小明的同学。”

我记起苏小明讲过她的名字，那天她们一道去游泳的。我把她让进教室。她不坐，急匆匆地对我说，苏小明叫她送给我一个条子，说着把攥在手里的一个纸团交给我。我打开纸团，上面写着：“张少岚：快把这个条子交给工业大学的程刚，他在教学楼一楼。”接着又是一段：“程刚：千万不要莽撞！感谢你，相信你会照我的话做。我在这里很好，他们失败了。苏小明”。字写得很潦草。

“你怎么得到它的？”我问张少岚。

“我从办公楼下走过，楼上掉下一把指甲刀。我抬头一看，苏小明站在窗口，跟着扔下来这个纸团。”

“她在哪个房间？”

“三楼西头那一间。”

张少岚走了以后，我立即去办公楼。上到二楼就被人拦住，不许往上走。我转出办公楼，在那个房间的对面看着。我等了很久，来回踱步，一直没有看见她。晚霞升起又落下，薄雾冥冥，我仍然在等。晚风吹起了一丝凉意，我感到浑身发抖。直到所有的窗户都亮了灯，那个房间仍然是黑洞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