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穿过丰沙线的高山大谷，十点钟到达下花园车站。这里是洋河、桑干河交汇之处，河水就象我的心情一样奔腾激荡。我转乘汽车向县城赶去。这一带是河北省的地界，老乡们却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大概是越过了太行山脉的缘故吧。一路上丘陵起伏，燥热的风沙遮没了农田和村落。

到了县人委，我打听苏明。碰巧遇上一个热心的女同志，她说苏明到城关干活去了，主动领我去找。走到半路，迎面过来一辆装着粪桶的排子车。那个女同志连忙招呼：“苏明！苏明！有人找你，北京来的。”她招呼的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正和几个男子在拉粪车，因为上坡，大家都很用力。他们听见招呼，把车拉到坡顶，放下车。苏明走过来，穿着破旧发白的蓝布上衣，裤腿挽得老高，鞋帮沾着大粪。她眯起眼睛看着我。

“我是从小明那儿来的。”

“呵！”她的眼睛明亮了，“快回去，到我那儿去！”她说着轻捷地一跳，拉过我的书包，那动作和表情，活象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她的家在县人委大院的角落，孤零零一间小屋。小屋不到十平方米，只有一张板床，一个柳条包，一个旧皮箱和两把凳子，反而显得并不窄小。她从食堂端来一大碗面条，是乌黑的莜面。她抱歉地说：“只有这个了，你吃不惯。”她转身出去，一会儿买回来两个面包。面包也很黑，没有发好，由于糖精放多了而味道苦涩，这同北京义利公司的产品简直无法相比。我还是把这些东西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了。苏明在一旁读小明的信，读完信她对我说：“今天没有汽车了，你在我这儿住一晚，明天走。我还要去拉粪，五点钟回来。你休息休息，睡一觉吧。”说完她笑一笑，匆忙走了。她的笑容，就象对自己孩子的那种笑容，使人一望而感到亲切。虽然衣衫槛楼，举止言语仍然显出她是一个工作多年的女干部。

我吃完饭，没有丝毫睡意。我在小屋里环视了一下，想找一件消磨时间的营生。其实我应该带一本书来。我们批判“三十年代文艺”，搞了不少书，茅盾先生的《子夜》，郁达夫和周遐寿的散文都是可读的。里然是夏天，这座小屋陈设的简朴仍给人一种冷清清的感觉。墙上挂着毛主席穿军装的照片，照片下面用纸剪了一个带“忠”字的红心。板凳是生了很多节子的榆木做成的，没有上漆。皮箱的质地很好，但是太旧了，四角磨出了毛边。床上是一条蓝印花布面的薄被，一条绿毯子也很旧。这种毯子我认得，我家里也有一条，是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美国军毯，后来被爸爸改做大衣里子了。我忽然注意到，窗台上有一丛花，插在罐头瓶里。我走近看看，认不出是什么花，似乎是野花，有好几种，颜色并不鲜艳。可以看出，花枝经过细心修剪和搭配，为了形状的关系，有几个枝条还用线彼此牵住，结成好看的弯曲的线条。真是精巧极了！只有这瓶野花表示出这是一个女人的房间。我回过身来，看见床头有几本书。最上面的是毛主席语录，然后是一个笔记本，下面是解放初期出版的一本《干部必读》和两本《列宁文选》。我打开笔记本，有二十几页抄录着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语录，字迹清秀流畅。本子中间夹着一张小明的照片，正在拉琴，那神情简直超过俞丽娜演奏《梁山伯与祝英台》时的剧照。在《列宁文选》中夹着几张纸，有一张是折起来的八开高丽纸，上面用毛笔写了一篇字，比钢笔字更见灵秀，写的是：

春夜喜雨，全县人民欢喜。书杜甫诗寄明儿：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

还有一封写了一半的信：“亲爱的明儿：你的信收到了。我到笔架山水库劳动，同民工在一起，很高兴，你不必挂念。你在北京，要好好参加文化大革命。”信写到这儿中止了。

我看完面前的一切，心想，小明的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是一个被打倒的老干部。她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过着这样清贫的生活?为什么干那种力不胜任的劳作?为什么在这种环境下还有采花和写字的闲情，还有对生活的强烈热爱?

傍晚，苏明回来了。她已经很累，但是精神很好。她很利落地洗脸洗脚换衣服，简直不象五十多岁的人。我们一同吃完晚饭，她把小提琴从柳条包里拿出来。我仔细看了看这把引起轩然大波的琴。

“这是一把好琴。解放前有人出两千五百块大头，小明的舅舅都没有卖。”苏明说着，从书包里拿出一串葡萄，洗了洗放在我面前：

“吃点葡萄吧。这是本地的特产，叫做沙营葡萄，没有核。可惜现在不是最好的时候。同志们听说我来了客人，特意拿来的。”

我们一边吃葡萄一边说话，就象一家人那样。她说，她见了我就很喜欢。她也有一个男孩子，解放前死掉了，不然的话，现在也同我一样高了。”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一种凄楚眷恋的神情刻在她眼角的鱼尾纹上，更显出她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女性。

“苏阿姨，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呢？”我忽然问道。

苏明于是对我说了下面一段话：

“我是一九五八年来的，十年了。刚来的时候在乡下，六一年调到县里，一直到现在。小明也在这里住过两年，考虑她上学，特别是后来学了音乐，就到北京她舅舅那里了。她每年总要来三五趟，她是很惦记我的。我有时也到北京去看他们。至于我为什么来，事情也很简单。解放以后，我在天津工作，小明在那里长到十岁，直到五八年我们离开的时候。为什么离开天津呢?在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我犯了错误，被划为右派分子。我是做党的负责工作的，反右开始以后，我负责教育系统的运动。我当时错误地理解了‘放'的方针，认为自己作为共产党员，应该带头‘放'，因此对天津市委的领导同志提了意见。虽然我的本心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是在客观上参加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行列。党组织给我处分也是应该的，也是对于我的教育和挽救。我总是想，应该从自己的世界观上找原因。世界观的问题不解决，总是要犯错误的，五七年不犯，五九年也要犯，五九年不犯，‘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也要犯。我对小明也总是讲，把我犯错误的教训讲给她听。我跟党跟毛主席干革命这么多年，还难免犯大错误，何况你们这些年轻人！跻以我总是努力做到毛主席教导的‘襟怀坦白'。你不要以为我向你讲了这么多，我在同志们中间也是这样的。到了一个生地方。接触一些新同志，我总是主动讲我的问题，讲我犯的错误，让同志们了解我，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她讲到这里，稍微停了一下。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的面部庄严而且安详，好象一尊石像。她讲大道理的时候，没有丝毫的装腔作势，每一个字都发自肺腑，使任何人听到这种语调都会肃然起敬。多么纯净的心灵！一切屈辱，一切打击，都熔化在对革命的赤诚之中。在我看过无数的花言巧语，自我标榜，血口喷人等等表演之后，从面前这个慈祥的长辈身上看到了赤子之心。但是，有谁体会到她呢?有谁理解她呢?我心中禁不住一阵酸楚。

她接下去说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人说我被捕过，是叛徒。这一点我是丝毫不让的。我对党是忠诚的，在监狱的两年时间，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党的事。在监狱里，我牺牲了丈夫，牺牲了儿子。当然，我的牺牲比起整个革命事业来说算不得什么。我同时也想，党一定会搞清我的问题，一时的委屈也算不得什么。程刚，你说呢?革命嘛，不是一帆风顺的，要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因此我总是乐观的。”

我好像要落泪了，我强忍住不让它流下来。“你干这样的活，受得了吗？”

“活是很重，我身体也不好。有一回拉车，我忽然晕倒在地，大口大口吐血。那几天我以为我要死了。我梦见小明给我装殓。我对她说，我已经死了，你不要哭，干革命嘛，哪有不死人的。可是我没有死，人不是那么容易死的。精神的力量很重要，对疾病也要用精神的力量来战胜它。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好吗?劳动也是个锻炼。”

我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她讲到死，讲到革命到底。她的心中是一幢用信仰支撑起来的大厦，只要信仰不倒，任何物质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都无法将它摧毁，任何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创伤都无法将它动摇。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可以把人变得如此刚强:一种是宗教的笃诚，一种是共产党员的信仰。她在我面前更加显得高大，她是一个被开除了党籍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我们早点儿睡吧，你明天还要赶路。”她站起来，领我去借来床板和被褥，我们动手搭起一张床。

“这把琴，不交出去不大好吧？”她又想起小提琴。

“小明说他们是土匪、强盗，不能把琴交给他们。”

“他们有中央文革的介绍信，到底是代表组织呵！”

她这样说，并没有勉强我们的意思。

第二天一早，我们匆匆吃了早饭。苏明把琴盒交给我，又拿出一个花布包，里面是一件毛背心和剩下的一串葡萄，叫我捎给小明。她把我送到桑干河边，一直看着汽车开走。我看见她的半白的头发在晨风中轻轻抖动，越来越远。我想，为什么这么好的人落到如此下场?实在太不公平了！但是，伟大的心灵是不灭的，越是险恶的环境，越能显露出它的光辉来。

公路下边，浑浊的桑乾河水哗哗流淌，似乎在倾诉不幸的人们心中的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