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在西苑饭店的大门口见到廷洪。
“你是潘红旗吗？”
“是。”
“真是傻帽儿！”
他说她不知道在大堂等，而是站在大门外的毒日头底下。这样的天气，阳光下的气温有60度吧。你当这儿是你们Ｓ市吗？廷洪二十八、九岁，典型的北京小伙，儿，操着傲慢的懒散的心不在焉的北京腔，这腔调听起来就像天大的事情不在话下。走呀！进来呀！
红旗随廷洪进了大堂。这里确实凉，就像跳进凉水里。这些国外回来的人会找地方。红旗给他打电话，说去拜访他，不方便可以到她舅舅家来。廷洪问过她舅舅家的地址就说，到西苑饭店见吧。舅舅家在西外大街，不远。
“红旗，咱们吃饭还是随便喝点什么？”廷洪摆出东道主的架式。
“不，不吃饭。”
才十点多钟，怎么就吃饭呢？再说头一次见面，好意思让人家请客？
“甭跟我客气。这儿有自助餐，不错。”
他说“不错”，听起来是凑合，将就，马马虎虎。北京人就这个派头。
“真的，不饿。”红旗说。
“那咱们这边坐！”
他们在酒吧坐下，小姐立即过来。
“要点什么？”廷洪很热心，带着北京人的优越感的热心，因此显得更加热心。他把酒水单递给红旗。
“要个冰激凌吧。”
红旗特别爱吃冰激凌，大饭店里的冰激凌想必不错。不是廷洪嘴里的“不错”而是真的好吃。于是点了雪人和冰咖啡。他们先说了一会儿闲话，她问廷洪啥时候回来的，为啥不去了，暂时不去还是再也不打算去。然后红旗问他们在东京的生活。雪人真是好吃，难怪卖到40多块钱。
“廷洪，佟同咋样？”
“他挺好。”
“三个多月没消息了。”
“是吗？”
“咋回事儿？打电话打不通。”
“那是搬家了。你别着急，他没事儿。他会给你打的。”
“你回来前见到他吗？”
“咳，他这人很受日本人赏识，他是出差最多的，经常不在东京。”
接着廷洪说起东京的生活，他的话吓了红旗一跳。
“无聊。”
原来他是说东京的生活太无聊，在那里一切都方便，就是枯燥、烦闷、压抑、无聊。搞计算机说起来挺神，一天干下来头晕眼花。学不到什么东西，不停地算，不停地画图，就是个操作工。不光是打工仔，日本人的生活也很苦。日本人是工作狂，晚上九点钟到银座、新宿，那些大写字楼仍是灯火通朋！不光是累，还有压抑感。你如果和一伙日本人吃饭，其中有一个当官的，比如说是个课长，于是别的日本人都不说话，只听课长叽哩呱啦。第二天来个部长，部长开始说，课长和其他人噤若寒蝉。日本人“哈衣”“哈衣”的点头哈腰也叫人受不了。
“你们也那么累吗？”红旗问。
“我们没那么累，没那些活儿！就是受气。我不想干了，我看佟同干得挺欢。你们东北人，当过亡国奴，受惯了。”
他是不屑的鄙夷的神情。
“佟同不惯。”红旗说。
“不惯他不回来？他最少还得干三年，把钱挣足。也许就呆下去了。你什么时候去？”
“十月份吧。”
“你快去吧，找点受气的活干。”
“我看看就回来。”
“那可不行！”
“咋的？”
“哈，我就爱听你们东北女孩子说‘咋的’。”廷洪喝干了他的冰咖啡。“我看佟同不会回来了。红旗，你要不就在东京呆下，要不就另打主意。”
“你这是啥意思？”
“啥意思！都是年轻人，谁能熬得住？自己琢磨吧。”
“佟同不是那样人。”
“人？人都会变！”
红旗低下头。
“你还想问什么？”
“佟同给我捎啥了？”
“没有。我回来时候他不在东京。”
廷洪付了钱，然后和红旗道别。他说有什么事再打电话。红旗还想问点什么。算啦，别再问啦，这种北京人，好像活着就是为了训人的！
红旗从西苑饭店出来，到部里去送资料。这里离建设部只有几步路。她到了科技司，放下一份资料，拿了几份资料。临走，她问了施工企业协会开会是在国谊宾馆。不知道国谊宾馆在哪儿，就是知道，还能到会场找陶总吗？顶多打个电话。再说陶总是忙人，哪有功夫玩呀！不过是客气话吧。昨天部里的汽车来接陶总。陶总叫车先送红旗到舅舅家。下车陶总也没说啥。
还是逛唱片店吧。
红旗从西城的唱片店逛起，一边逛一边打听。她原来只知道王府井北口的外文书店和八面槽的音乐书店两家唱片店，还有离舅舅家不远的新街口的唱片店。谁知北京的唱片店一下子冒出几十家，逛都逛不过来。许多个体唱片店门面不小，态度好价钱便宜。红旗午饭也不吃，逛一家店，出来吃个冰激凌，逛了七、八家店，吃了七、八个冰激凌，买了20多张唱碟，出了一身汗。她最近喜欢上印象派音乐，德彪西、斯特拉文斯基、拉威尔、巴托克。美国人格什温虽不属于印象派，也是现代音乐先驱。他的爵士交响乐《蓝色狂想曲》、《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美妙极了！EMI公司的这张斯特拉文斯基，卖180元，是阿巴多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春之祭》和《火鸟》。德彪西的自称为“娇宠的小女孩”的《大海》和被称为“配器技巧的伟大革命”的《牧神午后》，家里有一张，她又买了一张“上榜碟”，比家里的好。还有格罗菲的《大峡谷》，店里的小老板说，乐曲里的雷声是录自大自然的。她过去只喜欢古典音乐，难以接受印象派的不协调音。有一次在电影里听到《牧神午后》，觉得好听，特别合女主人公的情绪。她记得家里有这张唱片，没怎么听。她找出来听，越听越有味儿。这些唱片加起来两千多元。买唱片她舍得花钱，她自称是“发烧友”呢。又买了两对白金插座，一本《牛津简明音乐词典》，几本音乐杂志，包装得满满的。北京的夏天让人受不了，街上人多，路上车多，“面的”上空调也没有！
晚上七点多钟红旗才回到舅舅家，她实在累了。
“红旗，你们单位的人来电话，叫你回个电话。”
舅妈递给她电话号码。咋的？刚到北京就催我回去？有啥急事儿？红旗看看是北京的号码。
“他说姓啥？”红旗问。
“没说。是个男的。”
是陶总？陶总不知道舅舅家的电话呀。红旗拨了那个号码。
“喂，你找谁？”
对方先开口。找谁？
“我不知道找谁。你是谁？”
“你是潘工吧？我姓侯，请等一下，陶总跟你说话。”
哎，她咋没听出侯主任的声音！
“红旗，你跑到哪儿去了？”陶总只要和红旗说话，声调就不一样。
“我去买唱片了。你咋找到我舅家的电话？”
“我问的你妈。”
陶总把电话打到Ｓ市去了。
“我下午找你，想请你吃饭。找不到你。”陶总说。
“明天请吧。”
“明天不行，这里有事。”
“后天。”
“后天一早的飞机。”
真遗憾！着啥急买唱片呢？唱片店说下个月涨价。下个月她早回Ｓ市了！
“红旗，我叫侯主任去买了两张音乐会的票。明天是周六，中央乐团的星期音乐会。”
“没治了！”红旗的心要蹦出来了。“谢谢陶总！是啥曲子？”
“不管是啥吧。红旗，你明天直接去，七点在北京音乐厅等着。”
“好，好！”
“把你买的唱片带给我看看。”
“好，好！”
红旗怎么没想起音乐会呢？昨天在火车上，也没聊聊音乐，陶总上大学的时候是小提琴手呢。
星期六下午，红旗又去逛商店。逛商店是最女性化的消遣。这回是逛百货公司，唱片店逛够了。她到建国门外，那儿有新开的赛特，是日本八佰伴公司的，还有友谊商店、贵友商店、祥云公司和秀水街。她要给乔乔买点东西，给自己买一件风衣。赛特很洋气，很漂亮，可是东西太贵。她在赛特给乔乔买了一条裙子，两件上衣和一个洋娃娃，她的风衣是从秀水街的小贩手里买的。她又吃冰激凌又吃小点心，不打算吃晚饭。她又到友谊商店给爸爸买了瑞士干酪和挪威沙丁鱼，这两样东西老头最喜欢。”干酪她也爱吃就多买了一些，她又想起初云要她办生日，买了美国蛋黄酱和俄国鱼子酱。出门的时候带了昨天买的唱片，陶总要她带的，怕逛商店没个钟点来不及回舅舅家。手上东西太多了！五点半了，把东西送回舅舅家，伯来不及。正是下班高峰，路上多少车！赶回西直门，不塞车才怪呢！她只有叫车到六部口的音乐厅了。
她在六部口下了“面的”，肩上是放唱片的背包，右手拎了五、六个纸袋塑料袋，左手抱着洋娃娃。她的样子好可笑，哪儿是来听音乐会的！出门时候倒是好好收拾了一下，这么热的天，脸上的妆早被汗水洗掉了，裙子的下摆被巧克力冰激凌弄脏了一块，擦了半天擦不掉。现在才六点，还不如刚才回舅舅家呢，还不被陶总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