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坐在音乐厅门口的台阶上。她进不去，没有票，票在陶总那儿。音乐厅是朝北的，坐在台阶上挺阴凉。拿出化妆盒把自己整理一遍。裙子上的污渍擦不掉了。陶总还说漂亮呢，真丢人！简直成了个丢三拉四乱七八糟蓬着个头哭丧着脸傻乎乎脏兮兮的小姑娘。梳梳头抹抹脸，再对着小镜子仔细照照。整过妆她又拿出唱片看。进口唱片的包装也漂亮，加了激光防伪标志，拿在手里感觉就不一样！心里舒坦！设计典雅色彩明丽又有她崇拜的作曲家演奏家歌唱家的照片，看这些唱碟就是一种欣喜一种激奋一种满足一种享受。现在盗版片多起来，一张盗版片子只卖十块钱，放在中档的音响里听，简直听不出来！红旗的音响是高档的，TANNOY嘛！它是低失真的，它是高讯噪比高灵敏度高解析力高透明感的。好音响就是这样，放进宝贝唱片就是宝贝，放进垃圾唱片就是垃圾！红旗不买盗版唱片，一律原装原版货真价实高档次高品味高价格。
“红旗！”
呀，陶总！陶总站在她面前，这么早来了，还差半个钟头呢！她连忙站起来，糟糕，怀里的一大堆唱片劈里叭啦稀里哗啦掉在台阶上！
“陶总，你看你！吓人一跳。”
陶总弯下腰拾唱片，红旗连忙抢了去拾。陶总拾完唱片哈哈大笑。
“还笑呢，都怪你！”
“怪我怪我，哈哈哈哈！”
“你看你看，摔坏了！”
“盒子摔坏点不要紧。”
唱片都塞进背包里，也不管高档次高品位高价格的唱片摔没摔坏了。
“陶总，你咋过来的？”
“打的士过来。”
“侯主任呢？”
“他？他听不懂音乐。”
陶总换了一件白色的Ｔ恤，头上冒着汗珠。他今天是平民化了，不带随从不坐官车。他也打“面的”吧，要不然一头汗呢！陶总又哈哈大笑，原来看见台阶上的一堆东西。他拿起洋娃娃。
“给乔乔买的？”
“嗯。”
“多少钱？”
“五百多。”
“好家伙，一个布娃娃五百多！红旗会花钱。”
红旗挤挤眼睛，她爱逛商店，爱吃冰激凌，爱花钱，今天算是满足了。陶总帮她拎着东西走进音乐厅。红旗买了两张节目单。他们找到座位，是第八排的好座位。他们是最早进来的听众。上大学时候到音乐厅来过，好多年了。那时候音乐厅刚建成，是由电影院改建的。现在的样子和那时候不同，大厅是淡黄的色调，明亮的灯光把舞台照得一片灿烂，天棚是各种形状的吸声板遮声板反射声板，还有一条一条金属管子，像是抽象派的雕塑。红旗没有出过国，她想现代音乐厅的装饰大概是这样子吧。
“陶总，有罗西尼的《威廉·退尔》。”红旗指着节目单说。
“大戏是老柴的。”
是柴可夫斯基第一小提琴协奏曲。陶总管主要节目叫“大戏”，管柴可夫斯基叫“老柴”。
“你喜欢老柴吗？”红旗问。
“喜欢。
“罗西尼呢？”
“喜欢。”
“你最喜欢谁？”
“当然是贝多芬。”
陶总是英雄主义的，所以喜欢贝多芬，尽管他在火车上说了哀怨的话，他还是英雄主义。罗西尼也是英雄主义，罗西尼是华丽的英雄主义，贝多芬是苍劲的英雄主义。陶总是后者，他不喜欢华丽。
“陶总，你知道这个小提琴独奏，叫李明的吗？”
“不知道。”
“你连他都不知道！现在可火呢！”
“我是落伍的，时髦的事一概不知。我知道指挥，60年代我就看他的演出了。”
“韩中杰，这谁不知道！”
“红旗，好久没这种享受了！”
陶总的感叹发自内心。他这个大经理当得太苦了！
听众陆续进场，但是人不多，肯定坐不满。
“陶总，中央乐团这两年不行了。乐器不行，没钱买，人走了不少，好多角儿上国外淘金去了。就像你们东建，人才大大地流失。场场都有跑音儿的，我看报上还批判呢！”
“批倒批臭？”陶总笑了。
“是批评！你别挑我，我经常用词不当。”
红旗觉得在陶总跟前有一种畅快的感觉，想说啥就说啥，想咋说就咋说。
“中央乐团也像东建一样？不会吧，不至于垮台吧。”
“东建也没垮台。”
“搞不好会垮台的。”
陶总老是说这个。他是企业家，不是音乐家，也不是别的什么艺术家。他是到这里来休息的，可是他忘不了他的东建。红旗侧过头看看陶总。
“别说你们东建啦！”
“是你说的。”
陶总变得年轻了，就像和红旗的年龄仿佛，不，比这还小！他们都比这还小，他们都变成小孩子。
铃响了，音乐厅里一下子坐满了人，起码有八、九成，在Ｓ市，不会有这么多听众。Ｓ市也是大城市，也有交响乐团、芭蕾舞团，洋玩意儿都有，就是没有观众。北京到底不一样！唱片店里的人说，北京是严肃音乐热。“严肃音乐”，咋起了这么个名儿？听起来吓人！古典音乐就没有轻松活泼的？就没有幽默荒诞的？就没有狂放刺激的？激起情欲的也有呢，咋叫严肃？行了，严肃就严肃吧，反正那个意思。有人说，有了发烧友，就有了严肃音乐热。中央乐团的老团长李德伦说，他鼓吹严肃音乐几十年，没有啥效果，可是发烧友一起来，热了。发烧友功劳大大的，发烧友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先锋。
音乐会开始，陶总和红旗交换一个目光，也便不再说话，专心看演出。陶总是有身份有修养有鉴赏力的听众，是最好的听众。韩中杰走上台，引起一片掌声。他算是老帮子了，头发都白了。可是他没有卡拉扬年岁大，卡拉扬还演呢。第一个曲子是夏布里埃的《西班牙》。这是个短曲子，可是特有情绪，用在音乐会的开场好极了！欢快摇荡的旋律使你沐浴在比利牛斯的山风中浸泡在地中海的温水中，就像你面前有一个西班牙小姑娘赤着双脚甩着披肩抖着发卷打着响板发疯似的扭着屁股跳马拉加舞。三角铁和铃鼓就像敲在心上。这个法国人一辈子就这么个好曲子，可是有这一首也就行啦，人们就忘不了他。乐曲戛然而止，掌声响起来，陶总也欢快地鼓着掌。
“陶总，咋样？”
“好，过瘾！”
下面该罗西尼，这个著名的烹饪大师，无所不能的才于，他当年在维也纳的名声使贝多芬相形见细。著名的《威廉·退尔序曲》。一个大提琴引出了瑞士山间的牧歌，然后是四个大提琴加入，成为五个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重奏。陶总肯定喜欢这个曲子，特别是描写阿尔卑斯山的暴风雪和描写进军的小号齐奏，气势磅礴，震撼人心，百分之百的英雄主义。陶总的脸都涨红了。可惜小号手不行，气氛不到，那应该是无比自豪无比骄傲一往无前直上云天。下面是啥？还是罗西尼？今天专吃他的法国大菜？对，是《偷东西的喜鹊序曲》。这是带一点伤感的乐曲，罗西尼式的伤感，点缀着激情的伤感，是少年的忧郁，而不是老人的颓丧。年轻的女仆被控偷了一只银匙而被处死，而银匙是被一只喜鹊叼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写成了歌剧。罗西尼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都是昂扬的情绪，他是名声显赫事业辉煌生活优裕的那种大艺术家。
中间休息，大厅灯亮了。
“红旗，看看你买的唱片！”
“到外面看吧，陶总好抽烟呀！”
“也对。”
他们拎着一大堆东西到了休息厅。这实在可笑，一老一少，哪像来听音乐会的！红旗翻开背包拿出唱片，一张一张给陶总看。陶总看不懂英文，他那时候只有学俄语，“一边倒”嘛！陶总第一次见到激光唱片，他那时候只有赛珞珞唱片，用老式唱机放，嘶啦嘶啦响，和现在的音响比，全是噪音啦。他说有一阵子特别入迷。文化革命他住单身宿舍。楼上有个小伙子有60张古典音乐唱片，60张，这还了得！那时候破“四旧”，“封资修”“大洋古”很少见。他很羡慕，想借来听，但是对方不肯。也对，被人抓住就是罪过。后来有一天，那小伙子说，“我明天要调走，今天让你听一晚。”陶总大乐，他终于大发慈悲啦。于是陶总找个空房间支上唱机，一直听到天亮。那小伙子走了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现在肯定是个发烧友。
“陶总，你也够发烧友了！”红旗开心地笑着。
“我不行了，我要拜你为老师。”
“陶总，我可不敢！”
“Ｓ市有发烧友协会吗？”
“还没。北京上海广州都有。将来Ｓ市成立，一定请你参加！”
“好。进去吧，下面是老柴的！”
他们拎着一堆东西回去，听老柴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音乐会散场，又拎着一堆东西走到长安街上。晚上有了凉意，圆月当空，红旗觉得舒畅极了。
“陶总，真高兴！”
“对。”
“我们是知音吗？”
“是知音。”
陶总拦了一辆出租车，这回不是面的，是夏丽。夏丽车先把红旗送到舅舅家。红旗下了车，陶总也下来了。
“我送你上楼。”
“不，不用。”
“那好，再见！Ｓ市见！”
“再见！Ｓ市再见！”
红旗看陶总的车走了，兴奋地跑上楼。她差一点儿绊倒在楼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