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下旬的一天，早晨，红旗来到新北站。她要去北京，乘当天的54次直达快车。她很高兴单身旅行，上大学的时候，她曾一个人出门度暑假，坐火车到大连，再坐船到青岛。那时候她在核计一生的大事，不知道是否答应佟同，也不知道是否该和佟同一起去玩。结果一个人跑了。毕业以后到了设计院，出差是经常的，一个人出差时候也不少。每次出差把乔乔交给奶奶，奶奶喜欢乔乔，比红旗自己还精心。红旗只有不得已的时候，才把乔乔送到奶奶那里。那一家人，咳！那一家人是小知识分子，老头是退休的小学教员，老太太是退休的图书管理员，沈河区图书馆的。管了一辈子图书，却是从来不看书的。小商人，小店员，小知识分子，这就是小市民。红旗当初最不满意的就是佟同家，庸俗不堪。天底下媳妇没有说婆婆好的，婆婆也没有说媳妇好的，红旗这么宽容厚道的女人也是如此。

红旗下了出租车走进车站广场。广场上布满早晨的阳光，明丽而又清凉。炎热的夏天似乎过去，令人轻松了许多。新北站很大很雄伟，但是没有特色，也没有亲切感。红旗走进候车大厅，走上滚梯，看见前面的一个人十分眼熟。那不是陶总吗？对，是他！宽阔的双肩和弹性十足的脚步。红旗赶上几步；陶总正和随从说着什么，那个随从她见过，想不起姓啥。

“陶总！”

红旗叫了一声就跳到陶总面前。陶总转过身来。

“我说谁的声音这么好听，原来是红旗！”陶总穿一件紫红色的Ｔ恤衫，手臂上挎一件夹克，另一只手拿一只黑皮的密码箱。“红旗到哪儿去？”

“北京。”

“我们也去北京。这是侯主任，你不认识？”

原来是侯主任，爸爸过生日来过。侯主任只笑不说话，办公室主任总是笑容可掬在领导面前不插话的。

“认识认识！Ｓ市真小，这么巧！”红旗说道。

“到了北京也会遇上。”

红旗很高兴，一个人出门当然不如有伴好！而且是陶总，每次见到他都有说不出的亲切感。陶总说他去开一个施工企业协会的什么会。这些年每个行业每个专业每个地区甚至行业和行业之间专业和专业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都搞个协会学会研究会促进会基金会联谊会为了搞关系拉赞助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全肥了当官的。陶总也是当官的，陶总和别的当官的不一样。他对协会感兴趣？红旗买的是软席，可惜和陶总不是一个车厢。他们走进软席候车室，还没坐下那边放人了。

“红旗，我们走！”

陶总拿自己的箱子，侯主任提起红旗的包，红旗不好意思，上去抢，侯主任已经走到前面了。

“就叫他帮忙嘛！”

陶总这样说。

下了天桥到月台上，红旗拿回自己的包，来不及和陶总说啥，上了自己的车厢。Ｓ市是始发站，闹嚷嚷乱哄哄车厢里一会儿坐满了人。红旗买软席票不能报销，她既不是官儿又不是高级工程师。她的软席票只能报销硬席的票价。她不在乎这点钱，出门尽量买好票。经常出门的人都知道旅行的艰难，现在有条件买好票，何必吃那个苦！软席车厢有冷气，进了山海关，还不知道热成啥样儿呢。刚参加工作时候，为了省一点差旅费，有卧铺都不坐。那时候太穷太拈据。陶总在前面车厢，一会儿要去看看他。

7点20分，列车正点发车。这趟车晚上6点多到北京。红旗要住到舅舅家，她给舅妈打了电话。列车跨过黄河大街，然后掉头向北，过皇姑屯，就是当年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的地方。她到北京先和廷洪联系，明天呢，去逛唱片店。部里的事不急，把材料送去就行。

红旗正想拿本书看，侯主任来了，客气地叫她“潘工”。潘工就是潘工程师，这称呼对于年轻女人不太老的女人来说实在难听！

“陶总请你过去。”

红旗笑一笑，随侯主任到了前面一节车厢。侯主任回到红旗的座位上去。陶总看红旗过来，招呼小姐倒茶。陶总和侯主任是两个靠窗的座位，面对面。红旗在侯主任的位子坐下，可是陶总站起来。

“坐到我这儿！”

“为啥？”

“你不怕背向坐？很多女性怕背向坐。”

红旗怕背向坐，但是陶总不说，她能将就。陶总拉她坐下，自己换过去。难为陶总想得周到。

“听说陶总从不吃早饭。”红旗说。

“又是听云云说的。”陶总说。“一会儿去餐车吃午饭，红旗请客。”

红旗笑了，现在才8点多，午饭早呢！

“想叫我请陶总吃‘肉炒瓢’吗？”

陶总哈哈大笑。他也会这样天真地笑！

“还是我请客——怎么能让‘少奶奶’破费！”

“陶总也欺负人！”

红旗是女孩子撒娇的口气。她已经33岁，不是女孩子。在陶总面前她是女孩子，她高兴有机会扮演女孩子的角色。她旁边才是个女孩子，20岁上下，戴了很多首饰，涂了腥红的指甲油。这女孩在看一本车上买的16开本封面无一例外是女人的脸蛋和大腿的纸张发黄印刷粗糙格调低下错字连篇似书非书似杂志非杂志没有统一书号却又公开发售的出版物，这种出版物随处可见。

陶总把茶杯挪到红旗面前，点上一支烟。红旗前后看看，车厢里没有禁烟标志。红旗平时最不喜欢男人抽烟，这会儿却希望这节车厢不是禁烟车厢。

“红旗，你记得我第一次见你是什么时候？”

“是六年前吧。”

六年前陶总到家里来过，在家吃的饭。那时候红旗刚生乔乔住在娘家。那时候家里没有保姆，是她和马缨做饭。和那时候比，陶总老得多了，没有了生龙活虎的劲头。但是男人老了更有风度，陶总就是这样，是一种深沉厚实的洒脱。男人经老，格里高里·派克到了70岁还潇洒漂亮，一头银发，令人仰慕。那真是一种美。看《罗马假日》，并不觉得派克多么漂亮，前些时红旗看了一个派克演的发生在中国的故事，那里的老派克更有风度。故事说的是一个美国老教授在北京教书，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弄出一番悲喜。

“不对。”陶总笑的时候嘴角是两道深深的皱纹。

“那是啥时候？”

“你再想想！”

“16年前！”

红旗上高中时候，陶总到家里来过，对，来过！

“那次你给我倒了一杯茶。”

她怎么会记得倒过一杯茶呢？那时候陶总什么样子她都记不清。

“红旗，我告诉你，是26年前。”

26年前？那时候她才六岁！

“你爸爸那时候还年轻呢！我到你家那天，你正哭。你从小就爱哭。我抱你坐在腿上，怎么哄也不行。现在还爱哭吗？”

“爱哭。嘻嘻，改不了！”

红旗虽然这样说，还是脸红了。她身边的女孩子合上书睡着了，可是陶总旁边坐了一个小伙子，一直在听他们的谈话。没关系，让他听吧。

“你爸和你妈下乡，我去送过，那次没见你。”

“我在姨家呢。陶总，你说多快呀！”

“快。一个洋娃娃，转眼变成了大姑娘！”

“转眼变老太婆了！”

“那还早呢，我看和小时候一样漂亮。”

“陶总，我不漂亮，从来就不漂亮。”

红旗认真地说道。她是忽然想起陶总的太太，她虽然未曾谋面却名闻遐迩的太太，还有两个她见过的漂亮女儿，其中一个又和她朝夕相见，因此她觉得陶总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称赞。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如果别人说她漂亮，她会道声谢。可是陶总这样说，她只有委屈。她看看那小伙子。

“这么不自信？”

陶总反而加重了语气，两眼盯住她。她只有低下头。

车到新民忽然下起雨来。雨不大但那雨滴很大。东边的太阳斜射过来车窗上一片亮丽的水花。

“太阳雨！”

“对，‘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陶总用手摸一摸车窗是想触摸那水花。“红旗，你见过太阳雪吗？”

“没”

“去年我到俄罗斯，看见最壮观的太阳雪！”

车开动了，陶总继续说道：

“我过去在老家见过太阳雪，那是傍晚下的清雪。去年我到俄罗斯，我们在远东的共青城有个项目。共青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北面将近1000公里，快到鄂霍次克海了，那是真正的西伯利亚！那里有铜矿，在丘陵地里，还有一片一片的森林，景色很美。我是十月初去的，一天早晨起来，外面下起雪。出来一看，是漫天大雪！古人说：‘燕山雪花大如席’，这是写诗的南方人没见过大雪，到了华北大开眼界。他没到过东北更没到过西伯利亚。那天风大雪大，雪花狂舞，漫山遍野。透过雪花我看见地平线上升起的鲜红的太阳。过了一刻，太阳光喷薄而来，整个世界明亮的如同天堂一般

“陶总，太棒了！”

侯主任过来了，送来两罐可口可乐，一包瓜子，一包五香花生米。红旗站起来让座。侯主任不肯坐，他是来服务的，说两句话回去了。陶总打开可乐送到红旗手上。他说他喜欢可乐，多年以前，可口可乐被当作美国文化的象做来咒骂。他说中国人干过的可笑事情可以编一本东方政治笑话集。

红旗转了个话题。

“陶总，听说东建把银河大厦争到手了？”

“谁说！”

“东建得票最多呢。”

“现在看形势有利。东建得了5票，而最重要的是鲁市长那一票。从北京回来就有结果了，现在不能说到手，没得到中标通知书就不算到手。”

她听鸣放说陶总正在大张旗鼓地改革，于是和陶总谈起东建的事，谈起金山大厦，说高强混凝土，又谈起一公司，谈起鸣放，谈起东建公司的改革。她只想把东建的事当闲话说说，可是陶总说出了下面一篇话：

“红旗，我们这一代人不行了！我是说五、六十年代这批知识分子。我们这些人从小受传统教育，经历的是严酷的政治运动，搞的是计划经济，因此最僵化最麻木最多封建意识最少进取精神。那个年代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使人谨小慎微，循规蹈矩，敏感，脆弱，患得患失，直线思维，智商低下。按说智商是先天的东西，这一代人就是先天不足，智慧被扼杀了，人性被扼杀了，天才被扼杀了。你说我不是这样？我也是，不能脱离环境。红旗，你看我们以前的一代人、两代人，云龙风虎，英雄辈出！20世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都出在那两代人中间。我们这代人出不了毛泽东邓小平，出不了鲁迅茅盾郭沫若，出不了李四光钱学森茅以升。就是搞经济也不行。我们从来没见过市场经济，从小没那个概念。我们以后的人也比我们强。首先是老五届，他们在学生时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他们比我们懂政治，有魄力。再往后，红旗，像你们这一代，更行了！社会在进步，人的生活环境成长环境有了根本改变。我们这一代是悲剧的一代。”

红旗没有想到陶总说出这样一番话。他是深沉的感喟的推心置腹的。他的眼睛里闪着光，坚定而又困惑，自信而又忧虑，深邃而又真诚，你不能理解这目光的全部含意但是你能感受这目光的魅力。

中午时分，侯主任来请陶总也就包括红旗到餐车吃饭。侯主任先去安排，叫他们过五分钟过去。侯主任是精明的井井有条的谨慎小心的。过了一会儿，陶总说“走吧”。他们走过两节车厢的联接处，猛烈的摇晃险些使红旗跌倒。陶总连忙拉住她。她让陶总扶着她，送给陶总一个傻笑。是的，是傻笑，这是她的友好和亲昵的表示。

“到哪儿了？”她的问话也是傻气的。

“快到锦州了。”

“陶总，到了北京带我去玩好吗？”

“你想到哪儿玩？”

“陶总说！带我玩就行！”

“后天星期六，看看有没有机会。”

他们走进餐车的时候，侯主任已经安排好，要好了菜，还有两瓶啤酒。陶总叫红旗喝酒他自己不喝。红旗知道他不喝酒，爸爸的生日，他也是以茶代酒的，路易十三也不动一下。

“红旗，我以前酒量很大，”陶总说道。“能喝一斤白酒。十年前戒了！那回喝了二斤，三天不醒。从那以后滴酒不沾。”

“陶总真有毅力！”红旗说道。“啥时候把烟戒了？”

“不行不行！”

“陶总，喝点酒没关系！”

“等你请客，我就开戒。”

“一言为定！”

吃完饭，侯主任拉住红旗，悄声说道：

“潘工，你回你的车厢吧，叫陶总睡一觉。”

“好吧。”

她悄悄叹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