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好不容易才倒出这条叫延寿里的小胡同，上了大街。
在踩油门前的一刹那，方文海情不自禁朝延寿里深深的巷子又瞥了一眼，这才缓缓开走。他对这条古老的巷子太有感情了，提起北河城来，首先进入心眼的就是它。所以当年同表舅和表兄们商量给产品起名字注册商标时，表舅那一方提出了用“祖泉”
命名矿泉水，他则毫不迟疑地提出用“延寿”二字命名公司的果露。那几个台湾小业主儿哪里懂他的良苦用心？只觉得“祖泉”
与“延寿”两个词搭配报和谐而已，就同意
其实，文海只在1975年来这条胡同断断续续地住了半年，但那是他在这城里住得最久的一次，也是最刻骨铭心的半年。儿时随母亲一个月来父亲的学校住上几天，但从来没敢一个人跑进城里来过。前年回乡当了这个总经理，在“绿川”酒店包租了办公室，时常来住住，但那不是家，酒店里没有人的气息。时而与高高低低档次的女人混几次，但仍然没有人的气息。总在来去匆匆忙着，偶尔把车开到大路边上，信步走进这曲曲弯弯的小街巷中在摊上吃几口小吃，看看街景，却又像个游客，浑身的不自在。这座古城在临近的北京那巨大阴影下，早已失去它的任何旅游魅力，因为它的一切都不过是北京的微缩模型而已。当现代化阵阵逼近时，它也在盖高楼，拆胡同，新旧混杂，面目全非，似乎它的新它的旧都不值得局外人不远千里一看。只有在这儿留下点滴足迹的人才会这样闲逛，那模样和架势一看便知是外人，与周围提篮骑车奔生活的本地人格格不入。这样走木到百十米自己便觉得无聊，于是落荒而逃，钻进汽车中，望着那一圈旧城。
如今的延寿里怎么变得如此破旧肮脏不堪入目？才十六七年的工夫它是古城里最古老的胡同之一，清代的山东会馆、巡抚公馆、报社和调堂排列左右，那大大小小门楼怕都有二百年历史了吧？剥落朽败的漆门，杂草摇曳门楼瓦顶，十六七年前还没有这样惨不忍睹。那时的街上也没有这些一个接一个的小山包似的炉灰堆和垃圾堆。可能是面临着拆迁的缘故，人们不在乎这些了，可以毫无尊严地活几回了，倒省却了不少麻烦去打扫。
可它当年不是这样。北河当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北河，就像穷人家的！日衣服，虽然洗得褪了色又补上了颜色木一的补丁，可它干净，还算体面，透着一股子贫贱不能海的穷志气。回想起来那会子的小街小巷，仍然让心里充满一缕缕清懒的阳光，很朴实很温存。而眼下的小城，散落的几座现代式大楼似在吐着艳丽而寒冷的光芒，陋街革户则一片凋零黯淡。据说这是经济起飞时的必然景观。北京那些给外国人看的地方自然收拾得外表光鲜，穷街僻巷虽也有蚊蝇出没，但总能遇上个迎国庆、庆“五一”、贺“七一”的卫生大检查，总能有人去喷一阵子药水强行突击一遍，还算过得去。而北河的小城背巷则似乎连北京那些外人罕至的小胡同的福气都没有，只能等着自生自灭。
好像还是1975年，方文海进城来父亲班上旁听的时候。他那副憨头木脑的样子很不招后母待见，还有那三个弟弟，没人给他好脸色。
一到吃饭，后母就会叨叨：“每月三两油，半斤肉，仨儿子还不够，再来个壮汉子，真要活活儿吃死我。明儿个干脆把我杀了，耗油，拆巴了我炖骨头汤喝算四个半大小子，一个大老爷们儿，一天这三顿饭可真让我犯怵。”
文海知趣儿，便不敢吃菜，也不敢吃馒头，只死啃窝头和咸菜。父亲塞给他半个馒头：“吃呀，怎么老怵窝子呀？这也是你的家！”
后母又会尖声叫起来：“文海呀，你再这么客气，不是跟骂我一我不也算是你妈？我没什么文化，大道理不懂，可我懂一条，那就是亏了自己也不能亏待客人。”
父亲听了会一扔筷子：“行了，说多少次了，文海他不是客人，是自己家的人，谁再说这不中听的话，我跟他急。”
后母阴沉着脸悻悻地说：“对，不是客，是主子，你还让我怎么着？是他不吃，难道要让我跪下求他吃不成？”说完便委屈地进屋去哭诉，“这叫什么事儿呀，当后妈就该死不成？！”
三个弟弟趁爸爸不在，就会欺负他，学他的乡下口音，“列列个（昨天）俺娘捎山药豆儿（土豆）来啦！”令文海无地自容。
班上的学生也这样取笑他。
文海一气之下几次想像小时候那样睹气一走了之。可他又舍不下在城里念书的好机会，虽说城里的学校也不好好上课，可在这样的学校里开眼多了，心里觉着亮堂。他咬着牙，坚持着。城里的孩子不肯学，他学。坚决不能走，再走，就别想再回家来他有一身的力气，手也巧，就把家里的活儿包下来了，挑水、拉煤、盖小厨房、搪炉子，一天不抬闲儿。即便这样，后妈还是不满意，仍在冷言冷语。文海只能向父亲哭诉：“我怎么不好了，让人这么看不起？”父亲无可奈何地说：“你没毛病，他们娘儿仁也没毛病，怨我，都怨我，是我做下的孽。我，我也是没办法。你娘那个人，过不到一块儿！”父亲总算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文海轮流住到李大明和吕峰家去，这两个人功课好，能帮帮他。
文海在这条小胡同里一住就是半年，大明的母亲像待亲儿子一样待他，甚至用大明的衣服把他打扮成个城里学生模样。每天和大明一起上学放学，有时恍馆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城里的人一样。每天与城里的学生一起上学，像看陌生人一样看自己的父亲上课，听父亲毫无感情色彩地问他：“方文海，peach的复数是什么？”他发现自己一点不比这些学生差。只是命不如人家。如果当初父亲没有甩了母亲，这里的一切就都是属于自己的了，就会跟城里的孩子一样，甚至会成为学校里的拔尖学生，当上学生干部，像大明和吕峰他们那样开会，过团组织生活，搞文艺演出。
城里的孩子，如果把他们全像自己一样扔到农村去，让农村的孩子都从小生长在城里，他们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木一样的是命。中国有太多太多的农民，太苦太苦的农村孩子，他们注定无法与城里的孩子有一个共同的起点，即使有少数孩子千辛万苦地奋斗出来，也注定像第一代移民美国的华人一样，绝大部分仅仅成了阶梯，为自己的第二代搭个台阶，留待子女们过上名副其实的好日子。这是多么不公平。一张出生证、一个户口，让你从一生下来就原地自生自灭，农村人进不了城，小城市的进木了大城市。
可文海本该是北河城里的一员，仅仅因为父母的一场婚变，沦落到了那个小山村里。他无法忍受那里的一切，那里的人们也无法容忍他，因为他总像一个天外来客一样与他们格格不入。
那个同母异父的哥哥，从小就欺负他，总找茬儿打他。他推不动那种独轮车，起不动猪圈里的泥，不愿下地去浇粪。母亲可怜他，全由着他，把他当少爷养着。可哥看不下眼去，揍他，逼他干。最终连母亲也劝他：“儿呀，你命苦，是跟娘受苦的命，就认了吧，你爹他喜新厌旧，把娘甩了，他不要你。”文海便认了，心头恨恨地跟着哥哥学于农活儿，任他打骂着，一招一式地全学会大概哥哥觉出了这个弟弟的聪明与倔强，心中有愧，渐渐对他友好起来，可他们兄弟仍像陌生人。哥哥有他的世界，他混进了大队部，当个支部委员兼副大队长，整天忙忙碌碌，闲下来就和队干部们喝酒猜拳，几乎天天半夜醉醺醺让人扶回家，那八个干部，人称八大醉汉。白天里醒了酒，又去“割资本主义尾巴”，满处转着抓小商小贩。有时半夜让邻村的寡妇扶回来，两人就在他屋里睡下，三更天里那边会隔着窗户纸响亮地传出浪笑来，那种欢笑与粗重的喘息伴着寡妇的尖叫，吵得文海半宿无迭平静。这个哥哥，是个彻头彻尾的地头蛇，叫他亲近不得。那个荒唐的太行山沟子，养活了方文海，但留不住他的心。他要回父亲身边来是假，要逃出那个村子是真。他不相信，自己一辈子就彻底交待给了那一道道青石山。他不甘心。
娘为了拴住他，十五六上就张罗着给他“说下”个媳妇。她相中的女孩子欢天喜地绣了花鞋垫托媒人送了过来。平心而论，那做工精巧的绣花鞋垫真叫爱人儿，完全可以当工艺品出售的，一对戏水鸳鸯或一对登枝喜鹊，水灵得叫人不忍塞进鞋中踩在脚下。可文海庆恶这种年轻轻做娃娃亲的老风俗，坚决不见那据说是心灵手巧的俏女子。听说她也才是个初中学生，便气得把鞋垫扔出窗外，把那个抹了一头油的妖媒婆表了出去。随后愤愤然来。
城里找父亲。算起来，这个后娘家他是几进几出那一次他决定死活泡下去不走
那天父亲说出了让他去大明家的主意，文海几乎急红了眼。
他无法相信这话是出自父亲之口，他哭叫着：“我就是不走，就不走。我看这个女人敢拿我怎么样。我在这儿当牛做马，怎么就不久她的眼？她算什么东西，比我姐强在哪儿？”父亲终于甩开巴掌打了文海，文海毫不示弱地还手，边打边说：“让你打，我就打你这个投降派！让你害我们娘儿俩！”十五六的文海在农村练了一身好力气，早就长得比父亲还高大健壮，方新哪是他的对手？大明和吕峰冲上去总算把文海和方新拉开方新蓬乱着头发，却哈哈笑了：“好你个方文海，长本事打得好，替你娘出了气。不过你别忘了，这个家是你后妈当着，你打我行，你惹得起她？走吧，跟大明他们走，我管你吃喝，谁他妈让我是你爹，我活该欠你的！”
住进大明家，文海真爱上了这条胡同。站在小院子里，抬头就能看到那座古老的大慈阁，还有钟楼，听说那是几百年前一个月黑风高夜，神仙下凡一夜间建成的，一直香客不断。“文化大革命”中给封了门，经书被烧了个精光，从此绝了人迹。可那飞檐上的风铃却时常在发出清脆的回响，夜半三更时半城都听得见。一群又一群的鸽子仍旧是拦不住的客，往来进出于宝塔，一早一晚扑拉拉地遮天蔽日。
街上的老人们热衷于茶余饭后在路灯下斗牌杀棋，闲了会悠悠地讲起这塔这城的历史，还绘声绘色地聊起当年大慈阁的传奇。照他们的话说，这座塔是神仙下凡体察人间民情的落脚行宫，有了它保佑，这城市就能免除大灾大难。想当年发大水，七天七夜的大雨把整个平原地区狠狠涤荡一气，周遭淹了多少个县，可那大水却进不了城。老人们说那汹涌的大水铺天盖地而来，涌到城根下就停滞不前了，人们眼看着一道明晃晃的水墙如一道透明的水坝坚挺，“坝”前一条条巨蟒横亘，人称“大水挡”。半城人面“壁”仁立，直到那大水渐渐退下。六几年闹地震，周围的城乡陷的陷塌的塌，地裂数尺，黑水喷礴，独独北河城安然无恙。莫非这城是洪水中的方舟不成？最让文海着迷的是胡同口的破五道庙里住着一个捡破烂的老太太，一脸的皱褶，像一团续乱的麻绳缠绕在脸上，一头白发披肩。她干瘪的嘴巴总在向路人叨念着“九十九”。据老人们说二十年前她流浪到这破庙来时就这模样，总号称“九十九”，一直没见她在哪儿吃饭，可她却一直硬朗朗地活着。文海前年重返故地时，人们说那个永远的“九十九”年前刚刚突然消失，庙里又住进一个与她模样相仿的，也在叨念着“九十九”的女人。这个女人住在胡同口，从不与人来往，与这里人相安无事地和平共处。只是那个庙，从没人敢进去。
这个靠近北京的小小城池，有着太多的传说。大明他们对此司空见惯了，从不去听。可文海喜欢，喜欢这个城市历史的厚重和神秘。他本来是这里的一员，却轻而易举地失去了它，因此他更迷恋于此。每次从四十里开外的山村步行来城里，总是在刚刚走近北河城边，看见城里的轮廓时就心潮激动。小小的年纪，没有太多的梦，只想正正经经地回这城里当个城里人。
以后到了北京上学，又进了电视台当记者，却全然对北京无甚特殊的感觉。电视台记者这个行当，风风火火，来去匆匆，似乎风光无限，对于毫无情绪的人来说实为欢度浮生的忘川小舟。
那些家庭背景良好的年轻男女在这种大喉舌中可谓如鱼得水，或干政治记者或作经济文艺编导，这种喉舌工作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他们生活乐趣的所在。而文海这样苦出身的孩子，全靠了自己的才华吃饭的人，却往往异己地混迹其中。一方面机械地完成着自己的采访报道任务，变成一种新闻话筒为报道而报道实则对所报道之物毫无感觉；另一些人则是混混饨饨地沾沾自喜，面对苦苦众生有了上国衣冠无冕之王的错觉，为自己那个混迹其中的肥缺生出自豪，更为自己十天半月在电视上露一小脸煞有介事地宣布着什么而自命不凡，仅凭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县半个城的名人，回家一次便成了荣归故里，县太爷之类的人说不定就会出面来场接风宴。岁月悠悠，就这样从身上欢快地流逝，最终会发现自己没了那个招牌就一无所有，不过是混在北京“上层建筑”中地下室里的虫子，狐假虎威地做着凤尾。
文海很庆幸自己及早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也因此而痛苦万分。看着自己那些大大小小的同事那副自鸣得意的大腕记者派头，也时时生出替他们幸福的感觉，但愿他们就永远这样快活，死而后已。每天从雪片般的会议、开幕式、座谈会、庆典、开张、竣工、会见的邀请函中抓出一把，挑几张重点，带上机器开上采访车赶场一番，轰轰烈烈满载而归；或飞来飞去出出差，偶尔排队排上随团出出国，提点完全可以不提，提也是为了给观众做问答状的问题，乘兴而去乘兴而归。这种生活令他活得快活也麻木不仁。那些豪华排场如吞金喝银的大实小宴工作餐小至盒饭，只觉味同嚼蜡。肉山酒海之中，泡醉了多少文海这样的蓬门青年？他们很满足，渐渐的也目空一切，也气壮山河，也狗眼看人低。上流社会的高雅或黑暗他们永远也学不到，只添了些世俗，失去的却是底层青年的那点宝贵的纯良。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知识青年。心灵的萎缩和精神的堕落与妓女交际花们肉体上的防线瓦解是同样迅速而不可救药的。看着那些当初也是过关斩将从穷乡僻壤里脱颖而出的童贞青年上了重点大学如愿以偿地进了首善之区后如此势如破竹地滑向精神的虚谷，且是那样心甘情愿，文海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古板太难脱土气。但他环顾四周，似乎也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混法现如今又有多少人不是在自欺欺人地混着？在一个增多粥少的社会里，每长半级工资，分上一间房子，混上一官半职都要耗去十年二十年的努力，人不向命运俯首称臣还能怎难道不该仅仅为从布衣荆钦一步登天入了上国衣冠之列而欢庆？
方文海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在京城一混八年，竟能不辨东西，那里的一切对他来说毫无亲切感可言。终日几进几出电视台大门，每月几进几出北京，让人当成“北京的大记者”供着，却对北京知之甚少。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加班到半夜时分，一口一个地往嘴里塞着馄钝时，一个刚来三天的实习生惊叫着：“方老师你看，北京的夜景挺像外国的！”哪个外国？越南还是老挝？中国人一说外国肯定是欧美他这才想起自己从来没有扒着窗户俯瞰一下北京的夜景。果然从十几层楼上往下看，大街上车水马龙，灯火通明，光灿如星河。自己都混到“方老师”的份儿上了，这日子多快可他仍然觉得自己没找到自己的坐标。很明显，不是在这个地方。
以这种状态，他是无心像那些同事们一样，每到春节兴冲冲回故乡去“光宗耀祖”的。他怕见那一村子一镇子的人，怕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明星。最怕的还是那一乡一县的父母官。他们会派了车来接他回家过春节，会把他一家和妻子一家全接上请去县城盛宴款待一番。要求很简单：“你得给咱家乡扬扬名！”条件也很随便，不管在什么时候，哪怕半夜里也行，只要让咱家乡有个影儿。面对那种热情、乡情、人情，他无法拒绝，只能跟他们一对一地干杯，满口应承。这种事一次就是百次，让你应接不暇。母亲和那个哥哥还在做着人情，在县太爷面前容光焕发地替儿子打着保票许愿，一招一势都透着母以子贵的自豪：“有什么事就找咱海子和英子，一个管电视，一个管报纸，咱家乡这就名扬天下别客气，一家子，他喝咱这大山里的泉水长大的，办这点事还不应该？！”文海和英子心里明镜似的，他们两家人在这儿成了有身份的人，没少得到照顾。这种可怕的关系网简直要叫人窒息。文海那阵子一连一年多没回去，县里的宣传部长竟开着车“陪”母亲来北京“看望”，那一幕真叫恶心。母亲声泪俱下地数落文海“没良心”，“不认父老乡亲，连亲娘也不认”部长在一旁敲着锣边：“海子，你是有身份的人，这么做在乡里影响不好哩。按说你该把你妈接北京来享天伦之乐才是。你们两口子在咱县可是数一数二的大名人，一举一动乡亲们都看着哩。”
那一次文海动了真格的，把他们带到自己住的那栋筒子楼宿舍，深一脚浅一脚进了他和另外二人合住的那间用床单隔开的窝：“娘，您愿意住这儿”
又领他们去英子报社的集体宿舍，那里味道更为美妙。文海总算让他们明白了“北京凤尾”的日子。部长哑口无言。娘抹着泪说：“咱不在北京受挤兑了，咱回家，住大瓦房去！我也该抱孙子了！这算咋回事，三十大几的人白念了大学了，图什么？”
临走，部长还不辱使命，留下两盘录像带，“别太为难，能播就播，半夜也行，见个影儿，就是胜利！”
呸，我他妈图什么！文海心里骂着，他们人一走，就把带子扔了出去。还是英子心好，又捡了回来，取出解说辞，拿去塞进报纸的“简讯”栏目中，混在密密实实的新闻中发这个英子，正是当年送鞋垫的那个巧姑娘。连考三年，终于考上文海所在的广播学院，揣了那两双绣花鞋垫来找文海。此时的文海早已穿四十三号的鞋了，那双鞋垫还是小巧玲珑的三十八号，颜色依旧鲜艳夺目。文海眼一热，就垂下头默认了这一段姻缘，整整是五年后。
这一对苦孩子无比风光又无比痛苦地混在北京，相互依傍着。同在一市却难得夫妻团聚，一个在西，一个在东。一旦同宿舍的出差，便不失时机地打电话召唤，过上几天团圆日子，哪怕用架在走廊中的炉子烧一顿简单的饭，都觉得特别珍贵，味道好过国宴。
这一对欢天喜地的乡下孩子在楼里别人眼里形同怪物。那些城里娇小姐，嫩少爷，都在端着大“喉舌”架子待价而沽。男的在觊觎着招为驸马的良机，女的或待字闺中或傍了大款或仍然望穿秋水企盼，总之不见兔子不撒鹰。很少文海和英子这样朴朴实实帮衬着过日子的。这样的乡下青年总之是不会有好名声的：不娶不嫁，人家说你是土包子没人要或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找个同乡，又被耻笑为“合并同类项”瞎配；有幸被收编为上门女婿或嫁了个上档次的男人又会被说成傻人傻福闹着
大多数的春节他们都是在北京过的，只是等那探亲大军东西南北征战结束后，他们才悄悄回趟家，又悄悄回北京，倒有点像做贼。最平淡安详的莫过于春节那几天他们一下子有了那么些空房子可以住，宿舍楼上单身们几乎走空了，他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夫妻团圆，一层楼都成了他们的，只有他们两人进进出出，平日喧哗的楼道里此时轻轻走路都会发出悠长的脚步声回响，到晚上还有点吓人。他们可以大鸣大放地做些自己爱吃但在旁人眼里又颇为不雅的家乡饭如肉炖大粉条和大肉片熬大白菜汤。一股脑儿地把剩菜残场扔进锅里丢进些面片或拌人些面疙瘩，或剩鱼汤肉场烩一锅饭。这些吃食平日里是不敢公开在走廊上鼓倒的，怕招来讪笑与不屑，尽管冬天里最想热热乎乎喝一碗这类下里巴人的东西。他们还可以旁若无人地过夫妻生活，可以由衷地发自内心地发出平日里要咬紧牙关忍住的自然欢叫，因为这破筒子楼几乎是不隔音的。那种咬牙切齿的性生活回回是弄得堵心堵肺虎头蛇尾。可这种心无旁骛的放松口子一年能有几天？总在披着合法外衣份情似地夫妻欢娱，不敢哭不敢笑不敢呻吟不敢激进不敢冲刺更不敢大刀阔斧，因为似乎有一百只耳朵在隔墙旁听，有一百张嘴在嘲笑在传播。
他们沉浸在自己封闭的生活里，与五光十色的京城生活注定是无缘的。满城的爆竹丝毫不能撼动他们的心，他们干脆扎在楼里不出去。似乎异己地忙碌了一年，只有这几天筒子楼里安宁的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是真实的。不出几日，那些光宗耀祖的同事们，就又重返筒子楼，楼里又泛起了往日的喧闹声，宣布着又一年千篇一律日子的新开端。
他们想到过改变一下自己，便在1985年的一个春日按报上的地址找到二环路上的一个院子，那儿是深圳招聘团的驻地。随着人流排着队蠕动前进，到中午轮到他们进屋去面试，却发现面试他们的人完全一副广东农民模样，趿拉着塑料拖鞋，操着谁也听不大懂的广东土话，叼着烟吞云吐雾，一副救世主派头。问话如同审问犯人，倒像是偷渡犯遇上了移民局的人。人家不相信这两个北京大喉舌里的记者为什么要南下，南下去干什么。他们说还想当记者，对方大笑，深圳的南下记者早臭了街了，现在的深圳要的是人才，不是记者。除了会“记”，还有什么特长？没有？
还是在北京吃大锅饭吧。这种面试早已让人先自心凉了一半，对这样的人事干部似没有二话可讲，讲了也是对牛弹琴。便落荒而逃，从此打消了南下的念头。
英子一直在唠叨：“如果上头定了政策让咱们县当特区，咱们南下去招聘，样子是不是会比这些人好些？”
“算了，就这样混吧。做记者就是这样，挂着这牌子是无冕之王，摘了，就一钱不值，还不如一个小摊主，”文海叹息着，“真要扔了这块狐假虎威的牌子，没有点实实在在的诱惑，还舍不得。”
文海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会心甘情愿地离开那个大喉舌回到太行山脚下的那个从不当成故乡的故乡，在那儿成就一番事业并圆了他儿时的梦，堂堂正正来到这座城市，且成了它的座上宾。
那次县里又开了车来电视台找他。一见到那个县委宣传部长，文海的头就胀了起来。部长把他拉进车里，语无论次地告诉他：“你表舅从台湾来了！快回去看看！”
一个表舅、一个台湾，令文海如坠五里云雾。部长也不解释，只推他上车去接英子一起回去，详情路上说。
文海只能以母亲病了为由向上司请了假。
这一切简直像一场通俗闹剧一般。
母亲的六叔也就是文海的六姥爷那个让国民党当年抓了壮丁全家人怕受连累就说死了的那个老光棍儿却原来是让长官用枪逼着伺候着大官的姨太太坐船去了台湾后来混成个管家熬了个团长旅长的衔儿小五十上娶了个老实巴交的高山族姑娘又生了一堆儿子也就成了母亲的表哥文海的表舅。这三个表舅一个比一个黑比一个矮胖，蒜头鼻子，大嘴巴子，高高的颧骨，轮廓不清的面孔，一看便知是发扬光大了父母双方缺点的那种相貌。当然人不可貌相的，三个人都是念了大学的，在台湾有自己的买卖，此番回来目的很明确，就是看看情况打算投资的。文海的那个哥哥是招架不住的，那些土干部又难以同这三个小矮人对上话，大家便一致想起了文海和英子，是来接他们回来壮门面的。
文海和英子陪他们看山看水，陪县里的干部们一起左一个宴会又一个宴会地吃，时不时替他们双方当着“翻译”。同样的中国话，说出来双方时常瞠目结舌，表舅们还会时不时甩几句英文出来，再加上双方浓厚的地方口音，使得对话十分困难。除了饭桌上吃喝干杯之类的“人之初”语言双方理解十分到位以外，稍稍谈点政治经济就会卡壳，情不自禁把期盼的目光转向文海和英子。到晚上还要替表舅翻译县里提供的那一大堆宣传资料，因为表舅说看大陆的简体字很费力气。有个表舅甚至要文海把那些简体字改写成繁体字好拿回去给“老人”看。文海便断然说：“我干脆给你译成英文更快点。你们的繁体字我会认不会写。你还是听我念，你注繁体字吧。”
“老人”看了文海的录像带，据说激动得涕泅谤论，发话坚请这个后生做合资企业的总经理。表舅带回六姥爷的录像，那个干瘪的老人在浓妆艳抹的“六姥姥”搀扶下稀松着瘫坐在沙发中，老泪横流着用浓重的土音断断续续对家乡亲人说着思念的话，最后一句是给文海的：“海子，听话，给咱家争口气，你准行！”
文海那一刻泪水夺眶而出。他还是第一次发觉这个地方那口叫他痛恨的土畜颇为顺耳亲切。从那个木乃伊似的老人嘴里说出，听上去竟像是在看一个刚出土的百十年前的电影拷贝。几十年前这里的人就是这么说话的，那是历史在讲话。文海无法相信，六姥爷以一个苦壮丁之身，如何能够几十年下来乡音未改土味十足，仅凭这口家乡话就可以想象出他活得一定很孤独！他一定像个在原始森林中迷路几十年的人，他能说话，那是因为他一直在与自己对话，用他的家乡话。六姥爷真像一个活的出土文物！他这辈子永远回不来
那几个比文海大不了几岁的表舅表情木然地问文海：“怎么老人说的是什么？”
“你们听不懂？”文海问。
他们摇摇头。
“你们听不懂六姥爷的话”
“只能听懂一点点。”
“那你们怎么交流？”
“他不爱讲话的，”表舅说：“他的话很难懂的。我们在家讲闽南话，他不会讲的。”
“太残酷了！”文海哺言。
“你是说我们？”
“不，谁也不是，是命运，”文海说，“你们回家乡来多听听咱的家乡话吧，住上一阵子，再回去就能听懂姥爷的话”
那几个宝贝，哪个是真来投资兴业的？他们哪儿来的乡情？
如果不是六姥爷逼着他们回来看看，他们这辈子也不会光临这个太行山里的小村子。他们先到了广州、三峡、九寨沟、黄山玩够了，又去了长白山天池，然后又到北戴河住了些日子，这才到了他们仍然称作北平的北京。望眼欲穿的母亲手里提着他们从北京发来的电报急急火火地去找县政府，县里派了车到北京的大饭店来接他们回故乡。
他们面对故土的山水，并没有电影上那些“海外赤子”们扑到地上流泪磕头的感人场面。他们很淡漠，只顾问县里的科技人员这里的水质如何，含有哪些微量元素，特别问含不含硒。县里的人翻着资料报告着数据，说是这里的地下有距今六亿年的震旦纪石灰岩可从中抽取纯正的水源含钠镁铝锌等数十种微量元素矿化度是360，这里的土壤条件很好，是富硒土壤生产出的水果，又是富硒水果加工成罐头和果酱风味独特营养成分大大高于一般水果益寿延年，根据最新资料国际上流行富硒土壤中培育的食品。表舅们便取了水样、土样和几种水果，并非是小说电影中说的那样捧一把故乡泥土在手上带给远方的亲人，也不像歌里唱的那样舀一壶故乡水情深谊长去浇远方家中的向日葵。他们选了几颗大红枣和山植包了起来，母亲说：“多带些给六叔尝尝家乡的山货。”他们说带几颗就够了，回去化验用，看看含矿物质情况如何，再决定是不是来这里办厂。
当化验的数据出来后他们兴高采烈地飞了回来，眉飞色舞的大叫着：“Thisisthebestchoice！Abigwindfall（这下找对路子了，能发一笔横财）！”
他们毫不掩饰地告诉文海：“我们看好大陆，就是图它物产丰富，劳动力便宜。台湾这鬼地方，物价全世界最贵！再不向外发展非倒闭不可了！这下好了！别人做梦也想不到上这个地方来找到这么好的原料。”
这个六姥爷的故乡，不过是他们偶然发现的一个物美价廉的原料生产基地罢他们根本对它没有感情，它只有使用价值。
六姥爷任命文海当总经理正好让舅舅们如释重负。他们在这个小山村一天也住不下去，县城和市里的“绿川”对他们也毫无吸引力。他们便住在北京的饭店里遥控指挥，这边的建厂生产一切全由文海操办。偶尔他们来一次，随身还带着在北京傍在一起的妓女，号称“女朋友”，大摇大摆驱车而来招摇过市。对这一切文海心中愤然但也视而不见，随他们去。舅舅们趁英子不在时悄悄对文海说：“要不要帮你找几个，你一个人到北京来时早点通知我们。他妈的北京妞儿比南方的有味道多了！”
这群无耻之徒，方文海真想冲他们大叫：“滚吧，拿着你的臭台币，滚回你们那个小岛上去爱怎么作践你们岛上的女人就怎么作贱去！”可他说不出口来，他还得同他们嘻嘻哈哈说自己肝不好，经不住折腾，就不奉陪“好好享受吧，老板们，我替我们赚钱去！”
每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在穷山沟子里奋斗是在养着那几个混蛋表舅在北京吃喝嫖赌，文海心中就有说不出的苦涩。那大山的厂子里招来的打工仔打工妹，每月工资500块已经是十分心满意足他们住在集体宿舍中，吃着简单的饭菜，一刻不停地加班加点，为的是多挣几块加班费。即使这样，他们大好的青春年华都搭在这儿，这辈子也难过上他们渴望的好日子，他们注定是一代牺牲品了，就像西方机器文明开始时的那一代人一样。即使这样，他们同自己的父辈比也是幸运的。这些憨厚的山里人，他们的幸福感染了方文海。有时文海就站在办公楼的窗前望着他们欢欢实实忙碌的身影一望便是好久，直望得眼睛模糊这些山的儿女，文海太了解他们了，他与他们有过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生活，共同的渴望。他们就像儿时的文海一样，渴望着冲出那一道道锁着他们的山门，堂堂正正地过城里人的日子。文海望着那些在烈日下赤着上身搬运的小伙子们，他们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艰苦的日子，让他们十几岁的肉体过早地发育起来，矮矮的个子，宽宽的身子，一个个虎背熊腰。当城里的孩子在焦急地减肥或矫正豆牙菜的体型时，当城里的孩子正在运动场上游泳池里欢畅地练着健美的体型时，这些山娃子却过早地横向发育着，一个个矮敦敦、厚厚实实的，背都过早地驻文海想到了自己，他当年也是这样过早地下地干沉重的农活，一直不长个子。还是后来上了大学，身体才疯长起来的。如果自己当初没有脱离这大山沟子，可能今天就是他们当中的～员他没有权利给他们加工资，他不是在办慈善事业，这个厂也不属于他。可他还是说服表舅，每天晚上每桌加一个肉菜，又修了篮球场和游泳池，晚上食堂开放两个小时的卡拉OK.说服表舅的理由是“文明经商，体现爱心，弘扬基督教精神”。他把这些拍了电视片拿到电视台播放，引来了成群的记者和领导参观，为厂子也算做了一个大广告。
有时他很为自己所做的这一切所感动，真像是自己在镜子前作态给自己看一般。当他和打工仔们一起打篮球，一起游泳，一起放声歌唱时，他绝没有那种与他们融为一体的感觉，因为他看到了他们眼中的感激之情，看到了他们对他的尊敬或敬畏。打球时他们都在让着他，让他顺利地三步跨上去投篮，竟无一人拦阻。他是他们眼中的救世主他真不知该如何对他们说。说：“我爱你们，我们是一家？”说：“其实咱们是在给别人创造财富？”说：“你们应该挣得比这多得多？”说：“谁让咱们命不好，活该给人家打工？”不知道，他无法说。说了他们也不懂。他们很幸福，表舅们在北京花天酒地也很幸福，自己木再当那个华而不实的大记者而有了自己的工厂，当着这么一大群人的救世主，也很幸福，这就够了！什么也不要说。那种错位的感觉十分荒谬而又难以言表。
表舅们看着泳池中那些傻呆呆而又兴高采烈的青年们，脸上露出的是轻蔑与不屑，那些农村孩子穿着各种各样肥大的花短裤在水里扑腾着，池中像煮饺子一样开了锅。
“IQ很低的呀！”二表舅眯着眼说。
那几个妓女也在开心地笑，指指点点。
文海有些温怒，他想一把扯掉那个妓女的衣服把她推下池中。可他又的确为他中这一锅“饺子”感到难堪。就叫他们统统上来，冲领班训了几句，要他们分批下水，请游泳教练来教正规的泳姿，以后按泳道游。
回到办公室，表舅摊开报表，说修娱乐设施花去的二十万块要尽快赚回来。
文海看出他脸色很难看，便拿出新的订单，说没问题。“表舅，这其实也是广告，也是为了让工人更好地劳动嘛！”
“不让他们娱乐他们也会照样卖力气！你们反正有的是人，谁不愿干，马上炒了他。”
文海无语。他想说什么，可忽然感到这一切很荒谬。一个人绝对不能属于任何一个阶级，不能，那太可怕他凭什么要替这些愚昧无知的打工仔辩护？他不是他们的代言人，替他们辩护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他干嘛跟表舅这么认真？他靠的是他们，拿的是他们的钱！为什么不能超然一些？只当自己是个管班机器。他恨这种暴发户式的颐指气使，从感情上他是站在那些打工仔一边的。可那些人又的确很不争气。他们又能怎么长这样大最多在小河沟里洗过澡，哪见过如此标准漂亮的游泳池？不挤又能怎文海同情他们，可又羞于替他们辩解。他咬着牙，向舅舅发誓要尽快把这笔钱赚回来。同时他心里咬着牙发誓，早晚要摆脱舅舅的阴影，将来当自己的老板，建起自己的企业，不再有这样难堪的场面。
方文海很透了那两个随舅舅而来的妓女，向舅舅提出来留下一个陪他几天。舅舅爽快地答应他点名要刚才笑得最厉害的那个。
在“绿川”，文海反锁上了门，外面挂上了“请勿打扰”的牌子。那女人风情万种地讨好着文海。“方大经理，真想不到你会留我。”那女人依文海的要求裸着身子在地毯上展示着自己的每一个侧面。
文海头上的青筋鼓胀着，眼睛早已血红。他缓缓解下腰上的皮带，一步步逼近她。
她开始明白他要干什么，慌忙爬着去抓衣服，文海早已抡圆了皮带。那女人皮开肉绽。
“滚，这是你的报酬。打个车回北京吧，告诉我舅，就说我有病，专爱打女人。”
那妓女永远不明白她为什么挨了这顿鞭子。
妓女走后，文海感到一股莫名其妙的痛不欲生，心里堵得厉害。他无法平息这种情绪，真想把这屋里的东西全砸个稀烂。最终抡起皮带，狠狠抽在自己腿上。
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洗了操，换了衣服，去出席他赞助的一台电视文艺晚会。他已经习惯当这种晚会的嘉宾
坐在那里，他没心思看那些平庸的节目，倒是在看会场一角的母亲和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哥哥和弟弟们。他们现在似乎是很亲密的一家人他担负起了这个大家庭的责任。哥哥和弟弟们都在厂里安排了工作，自然是以半个主子的身份趾高气扬着。母亲更是像个皇太后一样养尊处优起来。连那个父亲和后母他都要去照看。不知什么时候，他跟这么一大家子毫不相干的人相亲相爱起来了，他感到很奇怪，似乎这不是真的。这些人，除了母亲之外，哪个对他曾经有过笑脸的？如今，如果不是有那个后母陪着父亲，文海也会把他接来。天晓得当初对这种小人之情浓于血的衣锦还乡恨之入骨，真正回来了，却身不由己地成了这一家人的主心骨。这个衰败的家一时间成了这一方水土上的望族。六姥爷这个六十岁的老光棍儿当年在山上放着羊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时绝也想不到几十年后的这副情景。母亲这辈子也不曾做过这样的梦。她当年连妇联主任都不当了，一心爱上了一个落难书生，这个泼泼辣辣大字不识一碗的女干部从一开始就注定扮演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拉郎配女主角。方文海除了继承了她粗大的骨骼以外，全然是方新的翻版，他与父亲的心是相通的，虽然跟这个农村女人长大，可他从小就无法认同她的一切，一直对她感到陌生，似乎那是从路边捡到他的养母一般。文海一直恨父亲，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但那种恨分明是一种血液上强烈认同感遭到挫折后产生的。在他小小的心目中父亲代表着文明，代表着高贵。母亲则是一个粗俗的农妇。他无法相信这样的两个人会相爱会行男女之道会生出他这样心灵高洁的人来。可最终他还是回到了这个小山村，以这个粗俗的村妇儿子的名义为她的家族光宗耀祖，自己也似乎寻到了大记者所没有的人的尊严，甚至连那可怜的父亲也因为文海送去了万把块手术费才起死回生。钱，真是，它能化解一切的恩恩怨怨，能使一切的信念成为讽刺。招人恨又招人爱的东西。
当年电视台的同事们被文海的红包请到了山沟子里来。他们惊呆了，方文海声然是这个小城里的山寨王。做了十来年记者的方文海坐在同事们的摄像机前侃侃而谈，每一句话都吐着金钱。
方文海太了解自己懒惰的前同事了，他干脆为他们写好了拍摄脚本，连镜头和后期制作的特技都设计好了，他甚至提出自己亲自去电视台机房制作。方文海的一切都让当年的同伴们瞠目结舌。
当初他们嘲笑他离开北京回乡是农民意识是暴发户，现在他们不得不认可文海的再选择。这些号称中国最悠闲自由的无冕之王们终于明白了什么是自由。最让他们吃惊的是方文海居然有那么一大家子人。在他家聚会时，竟然发现那个当年洁身自好独往独来的方文海有几个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兄弟，那几个兄弟个个那么狼琐，粗鄙，文海像是天外来客一般。方文海知道同伴们在想什么，告诉他们：“我的家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当年我在台里时从来不提起这个劣根，我甚至过年都不回来。每个人都有他的隐痛和难以见人的东西，英语成语怎么讲来看？Everycupboardhasaskeletoninit.现在我有足够的力量抵消这种丑陋，所以我才把这一幕打开让你们看。弟兄们，原谅那些性格怪异的人们吧，他们像我一样有难言之苦，”
他妈的，这就是金钱的力量，方文海心里叨念着。现在有了钱，喂养着这么一大家子粗俗的人，反倒成了一种美德，说明他富贵不忘穷兄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当初在电视台时若露出了这劣根，就会成为人家鄙视他的把辆。一个农村穷小子混入那个虚荣浮华肤浅媚俗的圈子中，注定是一块痛苦的垫脚石。值得庆幸的是，大多数文海这样的背景的人并不痛苦，他们总在为挤进了北京的这种浮名虚荣圈子中而浑然无耻地幸福地垫着脚。与一群不知痛苦的人为伍自然是很愉快的，而与一群自以为是中国最不痛苦的天之骄子为伍自然就更是愉快有加。所以，离开那个喉舌以来，文海很久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尽管他是这个小山城里的寨主。原先虽然是受着官僚主义的压抑，但是他不用承担什么责任，只需要当一个加了油的机器，像一个人在自发功状态下那样不由自主地运转，周围又都是自我感觉极佳的快乐男女，因此生命以其最轻松的节奏流逝着，只要走进那座楼，人就像注入了一针吗啡，在那种愉快的气场中不可救药地旋转起来。相比之下，现在这种山寨王的日子是太沉重在这里一切听从他的意志，他是最聪明的人，这似乎也很痛苦。当一个人成为一方天地里最聪明的人时，这个人就必然要开始走向愚蠢。当一个人发现他无比聪明地率领着一支不开化的人组成的队伍冲锋时，他的内。已无疑是孤独的。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有这种感觉的领袖人物太少，大都以统领着一班低档智商推命是从的弱者引以为骄傲，自鸣得意地守着自己既得的一官半职与一支弱智的小分队同呼吸共命运，他们不敢与聪明的人为伍。文海发现自己似乎已走到了这样的边缘。这是当初下海时没有预料到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静悄悄的“绿川酒店”像一头怪兽卧在旷寂的田野中，与这个城市若即若离着，大有鹤立鸡群的样子。这里几乎就是他的家了，一年中有半年住在这里。文海很喜欢“绿川”的位置，最喜爱周围那一望无垠的农田。冬天里，四周是白茫茫的雪野，恬静、安详，站在窗口看雪，很是有几分悠闲。这里没有城里的嘈杂，更看不到老城区的衰败凋敝落花流水。倒像是特立独行的一艘破冰船行驶在北冰洋上。春夏季里，这船就漂荡在绿浪金浪之中，能呼吸到土地和新粮的清香。早晨在麦田中顶着红艳艳的朝阳小跑一会儿，会感到自己像一株正在灌浆的麦穗，挺秀而紧实，清新而朗润。小时候痛恨至极的农村生活，现在成了一种星级宾馆外的奢侈品，不用辛苦地劳作在田间，只畅快地呼吸来自大自然的氛氢气息，心头便生出了诗意来。他知道他身上有父亲绘画的细胞，当年父亲就是让这样的北方田园景色吸引而来的，那一幅幅心像图毫无疑问积淀在了文海的心目中。可恨又可怜的老爸，等他病好了，接他来“绿川”住住，让他重操画笔，在这前后的阳台上画个够。
文海步履匆匆走进大堂，与半躺在沙发上吸烟的按摩女郎碰个正脸。
这个海口黑美人一下从沙发上弹起，迈着一字步款款走上来。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人家想死你了！”
文海疲惫的身子立即感到那女人的温热，一下松弛下来。
“走吧，让我好好儿伺候你一会儿。”女郎挽住他朝桑拿按摩间走去。
“我今天可是累坏了，你得卖卖力气。”文海依着她，闭着眼由她领引着。
“大经理，你就等着舒服吧，你不是喜欢踩吗，今天好好踩踩你，直把你踩睡过去为止。”
文海突然睁开眼睛定在那里，他感到背后有一道目光在逼射着他。
“哦，阿玲，今天算了，我很烦，想一个人回房去。”文海挣脱了女郎的手。
“那就去你房里按摩也行，”阿玲说。
“方经理有事，你先给我按摩吧。”是英子那冷冷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你什么时候来的。”文海笑笑问。
英子没答话，只顾对阿玲说：“方经理怕是让你们这些人宠坏了，不按摩就睡不着你先去准备吧，我马上就到。”随后冲文海说：“今天我来给您按摩。快去柳刚那儿，他一直在等你，说绿川先生有急事。”
英子对文海和按摩女们之间的关系心里一清二楚，也习以为常自从文海在“绿川”租了办公室，英子心里就有了准备，她也不在乎文海的偶尔放纵，她只是可怜这些千里迢迢而来的按摩女郎。因此她从来不责备她们，反而同这些女郎处得很好，这些按摩女也因此对她格外尊重和客气。她们甚至从“方太太”改称“大姐”了，一想起来就滑稽可笑。可英子从来不捅破这层窗户纸，大家都心照不宣。文海也因此对英子格外柔顺，对她言听计从。有时英子会烦他这副百依百顺的样子，便训他：“别总这么黏黏糊糊好不好，你又没做亏心事！”文海便笑。
“去呀，还愣什么？”英子催他。
“哎，这就去。”文海答应着走
“你们这个大哥没别的，就是老实，”英子打趣地说着拉起阿玲，“今儿个好好儿给我踩踩呀！”
文海回头看着英子和阿玲走远了，这才朝大堂经理办公室走去。他心中一直为自己的堕落自责，对英子抱槐。他甚至做好了准备，如果英子不原谅他，就离婚，他愿意出一大笔钱赔偿英子。可是英子竟是出乎意料地宽容他，反倒让他心里不安。这种局面就这样拖下来，渐渐使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既成事实。这种夫妻关系变化是两年前他不曾预料到的。
在经理办公室门口撞上了开门出来的柳刚，就是李大明的三表哥，是当年平原中学的风云人物，上山下乡时最为走红，是低年级同学们心目中的英雄。文海小时候在大明家见过他，那时他在乡下混得春风得意，当上大队副支书那次是他回城来开地区知识青年先进模范代表大会的。可惜他还没红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寿终正寝了，他壮志未酬地办“困退”回城进浴池当了清洁工。这样的人永远是有政治热情的人，上大学又去读政治系，毕了业回来进工厂又当团委书记，打算在政治上发起第二次冲锋，在仕途上东山再起。天知道怎么没有混好，竟然辞了公职进“绿川”当大堂经理来
这个小小的职位实在太委屈他那样有政治抱负的人却英雄无用武之地，不是因为他太卓而不群就是革命队伍中小人好臣太恶毒把他挤出了革命大军。文海很同情他，仍然像当年那样敬重他。很想请他去自己厂里，但又不知请他主管什么。一直想同他谈谈，但又找不到合适的由头。再者，柳刚对他这样的“资方”人士似乎抱有某种警觉，总对他敬而远之形同路人，好像是刚刚认识的一样。文海很理解柳刚的尴尬处境，深知这种人的苦衷。
“绿川先生等你好久了，明天好像有日本商人来考察投资，绿川先生想把你介绍给他们，一定要今天同你先谈谈，他也刚从北京回来。”柳刚很忠于职守，面无表情地叙说，不过是公事公办而已。在“绿川”，他从来没对文海有过任何超越公务的表示，仅把他当成一个客人对待。
“三哥，辛苦你了，这么晚，该回家了吧？”文海说。
“不，今天我的任务就是等你。”他仍然平淡地说。边说边带他上楼。
“真快，一晃十六年，大明他们的聚会真热闹。大明醉了，我刚送他回家去的。”
“他又不会喝酒，瞎起什么哄！”柳刚总算有表情地说。“你们啊，还像孩子，跟没长大似的。”
说话间到了绿川吉太郎的办公室。通报后绿川亲自开门迎接他们。
这位鹤发童颜的老人，面相极像竹下登首相。午夜时分，仍旧一身西装笔挺。
“啊，文海先生，你让我等得好苦”绿川的中国话很地道。
柳刚恭候一旁问还有什么吩咐，绿川先生和蔼地笑笑道：“麻烦你了，该回家去看看你那宝贝儿子”
柳刚便欠欠身子：“董事长，文海君，回见！”
“柳君，慢，”绿川叫住他，顺手递过一个精美的小包，“你儿子后天过生日，小小的意思！”
“董事长，我怎么敢当？！”柳刚有点局促。
“当着方先生的面，你就不要客气了，你们是朋友，同我也是朋友！”绿川先生拍拍他的肩，“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柳刚走出门，文海感叹道：“绿川先生真是讲仁义啊，对部下这么好。”
“过奖了，文海君，”绿川呷口茶说：“文海君对员工关怀备至，比我做得好，都上了电视报纸，有名的。再说了，我同柳先生关系不只是雇佣关系。”
“哦？”
“我们是朋友，你的明白？”
“绿川先生一贯从善如流，爱护晚辈，我早有耳闻。”
“不，不仅是那样的。我同柳君是忘年交，是莫逆之交。我同他，谈话投机。北河这个小城市里，能出柳君这样的人，不容易。”
“绿川先生，您可别小看这个小地方，它可是座人杰地灵的古城，自古出好汉。”
“哈，年轻人，给我上课？对北河我可比你更了解。我来这儿投资建这个店，绝不是为了赚钱。现在我是赔钱的，开房率才百分之三十几percent，靠餐饮也没多大利润。”
“绿川君，那又为哪桩？”
“说来话长啊，全是为我和弟弟的原因。我们从小跟祖父念中文，习字、作画。可是一打起仗来，就身不由己我们兄弟二人全被征了兵，就像抓壮丁一样。来中国前，祖父哭着说这是罪过，要我们能打空枪就打空枪。攻这座城时，我不能打空枪，前面城墙上是中国守军，后头是指挥官，不向前打我就得送命。
进城后在北关集体枪杀了几百抵抗部队官兵，那是长官下令，我们当兵的一排一排轮流上前开枪，我也不敢不开。除此之外我和弟弟从来没杀过人抢过东西。弟弟正十七八，爱逛八条胡同，成天泡在平康里，那是官办妓院，正规，也干净放心。我也去过。
我们是规矩人，回回交钱。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弟弟不知怎么看上了一个良家姑娘，喜欢得不行，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我问他，他什么也不说，一有空儿就去人家门口看那个姑娘。我劝他死心，咱是侵略人家的，是敌人，好样的中国姑娘怎么能跟你交朋友的？他不信。当初不少汉奸紧巴结占领军，把他们的亲戚女人拉给日本人做小，我很看不上这种人。有点脑子的中国女人绝不会干这事。弟弟不听，连平康里妓院都去得少了，一门心思盯上了那个姑娘。我要去看看，他不让，说要创造个奇迹给我看。
你瞧他这样子，像不像中国古书里的张生柳梦梅？“
文海接过发黄的旧照，那个梳着中分身着学生服的日本孩子，一脸的清纯，高鼻细限薄唇，稚嫩秀气。“好标致的孩子。”
文海说。
“死了！十八岁上就让人杀那天晚饭后我们去东关逛平康里，走到半路他就说要去看那个姑娘，还拿了一个罐头去送那姑娘。半夜没回来。第二天从河里捞出来了，光着身子，下头让人割是勒死的。队长要在西关那一带拷问群众，说问不出就杀一片。我苦苦哀求，才没那么干。都怨弟弟，糊涂。也许是他强迫人家才落这下场的。不管怎么说，我有愧，得回中国干点好事。也让弟弟好好灵魂归天。”
“可这里毕竟是个小地方啊，绿川先生，从生存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不是——”文海欲语还休。
“是有点理想主义。不过这里只是我的一小部分投资，我在上海、哈尔滨，当然还有北京，都有大的项目，在台南、嘉义也有。凡是我和弟弟当年住过的地方我都有产业。北河这边亏损一些不要紧。”
“房价是不是可以落一落，或许那样会有更多的房客。”
“不，我不降低标准，那会有损绿川家的声誉。”
“绿川先生真是胸有成竹。”
“咱们言归正转，当然找你谈的也是我自己的事。我刚组织了一批商界朋友来中国考察投资，他们对此地很感兴趣。当然，不瞒您说，看中的首先是离北京近，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比较，比较合理。”
“不必客气，便宜，”文海笑笑，“咱们都是生意场上的人，直说吧。”
“痛快，文海君，”绿川先生点点头：“我跟中国人打交道，最怕哪个字用不好会伤人心，我知道你们对日本人不喜欢，这我最懂。中国有个女作家还要求日本人在天安门广场进行象征性的战争赔款，说赔一分钱也行。我很尊重她。可是做生意，还得从实际出发，讲实话。日本的中小商人，很自然要找价格低的地方发展。”说着绿川取出几件衣服，“文海君看看，这是些日本人的时装工作服和学生制服，想在中国开加工厂，这是报价。”
文海翻看着那些样式精美的工装，心中泛起异样的感觉。他可以想象得出工人穿上这样的工装精神面貌会大不一样。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工人，他们的衣着虽然都是新的，可那种呆板的款式仍旧是把人打扮成一个木偶。难怪一车间一车间的人个个儿像出土文物。
“绿川先生，”文海说：“我都想先自己穿上这样的工装了！
可以先让我的工人穿穿试试，一定很精神。我看看报价，五美元一件，哦，三十元的出厂价。可以考虑。我想你们会十五美元批发出去，卖到三十美元一件。“
“差不多，小本经营呀，”绿川说，“但我们只能从小本生意上做起。”
“五美元，哈哈，加工一件我们能赚两块半美元，让日本人听了无异于蝇头小利，在日本也就两杯汽水的钱。”
“对了，文海君到过日本的。”
“到过东京、广岛、大皈、名古屋、北海道，做记者时去的。”
“你是明白人，实不相瞒，条件是很苛刻。”
“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绿川先生。我不干，会有随便什么人抢着干。可我是不情愿的。我是为我那些山民打工仔打工妹着想的，才接下。不过，我以后要向高科技产品发展。中国人不能总这样加工服装，生产玩具，贴上MadeinChina的小标签在全世界贱卖一通儿。”
“什么叫一通儿？”
“你也有不懂的？中国话太难学了吧？一个语气词。”
“方先生志向高远，我佩服。不过，明天谈判时，我希望您能克制这种感情。他们可是跟我不一样。”
“谢谢绿川先生提醒。除了这，近期还有那些听起来比较体面些的项目？”
“说起来，有一个，你可能不感兴趣，纯粹是我这老朽的奇想而已。人老了，爱怀旧。”
“不妨说说嘛。”
绿川把目光投向黑夜中的远方，悠悠道：“我对北河这块地方感情可不一般，多半是弟弟死在这儿的缘故。我拍过不少照片，那时候北河的风光实在美极你看。”说着他取出些陈旧的照片来。“这是乾隆皇帝的行宫，号称‘西刹秋涛’的灵雨寺。
当年这里是两河交汇处，一片烟雨涛声，和古城墙交相辉映。清代文人时来敏有诗描摹这一景：“飒飒秋风林外娇，泉流一带涨河桥。梵声近与涛声应，水色齐连天色摇。‘美吧？”
“真想不到，”文海说。“第一是想不到当年这里有过这样好的景致。第二是没想到绿川君这么喜欢这样一个中国的古城。”
“别忘了，我从小路祖父学中国文化。日本的知识分子大都崇拜中国文化，那是日本文化最重要的来源。你们年轻人大概不大知道，日本的古城如京都都保持着完美的大唐建筑风格，而你们自己有那么多的古城，却很少注意保存其风格。就说北河吧，这样的千年古城，本身就是个小博物馆了，可惜，拆了个七零八落。那些个千篇一律的居民楼房，走遍全国一个样，东一座西一座，一点不好看。”
“绿川君，我们得面对现实。老百姓可不管它什么博物馆，能住上这样的楼房已经是天大的福分”
“你说得很对。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只是感到可惜。当年日本人占了北平，第二步就是攻北河，想显显威风，压压中国人抗日的土气。那是一次次残酷的轰炸，要炸平北河城。只是苍天有眼，不少炸弹没响，算是保住了一些古迹，像总督署、莲池、穿行楼、大慈阁。”
“有没响的炸弹？”
“是一轮又一轮，天女散花似地扔，就是有不少没响的。
最后是机枪扫射，人工爆破炸开了西门，才攻陷了北河。城墙全红了呀。进来后我拍了好些照片，你瞧，死里逃生的城墙，城隍庙，有大慈阁，穿行楼，莲池，光园，你瞧，古色古香的样子，多好总督署的大旗杆，那可是全中国第一份“
绿川的话勾起了文海的好奇心，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城市的过去。第一次听说几百颗炸弹没响的故事。
“你该复制些照片给这里的政府收藏起来，”文海说。“这是多么宝贵的文物”
“文海君，你说对了！”绿川微笑着说，“我不仅仅把照片复制了，我还想在这个饭店附近建一座仿古城池，照原来的样子做。唉，日本人的飞机都没炸毁这城墙，你们自己把它拆散了，真可惜。我弟弟就埋在西城墙根下。”
“把饭店的客房也建在仿古城里，对吧？”
“对！还可以兼作影视城，也方便了你们以后来这里拍打日本的电影电视剧”绿川先生爽朗地大笑起来。
文海会心地笑了，说：“谁说这是你们老年人的事，我也感兴趣，我参加投资，以后我的办事处就设在仿古城里！挨着那个‘西刹秋涛’！”
“日本人迷信得很，我要让他们都知道中国有这么个地方，炸弹扔下去不响。他们到中国旅游，一定会来这里看看，会来烧香的。说不定来拍旧中国题材影视的人会多起来，还愁客房住不满？”
“我的天！”文海笑道：“绿川君真是个中国通。这年头儿满中国都在闹腾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您这是玩的哪一出？”
“历史搭台。”
“那好，我一定投资，”文海说，“我从小长在附近的农村，梦想的就是来北河当个城里人，偶尔来城里几天，老是看不够，听不够，才知道还有这么一段历史。绿川君打算什么时候正式向当地政府提出来？”
“这还要看你的想法，我是想请你来主持这个项目。这下你可以真正当个城里人了！”
文海说：“不敢当，多谢绿川君提携，我现在为那个厂正忙得焦头烂额，那可是我六姥爷的重托。办砸了，他老人家在台湾可是死不瞑目。我倒希望您能重用一下柳刚君，让他当你的助手。你们不是忘年交当个大堂经理，太大才小用了，请恕我直言。这个人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但境界非同一般，他是被活活困在这个小地方无法起飞的人，绿川先生不妨用用他试试。”
“我对柳君的了解，”绿川先生说，“只限于他对国际事务的看法。我知道他是共产党，而家父生前也是共产党，他在日本共产党里还是比较有地位的人物，因此我对他们这些热衷于政治的人很感兴趣，想知道他们的观念上有什么不同。我发现柳刚君见识非凡。他在研究哈贝马斯、马尔库塞、弗洛姆、萨特、梅劳——庞蒂、阿尔都塞。我在家父的书房里看到过这些人的书。
这么一个小地方，这么一个人物竟出在我的雇员之中，我很惊讶。他应该去当大学教授。“
文海点点头，又摇摇头道：“可惜这人是个奇才，大学毕业时他本来是能留在大学里教书的，他学的就是哲学。可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在这边，去不了省会。他就只能回来。”
“为什么去不”
“绿川先生对于中国还是不够通中国的户口制度您懂
从一个小地方向省会和首都迁徙那可是难于上青天的事。“
“啊，中国有句古语：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进省会也是走蜀道，对”
“是的。他要留在大学里，就得熬上许多年，熬白了头发，妻儿才能同他团聚。他不愿做那样的牺牲，就回来”
“这里不是也有大学”
“北河的大学？它快堕落成中学了，惨不忍睹。大城市的大学教师都在往国外跑，何况这个小地方的大学教师？有点抱负的年轻人都在跑，他们不甘心赖在这里混着年头儿当什么教授误人子弟，莫名其妙地混着，教出的学生就可想而知”
“你这话提醒了我。我去年招聘时，就有几个本地大学外语系的学生来应考，我很惊讶，你知道，我的英语是很差的，就连我都能听出他们的英文很差。现在我总算明白”
“所以啊，有不少滥竿充数的知识混子，注意，不是分子，是知识混子，混在这样的高等学府中乐陶陶自生自灭着，怎么能懂得柳刚君的价值？这种铁饭碗的地方，永远是人满为患的，没点门路还进木去。很多事纯粹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笑话。我一个同学曾在那儿读书，他常告诉我一些令人笑掉大牙的事。玛格丽特。撒切尔都当政好几年了，一个教英国概况的系副主任还在让大家猜英国首相是谁。最后他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是希思’！从此这人就荣获‘希思先生’的绰号。这样的二混子，居然混到中国驻某国大使馆去管留学生工作，你说这样的大学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柳刚君拿着自己的论文去那里联系过工作，人家连看都没看。仅仅因为他是另一个大学毕业的。这个大学极少接受外校的毕业生，近亲繁殖，一代一代下去，是违反生物进化原则的，只能出傻子。”
“那么，文海君既然成功地上了青天，再回到这个小地方来，是不是违反常情？”
“不，我和我妻子的户口都留在了北京，谢天谢地没人强迫我们改户口。就像很多华人入了外国籍再回中国来一样。”
“中国的事真是复杂，我都听不大懂。好吧，柳刚君嘛，我可以让他试一试。我还不敢断定一个政治家搞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经济一体化的项目行不行。文海君既然也投资，也就义不容辞了，请多关照，帮帮柳刚君。”
“不敢当，柳刚这样有才华有抱负的人，需要的只是机遇。
当初若没有家庭的拖累，他完全可以有更大的作为。“
“这反倒说明了他品质好，”绿川先生说，“他没有当陈世美。”
“那又有什么用？他一心想的是妻儿老小，可妻子却抛弃了他，投入了暴发户的门下。这世道实在是太不公平好人总难得好报。”
房门虚掩着，文海推门进去。屋里灯光很暗，暗红暗红的。
英子已经上床了，正听着音乐吸烟。晚间居然在听《芬兰颂》这样辉煌的乐曲。
“怎么这么晚才来？我今天还差点开车回去呢。我要早点回去，咱们就在半路上失之交臂”文海坐在床头，拿掉英子手中的烟。“别抽了，女人抽烟是毁容的。”
英子扭过脸去，“方大经理还在乎我这个？有那些女人陪你，你还顾得上看我的脸？”
“瞧你，像个小孩子。”文海说。
英子盯着文海：“是啊，你越变越成熟，而我却是幸福的在你这大树下乘凉，能不像小孩子当年给你绣鞋垫时不是更像小孩子？你连见都不想见我一面，也不想看看是谁有这么一双巧手，真够残酷的。”
“其实在学校里天天见，就是不知道是你绣的。你为什么不面对面冲我说那是你绣的，还要找媒人，多么封建！”文海打趣说。
“也许我那时真勇敢点，咱们早就成了呢。”
“真那时候订了，也许咱们就都考不上大学早早结婚生娃过日子”
“你不会甘心的，你早晚要飞出那个山村。倒是我，可能不会那么坚韧不拔地连考三年大学。你考走后，我真是拼了命
那次市里的大专录取了我。我死活不去为的啥？就因为你在前头逗引着我，我死活也要考到你身边去。我得跟你平等。“
“是啊，人家跟个天津女孩儿都快成了，生生儿叫你搅散”
“那是我有魅力！你们男人，就吃这个。现在可是有比我胆大的，还没动心？”
“老夫老妻的了，开什么玩笑？”
“你心里最明白。其实，我挺为你高兴的，说明你还有魅力，别看头发白了不少，皱纹也一脸。我也不能天天跟着你东奔西走，厂里那摊子公关。财务已经够我忙一气的了，本来我就不聪明。我不在时，能有人逗你开开心，有人陪陪你，省得你没着没落的，这不是很好男人和女人不一样，不承认这一点不行。
女人甚至可以为一个男人的死魂守寡，男人就做不到。“
文海要说什么，被英子打断了：“你别装，也别表忠心。人一阔，这种事是难免的。现在时兴什么喜新不厌旧，你这个老实巴交的乡下孩子竟也赶上这等时髦只要你活得开心潇洒，我也替你高兴。只是别忘了你是想干点什么的人，别因为这种烂事儿闹出丑闻来，也别弄出什么私生子来，你得为你的女儿着想。
将来冒出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的来，不好看！你们家够热闹的了，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你习惯了，咱们女儿可不会习惯，我该维护你在她眼里的尊严。我其实无所谓的，我知道我仍然有乡下姑娘的味儿，无法让你满足。“
文海让英子的一席话说得坐立不安，不知是感激还是惭愧，死死抓住英子的手，嘴里嗫嚅着：“瞧你说的，瞧你说的，你让我怎么办？我别的什么事都行，就是有时管不住自己，我没办法，英子，其实我心里头你全懂。”
“我怎么不懂？在电视台那会儿你怎么能管住自己？还不是因为你是个农村的土二黑，那些洋妞儿看不上你？那会儿你自卑，所以你业务上才发奋，因为除了干工作你没有别的想头儿。
就凭这你才当上了组长，你身边那一组漂亮的小姑娘一口一个方老师方哥地哄着你，你就心甘情愿地扛着机器爬着跪着，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拍她们，还要帮她们打饭，搬东西。可她们心里其实看不上你。现在你翻身了，完全有理由管不住自己了，所以就真管不住自己。我真的不管你，只是让你注意点儿，为你那宝贝女儿着想。瞧你这几个朋友吧，够乱的柳刚离了，大明闹国际恋爱，也离了，吕峰是个浪荡公子，干脆不结婚，就你还算稳定体面。方大经理，可要悠着点儿呀。“
文海不语，怔怔地看着英子，似乎有点不认识英子不再是十年前那个憨土憨土的姑娘了，已经出落得儒雅大方，一派职业女性风度。这两年经商下海，使她变得更为干练精明，更有主见。他知道英子离了他也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可她能容忍他的不轨，分明是仍然恋着他，仍然像当年一样一往情深，尽管她现在像知识女性那样表达感情的方式变得克制、含蓄
“英子，”文海苦涩地看着她，“你知道，我心里只有你一个。
所以你能宽有，能理解，甚至说还有几分放心。英子，人是复杂的，有情和欲之分，只有两者浑然一体时才是爱，这是难得的。“
只有情或只有欲的关系，都算不得爱。这一点你尽管放心，没人能替代你在我心中的位置。我也脱不掉身上的乡土气，待人处事总也离不了‘真诚’二字，总是讲良心的。这一点，从我对待工人的态度上都能看得出，何况我们老夫老妻？“
“海子，”英子声音有些哽咽，“我从十五岁上给你绣鞋垫那会儿就暗自把自个儿托给你了，我那会儿就认定你了，现在虽然没那时那股子纯情少女劲儿了，可这心里，还踉以前一样。女人，特别是我这样出身的苦丫头，往往是认定一个男人就死咬住不放的，何况你从上了大学就总在令人目眩地进步着，我还能有什么可抱怨的？只是说到良心，这种词汇太让人容易做无端联想。海子，如果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在靠良心维持着同我的夫妻关系，那我就太悲惨我绝不希望那样。海子，我也在大报社里混了几年，也算有点见识的女人，这样的事见多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你别难为自己——”
“英子你——”
“我是真的。我知道你现在同几个女孩子有那种露水关系，但我明白这种逢场作戏是不能当真的。一旦到了你良心上受折磨要做什么选择了，我是不容你选择的，我不能和那种人平放在一起供你选择。我会主动退出，你也用不着背良心债。你这人老实，可能会痛苦，所以我先告诉你，真到了那个份儿上，你不用痛苦，我会在你感到痛苦之前就和你一刀两断，就像李大明的妻子一样。”
“大明的妻子其实没弄清他和那个意大利女人之间的事。”文海说。
“还不清楚？连混血儿子都有若不是那个外国女人寄照片来，大明的妻子还蒙在鼓里。她主动要离，是最明智的。”
“可你不知道，大明一直还爱着她，而且只爱她一个人！”
“那又怎么解释他跟那个日本女人青木季子的关系？”
“他没办法。意大利那个女人纯粹是同他玩了一场游戏。妻子又不要他了，他不找青木季子去又能怎再说了，青木是著名的艺术家，他们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产生了感情这也是正常的。什么日本人？青木李子其实跟中国人有什么两除了那个日本随军妇的妈，她和日本有什么关系？她有个土里土气的中国爸爸她生长在中国，感情和思维方式完全是中国式的。大明是个有艺术细胞的科学家，他们挺般配的。”
“可青木季子有个日本丈夫，大明怎么能无视这一点？那样算道德”
“这种事咱们别去管人家吧。青木季子其实同她的日本老头儿丈夫谈不来，那场婚姻本身就说不上道德不道德。季子不嫁人就在异国他乡站不住脚，连生存都成问题。嫁了她自以为是同胞的日本人，却发现自己仍然完全是个中国人。能有李大明这样出色的中国男人做她的情人，对她来说是再幸运不过的事”
“你现在真是善解人意，我怀疑你这是惺惺惜惺惺，是在想方设法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将来真有那么一天想甩了我时，也能冠冕堂皇地找出许许多多让人同情的理由出来，让别人觉得与我在一起是最不道德的事。”
“英子你怎么了，我说过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你非要我……”
“海子！”英子突然抱住他，“我其实心里最怕，怕你离开我，怕你跟我也逢场作戏。我老了，不会像十年前那样撒娇了，我不可爱了，是吧？可我这心还跟十五年前一样样的。”
文海为她揩去泪水，自己也流下泪来。“英子，我怎么会？
说句大俗话，咱们可是患难夫妻。在北京那几年艰难的日子，是咱们这辈子最宝贵的人生经历。我没有上赶着找靠山人赘，你没有攀大官大款，而是相互依傍着挣扎下来了，这种踏实感是那些靠婚姻关系打开局面的外地男女所没有的。不少人为了在北京争一席之地，都甩了自己原先的恋人、丈夫、妻子，他们永远背一笔良心债。你就说大明吧，虽然不是上赶着攀高枝，可在那个北大教授家里他总感到别扭，人家总把他当成个小媳妇似的，生活中总有个小小的阴影。
“好了，英子，人家本来是想告诉你今天晚上大明他们全班去‘绿川’聚会的事，可有意思十六年前的那些中学同学几乎到齐让我撞上不然今天我就会回家的。你猜怎么着，大明同他十几年前的情人一起跳了舞，两个人那种恩恩怨怨，真叫人痛心。本来他们该成为一对儿的。最后大明喝醉了，我和吕峰送他回去的。”
“你跟人家瞎凑什么？人家那一班人，全是让你爹给害的，十六岁上就给逼得上山下乡。要不，大明和那个许鸣鸣肯定会顺利地一起考上大学。那才是天生的一对儿。今天人家聚一起，还不就是凑一块儿把你爹骂一顿？你还搅和进去干什么？”
“你不知道，都三十大几的人了，谁还计较前半辈子的事？
他们还要给爹捐一笔钱治病呢。那个场面很动人，你要是在就好了，也认识认识这一班人。“
“那你不打电话给我，开车过来才半个多钟头的路，你就是没想着我。说明你心里没我。去吧，洗澡去吧，一会儿再讲给我听。方大经理现在谱儿也大了，不按摩就睡不好，今天就让糟糠代替你的心上人阿玲吧，要我踩几下我可比不上阿玲身轻如燕。你要不满意，就去楼下找阿玲，按摩完就别起来，睡她那儿算”
“行了，我怎么敢当？还是我来给你伺候一顿吧，也好给你赔个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