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很多的夏都是在蓝色海边度过的，于是海便成了夏季的主题。

初到海边度假的时候，自费。那时候我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大学生。我穿着那件白色的连衣裙，在海滩上走啊走啊。看有人在夕阳中筑起沙砌的古堡。然后海水漫上来，将古堡淹没。那是种壮丽的坍塌，那景象成为了记忆中的永远。然后，我便开始在黑夜中游泳。我总是喜欢在黄昏与黑夜交错的时刻在大海的深处游泳。我独自一人。游得很远很远。我一直想找到那伫立在风中浪中的灯塔，但我却从未见到过它。那时候，我怀抱的是最轻松浪漫的大学生的梦想。我并不以为梦想是沉重的是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

后来那沉重的付出就开始了。我选择了写作。我将这夏日海滨的记忆写成了沉重的《河东寨》。那是个渔村中蓝眼睛小姑娘的故事，她同大自然抗争。她的光脚板在沙滩上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苦难的印痕。那是我们都曾经历过的残酷的“浩劫”。我在夏季写完这篇小说后，梦想的时代便结束了。

然后女儿诞生了。我们在她三岁半的时候，第一次把她带到了海边。蓝色的海是她从未见过的事物，她惊异地张大了黑色的眼睛，那目光是我至今难忘的。带着女儿在海边度假全然是另一种心境，那时的所有照片竟都是憔悴不堪的。女人在那个时期没有浪漫的心情，甚至不想穿好看的衣服。我要不停地抱着她背着她，不停地牵着她的小手在海浪里走啊走啊，不停地为她捡贝壳，不停地给她讲各种故事，回答各种各样关于大海的问题。我疲惫紧张，几乎每分每秒都被琐事纠缠着，没有思维的空间。那时候，我才第一次感觉到，即使在海边，夏季也是炎热的。为了这种母亲的感受我写了《再度抵达》。《再度抵达》中的海水已经没有那么蓝了，海被污染，变得灰暗，就像我真实看到的那样。

然后，尽管心很疲惫，我们还是开始了夏日旅行。几乎每个夏天我都会带上女儿，乘火车或是坐轮船，把她带到海边去，她在海边的夏天里慢慢长大。在她的印象中，夏天，就等于是蓝色的大海。

后来，女儿的这种印象也就成为了我的，我也下意识地把夏季和大海连在了一起。仿佛一到夏季，我们就应该是住在海边。这时候，在海边度假就常常不必自费了，因为有了各种各样的夏季的笔会。

这样每年一度的大海亲近，使我对海产生了一种宗教般的感情。我信仰大海，这信仰在写作中表现为一种我始终在追求的蓝色的基调。我甚至偏执地认定，只有将我的故事置放在海边，我的写作状态才是最好的，我的小说也才会是最好的。《我们家族的女人》就是这样的一部小说。那是1990年夏季。那部小说的很多章节都是在北戴河的海浪声中写出的。那时候心很宁静。女儿和孩子们在花园里的核桃树下游戏，天下着小雨。报时的钟声透过雨丝隐隐传来，窗外就是蓝色的海。那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我独自在房间里写作。周身都充满了灵感，坦诚而沉静地面对稿纸，桌子上摆放着一本杜拉的小说。

杜拉是我最喜欢的法国女作家。她今天依然活着，但已经八十岁了。她曾写出了《痛苦》、《情人》那样的最美丽的女人的小说。她也喜欢在海边写作。她写了《如歌的行板》，又被泽作《琴声如诉》，多么动人的名字。那是个把钢琴和海和孩子编织在一起的故事，还有痛苦的爱情。我在那个夏日的海滨读着杜拉的故事。杜拉不喜欢住在巴黎。她说巴黎使她窒息，在巴黎她几乎无法写作。所以她住在特鲁威尔，那里紧靠大海。海边使她宁静。她说，白天黑夜，即使你看不到海，那个海的意念却始终都在。

就像我现在的情景。

现在女儿长大了。但我们依然切盼着每一个蓝色的夏季和蓝色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