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春天，一个很不寻常的春天。新春与残冬在激烈地搏战。《荆生》大闹陶然亭，李大钊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予以猛烈反击，并决定把《新青年》第六期编成马克思主义的专号。毛泽东决定回湘创办《湘江评论》。
一
暖流融化了楼宇亭阁飞檐上的冰层，滴落下了第一颗大而晶莹透亮的水珠，宣告了春天的来临。
一九一九年的春天，是个很不寻常的春天。
神州大地，先是南国水乡，尔后是北方沃野，都涌动着一股尚还带有点寒意的暖流。尤其是在这北方，在这燕山京都多风沙的春天，乍寒乍暖的气息还十分浓。严酷的寒冬和温煦的暖春在风沙中激烈地搏斗着。在这里，严酷的寒冬显得是那样的顽硬，总是不肯轻易地退去，不肯轻易地放弃它逞凶耍狂、施展淫威的领地，总想最后再顽抗一下。你看吧：气候欲暖乍寒，天气忽晴忽阴，时而是雨，时而是雪，时而雨雪交加，时而冰雹乱砸，时而飞沙走石；正在解冻中的大地，总还是这一块、那一片地遗留着一些残冰余雪；地面冻结着的硬壳，白天被太阳一晒，溶化开了，晚上被寒风一吹，又冷凝在了一起；就那悬挂在高空中的太阳，也是那样反复无常：一阵子红红的，暖融融的；一阵子被风沙遮住，迷蒙蒙的；一阵子又是白花花的，透射着一股冰冷的寒意。严酷的寒冬尽管这样顽硬地抗拒着，拼搏着，但春天的来临终究还是阻挡不住的！古都大地毕竟到处都已布满了洋溢着勃勃生机的明丽的春光。天色阳光虽有些多变，风沙也常扑天盖地，但温暖、明媚、亮丽仍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温暖明亮的春阳下，大地上蒸发荡漾着一种融融流动着的透明的气流，到处都熠熠闪烁着使人眼花缭乱的绚丽缤纷的色彩。那被冰雪覆盖着度过了严酷漫长的寒冬的树条草根，已被和煦的春风唤醒，在融融春阳、细细春雨的沐浴滋润下，以在严冬中顽强地孕育而成的强大的生命力，冲破地面冻结的硬壳和余雪残冰的沉压，抖落净笼罩在自己身上的尘沙，从陈腐霉烂的败叶枯草中，绽出了自己生机盎然的嫩绿的新芽。
春天的来临终究是挡不住的！是决然挡不住的！不管你严酷的寒冬多么死硬地顽抗，多么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你终究决然是阻挡不住春天坚实而强劲的脚步的！是阻挡不住的！
尤其是这一九一九年的春天，它在漫长的寒冬中孕育而成的内力，更是格外的强劲而富有丰厚的底蕴。
这时，陶然亭公园里，和京都的其他所有地方一样，也是一片挡不住的春光。
陶然亭公园，位于北京西南角处，景色十分秀丽。冶人。园内西南角高台阶处，有一所慈悲庵，据说是在元代时就有，明清时又曾在这里设窑厂，烧砖制瓦，后在清朝康熙三十四年间，在此管窑厂的工部郎中又在庵中盖了三间敞厅，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赠友人刘禹锡的诗《与梦得沽酒闹饮且约后期》中的“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的诗句，而取名为陶然亭，并由此而沿袭了下来。
陶然亭由于环境幽雅宁静，无尘嚣之骚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以及鲁迅先生等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名将们，经常来这里相聚，共同商讨关于如何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新文化运动的有关事宜，这里实际上成了除了北大图书馆红楼之外的又一所新文化运动的参谋部。
陶然亭和北大图书馆红楼一样，也成了那些死硬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复古派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了那些孔家店卫道士们咬牙切齿、口诛笔伐的对象。
那位曾经以一篇“豆腐块”小文章《尊孔读经乃正道》以及《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等文章而受到段祺瑞段大人宠爱的林琴南林纾，为进一步向幕后的段祺瑞和为向新当选为大总统的幕前的徐卜五徐世昌邀宠，这次又急促促地跳将了出来，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了题目为《荆生》的小说。
小说就以陶然亭为场景，写了田其美、金心异、狄莫三书生聚谈于陶然亭尔后与荆生的争斗。田其美极力主张新文化，怒责孔丘的“三纲五常”。金心异也极力主张新文化，主张推行白话。狄莫也极力主张新文化，倡导新文学。三人正在兴致勃勃地畅谈之时，忽然间，从旁边相邻的屋子里跳过来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狗血喷头地把三人厉声恶骂了一通。结果，“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骄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之铜简。’三人相顾无言，敛具下山。”
在小说的结尾，那位刻骨仇恨新文化运动的林大人，颇为感慨地叹呼道：
“如此混沌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字里行间，无不迸发着这位封建专制卫道者的林大人妄阻社会行进之潮流、切切希望有荆生那样的“伟丈夫”出现、拳打脚踢、对新文化运动者予以凶残痛击、进而赶下“山”去的心愿。
明眼人一眼便可看出，林纾林大人在以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以狄莫影射胡适。他笔下的骤然挺胸而出的“伟丈夫”；。他寄予了无限希望的“救世英雄”荆生，无异地，他指的是段祺瑞、徐世昌、徐树铮等这一伙亲东洋人的北洋政府的当权者，林纾林大人寄希望于他们，竭力地美化他们，吹捧他们，希望他们“忽然跳出”，拳脚相加——运用武力，把新文化界人士们统统赶下“山”去，彻底剿灭铲尽。
不用说，林纾的小说《荆生》立即讨得了段祺瑞、徐世昌、徐树铮等人的欢心，因为他们正想着要对那些逆抗政府的尊孔复古、亲日倚洋的国策的新文化人士们狠狠警告一下，这林好的小说《荆生》正好替他们起了个威吓作用。除此而外，小说《荆生》也深得刘师培等人这些与新文化运动对着干、势不两立的国故派、复古派们的欢迎，他们打心眼里热切希望“伟丈夫”荆生出来，替他们出出气。当然，与此同时，小说《荆生》也激起了新文化人士们的无比愤慨。
新春和残冬在这里也展开了激烈的生死搏战。
这天，鲁迅去部里上班，刚走进教育部大门，就听见过道里有几个职员正在议论林纾的小说《荆生》。
一位年轻一点的职员说：“林纾的《荆生》这篇小说，我看了也并不怎么样嘛！比起他翻译的人家法国人的小说《茶花女遗事》及其他的一些洋人的小说，就相差甚远了。这位林先生林大人，依我看已经是年衰才尽，也只能为他人翻译膺作而苟延残喘，自己独作已决无其能其力了。”
一位年老一些的职员摇着头说道：“此话差矣！你等切不可小看林纾的这篇小说。你等没看见，一个伟丈夫，就把陈仲甫、李守常、胡适之、钱中季、刘曲庵那些赫赫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大帅大将们都吓回去了？”
旁边另外一个职员说：“不吧？或许人家都正在准备力量，伺机反击呢！”
年长一点的职员笑笑，摇摇头，说：“非也！非也！这已经好几天了，他们都缄默不语，他们哪有一点准备力量、伺机反击的架势呢？看来他们确实是已经被伟丈夫的拳打脚踢威慑住了，而逃下‘山’去了。”
年长一点的职员说完，仰面哈哈大笑起来。
旁边那位职员也点头赞同道：“也许于兄说的是。昨天小弟在北大校院里看见国故学教授刘申叔刘师培先生，满面得意之色，很有点天下已被他刘某握于手中之势。”
鲁迅听到这里，没有再往前走去，转身又从教育部大门走了出来，叫了一辆洋车，来到了北大。
二
鲁迅走进北大图书馆红楼主任办公室，见陈独秀学长也正在那里，手里正拿着一篇文稿，背着门在走来走去地看着。
办公室里，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几位教授，以及许德珩、邓仲澥、高尚德、张国焘、赵瑞芝、漆小玉、傅斯年、罗家伦几位同学，也都在座。
图书馆新来的助理员、从湖南来的毛泽东同学，也在座。
李大钊看见鲁迅，忙起身招呼道：“哦，豫才先生，快请进！快请进！”
陈独秀闻言转过身，高兴地大声说道：“豫才兄，你来得正好！快进请！快请进！我和守常先生正要准备去你那里，有事商议。”
鲁迅进来，坐到桌子旁边，望着陈独秀：“不知仲甫兄有何要紧之事，如此之急？”
陈独秀问道：“上海《新申报》近日刊登出了一篇题为《荆生》的小说，不知豫才兄看到过没有？”
鲁迅点点头：“看到了，也读过了。豫才今日就是为这篇当今之奇文而来拜会二位。”
陈独秀愤激地说：“这位林公近日依仗北洋段祺瑞、徐世昌之权势，嚣狂至极，以作小说《荆生》影射我新文化人士，恶毒攻击新文化运动，实实欺人太甚！对此恶犬之狂吠乱咬，我们不能默然坐视！我们当以猛烈反击才是。”
鲁迅赞同地说：“豫才也是此意。豫才正就是为此而来同二位商量的。那位林公作此小说《荆生》，决非是为作小说而作小说的。这或许就是彻底剿杀新文化的一个信号。”
李大钊点头说：“豫才先生所言极是，切中了那位林公作《荆生》小说的要害。守常几日来也是这样在思考。那位林纾林大人完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陈独秀说：“守常先生这几日白天黑夜奋笔疾书，赶写出来了一篇《新旧思潮之激战》，是一篇真正的讨贼檄文，我看了几遍，很是不错。豫才兄，你也给看看！”
陈独秀边说，边把手中的文稿递给了鲁迅。
鲁迅接过文稿，认真地看着；看着，点着头，双目炯炯闪射着兴奋的光彩；后来，竟情不自禁地放声读了起来：
我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地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公众比一个人的聪明质量广、方面多，总可以判断出来谁是谁非。你们若是对于公众失败，那就当真要有个自觉才是。若是公众袒右你们，哪个能够推倒你们？你们若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
鲁迅停顿了一下，缓了一口气，然后，语调更为激越昂扬地继续读道：
……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当年的俄罗斯的暴虐政府，也不知用尽多少残忍的心性，杀戮多少青年的志士。哪知道这些青年牺牲的血，都是培植革命花的肥料：那些暗沉沉的监狱，都是这些青年运动奔劳的休息所；那暴横政府的压制却为他们增加了一层革命的新趣味。直到今日这样滔滔滚滚的新潮，一决不可复遏，不知道那些当年摧残青年、压制思想的伟丈夫哪里去了。……
鲁迅高声读着，瘦削而坚毅的脸上，烁烁闪灼着欢欣激奋的亮光，滚烫的热血在体内急剧狂烈地呼啸奔涌着。他浑身一阵畅快。近来好长时间了，他都没有这样欢畅过，没有这样痛快淋漓过。洋人列强的弱肉强食，似虎狼下山般地在神州大地上的逞凶施虐，北洋政府的媚外卖国、复古亲日的倒行逆施，以及那些封建腐朽文人倚恶势而恃强的得意猖獗，都相聚合在一起，如凝结在一起的阴黑冰冷的风雨大磐，沉沉笼压在神州的上空，使中华民族陷于极其深重的悲苦的灾难之中，他曾激奋地大声呐喊过：“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今天，在这沉暗的风雨黑夜里，他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从内心深处涌腾起了一种预感，一种使他欢欣而亢奋的预感。新文化运动，苏俄十月劳工赤色革命，以劳苦大众为天下真正主人的马克思主义，这很可能就是中华民族冲破风雨黑夜、从深重的苦难中挣脱出来、走向辉煌灿烂的明晨、走向光明未来的可行之路。
鲁迅读李大钊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的激奋昂扬，极大地感染了在座的许多人。陈独秀学长、钱玄同、刘半农两位教授、和许德珩、张国焘、赵瑞芝等同学们，也都激动不已，脸上、眼睛里也都迸发着亢奋的光芒。当鲁迅把全文都读完了以后，人们激昂的情潮还难以平息下来，还在狂烈地奔涌着。大家一边热烈地鼓着掌，一边连连赞叹不绝：
“真好！写得真好！”
“痛快！真痛快！”
“真带劲儿！可真让人过瘾！”
李大钊微笑着，诚挚地说：“诸位过誉了！诸位过誉了！守常只是激奋之下，匆匆苍促笔就，尚还不知是否击中要害，恳望诸位不吝赐正为感。”
“守常先生勿需过谦。豫才与仲甫先生同感，先生这是一篇很不错的力作。”鲁迅边说，边把手中的文稿还给陈独秀，“守常先生不知准备将这篇文章交何处刊登？”
“我已与《晨报》商定，将于后日见报。另外，刚才我还与仲甫学长商定，将拙文连同林纾先生的小说《荆生》一并再次在《每周评论》上刊载一次，让更广泛的人接触一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守常以为：邪不压正。那位林纾先生的影射小说《荆生》，也只能是在背阴沟里自我显示一下，它决然不敢到光天化日之下来亮相的！因为手中握有真理的民众，是最能明辩是非曲直的，他们不会相信背阴沟里的鬼话，同时，他们又是强劲有力的，他们也决不会被邪恶的伟大夫所吓住。”
陈独秀把鲁迅递过来的文稿放到桌子上，说：“守常先生的这篇《新旧思潮之激战》在《晨报》上一刊登，完后又与小说《荆生》原文同时在《每周评论》又一刊登，谁正谁邪，谁是谁非，世人便可一目了然。”
刘半农说：“这一下子，看那林纾老儿以及他的那伟丈夫还有什么戏文可唱？他们还能再跳腾出个什么名堂来？”
“就是。”钱玄同赞同地点点头。“那老头儿总不至于再胡编乱造出来一个更是张牙舞爪的伟母老虎来吧？”
刘半农笑笑，说：“林纾老儿若是再能胡编乱造出来一个伟母老虎，我们就请守常先生或者仲甫先生再奉送他一篇《新武松痛打伟母老虎》。”
钱玄同赞同说：“对。这叫有来必然有往，来而不往非礼也！”说完，一阵朗朗大笑。
一直在旁边阴沉个脸的胡适很不以为然地斜视了刘半农和钱玄同一眼，不无讥讽地问道：
“曲庵、中季两位先生是不是在为守常先生的革命文章增加革命的新趣味呀？”
刘半农和钱玄同被胡适这阴阳怪气的话弄得猛一下没有反应过来，一怔，一时竟无言以对。
鲁迅在一旁冷峻地说道：“曲庵、中季两位先生是否在为守常先生的革命文章增加革命的新趣味，豫才不知，但豫才看得出来，适之先生对守常先生文章中的‘革命’之词极为反感以至痛恶，是吧？”
胡适傲然回答道：“是这样的！适之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政见各自相异，这何足为怪？新文化运动旨在文学改良，从学术上探求促进文化发展之路，何以现在作文说话时时刻刻都要把‘革命’二字反复挂之于口头、行之于笔端呢？”
鲁迅浓眉微微蹙起：“适之先生这话就使豫才大为不解了。豫才尚还记忆犹新，适之先生当初在美国以及后来回国，在到处写文章、演讲宣传你的文学‘八事’时，不也是时时刻刻都把‘革命’二字反复挂之于口头、行之于笔端的吗？怎么现在就对这一词如此反感以至深恶痛绝呢？”
“请周先生弄清楚：适之所倡导的‘革命’二字，是指文学上的革命，而绝非是你们所热衷于的那种革命。”胡适瞪大了眼睛，胖而白净的圆脸涨得通红，怒冲冲地大声说，“守常先生的这篇《新旧思想之激战》，什么‘俄罗斯的暴虐政府’呀，什么‘杀戮’呀，‘血’呀‘暗沉沉的监狱’呀，等等，早已超出了文学上的范畴。守常先生哪里是在宣扬文学革命？守常先生完完全全是在宣扬国家与社会的革命！完完全全是在为马克思主义蛊惑而起俄国劳工十月赤色革命鼓而吹之！”
“那请胡先生赐教，”鲁迅微微冷笑道，“文学活动是不是社会活动？它能否完全脱离开国家与社会，而飘浮于真空之中？”
“这已经是政治范畴上的问题了。适之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胡适愤然站起，“对不起！适之的美国恩师杜威教授近期要来我国讲学，适之要暂时离京南下，去迎接杜威教授。适之向诸位告辞了！”
胡适说完，怒冲冲地离开了座位。
“适之先生！”陈独秀厉声喝道，想喝止住胡适，但胡适丝毫不予理会，傲然出门而去。
傅斯年、罗家伦也站了起来，向四处看了看，迟疑了一下，终也跟随上出门而去。
“岂有此理！”陈独秀气得浑身发抖，两眼迸射着不可遏止的怒火，冲着已经走出了门去的胡适等人的背影，大声吼斥了一句。
门扇由于被狠劲地推开尔后又狠狠地一关而来回不停地扇动着。
一股早春的砭骨的冷风，微微呼啸着，趁机从门外飒飒扑了进来。李大钊的主任办公室里一阵充满了一种瑟然的寒意。
突如其来的情况使办公室陷入了突如其来的沉静。人们都从惊愕中还没有回过神儿来，一个个都面面相觑，默然不语。
李大钊站起身，走到门口，把门扇关好，转过身，边回到自己座位上，边沉稳冷静地轻轻地打破了人们默默相觑的沉寂，说：
“刚才适之先生说得也对：政见各自相异，这丝毫不足为怪。人各有其志，乃天下之道。仲甫先生勿需动怒，在座的各位也匆需惊而愕然。守常以为，适之先生今日之举，并非突发，也非偶然。适之先生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竭力主张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大力推进国家与民族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抹，但适之先生所怀之志的思想根底，与我等并非完全一致。我与他近期相互交谈过几次，首先他对广大劳工是国家与社会的真正主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坚决不赞同，反感以至反对以至深恶痛绝。广大劳工群众是不是国家与社会的真正主人，这我们应该是很明了的！是广大劳工群众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血汗创造了世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适之先生不承认这个现实，对此实际情况熟视无睹，矢口否认，这是完全不对的！”
陈独秀赞同地点头插话道：“是这样的。这也是适之先生竭力要把文学革命和社会革命分隔开来的缘由所在。适之先生一直认为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都是文人们的事，它们与广大劳工群众没有一点关系，与社会没有一点关系。岂不知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活动。如果没有社会革命，那会有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持久性吗？”
陈独秀说完，望着李大钊，示意李大钊继续说下去。
李大钊接着说道：“所以，守常以为，为了要使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能持久下去，必须要把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同社会革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必须要同我们奋力所寻求的救国救民之路结合在一起，要把广大劳工群众推到他们应有的位置上，让他们发挥他们国家与社会真正主人的作用。为此，守常与仲甫先生商议定，在继续推动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同时，有必要结合苏俄十月劳工革命胜利的实例，进一步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们打算在这次狠狠反击小说《荆生》所刮起的逆风的基础上，把下期也就是第六期《新青年》办成马克思主义的专号，不知在座的诸位，特别是鲁迅先生和中季、曲庵二位先生有无异议？”
鲁迅明确表态地说：“豫才完全赞同！”
钱玄同和刘半农也一起说：“我们也双手赞同！”
话音刚落，在座的毛泽东、许德珩、赵瑞芝等所有的同学们，都热烈地鼓起了掌。
三
北京《晨报》刊登出了李大钊的《新旧思想之激战》，紧接着，《每周评论》又再次刊登了李大钊的这篇树新反旧的力作，并同时附登了林纾的小说《荆生》的原文，相继，《每周评论》还发表了陈独秀点名批判《荆生》的文章《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和一位中学教师撰写的一篇题为《评林畏庐最近所撰〈荆生〉短篇小说》，一时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批《荆生》之文，如风倾潮涌，声强势猛，批得林纾林大人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狼狈不堪。
人世间的事情总是这样：人贵有自知之明，可缺乏自知之明者总是大有人在。就像那赌场上的赌徒一样，已经输得一败涂地了，甚至连自己遮羞的衣裤都作为赌注输给人家了，都被人家剥了个精光，但还不肯认输，还妄图要去再战胜人家，真可谓愚蠢到家了。
林纾林老先生，正就是这种可悲的、愚蠢到家的、缺乏自知之明者。自己在赌盘上押上去了一篇《荆生》，结果输了个一塌糊涂，赤条条地败下阵来，但仍还不服气，要“终之以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囗犬不吠然后已”，写了致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公开信，以恶语攻击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积极开展新文化运动的办学方针，还又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了第二篇影射小说，题为《妖梦》，以更低劣下流的手法，创造了白话学堂校长元绪公、教务长田恒、副教务长秦二世，来影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以丑化和漫骂来泄愤出气。不料，《妖梦》的结局较之《荆生》更为悲惨。
老先生终于病倒了，住进了医院。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谁也料想不到，就在林纾因心力交瘁而病倒住进医院的第三天，北大国故学教授刘师培先生为给《国故月刊》寻求稿件来到上海，也患病住进了这所医院，而且还和林纾老先生安排在了一个病室里。
一对难兄难弟碰到了一块儿，一起躺在阴冷潮湿的病室里，同病相怜，百感交集，但又无言以对，不知是真的没有什么话可说，还是相互间不想说什么。
这些日子里，上海到处也都是在口诛笔伐《荆生》和《妖梦》两篇小说，其声势之强猛，不亚于燕山京都。刊登了这两篇小说的上海《新申报》报馆门前，一连几天，都聚集着数百名学生、教师、文化界人士和市民群众，纷纷谴责《新申报》逆社会进步之潮流而助桀为虐。而刘师培为《国故月刊》寻求稿件，也到处是碰了一鼻子灰。在《新申报》报馆门前，他还被一个北大的学生认出，险乎些被那些义愤的人们围攻住。要不是他慌急中忙跳上了一辆洋车疾速离开，那以后所致狼狈之况，难以想象。他就是那天，一惊一吓，一热一冷，而患了伤风的，结果是，相连几日，高烧不退，才住进了医院。
两人都没有想到，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竟如此之强，如此之猛，如此难以扭转。
黄昏落日的余辉已经隐去。暗淡稀疏的寒星，冰盘似的冷月，把它们清冷的微光，从空旷深邃的夜空中，无精打采地撒落下来，有气无力地映照着幽暗阴冷的病室。
林纾和刘师培躺在病床上，默默地躺着，谁都不说一句话；在凄冷的沉寂中，两人都无限惆怅而悲凄地凝望着窗外那遥远的荒漠似的夜空，各自想着自己的事情，青癯癯的脸上浮现着一片森冷的死灰色。
电还没有来。不用说，又是一个停电的日子。
一个穿着一身白的老巫婆似的护士，裹带着一股疹人的冷气，幽灵般地悄然飘进，点燃了半截残留的蜡烛，一声没吭地又飘然而去。
烛苗跳动了几下，开始把它那摇晃着的昏黑而混浊不清的光，映照在两个悄无声息、一动不动的僵尸似的人的脸上。
疏星寒月，夜色迷离。
瑟瑟冷风一阵阵从窗外扑进，扑打得残烛噗噗摇曳。
在疏星、冷月、残烛的映照下，林纾、刘师培这两位难兄难弟，不知何时，都暗暗在各自的眼角处滴挂上了一颗孤凄而伤感的泪珠……
四
就在两位难兄难弟，在上海的一间阴冷而潮湿的病室里，面对着疏星、冷月、残烛而暗自悲切伤感、潸然泪下的时候，北大图书馆红楼主任办公室里，李大钊正在灯下仔细地校阅《新青年》第六期即马克思主义专号的校样。
这一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都是由李大钊一手编辑审定的。有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有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有陈启修的《马克思研究》，有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还有李大钊自己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
李大钊一篇一篇认真地审阅着，校对着。
夜已经很深了。
李大钊感到两眼有点疲惫，发涩，发困，他取下眼镜，用手轻轻揉了揉眼睛，又双眼紧闭稍微休息了一下，然后睁开眼，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身子，后又走到窗口，把窗扇推了开来。立时，一阵清爽的凉风吹拂而进，沁人心脾，令人欢畅。李大钊刚才的疲困一下子一扫而光，像注入了兴奋剂似的又振奋了起来。感到浑身又恢复涌腾起了无限的精神和力量。
夜空中，一块遮掩住月亮的浮云刚刚飘散过去，清亮的下弦月又将自己银色耀眼的月辉洒满了校园。校园里一片宁静。除了一阵阵传来夜风吹拂树叶所轻轻发出的沙沙声，以及草丛中一些不知名的小虫在嘹亮地欢叫而外，校园里其他万物都在夜幕下静静地伏卧着，沉寂而又稳实地静卧在那里，好像是在为明天又一个朝霞旭日如火的清晨，孕育积攒着勃勃生机。
李大钊望着窗外明亮的月空和宁静的校园，思绪仍不平静地沉浸在刚才校对的那几篇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他想起了陈独秀学长上星期在讨论他的《新旧思潮之激战》那篇文章时说过的一句话：没有社会革命，哪里会有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持久性和进一步的发展？说得对极了！事实上正就是这样。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而反过来说，社会的进步又是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持久地向纵深发展的坚实的依托。那社会进步来自于什么呢？社会进步就来自于社会革命，来自于彻底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和那些禁铜人们思想的旧的社会秩序。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秩序，和现时北洋政府对外崇洋卖国、对内尊孔复古的国家机器，把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越来越推向苦难深重以至亡国灭种的深渊。不把这样的国家机器和社会秩序彻底打破，中华民族何以能兴盛？中国社会何以能进步？中国何以能国富民强而不再受那些洋人列强的任意欺凌和宰割？马克思主义所讲述的不正就是这个道理吗？所以说，很清楚，马克思主义之路，正就是中国近百年来无数有志的热血志士、民族赤子所孜孜寻求的救国救民之路；而俄国十月劳工赤色革命，也正就为神州中华进行社会革命树立起一个应效法的成功的榜样。由此，在进一步开展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同时，要广泛地在民众中大力宣传克思士主义和俄国十月劳工赤色革命的胜利，借此把文学和新文化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啊，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劳工革命，中国的希望，也正就在这里！
想到这里，李大钊又想起了下午毛泽东同学来向他辞行的情况。
下午，李大钊去印刷厂取这《新青年》第六期校样回来时，见毛泽东同学抱着一摞子书正在主任办公室门口等他。
毛泽东抱的都是李大钊借给他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十月劳工革命胜利方面的书。
“润之同学，有事吗？”李大钊问。
“我是来给您还书的。”毛泽东回答说。
“都看完了？”
“还没有。”毛泽东微微笑笑，“我准备要回去了。”
“回去？回哪儿？回长沙去吗？”李大钊诧异地问道。
毛泽东点了点头：“嗯。”
“怎么这么快就回去？”李大钊深情地望着这位四个多月前从湘江河畔来的青年学生、他的图书助理员，关切地问道，“是碰到什么难处了吗？”
毛泽东摇摇头：“没有。”
“那怎么这么着急地要回去？”
“这些日子尤其近几天来听您和陈学长的一些讲话，感触很深。学生深深感受到当前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十月劳工革命、进而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学生想回去，以长沙为基地，在南方也掀起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苏俄十月劳工革命的热潮来。”
李大钊望着毛泽东，思索着，赞同地点点头。
毛泽东又继续补充道：“除此而外，我回去还想再组织更多一些的有志有为的青年学友赴法兰西去勤工俭学，能更多地把那里的好的社会革命的经验带回来。”
说到这里，毛泽东稍微停顿了一下，两眼目光炯炯地望着远处天际熊熊燃烧着的夕阳，沉思着，很是充满信心地又说道；
“学生这次回去，一定要把新民学会变成一所探讨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校！学生还打算依照您和陈学长的《每周评论》，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也创办起一个宣传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杂志。”
李大钊赞许地望着毛泽东：“很好！守常深为能有你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年轻学友而自慰。我们在一起相处短短的四个多月，你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的崇高品行和勤奋好学的精神，使守常甚为感佩，也给守常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李主任过誉了！学生实不敢妄自领受！”
“我说的是心里话。只是愧对你的是，守常力量微小，加之多被杂事缠身，许多地方对你照顾不周，望多多包容为是！”李大钊诚挚地说。
“李主任！……”毛泽东心热情动，两眼潮润，声调有些哽咽，“在您这里学习四个多月，胜过苦读十年、二十年。您对学生的谆谆教诲，润之当永世铭刻于心，没齿不忘。”
李大钊也有些动情：“我们是互教互学，互帮互助。以后我们也要继续加强联系。”
“学生也切望这样。”
“你回去后，不仅要把新民学会办成学习与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学校，还要以新民学会的会员为骨干，扩大学习与宣传，让更多的民众认识新文化运动与社会革命的内在联系，让更多的民众认识和了解马克思主义，要把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和当今北洋政府亲日媚外的卖国行径和尊孔复古的倒行逆施，密切结合起来，去学习，去研究，去探讨。”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点着头。
“另外，我听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和平会议已经开始，那些洋人列强吞灭我中华的狼子野心不死，会议上情况对我们很不利，当前，我们还要密切注意这方面的情况，切不可被那种飘虚的所谓‘公理战胜强权’彩色迷雾迷惑住我们的眼睛！要引导广大民众们也要注意这方面的情况。”
毛泽东领悟地点点头：“润之记住了！润之定将遵照李主任说的去做！”
“润之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现在正处于一个黑暗的、需要奋起自救的时期，而这个黑暗时期，是一个黎明前的黑暗。我们只要奋起自救，这黑暗是定能彻底打破的！奋起自救，要靠全民族的觉醒与奋起，但极其重要的，是要靠你们这一代年轻有为的英杰志士。历史将把重担压在你们的肩上。希望你和你的志同道合的学友们，勇敢地把这副重担担当起来！”
毛泽东听着，感到一阵火辣辣的激奋，周身的血液在血管里突然强猛地奔涌起来，两眼灼灼闪亮，语调异常坚定地说：
“请李主任放心！润之一定牢牢记着您的期望！我和我的学友们，一定勇敢地把这副重担担当起来！”
“谢谢！谢谢！”
两双相互期望、相互信任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希望。神州未来的希望，就在这里。
回想着这和毛泽东同学告别的情景，回想着许德珩、邓仲澥、高尚德、赵瑞芝、张国焘等这些青年同学们，李大钊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与信心。
《新青年》第六期即马克思主义专号的问世，在北大以至在整个神州，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就在《新青年》第六期专题讨论会举行后的第二天，许德珩、邓仲澥、易克嶷、廖书仓等同学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大正式成立。尔后，不长时间，也就是四五天之后，以学生救国会、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为主体的北大学生会也宣告成立。廖书仓、易克嶷、许德珩、邓仲澥、张国焘、高尚德、傅斯年、罗家伦等同学，被选为学生会轮流执行会长和副会长。
北大校园里波浪涌动。北大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