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北大半年多的时间，赵瑞芝已不再是湘水江畔那活人坟墓孔府里柔弱温顺的大少奶奶了，在她面前，已广阔地拓展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她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博大浩气的吸引和春潮般的激荡。
一
赵瑞芝手里拿着一期新出版的《新青年》，步子轻盈地沿着林荫道碎石小路，朝北大校园走去。
春风徐徐吹来，轻轻吹拂着她的面颊，虽然仍还带着点严冬过去后残留下来的一股余寒，但终究是春回大地，暖融融的，温煦宜人。她感到一阵舒心的欢畅。
今天是个星期天。她是去参加《新青年》文章讨论会的。她、漆小玉、张国焘、邓仲澥、高尚德、许德珩、孔文才、宋维新、易克嶷等十几个男女同学经常聚集在一起研究讨论《新青年》上的一些文章，后来他们就约定把这个讨论活动也可以说是讨论会固定下来，就固定在每一期《新青年》出版后的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大家推举许德珩为召集人。每次讨论会的地点，由召集人临时通知。李大钊主任、陈独秀学长、以及胡适教授、钱玄同教授、刘半农教授等人，也经常来参加他们的讨论会。今天正是这个例行讨论会的日子，听说那几位师长今天也都要来。因为天气已经转暖，今天天色又是特别得好，春光明媚，风和日丽，地点就定在北海琼华岛上白塔下面。
赵瑞芝原来说好是和漆小玉一起去的，可是昨天晚上家里有事把她叫回家去了，赵瑞芝就只好一个人去。
寝室里再也没有其他的人了。林丽萍被家里一封急电召回青岛去，已经快一个月了，至今还未回来。陶美玲成了枝花，成了舞后，成了社交场上引人注目的红人，到处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舞会，经常和她见不上面。“辣妹子”宋一茗，过去倒是一直和赵瑞芝、漆小玉一起参加讨论会，后来同几十名留法勤工俭学的男女同学一起去巴黎了。那一次，宋维新被妹妹死缠活缠地差一点也一起去了巴黎，但犹豫了几天后，终究还是决定暂时不去，按他宋维新自己说，是想在《思想者》的基础上，也模仿罗丹雕塑出一套《地狱之门》群雕以后再说；还有，听说国画大师、上海国画美术院院长刘季芳刘海粟先生，接受蔡元培校长的邀请，要来北大讲学并举行个人画展，宋维新说他也想听一听刘海粟先生的讲学和看看刘先生的画展，这是他认真学习的好机会，他不想放过，所以，去巴黎勤工俭学的事情往后推一下再说。这些当然都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其他好多人都不知道，但孔文才能猜测出来，其实也已经看得出来，宋维新之所以迟迟疑疑，最后还是决定不去法国，是因为他的心一直紧紧挂在赵瑞芝身上。这一点赵瑞芝自己知道不知道，说不上来。
赵瑞芝如愿以偿来到北大这曾是她心目中最向往的神圣的殿堂已经半年多了，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她跟她所崇敬的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这些主任、学长、教授们在一起，亲耳聆听他们讲话，接受他们在知识上和人生上的耐心指导，使她受益匪浅。她自己有些什么疑难的问题，以至心里有些什么解不开的疙瘩，也大着胆子云登门向他们求教。刚开始时，她多少还有点心慌胆怯，不敢去，有时候拉上“辣妹子”宋一茗一块儿去，有时候拉上漆小玉一块儿去，不过大多次都是拉上“辣妹子”去，让“辣妹子”给她壮胆。后来，去了几次，见这些满肚子学问的大主任、大学长、大教授们没一点架子，是那么热情温和，那么平易近人，那么可亲，那么耐心，慢慢地也就不慌怯了，也敢自己去了。赵瑞芝明显地感觉到，这短短的半年多时间，她赵瑞芝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已完全不是湘水岸边湘阳县上的那尊孔崇儒的赵府里成天与《烈女传》、《女儿经》、《女四书》、《二十四孝图》为伴、连笑都不敢开口，说话走路都不敢出声的软弱柔顺的二小姐了。她一下觉得自己猛然又年长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她从沉冷而愚昧变得热情和聪慧了，她从无知而空虚变得好学和充实了。她从那些可敬的师长那里知道并懂得了许多过去根本不可能知道也根本不可能懂得的事情和道理。
来北京之前，还是在湘阳县和长沙时，是陈仲市陈独秀先生和李守常李大钊先生的文章第一次打开了她的眼界。陈学长极力宣传科学与民主，发起开展新文化运动。他的《敬告青年》一文，以六点希望，希望青年们以自己的青春和朝气，奋起向封建专制、向陈腐和黑暗作坚决的斗争。李大钊主任的《青春》一文，更是以气贯长虹的宏伟气势，号召青年们奋起反对专制腐朽的封建主义，以革命的精神，来“冲决历史之侄桔，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后来，赵瑞芝又看到了陈学长的《文学革命论》和胡适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他们从文学这一角度，提出“八事”观点、“三大主义”，挥起“文学革命”的战旗，如利剑般刺向束缚人们心灵的封建专制文化的羁网。这些都使得她赵瑞芝情激心热，感到振奋，也使她强烈地产生了想来北大上学、能亲耳听教于这几位大学者门下的愿望。阅之不如听之，听之不如效之。果为其然，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她觉得在她面前，比过去更为广阔地拓展开了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天地，她也一次比一次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博大浩气的吸引和一种春潮般的激荡。
在这里，她进一步懂得了国家与民族，也更深层次地懂得了人与社会，懂得了个人的人生应该和社会、和国家与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懂得了人应该敢于追求，应该有信念。
人生。何为人生？
有人说：人生是一场戏，可能是悲剧，也可能是喜剧，每个人都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卖力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极力投入地演着自己的戏，或者文唱着，或者武打着，或为红脸，或为白脸，或为花头，或为黑头，喜怒哀乐，各表其情，善恶美丑，各具形态，都赤条条地出场来，又都赤条条地下场去，《红楼梦》中破足道人唱的“荒冢一堆草没了”是共同的最后归处，毫无例外；
也有人说；人生是一场梦，如唐朝诗圣李白所说：“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就是说，人的一生就像做梦一样，虚无缥缈。有的人善做好梦，而有的人常做恶梦。做好梦者，或高官厚禄，或荣华富贵，醒转过来后，仍飘飘然陶醉于中，恋恋不舍，回味不尽；做恶梦者，或落入虎狼恶魔之口，或从高空悬崖上坠下，劫难重重，险象丛生，死里逃生，醒转过来后，仍怵怵然心惊肉跳，冷汗淋漓，默默祈祷恳请苍天护佑；
也有人说：“人生如白驹过隙”，就是说，人生非常短暂，如日影从缝隙间掠过一样，倏然而过。三国时曹操曾作诗以朝露相喻：“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的儿子，以《洛神赋》、《与杨修书》和“煮豆燃箕”的《七步诗》而著名的建安奇才诗人曹子建曹植也曾以“风吹尘”、旅途中暂住客寓以及朝霜，为此，而赋诗吟道：“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
另外，还有好多说法：什么“人生如花草”，春夏茂盛，秋来凋零，“好花不长开，好景不长在”，什么“人生如苦海”，人世间每个人，就包括帝王将相在内，都毫无例外地浸泡在无边无际的深沉的苦海之中，被折腾来，折腾去的，大口大口地吞咽着辛辣苦涩的苦水，穷人家的人是这样，富人家的人也是这样，那些位高权重的达官贵人们也是这样，等等，等等。
除所有以外，还有两种说法——
其一，说“人生是一条河”，一条浩浩荡荡浪推浪，奔流入海不回头的河。在奔涌中，有时有欢乐的浪花激腾而起，有时也翻卷有痛苦的浪花；有时是直直地、顺畅地向着远方流淌而去，也有时是历经千难万险，千回百折，在险滩暗礁间蜿蜒；有时是风平浪静的吟唱，明月星光下的漫步缓行，而也有时是风雨雷电下的狂吼，惊涛恶浪的汹涌奔腾；但不管怎样，它勇往直前、奔向大海、汇入大海的决心和意志不变。
对这一种说法，陈独秀陈学长非常欣赏，他在几次讲课中，都兴致勃勃地讲述这“人生是一条河”的说法，讲得有滋有味，很引人入胜。当然，讲课中，他也时不时地流露出他对那几种有关人生的说法，什么“人生是一场戏”、什么“人生是一场梦”，什么“人生如朝露、朝霜”以及“人生如花草”、“人生如苦海”等，也表示欣赏和赞同，自己也时不时地感慨一下，但较多的还是欣赏“人生是一条河”的说法。
其二一种说法，就是说“人生是一条路”，是一条迢迢伸向远方的路。这条路中间，有一段可能是笔直的、平坦的大路，有一段可能是窄窄的、坎坷不平、弯弯曲曲的小路，还可能会出现一段重峦叠蟑扑面而来、幽谷深渊突断去路的崎岖险恶的山路；在这条路上，有风和日丽、花香鸟语的绮丽风光，但更多的则是在风高月黑之中奋进，以至顶着雷鸣电闪，狂风暴雨肆虐前行。但不管怎样，它伸向那理想的远方的目标不变，意志不移，信心不动摇。
李大钊主任对这一种说法很是赞同。好几次，在图书馆红楼举行的关于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关于青年作为国家与民族的中坚力量、应怎样投身于社会、投身于时代大潮中、去唤起民众、为国家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奋勇献身的讨论会上，李大钊教授在慷慨激昂的讲话中，都说“人生是一条路”，是一条通往理想的奋进的但也是风雨兼程的曲折的路。然而，应该坚信：风雨兼程和曲折是暂时的，而理想和奋进是永恒的！
对人生这个问题，赵瑞芝过去很长时间里是赞同前面那几种说法的。她被紧锁在其实也就是囚禁在那黑色铁门的高墙大院里，被窒息在那阴暗、沉闷、到处都是一种陈腐的霉味儿的活人坟墓里，她被悲凄沉沉笼罩着，”悲凄如一张巨大的冰寒的黑色铁网，把她同罩着，她就像被吞噬在沉黑寒瑟的秋夜里，看不见一点星光，更望不到一点曙色，沉压着她的，除了阴沉沉的冰冷、陈腐的霉味儿、死亡般的沉寂，仍是那冰冷，那霉味儿，那沉寂。她就觉得她是那人生悲剧中的人物，她是那人生恶梦中的牺牲者，她就是被淹没在那人生苦海中的溺水者。但后来，来到北大后，听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位学长教授的讲课和讲话后，她像是从黑色铁阿里挣脱出来了，她感到一种轻快和由衷的欢愉。她赞同陈独秀学长关于“人生是一条河”的讲评，但她觉得李大钊主任关于“人生是一条路”的评论更符合实际，她过去就是在黑路上悲凄地走着，找不着路，看不清方向，现在，她找到了自己应该走的路，她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再就是，《新青年》也是她形影相伴的师长和挚友。过去，在湘水和在长沙时，她主要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看，有时候还借不上，现在，她每一期都能看上，而且，这边刚一出版，她那边就能到手。她每一期都认真地仔细地看，上面所登载的每一篇文章，她都两遍、三遍、甚至四遍、五遍地反复地阅读。每一期新出版的、散发着浓郁醉人的油墨清香的《新青年》，都向她展现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而里面的一篇篇文章，李大钊李主任的、陈独秀学长、胡适博士的、以及钱玄同教授的、刘曲庵刘半农教授的、除这些《新青年》的编委以外，还有其他许多人的一些文章，又都给她打开了一扇又一扇崭新的、观赏新天地的门窗。她一字一句地潜心读着，字里行间的每一句话都以一种特殊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启迪着她的心灵，使她激动，使她感奋，使她情不能自抑，沉醉于其中，有时候，她甚至忘记了时间的行进，忘记了吃饭，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文章所描述的境界和思索的深渊中。
有这么多学者、教授，有这么多思想先驱给她引路，给她点亮着人生路上的明灯，还有《新青年》如一支火炬时时燃烧在她身边，这都使她心房里鼓满了一种被希望、理想和信念激发而起的青春激荡的豪情。她觉得，在她面前，一条熠熠辉耀着自由曙光的科学与民主的宽广的大道，正向着那理想的远方伸延而去。
此时，和每一次参加《新青年》文章讨论会一样，赵瑞芝就是满带着这种被希望、理想和信念激发而出的青春激荡的豪情，去参加新近出版的这一期《新青年》文章讨论会的。
关于这一期《新青年》文章讨论会，昨天下午，许德珩在给赵瑞芝通知开会地点时，就把要讨论中心内容已给赵瑞芝大概说了一下，说主要针对上一期刊载的、署名“王敬轩”，题为《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的文章，和这一期针锋相对刊载的、署名“新青年记者”、题为《复王敬轩书》的文章，都各自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因为有人对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已很强烈地提出了不同意见。
有些人不大知道，但有些人已经很清楚，赵瑞芝他们北大的学生老师都很清楚，这是《新青年》其实也就是陈独秀学长和钱玄同、刘半农两位教授共同谋划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双簧戏”。
原来，《新青年》在陈学长去年还没来北大之前，还是在上海《青年杂志》时，发表了胡适教授的《文学改良刍议》，紧接着，陈独秀学长又发表了自己的《文学革命论》，这刺向封建专制文化的利剑，这烧向腐朽黑暗的烈火，就等于向旧的封建专制文化的堡垒，发起了声强势猛的进击。那些死硬地坚守在封建文化旧堡里的复古派文人们，似如末日来临，惶惶不可终日，但外表上仍装出一副自以为清高的样子，以冷漠而待之，不进行还击，依然故我而自行事之。《青年杂志》随陈独秀来北京改刊为《新青年》后，向封建专制文化旧堡垒的进击更加强猛，大有彻底摧毁这陈腐的旧堡垒之势。这使得那些复古派的文人们，那些孔家店的遗老遗少们，那竭力宣扬国故复古的“文选派”刘师培之流们和那死守着“桐城派”老古董圈子恋恋不舍的林琴南之流们，内心都越发无比的慌乱和惊恐，但表面上还故作镇静，装出一副“不值一斗”的神态，漠然相待，与《新青年》的文学革命派不正面交手。这样下去，当然不利于文学革命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于是，陈独秀学长和钱玄同、刘半农两位教授商议了一下，决定想个办法，再狠烧上一把火，就让钱玄同教授假借名王敬轩，在上一期《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极力反对文学革命、为封建专制文化辩护的、题为《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的文章，紧接着，又让刘半农教授以记者的名义，在这一期《新青年》上发表了《复王敬轩书》的文章。一反一正，“敌对”双方，针锋相对，进行了激烈的论战。钱玄同借名王敬轩，俨然以“文选派”刘师培之流和“桐城派”林纾之流的代言人自居，对新文化和文学革命极尽污蔑之能事，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而刘半农则借记者答复的名义，对污蔑和攻击新文化和丈学革命论调、对复古思想，都给予了无情的、淋漓尽致的抨击。
这一场“双簧戏”演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在整个北大校园以至在整个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赵瑞芝他们今天讨论的，就是这个内容。
二
赵瑞芝从林荫道上下来，斜插进一片小松树林子里，走上一座已显出了青翠绿茵的小土坡，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朝前走去，拐来揭去，北大校园就展现在她的面前。
参加讨论会的人大部分已经来了。
李大钊主任、陈独秀学长、胡适教授，还有钱玄同、刘半农两位教授，今天也都来了。同学们都正围拥在几位师长周围，像是在请教着什么问题。
赵瑞芝朝他们走去。
在正式成为北大学生后的那个星期天，因为心情特别高兴，也用不着女扮男装、遮遮掩掩的了，更用不着躲躲藏藏的了，她赵瑞芝、宋一茗、漆小玉、还有林丽萍、陶美玲，这北大率先开放女禁的第一批女学生们，都大胆地穿上了自己的女儿装——赵瑞芝、宋一茗、漆小玉、林丽萍都上身穿着长到腰部的白色软缎衣衫、下面是黑色长裙，陶美玲上身是桃红衣衫、下身是黑色长裙，衣衫和长裙都勾勒出她们苗条体态婀娜多姿的娉婷，她们在宋维新自告奋勇的热情地引导下，曾把北大整个校园都转着看了一下，转了几乎大半天。她们高兴极了，像痛饮了一顿美酒似的，情激心热。一张张脸都红扑扑的，如桃花盛开，说不尽的娇艳妩媚；一双双眼睛都迸发着惊异而欣喜的亮光，莹莹如玉，异彩灼灼，充满了热烈、活泼。一路上，她们都是欢声笑语不断。
宋维新最先从老远就看见了赵瑞芝，忙快步子上前迎了过来，招呼道：
“瑞芝同学，大家都来了，就等你们呢！咦，怎么就是你一个人来？漆小玉同学呢？”
“家里有事，昨晚回家去了。”赵瑞芝回答说。
两人边说着，边来到了塔下。
“瑞芝同学！”李大钊李主任热情地招呼赵瑞芝。
赵瑞芝也忙向站在一起的李大钊和陈独秀施礼问候：
“李主任好！陈学长好！”
赵瑞芝发现和李大钊、陈独秀站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年约三十七八岁、身穿灰色长布衫的学者模样的人；个子不高，神采奕奕，两道短而粗的浓黑的横眉，透着一种冷峻的坚韧和刚毅，尤其是那双眼睛，炯炯迸亮，闪烁着一种能洞察一切的深邃和敏锐。
“瑞之同学，来，过来认识一下，这是教育部的周先生，周豫才周树人先生！”李大钊热情地招呼着赵瑞芝，把那位身穿灰布长衫的学者介绍给赵瑞芝，完后转过脸把赵瑞芝又介绍给那位周先生：“这就是上次我和仲甫先生给你讲过的那位赵瑞之同学，蔡校长开放女禁收的第一名女大学生。”
赵瑞芝满面通红地笑了笑，多少有点拘谨地向周先生鞠躬行了个礼，轻声问候道：
“周先生好！”
周树人上前一步，伸出双手连连谢礼说：
“瑞芝同学，无须这样多礼！无须这样多礼！”
赵瑞芝脸红红的，抬起了头，望着周树人，微微笑着，怯声怯气地轻声说：
“以后还恳望周先生多多指教瑞芝！”
“哪里？哪里？倒是豫才今后要多向瑞芝同学学习才是。”周树人爽朗地笑着，炯炯双目真诚地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钦佩和赞赏，说：“瑞芝小姐乃当今性刚志强女子，豫才早就听守常先生和仲甫先生介绍过，豫才实实敬佩至极。”
“周先生过奖了。”赵瑞芝脸上由羞赧而越发涨得通红，火辣辣的，就像被一团炽烈的火烘烤着似的。
正这时，讨论会召集人许德珩过来向李大钊和陈独秀问道：
“李主任、陈学长，人都来得差不多了，讨论会是不是就开始？”
李大钊望了望陈独秀：“您看呢，陈学长？开始吧？”
陈独秀点点头：“那就开始吧！”
许德珩宣布讨论会开始。
大家都围拢在了一起，各自都选好了自己坐的地方，坐了下来。
“今天讨论的主要内容，昨天我给一些同学事先已经打过招呼，就是针对近期钱教授和刘教授两位教授以‘王敬轩’和‘《新青年》记者’的名义发表的两篇文章，都各自谈一谈自己的看法。”许德珩像每次一样，首先简略地讲了讲本次讨论会的中心内容，“这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反响很大，有赞同的，有反对的。我们在座的看法可能也不一定一致，所以希望大家都能畅所欲言地谈一谈，相互取长补短，以便求得共识。今天，李主任、陈学长、胡适教授、以及钱教授、刘教授都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会，另外，还有教育部的周树人先生，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为此，我代表讨论会的全体同学，向各位尊敬的师长特别表示衷心的欢迎和谢意。”
许德珩说着，带头鼓起了掌。
立时，白塔下腾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现在，”许德珩接着说道，“请李主任和陈学长给咱们先讲一讲！大家欢迎！”
掌声又起。
掌声息落后，李大钊对陈独秀笑着说：“陈学长，您讲讲吧！”
“你讲吧！”陈独秀仰了仰下巴颏儿，笑笑说。
“还是您讲吧！长者为上嘛！”李大钊诚挚地说。
陈独秀笑笑，说：“好吧！既然非得让我说，我就说上两句吧！我先给同学们介绍一下：教育部的周先生学识渊博、文笔犀利，经钱玄同教授引荐，现已正式兼作我《新青年》编辑，希望同学们今后多多向周先生请教！”
同学们向周树人先生热烈地鼓掌。
周树人先生微微笑笑，向同学们表示由衷的谢意，他声调不高，很沉稳，但嗓音雄浑，很有力度地说：
“陈学长过誉了！豫才才疏学浅，实实不敢领受‘请教’两字，但豫才愿与同学们一起，相互为师，教学相长，恳望同学们不吝赐教为好！”
“谦虚了！太谦虚了！周先生太谦虚了！”陈独秀摇摇头，不以为然地笑着说，“好了，再不客套了！现在我来就今天讨论的中心内容说两句，这次玄同先生和半农先生演出的这幕‘双簧戏’，实不相瞒，是仲甫与两位先生共同策划的。大家知道，封建文化专制现已成了阻碍我们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就像昨天我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讲的那样，是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人们止不住漾出一阵轻微的嬉笑。
陈独秀接着讲道：“孔家店就是这又臭又硬的茅厕里的石头堆砌起来顽固的堡垒。孔学就是一种拼命地维护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邪说。关于这一方面，过去，我，守常先生、适之先生，以及玄同先生、半农先生等，曾多次给同学们讲过。别的不说，就那‘三纲”之说吧，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巨纲，则臣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的实质就在此。这种邪说，其实就是一种奴隶道德之说。要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就一定要打破这‘三纲’之说，打破这奴隶道德之说。再则，‘三纲’之说，内含之根本意图，在于维护阶级制度。所谓名教，所谓礼教，都是意在拥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一句话：这种封建专制文化所宣扬的道德，就是为封建统治服务。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不都是用尊孔复古来开道的吗？共和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这是绝对不容置疑的！可现在有些人，仍把那些数千年之前的残骸枯骨紧搂抱在自己怀里，视为奇世珍宝，视为圣物，死守着那陈腐的圈子，冥顽不化。为打破这封建专制文化，仲甫在《新青年》上先发了适之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后又发了拙作《文学革命论》，原想定能引起一场鏖战，但没想到，陈腐圈子里的那些先生们根本不来正面交锋。听说咱们的那位刘申叔刘师培先生写了一篇《民魂精粹当盛说》，把一节妇自杀殉夫的愚昧之举，竟称之是‘义德之表率’，‘民族灵魂之精粹’，‘当发扬光大’。此文在《国粹报》上发表后，听说立即得到了段祺瑞段大总理的赏识，听说还特地把咱们的刘教授专车接到总理府去美餐了一顿。无独有偶，紧跟刘师培之后，那位林纾林琴南先生也来了一篇《尊孔读经乃正道》的奇文。这些先生们和咱们都不正面交锋，采取的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的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玄同、半农两位先生商量了一下，实出无奈，才想了这么一个办法，用激将法来激一下这些什么‘文选派’、‘桐城派’的先生们。”
说到这里，陈独秀稍微停顿了一下，把脸转向胡适，微微笑着说：
“适之先生，您是这场文学革命的发动者，是您的《文学改良刍议》打响了这场文学革命的头一炮，听说您好像对玄同先生和半农先生的这场‘双簧戏’不是很赞同，是这样吗？”
胡适淡淡地一笑，说：“适之认为，用激将法激刘师培、林好那些人出来迎战，和我们正面刀对刀、枪对枪地交锋，这并不是不可，但这种演‘双簧戏’的办法，适之觉得不太合乎礼义。”
“怎么不合乎礼义？”胡适的话音刚落，刘半农就心绪不平地马上反问道，“跟那帮子‘桐城派’谬种、‘文选派’妖孽开战，就按胡教授您刚才说的，刀对刀、枪对枪地交锋，难道还要像谦谦君子那样，温文尔雅，遵孔丘之训而‘温良恭俭让’吗？”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那胡教授的意思是……”
“我是说这样以化名玩这种文章游戏，故布疑阵，故弄玄虚，非正人君子光明正大之行……”
胡适的话没说完，人们就很不赞同地七嘴八舌地纷纷议论起来。
刘半农几乎有点生气地问道：“依胡教授之见，用化名写文章，就都是故布疑阵、故弄玄虚、非正人君子光明正大之行了？”
钱玄同也忿忿然地说：“古今中外许多著名的文人学士写文章，不都是另外起了个化名吗？”
刘半农气冲冲地又说：“我们中国人除了正式名字而外，不是还有个另外起个什么什么字、什么什么号的习惯吗？这个字和号，其实也就是个变相的化名嘛！譬如我刘半农，原来就叫刘寿彭，还叫过刘复，还起了个号叫曲庵。譬如玄同先生，原名钱夏，起了字叫中季，起了号叫疑古。还有，咱们的陈学长，也起字仲甫，咱们李主任，也起字守常，咱们的这位周先生，原来起名樟寿，后改名村人，起字豫才，听说，从现在起，以后写文章署笔名为鲁迅。周先生，是这样的吧？”
周树人先生点了点头。
刘半农两眼直视胡适，接着说：“再就是，说你胡教授吧，不是也起宇为适之吗？难道说，我们这些人，也包括你胡大教授、胡大博士在内，统统都不能算作是正人君子光明正大之行了？”
教室里一阵哗然。
胡适有些语塞，白胖胖的圆脸上泛起一股尴尬的红潮，吭吭哧哧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陈独秀见这位平时恃才做物、口若悬河的文学革命的闯将很是狼狈，便出来打圆场说：
“大家不要误解！适之先生的本意，也是为了把咱们的文学革命搞得更好一些。”
就坡下驴，胡适教授一下子又神气了起来，他用手指头把架在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往上推了一推，愤然地说：
“就是嘛！请某些先生不要抓住一点大做文章。我的意思是最清楚不过的，其一，这场文学革命是极为严肃的，不可以耍闹游戏之举相待之，这样有损我等的身份；其二，向封建专制文化宣战，是堂而皇之之正举，用不着旁行例进，迂回周旋，以至让那些家伙们疑神疑鬼。”
刘半农怒火中烧，腾地一下站了起来：“照胡大教授、胡大博士这么说，说来说去，还都是我们的不是。既然我等这些非正人君子以耍闹游戏之举，损害了堂堂留美大博士胡大教授的身份，那我等又还有什么资格在此与胡大教授争辩个什么高低呢？诸位，恕不奉陪，告辞了！”
刘半农说着，双手抱拳，向四周谢罪致礼后，就要离开，被陈独秀用手势劝止住：
“半农先生，请先慢走！”
李大钊也站起身把刘半农拉着原又坐下。
陈独秀很不自然地笑笑，说：“半农先生请勿急躁！适之先生也望冷静一些！文学革命运动乃一新生事物，怎么搞为好，都可以谈谈个人看法。话不说不明，理不辩不清，希望咱们在座的都慢慢地说说自己的看法，相互也都认真地听一下别人不同的意见。周先生，您能不能谈一下您的高见？”
周树人目光深邃炯亮，他望了望大家，沉吟了一会儿，微微笑笑，说道：
“关于化名，豫才认为，名字只是人的一种代号，不管是哪一种名字，都只是个代号而已。化名也好，笔名也好，也都是人们作文章时的一种署名的自由选择，这古今中外早已有之。所以，豫才之见，笔者署名，可任其自由，这丝毫不存在什么正人君子和非正人君子之分，当然也更不存在什么光明正大之行和非光明正大之行的争辩了。至于说玄同先生和半农先生演出的这场‘双簧戏’，豫才也认为，这也只是一种文章的表述方式，也就是说，是一种文章的作法。豫才一贯主张：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所以，在这方面，也无须争执不下。眼下，当务之急，豫才倒是觉得，《新青年》应该大胆地、旗帜鲜明地大力宣传仲甫先生、守常先生、适之先生以及玄同、半农等诸位先生曾大声疾呼过的白话文的写作，积极鼓励、扶持和刊用这方面的文稿。倘若可能的话，豫才建议：《新青年》从现在起，是否能一律改成白话文？这样，定将会更有利于文学革命运动的全面展开。”
说到这里，周树人拿出厚厚的一摞子抄得整整齐齐的文稿，递给陈独秀，接着说道：
“……为此，在仲甫先生的催促下，我写了一篇小说，题为《狂人日记》，完全是用白话文写的，署名鲁迅。”
陈独秀接过小说文稿，简略地翻着看了看，满怀着抑制不住的发自内心的欢欣，说：
“太好了！太好了！《新青年》从下一期起，可以专门为当代白话小说开辟一个园地。豫才先生，不，鲁迅先生的这篇《狂人日记》正可作为咱们这场文学革命运动掀起一个新的高潮的先锋之作。”
胡适这时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刚才评论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戏”的那些话有些过分，想缓和一下气氛，陈独秀的话刚说完，胡适马上笑呵呵地接上陈独秀的话头说道：
“为了咱们的这场文学革命运动掀起一个新的高潮，也为了表示赞同半农先生的关于文章应该分成段落、句子与句子之间也应该用标点分隔开来的主张，我决定写一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文章，争取近日内完成。我觉得《新青年》一律改成白话文，是个极好的举措。《新青年》一律改为白话文后，定将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随之而后，使用白话文创办的各类报纸、刊物，将会如同雨后春笋般地破上而出，这将证明咱们共同努力奋斗的方向是完全正确无误的！那些复古派的陈腐的堡垒，定将被我们攻破并彻底摧毁！”
陈独秀高兴地点点头：“适之先生所言极是。下一期《新青年》有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又有适之先生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看吧，那帮桐城谬种、文选妖孽定会阵脚大乱，如临灭顶之灾而魂飞魄散，惶然无措。”说到这里，陈独秀禁不住朗朗笑了笑，完后，他望了望正在沉思不语的李大钊，问道：“守常先生，谈谈你的看法！”
“守常认为，文学革命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都不可孤立地进行，它的展开与推向高潮，都一定要与国内和国际上的形势密切相连在一起才行。”李大钊以一种往深处沉思的神态，语重心长地说着，“像东西洋列强对中国的控制，像欧洲大战，像苏俄劳工革命，像中日关系，都将直接影响我们的这场文学革命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我们在座的同人一定要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而且还要引导国人们特别是青年们看到这一点才是。”
赵瑞芝、许德珩、邓仲澥、张国焘、宋维新等在座的同学们，都认真地听着，思索着。
三
像两颗爆发力极强的威猛的巨型炮弹轰然炸响一样，鲁迅的《狂人日记》和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两篇作品，在《新青年》上一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激荡起了巨大的冲击波。尤其鲁迅的《狂人日记》，这篇完全以白话文口气创作而成的小说，通过一名被封建社会制度迫害得疯狂了的病人的自白，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旧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吃人的悲惨情状，用“吃人”两人字概括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本质。以貌似错乱的“狂人”的语言，而实际上是条理清晰的反抗者的思想，无情地鞭挞着封建社会的血腥的历史——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的……
两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啊，勇猛的抨击，深刻的揭露，强烈的愤怒，还有那对未来寄予的希望……
如沉沉黑暗中的一声春雷炸响！
几天来，校园里的同学，尤其是赵瑞芝他们班上的同学们，都争相阅读着鲁迅先生的这篇小说，许多人，像赵瑞芝，就反复读了好几遍，仍爱不释手。
经常到赵瑞芝他们班上来的张国焘，有时还假扮成《狂人日记》中的那个“狂人”，在教室里作即兴表演，把头发弄成乱蓬蓬的，两眼目光呆滞，嘴角一抽一抽着，喃喃自语地说：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
张国焘表演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很受赵瑞芝他们班上同学们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