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起来牙痛，小汪从后视镜里看吴桐龇牙咧嘴的样子问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吴桐说了原委：是上下两颗“火牙”作祟。小汪说他认识一位私人诊所的牙医，医术很高，可以去找他给看看。经小汪这么一说牙愈发疼了，好像牙也听见小汪说的话急于诊治似的，吴桐就应了，说到办公室把工作处理一下再去。
正像那句“屋漏偏逢连夜雨”的话，牙愈痛事情愈多，忙完已到中午，反正牙罢工饭吃不成，干脆利用中午的时间看倒不耽误事。便叫上小汪离开公司。
可一到诊所吴桐就想打退堂鼓，所谓的诊所开在一处民居里，“民居”也不宽敞，没有厅，作为诊室的一间面积不足十平方米，几乎被一台治疗仪占满，这是其一。再是牙医的形象也让吴桐望而却步，五大三粗像刚从庄稼地里出来的农民。他心想按照他的茁壮体格最适合给牲口看牙。碍于小汪的面子，他没有马上退出。小汪在中间做了介绍，称他为韩大夫。这位韩大夫大概也看出“吴总”面上的不屑，便先使出了杀手锏，说市府王秘书长刚走，又用手指着白瓷盘里的一颗牙齿说：这是刚从王秘书长嘴里拔下来的。吴桐想到“新鲜出炉”字眼。韩大夫又说：工商孙局长预约在下午。小汪像说相声的捧艮接说：市里的许多领导都来找韩大夫看牙。似为证实小汪话的真实性，韩大夫把手指向窗台，吴桐就看到那上面一字摆开的好多牙齿。韩大夫依次指牙介绍说：这枚是交通局安局长的、这枚是民政局周书记的、这枚是港务局李局长的、这枚是市侨办邵主任的。在韩大夫如数家珍的介绍中，吴桐不由得想，什么叫武装到牙齿了，韩大夫便是。不过也是奇怪，在韩大夫说了一串他收藏的牙齿的身份显赫的主人后，他竟不由自主开始改变了对韩大夫的轻蔑，想大概他有些法道的吧，不然会有这么多领导上门？这么想便认真听韩大夫介绍下去，当韩大夫介绍到：这枚是市工会任主席时，他的心猛地一跳，不由自主啊了声，声音挺大，以致韩大夫停止介绍惊讶地盯着他看，问：“怎么啦？”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控，连忙掩饰说：“是任主席么？任主席我见过的。”韩大夫说这枚是他的，没错的。吴桐说是没错。韩大夫再往后面介绍他就什么都听不见了。眼前只有工会任主席那张五官出奇紧凑的面庞在闪现，这面庞解开他心中的一个谜：那天看见毕可超的儿子他觉得像一个人，想不起是谁，现在他终于对上了号，像的是工会任主席。他在心里叫了一声：天呵。
在手术椅上坐下接受检查时吴桐的心仍怦怦地跳个不停。这时出现在他眼前的人已由任主席变换成毕可超，心中翻搅着一个问题：他的儿子是他的还是任主席的呢？或许“现实”问题太尖锐太重大，以至他这个“局外人”都难以面对。
他甚至不清楚韩大夫是怎么给自己看完了牙。坐回小汪的车时他的牙不痛了，心却依然在痛着，为毕可超。当然他知道不能把这事透给毕可超，起码目前不能。证据不足。世界上没有血缘关系相像的人很多。像不是板上钉钉，只有在弄清楚毕可超的妻子与那位任主席彼此认识与否，这事才会有明确结论。他暗下决心把这事搞清楚。
从财务中心回到办公室，吴桐接到王前进电话，讲地产宫汉臣刚给他打过电话，约晚上一起吃饭，他借故推脱了。吴桐说见见也无妨嘛。王前进笑笑说再怎么也不能迈过锅台上炕呵。吴桐也笑笑，说不存在锅台和炕的问题，他见你无非是评估方面的事，他有什么想法和你直接谈不是更便当吗。王前进说他便当我可不想给他这个便当。他有什么想法应该和你讲，你再跟我讲，这才是正路子，这个宫不讲规矩。放下电话吴桐想别看王前进精明过人，但办事还很讲章法，就是他说的规矩，换上别人，直接和宫挂联上也是稀松平常的事，多少人都是这么过河拆桥呵。
不久双桃来电话，说宫总让她约约他，晚上一起见个面，有事商量。吴桐说知道了。双桃那边不高兴了，说哥你咋也和我打官腔。吴桐立刻意识到问题所在，赶紧说对不起，可我不是打官腔，这事得想想，过一会我再给你打过去好吗？
那天毕可超说他脑子慢半拍，为克服这个问题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他采取遇事先考虑后决断的方式，效果是不错的，只是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反应迟缓，给人以当断不断的印象。眼下他首先将双桃的电话和刚才王前进的电话联系起来，一方面证实了王前进电话的真实性，另外也说明宫没上去王前进的“炕”，又返身迈他的“锅台”。他倒没有怪宫的意思，宫现在也是千难万难，困兽一般，有点让人生怜。再想到那天毕可超所说宫已在市里找到后台，现在助宫是明智之举的话，他就觉得这事不能再掉以轻心了。不说自己能从中得到什么益处，单是自己的两名人质（双桃和他的属弟）在宫手里攥着，也须认真对待。这么想，便给双桃打了电话，告诉她可以。
他还想给毕可超打个电话，就今天的事和一些想法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可没等拨号听见敲门声，便作罢了。
边吃边谈也算得是中国特色的生意场。可今晚的人员组成不伦不类，主方宫（包括双桃），客方吴、毕。毕可超是吴桐于最后一刻打电话告知的，请他一起参加。他觉得应该让毕可超参与此事，一是宫找过他，再是有他在自己心里有底，能免犯“低级错误”。他已让自己的“低级错误”弄得不知所措。
吃饭的地方选在闹市区的一家海鲜酒楼，这家被外界称为“餐饮航母”的大酒店从外面看确实像一艘夜泊于锚地的大舰船，灯火辉煌，蔚然可观。
在房间落座后，宫说他点四个菜，再每人按自己的口味点两个，凑起来十个菜，不够再点。听宫这么说，吴桐就清楚宫是“正路子”，他也能猜到宫点的会是：鲍鱼、海参、鱼翅、龙虾。吃海鲜有这几样“垫底”，规格算到顶了。事实证明他猜的完全正确，同时又证明今晚宫请客心诚。心诚则灵。吴桐不知怎么想到这个字眼。
在宫的引带下，酒喝起来了。从一开始气氛便很融洽，这便缩短了往“正题”靠拢的距离。宫开宗明义，说今天将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对我，对在座各位都一样。为这个干了这一杯吧。尽管宫说得很含蓄，可大家都心似明镜，一齐与宫碰了杯。
宫接着说：“大家能聚这儿，就说明咱们是登上一条船的人。”
同舟共济，吴桐又想到这个字眼。
宫又说：“把地产公司从泰达剥离出去，我、各位已达成共识，不成其问题，问题在于怎样操作或者说有无可操作性，我想了好久也没想出个究竟，倒想起一句话。”
双桃问：“什么话？”
宫说：“樱桃好吃树难栽。”
毕可超说：“不然，大家都这么说，却是以讹传讹的，果树中樱桃是最好栽培的，成活后两三年就开花结果，还品质好，人人喜吃。有一部伊朗电影叫《樱桃的滋味》……”毕可超说着眼光便瞟向双桃，“嗐，对不起，我岔出去了。”
“樱桃的滋味？真是个好名字。是一个什么故事？”双桃感兴趣地问。
毕可超看着双桃向她介绍故事情节：“故事情节十分简单，一个人去自杀在路上看到一棵樱桃树结满果实，他想到自己的老婆一直想吃樱桃没吃到，便放弃自杀念头，从树上摘了樱桃带回家给老婆吃。”
毕可超讲电影时吴桐不由想起毕的儿子来历的悬疑，心中为毕可超感到难过。
“好浪漫的故事呵。”双桃说。
吴桐也觉得这个电影挺浪漫，但觉得此时此地不是讲浪漫电影的时候，他看了毕可超一眼，把自己的意思传递过去。
毕可超便把目光从双桃那里转向宫，言归正传说：“宫总说的可操作性确实是问题的关键，但从总体上说世界上就没有不可操作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中国。再说樱桃，我想就是只要树上有樱桃，大家还想吃，就总有办法把它摘下来，找到一把梯子就成嘛。”
宫连连点头，说：“毕处这个比方打的好，我们眼前要做的就是找到一把梯子，这是清楚的。问题是梯子又能在哪里找到呵。”
毕可超说：“术业有专工，找吴总呵。”
宫把眼光转向吴桐。
毕可超又加句：“吴总今天就是带着梯子来的呀。”
宫惊喜问：“是吗，吴总？”
吴桐本不想过早向宫亮底，不是卖关子，是应该如此。他没想到一向精明的毕可超咋也会犯“低级错误”。事已至此，他只能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宫。说的是：要做成这件事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在评估中把地产公司做成零资产或负资产，再是必须让何总同意签字。
“就，就这么简单？”宫似不信地望望吴桐又望望毕可超。
“简单么？”毕可超反问。
“哦。”宫似乎意识到什么，“我不是这个意思，事情真简单就用不着劳各位大驾了。来，咱们干一杯。”
“为什么干杯？”双桃问，同时端杯响应。
“为吴总的梯子。”宫说。
就一齐为“梯子”干了杯。
当酒杯再次斟满，双桃挺身而出，端杯说：“来，我敬哥和毕哥一杯。”
“且慢。”毕可超用手势制止，似有意要与双桃斗嘴，“说说，敬的是什么酒呵？”
“五粮液呀。”双桃眨眨眼。
“颠倒概念。”毕可超指出。
双桃笑了，说：“颠倒了就再颠倒过来，敬的是感谢酒呵。”
“为什么感谢？”毕可超不放松。
“二位为宫总送‘梯子’呀。”
“立场有问题，一屁股坐在宫总一边去了。”毕可超说。
“坐错了吗？”双桃用手指指自己的位子，这位子与宫相对，属副陪的位置。
“厉害，厉害呵。”毕可超客气地服输。
都笑了。
这过程吴桐一直注意着宫的表情，想从中观察他与双桃之间是否有暧昧的成分，事实上从双桃去了宫那里，这个问题就一直在他头脑中萦绕。特别是那天在香格里拉粤菜馆见到宫和一个女子共度圣诞夜，便更关注小姨子和宫的关系新动向。他甚至想找机会把他之所见告诉她，让她规避着宫。通过观察，却也未发现二人有什么诡秘之处，遂宽了心。
又言归正传。
宫说：“吴总说的两个问题为地产独立指明了方向，当然做起来确有一定难度，我想只有照毛主席的话去做：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才能最终取得胜利。具体说何总那里，我负责做工作，必要时请市里领导说说话，估计问题不大。关键在于资产评估方面，一是做成零资产或负资产，再是把时间提前，提到泰达改制完成之前，这就得靠吴总的运筹帷幄了。”
吴桐点点头，说：“这个我可以和评估单位讲讲。让他们支持。”
“好呵好呵。”宫连连点头，“要不哪天把王主任请出来表示表示意思？”
吴桐心想看来宫这遭是想通过“锅台”再上“炕”了。既然这样也是未尝不可的。刚要说话却让毕可超抢了先。他说：“按说也是可以的，可恐怕有难度。不瞒宫总说，那位王主任是我和吴总的大学同学，对他的脾气秉性是太了解了，这老兄轴得很，凡事认死理，也只能说说看了。”
吴桐明白毕可超不想让宫和王碰面。他庆幸自己没先表态。
“我明白，我明白。”宫面呈讪相，端起杯，“一切都仰仗二位啦。我敬了。”
放下杯子宫问道：“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做成零资产或负资产才可以分离出去呢？”
吴桐觉得解答是可以的，便给宫讲了这其中的玄机。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宫说，“原来这里面大有学问呵。”
又议论了一些具体事项，饭局便告结束。
出了门才知道，宫的司机一直等在外面。上车后毕可超说：“今天我才明白，‘四人帮’怎么不多不少是四个人。”
“为什么呢？”吴桐问。
“一部车四个位子，出门方便嘛。”
笑声四重奏。
事后吴桐想来，去看望关总绝对是个错误，是个低级又低级的错误，难怪毕可超把他大骂一通。
快下班，吴桐随意一想便给小汪拨了电话，说那天说了要去看关总，一直没抽出空，今晚没应酬，去一下吧。他让小汪马上与关总联系一下，看看他的时间。不大工夫小汪回说联系好了，关总没事在家，说欢迎。
考虑到不会久呆，下班后便直接往关总家赶。小汪轻车熟路，车一停便到了关总家楼下。也就在下车这一刻，吴桐意识到自己是带着重重疑问而来。
进了门吴桐头一个感觉是自己进入到一处花房，足有上百盆花草将空间占满，空气里混合着潮气和香气，是只有在原野里才能闻到的气息。对比而言，人成了植物的陪衬，身材瘦小的关总俨然是一个花匠，见有人进来，扭秧歌似的从花丛中转出。
小汪做了介绍。吴桐跟着小汪称关总的老伴为伯母。
坐下后关总说他和老伴刚从新、马、泰旅游回来，原本想去欧洲，因考虑到冬季是欧洲最差的气候，便改了方案，将欧洲留到今年夏或秋出行。说话的时候，关总那张被南国太阳晒黑的脸庞始终挂着笑。
“关总身体好吗？”吴桐问。问出口又立即明白是说了句笨话。这就好像向一个运动健将询问健康状况一样，多此一举。他赶紧转移话题说：“其实，我也非常喜欢旅游，但缺少机会，只有等退休以后了。”
关总笑笑说：“小吴，你说退休为时过早了，现在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
吴桐不由得摇摇头。
“伯母”端上咖啡，说是从马来带回来的。又说刚出去买了点菜，晚饭在这一起吃。
吴桐赶紧说：“不麻烦了，这次先来看看关总和伯母，下回……”
“小吴你就别客气了，没把你当客，吃吃饭，可以多坐一会儿，现在不是把吃饭说成‘坐坐’吗？”伯母说。
不等吴桐表态，小汪抢先说：“吴总就在这儿吃吧，伯母做菜很好吃，我帮伯母下厨，你和关总好好聊聊。”
吴桐知道不好再推辞，笑说：“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从内心说他也是想多坐坐多聊聊。
小汪喜形于色地跟随“伯母”下厨房。
客厅里留下泰达前后两任总会计师。
关总大讲他的养花经，完全是专业人士的口吻，从品种讲到习性，从培育嫁接讲到灌溉施肥，讲得兴致勃勃，大有让这位继任会计师再当他的继任花匠之意味儿。吴桐出于礼貌听他讲，心里却很发急，此时此刻他满脑子官司，断无关总这般的闲情逸致，他趁关总端杯喝咖啡的空当，赶紧转换话题，讲到公司，问关总对公司目前的情况了解不了解。
“唔，这个。”关总兴味索然，“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对了，我再给你说说茶花……”
吴桐不想听他说茶花，说：“关总，今天来看望老前辈，本是早想来的，可……”
轮到关总打断他了，说：“小吴你别客气，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
吴桐笑一下，继续说：“是，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可您这里我是一定要来的，因为有许多问题要向您请教。”
“什么问题？”关总问。
吴桐一时竟无从下口。因为他的问题太多。比如总会计师一职在国营公司中的职责范围（总会计师工作守则过于空洞），特别是关总在任时掌有哪些职权，是否也像自己这样有职无权？还有泰达的经营状况与财务状况，等等。他想了想，觉得还是眼前遇到的难题更需要关总“解惑”。便概括介绍了公司改制的进展情况，以及评估中发现的两笔数额甚巨的不明款。最后问：“关总，对这两笔款项你了解不了解呢？”
关总说：“也了解，也不了解，在会上何提出投资问题，王提出商厦大宗定货问题，我表示不妥。”
吴桐想这证实了王前进的分析：打了个时间差。
关总问：“是谁提出把这两款作为不可回收款对待？”
吴桐说：“焦亮。”
关总问：“什么理由？”
吴桐说：“据焦亮说投资的保健品未能通过国家质量鉴定；定购家电的那个公司破产了。”
关总问：“一开始就是这么说的？”
吴桐说：“不是，后来他才这么说。评估单位认为这里面有问题，但又觉得没义务调查，只要公司给个意见。”
关总问：“你向何、王汇报了？”
吴桐说：“汇报了，都没表态。”
关总说：“没表态就是表态，他们认可焦亮的意见。”
吴桐说：“一千万就这么打水漂了？”
关总说：“就是。”
吴桐有些急，说：“这怎么可以，这太不合逻辑了。刚投资几个月，就认定投资失败，就算是决策错误，也得追究决策责任。”
关总说：“在我们中国，决策错误一向是不被追究的，正因为如此，国家才不断蒙受损失。”
吴桐说：“不追究决策责任，也得把事情调查清楚呵。”
关总问：“公司决定不调查了吗？”
吴桐说：“没明说，但也不作为。只追着评估赶快完成。”
关总问：“你不是说王梅对改制持消极态度吗？”
吴桐说：“是。但在这两笔款项的问题上两人并不对立。”
关总说：“明白了。”
吴桐问：“关总你明白了什么？”
关总说：“也只是猜测，或者说逻辑推理，这事与他俩都有关联，或者说利益一致。”
吴桐也想到这一点，如此大额投资（购物）出款，不经他俩首肯是断不可以的。但这里有两方面问题，是真正（与预想相悖）的投资失败，还是预谋的投资失败，如是前者，只须面对，无须回避（如关总说的决策失败不被追究），回避则是欲盖弥彰。如果是后者，也太小儿科了，是一捅便破的事体，想何、王都不至于这么弱智，想不到这一点吧。他将自己的想法说与关总。
关总像在思索，用小勺慢慢搅动杯子里的咖啡，后抬眼看着吴桐，说：“我想起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长者想检验一下他的几个孙子的智商，将一枚银元藏了，让孙子寻找，谁找到属于谁。于是孙子们行动起来，东寻西找，翻箱倒柜，然而徒劳，最终谁也没找见银元。这时长者把一只手伸开，银元就在他手心里。孙子们懊恼不已，说没想到爷爷会藏在自己的手心里。这个故事说明一个道理，最简单的方法常常是最奏效的。”
吴桐点点头。
关总又说：“就拿腐败来说，腐败最普遍的模式是用权力换取利益。”
吴桐想到王前进送给他的那本书，书中将关总说的这种交换方式称之为权力寻租。
关总继续说：“交换在最简单的形式下进行，明地里签字，暗地里给钱。相当于算术中的1＋1＝2。”
吴桐不及关总那么宏观，思维仍拘泥于自己身边的事。他承认关总说的有道理，但又觉得与泰达的情况不可类比。一枚银元握在老者的手里，别人看不见，而那两笔走款清清楚楚写在账上，想瞒都瞒不了。他说了自己的看法。
关总说：“不错，是写在泰达的账上，但是款打出去之后就不在泰达的账上了。就是说泰达投资是明的，而投资运行则是暗的了。”
吴桐说：“像潜水艇潜到水底下了？”
关总说：“是。”
吴桐说：“但问题是可以查清楚的呵。”
关总说：“不见得。”
吴桐问：“怎么说？”
关总说：“一是不见得去查，二是查也不见得查出结果。”
吴桐又问：“为什么？”
关总说：“因为处理这件事情的决定权在他们手里。不查呢，拖到改制结束事情便不了了之。查呢，也完全可以得到他们预期的结果。比方认定那项投资确实失败，认定那家供货公司确已破产。当然，在被事实认证之前，我说的仅是推理。”
吴桐想想，说：“关总分析得合乎逻辑，但有一点我不明白，何总与王梅一直顶着，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完全一致？”
关总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如果继续推理，也可以这么认为，两人在这件事情上已达成协议，起码是达成默契。”
吴桐问：“什么默契？”
关总说：“从泰达这枚蛋糕上先切下两块，各自收藏，无论将来哪人出局，都可由此作为补偿，不至于两手空空。”
吴桐分析：“两人在争占泰达的同时，又在为自己的败北做准备？”
关总说：“是这样。”
吴桐说：“就像下棋，走一步看三步。”
关总说：“老百姓的说法是旱涝保收。”
吴桐感叹：“真是高手。”
没能再继续“畅谈”皆因“伯母”也是高手，饭菜很快上桌，宾主入席。
吴桐声明不喝酒，小汪开车无须声明，关总便不勉强，就吃起饭来。也许因为饭是泰国香米，话题又回到关总老两口的东南亚之行。也是志趣不同，伯母谈的多是风光风情、商品、物价，关总谈的多是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特别谈到他抽空去参观了几家企业公司。吴桐听着不由心生感动，想关总硬做出一副潇洒出世的姿态，实际上心里仍有放不下来的事。他想起小汪对他说的话，遂问：“关总，听说你制定了一份公司改制方案被否决了，能不能给我看一看？”
关总说：“不看也罢。”
吴桐问：“怎么？”
关总说：“以前我自以为我那个方案比较科学合理，现在又觉得存在不少缺陷。”
“什么缺陷？”
“经济制度不对。”关总索性放下筷子，“原先那个方案仍然没有跳出资本经济的窠臼。”
“资本经济有什么不对？”吴桐问。
“资本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利润被少数人占有，无法提高全体职工的积极性。”
“你那个方案不就是让每个职工都在企业中占有股份的么？这样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吴桐问。
“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凸现另外一个问题：股份过于分散，经营者所占股份比例过低，个人利润空间被占，那又会影响其积极性，这又会回到国营企业的那种弊端。”关总说。
吴桐可以听明白关总的话，也基本能理解。事实上关总提出了一个资本分布的两难问题。现实情况是政府过多考虑的是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让这个阶层占绝对优势的股权，而关总的那个方案过多考虑的是普通职工的利益（也包括积极性），现在关总否定了自己，以同为资本经济的理由。在这方面吴桐有些概念模糊，遂问：“关总，你说不落资本经济窠臼，那又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呢？”
见探讨问题影响了吃饭，伯母予以干涉，说先吃饭，不然菜一凉就不好吃了。然而响应的唯有小汪。
关总接着回答吴桐的问题：“知识经济的模式。”
吴桐感到陌生，问：“这个概念……”
关总说：“类似的概念首先是从《杰克威尔逊传》一书中看到的。称为劳动股份制，后来国内有一个股份制企业的老板也提出知识经济这个概念。并且率先在他的企业里加以实施。”
吴桐很感兴趣，问：“这里面有什么诀窍？”
关总说：“诀窍在于实行知识经济的分配方式：资本占小头，知识占大头。比方那个老板提出，将他股权利润的80％分配给职工，同时也要求所有董事会的成员拿出各自利润的70％进行再分配。”
吴桐有些不解，问：“这不是又回到大锅饭？”
关总说：“起初我也有这种怀疑，但仔细一想，非但不是大锅饭，而是一种既科学，又合理的分配方式，可以调动两方面的积极性。一方占有股份，一方不占股份却享有一定的股份利润。属没有股份的持股人，这样既解决了股份分散带来的问题，又解决了少数人持股的弊端，可以说各得其所。”
吴桐听得如坠五里雾中，但他极力拨开迷雾，力求看清事物的肌理。他似乎有所领悟所谓知识经济的“科学合理”（关总语），但又觉得在推行起来会遇到问题。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关总道出。
关总沉吟片刻，说：“会有阻力。”
小汪问：“两全其美的事，为什么会有阻力？”
关总说：“阻力来自人的短视，急功近利。”
吴桐有些不解。
关总转向小汪说：“小汪我问你，你现在要是中彩五百万，是存银行还是进行投资？”
小汪真像中了大奖似的思考一番，后郑重说：“我存银行。”
“为什么选择存银行？”关总问。
小汪说：“存银行保险。”
关总说：“如果投资没准几年后能增值到一千万呵。”
小汪说：“我宁可守住这五百万，也不想冒风险得到那一千万。”
关总说：“这便是我说的短视，不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我再打个比方，养一头猪，立马杀了，能卖一百块钱，全归你。雇个人再饲养一年，能卖四百块钱，扣除工本费二百块，能净得二百块。账怎么合算是很清楚的，但人们宁肯早杀早得一百块，也不愿迟杀迟得二百块。为什么？想早早把钱装进腰包里。现在的许多经营者就是这种心理，以一夜暴富为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便像阎王对待小鬼那般对待他的职工，压低工资，克扣工资，不改善劳动环境，甚至不顾职工死活。这样的事体如今比比皆是，已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完全丧失了人性！”关总说着说着不由愤慨起来，脸涨得通红，像喝多了酒似的。
“好了，好了，你又不是救世主，用得着操这么多心，伤肝动火？”伯母劝解说。
关总并不罢休，继续说下去：“必须认清，问题的实际并不在于那些经营者为富不仁，而在于他们是怎样发家致富的，我们经常能从媒体上看到对一些精英的这般赞颂，说他靠几百、几千元起家，几年后便成为亿万富翁，骄人的业绩呵，但从经济学来分析，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开办的是印钞厂，否则钱来不得这么快。但这些人又实实在在是暴富，当中必有蹊跷。”
吴桐不由想到王前进说到的尚作家写到的那个靠贿赂开赌场发家的冯朝阳。他说与关总听。
关总说：“冯不是个案。但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做为私企老板，不管他们使用什么招法，成为商界大鳄也毕竟费了几年时间，费了些周折。可现在有些人钻改制的空子，完完全全是空手套白狼一夜暴富呵。比方何与王，无论是谁占有泰达，都是不折不扣的大富翁。”
吴桐想起曾与许点点的议论。说：“这有什么办法呢？就像买彩券，尽管中的概率极低，但最终总有一个人成为幸运者。”
关总不屑地哼了一声，说：“国家经济转轨怎能等同于彩券玩法？况且彩券靠碰运气，总有它的公正性。”
“公正？”吴桐心里打个激灵。
“目前的‘转轨’玩法恰恰是忽略了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准则——公正。”
吴桐说：“关于这一点，前些年高层似乎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明确了公平不能‘优先’的态度。”
关总说：“所以有人认为这种改革遵循了‘不道德经济学’的原则。”
吴桐吃不准问：“这种观点是不是有些偏颇呢？”
关总顿一下说：“这确是在经济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即在私有制过程中，怎样认定公共资产的归属权。我本人还是认可‘起点公正’原则的。”
“起点公正原则？”
关总不客气地质问：“难道你没有读过诺齐克的论著？”
吴桐一下子红了脸。他听说过诺齐克这个名字，也知道他是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但他的书却没读过。
关总说：“诺齐克认为，进入市场经济产权的最初分配必须遵循‘获得正义’的原则。一个所有者，只要他最初的财产来源清白，随后的经营合法（即‘交易的正义’），那么以后即使他富可敌国，也完全合法，具有‘持有的正义’。可以心安理得地分配与享用其财富。”
吴桐点头表示赞成这个观点。
关总说：“在有些人看来，诺齐克的观点趋于保守，比如罗尔斯就认为即使财产的积累符合‘获得正义’与‘交易正义’，其结果也必须受到‘分配的正义’的限制。就是说即使是清白致富者国家也应该对其实行强制的二次分配措施。”
吴桐点点头说：“是的，这样才能体现出社会的公正。当然在现阶段首当其冲的是把握住‘获得正义’这一点。”
关总的神情变得黯淡起来，叹口气说：“当然，获得正义才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忽视了必然后患无穷呵。”
伯母又一次催促吃饭。
“听伯母的，吃饭。”吴桐说。他本来还想就泰达目前的状况与关总做进一步探讨，见关总这样，就打消了这念头。
离开关总家，吴桐想：看来人有心“出世”也是不易的。比如关总。
一家三口服毒自杀事件，先是听到传闻，尔后这事又与泰达挂起钩。
传闻总能把事情说得有鼻子有眼：两口子一块下岗，失去生活来源。这一天儿子说馋水饺，当爹的手攥着仅有的两块钱去市场割肉，一刀割下来超过了两块，他要求从上面切下来一点，卖肉的不干，且出言不逊，说他是故意捣蛋，他如实说只有两块钱，卖肉的听了不料生出恻隐之心，没动刀便把肉丢给他，嘴里却说了句不三不四的话：像你这么活还有个什么劲呢。他回到家越想越窝囊，心一横把一包鼠药掺在饺子馅里。是学校老师发现班里的一名学生接连旷课，便去家访，敲门敲不开，产生怀疑报了派出所，民警去打开门发现一家三口都死了。
与泰达挂钩因为死的一家之主是地产公司的职工。
这一事件是何总在紧急碰头会上宣布的。何总所讲比传闻简洁，却具有权威性：死者包某，男，四十七岁，地产公司机械队铲车工。家属曲某，女，四十二岁，华夏纺织厂下岗女工。小孩，男，十四岁，中学生。经法医鉴定死因是毒鼠强中毒，排除他杀的可能。
介绍完情况，何总开始布置善后，鉴于是自杀，遂不存在法律问题，又鉴于是全家人遇难，要做的事相对简单，一并火化而已，何总着重谈了对这一事件将在公司产生不良影响的应对，谈到这上面何总神情严峻，语气沉重。
他说：“人死不能复生，而我们公司还要生存发展下去，因此必须认真做好应对，把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不能由此引发出危机。具体事项，一是宣传处时刻与媒体保持联系，要不惜代价杜绝消息披露。二是地产公司开始人心不稳，机械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正在鼓动工人到市政府上访。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做好工作，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何总提出由公司派出得力干部，到地产公司做化解工作。
让吴桐没有想到的是这事竟然落到他的头上。是宫汉臣的提议，说他的叔弟在机械队，可做内应。吴桐嘴里不说，心里却反感“内应”一说，机械队不是敌营，叔弟也不是奸细。当然他心里也清楚宫推荐他去是鉴于他俩刚刚结成了“联盟”，他去他放心。
事情紧迫，何总对他稍做交待，便催他出发。出了大楼他尚不能认可眼前的现实，心里疑惑：泰达上下这么多人，怎么这事就分派到自己头上。
路上，小汪告诉他两年前机械队也闹过一回，何总和王梅一块赶去做工作，可工人不仅不买账，反倒把他们搞得十分狼狈。从此他们再也不肯去那里。别的领导也一样。
机械队不在地产公司本部，车行半个多小时才到，在门外只听车间里人声鼎沸。吴桐让小汪先进去把叔弟喊出来，很久没见着叔弟，也顾不上说家常，直接问工人有什么动向。叔弟说正在议论是先去火葬场开追悼会，还是先去上访后开追悼会。吴桐感到事态严重，忙掏出手机打到何总办公室，何总显得很激动，说要想一切办法阻止工人上访，告诉他们只要不上街别的都好商量。挂了电话吴桐怔了怔，像对小汪和叔弟，又像自言自语：咋商量，咋商量。小汪说让他们选出代表，和代表谈。吴桐转向叔弟问：谁是带头的？叔弟说是铲车班常班长。小汪问这人野蛮不野蛮，叔弟说没见过他耍野蛮。小汪说要是有人对吴总动手，咱俩得上。叔弟说这还用说，他是俺哥。吴桐并不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想的还是解决问题，他问叔弟工人赶在这当口闹事，除了同情死了的工友，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叔弟说要求补发工资，已经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吴桐问你也没发？叔弟说没。吴桐说你咋不早和我说？叔弟说对你说有啥用，也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公司要解散机械队，把人一鞭子赶回家，大伙不同意。吴桐不知道扣发工人工资，却知道解散机械队的事，宫讲过。他觉得都关乎工人的切身利益，工人有权利争取，而公司也理应负起责任。“商量”的基础在此。
坐而论道终不能解决问题，吴桐下了车，在小汪和叔弟的“护卫”下进到车间里。
许是工人情绪过于激动的缘故，没人注意到从外面进来了人。吴桐趁机观察形势，发现车间很是空荡，有限几台建筑机械孤岛似的矗立着。叔弟悄声说，大部分机械都被宫卖掉了，为解散机械队做准备。吴桐发现工人围在一辆铲车旁，听一个五十几岁的男人演讲，铲车上挂满了挽联和白纸花。叔弟说这台铲车是包师傅生前开的，大伙准备开着它去市政府。吴桐哦了声，问讲话的那个人是谁？叔弟说他就是铲车班常班长。群情激昂，声音嘈杂，一开始吴桐听不清常班长讲的什么，可他清楚情势紧迫，到一定程度常班长振臂一呼，队伍便会浩浩荡荡向市府进发，那时想阻止也阻止不了。可他一时又不知该怎样介入，惶惑中不由看看小汪，小汪朝他点下头，穿过人群走到常班长身前，先用手势打断他的讲话，然后贴着他的耳朵说着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在众人眼皮子底下，顿时鸦雀无声。常班长顺着小汪指的方向看，大声说公司派人来解决问题了，我们倒要听听是咋个说法。小汪说是吴总会计师。有人吆会计师来给我们发工资，那我们欢迎。吴桐身上投来越来越多目光，他知道应该出面了，便穿过人缝走到常班长站着的地方，这瞬间他觉得眼前是电影里的场面，自己是电影里的角色。刚刚站稳，便有一个女工擎着一朵白花走到跟前，说和我们一起去给包师傅一家开追悼会吧。他没应声，从女工手里接过纸花。又听有人喊：为什么何绍光（何总）不来？王梅不来？宫汉臣不来？你来能解决问题吗？他转向常班长，向他伸出手，常班长不接“招”，用不信任的眼光看着他。他说常班长我们小范围谈谈好吗？常班长朝大伙发问：他说要我们派代表谈，行不？下面七嘴八舌地吆：我们没代表！我们都是代表！收起这套伎俩！他说可这样什么也不好谈呵。常班长想想问：你能代表公司吗？吴桐说我是公司派来的。常班长问你说话能算数？吴桐说只要我答应了的。常班长说那好，你敢这么说，我也敢毛遂自荐当大伙的代表，但得当着大伙的面谈。吴桐觉得未尝不可，点点头。这时一个瘦高个男工从人中间出来，站在常班长身旁，说不能让老常单枪匹马，代表我也算一个，这样以后坐班房也有个伴。吴桐吃惊地看看他，下意识地伸出手，那人也伸出手，说我姓安，吊车班的。有人喊安班长。吴桐也朝他叫了声安班长。
“谈判”在众目睽睽下开始。
常班长先提条件，说：“我们首先要为死去的包师傅一家讨回公道，悲剧完全是由公司拖欠工资引起，我们要求为包师傅开追悼会，这一条不答应，别的甭谈。”
吴桐不晓处理此类事情的惯例，可他大致明白两点，一是公司应对包师傅一家的死表明态度，开追悼会是应该的。二是这事不能闹出去，以免在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他说：“我认为这个事件公司有责任，公司领导也很痛心，追悼会可以开，但最好不要去殡仪馆，就在车间里开，我代表公司参加。”
一片寂静，寂静得让吴桐心虚。想自己这态表的是对呢还是错呢？工人会认可？公司会认可？
“我个人认为可以。”常班长表态说。又看着大伙：“大家没意见吧？”
没人说话，不说话便是认可。
“但是，”常班长又说，“公司要为包师傅一家买块墓地，立一块碑，在碑上写明死因。”
吴桐想想说：“买墓地应该，立碑也没问题，死因还是不写为好。”
常班长想想说：“也行。”又问：“大家说行呢还是不行？”
“行。”
“行。”
“行。”
吴桐的心松了一下，他没想到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觉得工人们还是通情达理的。他说：“这个问题就这样了，下面大家谈谈有什么要求。”
还是常班长讲，讲的就是刚才叔弟向吴桐说的两项：补发拖欠工资和不许解散机械队。
吴桐觉得事关重大，自己不好贸然表态。他说：“请大家等一下，我立刻向公司请示。”
众人哗然。
吴桐顾不得许多，走出车间，给何总挂了电话，在电话里报告了现场和工人谈的情况，然后让他表态。
何总说只要工人不去市里闹事，可有限度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吴桐觉得何总的话怪怪的，问句限度在哪里呢？何总顿了顿，说地产公司的事应该让宫汉臣答复，你给他打电话，让他表态。吴桐虽不情愿可还是给宫汉臣拨电话，可电话关机，他只好再把电话打给何总。何总气呼呼地说这个宫汉臣耍花枪，回头和他算账。吴桐不吱声，等他表态。何总问句必须马上定吗？拖一拖行不行？吴桐说不行，工人要立刻回复，不这样就马上去市里讨说法。何总叹了口气，说那就告诉他们，工资的事分两步走，眼下先付一半，另一半春节前付，机械队暂不撤销。吴桐又问追悼会、墓地的事呢？何总说答应。吴桐又印证似的追问句这几条公司都答应了是不是？何总抬高声音说句“就这样”。吴桐带着“就这样”回到车间。
当吴桐参加了为包师傅一家举行的追悼会，和小汪离开机械队，他并没因自己的“不辱使命”而感到宽慰，相反平添了一份沉重，觉得自己肩头无形中担起了一份责任，这责任就是代表公司对工人做出的许诺，（工人们让他写下一张保证书，他写了）。白纸黑字，重重地压着他的心。
上班不久，吴桐接王前进电话，说已按照他的意见分出几个人去地产公司展开工作，估计一周内可完成那里的评估。他说可以。王前进又说如不出意外，可达预期结果。吴桐晓得王说的预期结果就是零资产。便说辛苦你了前进。
放下电话，他给双桃打去电话，让她转告宫总：评估的人马上便到。要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便利。双桃说她马上去报告宫总。他没把电话直接打给宫，而让双桃转达，自是想让双桃起到“桥梁”作用。由此他领悟到不同的行事方式确会收到不同的效果，他为自己的“茁壮成长”而感到窃喜。
他又想到昨天与关总的见面，想到此他的好情绪戛然而止，他意识到自己与宫的合谋是一项不洁（如果不说肮脏的话），为关总所深恶痛绝的行为。自己昨天还和关总一唱一和，抨击世风之不良，而今天便与这不良为伍，可谓是人格分裂，自欺欺人的。
郁闷中他拨了许点点电话。
“哦，领导。”
“有空吗？”
“是的。”
“聊聊？”
“好的。”
挂上电话，吴桐便打开电脑上网。所谓“聊聊”，也就是网聊。自在香格里拉夜总会分手后，两人没再见面，但有了新的联络方式：“网上见”，因有了夜总会那一幕，言来语去更增添了些暧昧，吴桐有时忍不住敲出个“想你”、“何时见见？”之类字眼，遇这种情况许点点一概回个“真晕”。许点点这字眼用的恰当。自己确有点“晕”。
“你好吗点点？”吴桐用键盘敲出。
“还活着，领导。有什么指示？”
“不敢指示，向你汇报，宫的事开始了。”
“南昌起义第一枪？”
“是。”
“什么时候？”
“今天。”
“要我向你祝贺吗？”
“NO。”
“为什么？”
“行为不端，有什么可祝贺。”
“谁行为不端？”
“本人。”
“哦。怎么又这么想？”
“接受了再教育。”
“谁是你的导师？”
“关总。”
“噢！你见到关总了？”
“对，昨天我拜访了他。”
“为什么要这样？”
“有事请教。收获很大，一个全新的国企改制模式正在我的头脑中形成。”
“不应该把关拉进来。”
“为什么？”
“有麻烦。”
“咋？”
“不避嫌，避之惟恐不及，你倒找上门。”
“关是洪水猛兽？”
“甚于洪水猛兽。”
“你这么看关？”
“不是我。”
“谁？”
“你想想。”
“明白了。”
“明白的晚了。”
“有这么严重？”
“YES。”
“怎么办？”
“不要再接触关。”
“YES。”
“不让任何人知道你去找过关。”
“YES。”
“我下来了。时间久了不行。”
“等一下。那两笔款的事还悬着。”
“不要管。这事不需要你操心。”
“？”
从网络上下来，吴桐思绪繁乱，觉得自己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进不得退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