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窃运黄金和部署大破坏的同时，一再叮嘱毛人凤、汤恩伯：“那些资本家可都是活的‘黄金树’，你们不要在炸厂时把他们也给炸死了，一定要设法把他们也弄到台湾去。对那些不顺从的，你们要想点办法。”

“是！”毛人凤理会蒋介石最后所说的那个办法，无非是动武劫持和流血“走”人。

“军队还需要一些工厂给予支持。毛局长不要下手太早了。”汤恩伯提醒毛人凤。

4月初，毛人凤秉承蒋介石之意，即对上海的一些著名民族资本家下达了迁厂到台湾的最后通牒令。

对于工厂，几乎是百分之百的资本家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怎么也舍不得自己花费了毕生心血的工厂遭到损失，此时，以往的奋斗史一幕幕在他们眼前闪过。他们明白，能在大上海立住脚并有所发展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他们在这里人地两熟，正踌躇满志，可搬迁到弹丸之地台湾，工厂前途难卜，自身的安全也是个未知数。所以，尽管毛人凤、汤恩伯等人再三限令搬迁，可绝大多数资本家到了5月中旬仍没有搬迁的迹象。

中共上海地下党各级组织针对大多数资本家，特别是民族资本家这种不愿意走，并想把工厂、机器和原材料保护好的良好愿望，及时写信给他们，宣传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约法八章》，宣传中共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以争取这些资本家能和工人们密切合作，把工厂保护好。地下党组织的这一做法，收到了很大的成效。绝大多数资本家在地下党的推动下，开始直接出面与国民党当局打交道，积极支持和参加护厂斗争，使工人护厂斗争公开、合法化地大规模开展了起来。

中纺公司是上海最大的官僚资本企业，拥有大量纱布和外汇。为了防止国民党搬走物资和抽逃资金，中共地下党员吴克坚通过关系，对中纺公司总经理顾毓泉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中共石家庄新华电台曾两次播音，指名劝导顾毓泉弃暗投明，使顾毅然向中共靠拢，决定不离开上海。

5月初，汤恩伯、毛人凤、谷正纲等在上海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声称坚守上海6个月，并把顾毓泉也请了去，张口就要中纺公司提供50万匹棉布和大量资金，名义上是为了买煤买米提供军侗，实际上是想捞一笔横财后就逃走。

顾毓泉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为了抵制汤恩伯的强刮劫掠，亲自与业务处商量，设法应付。地下党组织通过在中纺公司工作的纺协会员，做好了业务处正、副处长的工作，要他们支持顾毓泉。于是，中纺公司借口推说公司现在缺少现金，难以支付这批资金。另一方面由业务处出面，将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留在仓库里的质量较差、卖不出去的20万匹棉布拿了出去，对汤恩伯敷衍了事。

随着战事越来越紧，汤恩伯见形势不妙，多次提出要派部队进厂催逼交货，顾毓泉则借口厂内女工多，驻军不方便的理由，坚决阻止国民党军进厂。

中纺十四厂的厂长王子宿在接到国民党当局勒令搬迁的通知后，一直忧心仲仲。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是早已恨之入骨，对国民党政府也失去了信心，搬到台湾又如何呢？但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也没有多少了解，相反却由于长期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还认为自己作为一厂之长，留在内地就会成为斗争的对象。所以，他做了一个既不去台湾也不留在上海的准备，买好了去香港的飞机票，拟定在国民党撤出上海时就飞走。

与王子宿厂长在平时比较接近、又有同乡关系的地下党员汪剑凡知道这事后，迅速来到王厂长的家中做说服工作。汪剑凡从当前的形势谈到王厂长眼前的出路，最后直截了当地说：“我有一个过去在小学里教书的同事，名叫杨秉儒，是共产党员，他要了解工厂的情况，很关心你，想和你谈谈，不知你是否同意，要我前来征求你的意见。”

“先见见面也无妨。谈不拢就各走各的。”王厂长考虑再三，毅然同意与杨秉儒见面。

第二天晚上，汪剑凡陪同杨秉儒来到王子宿的家中。在三楼一间比较隐蔽的房间内，他们开始了交谈。

杨秉儒针对王子宿的现实思想，语重心长地说：“王厂长是纺织界有真才实学的知名人士，我们党很重视技术人员，今后在建设新中国时，你们一定会得到党的信任和重用。至于厂里的其他职员，只要拥护人民政府，在解放后会仍按原职不动。”

渐渐地，王厂长解除了思想上的疙瘩，他激动地对杨秉儒说：“你这样一讲，我心里就亮堂了。有人劝我到香港去，我一直犹豫不定，现在我决定不去了，就留在上海。但不知道要干些什么？”

杨秉儒说：“上海即将解放了，你要保护好厂里职工的安全，保护好厂里的设备和物资，解放后立即恢复生产，这就是我党对你的要求，希望你能做到。”

王子宿欣喜地答道：“共产党的这些要求，实际上正是我个人的心愿，也是我的责任。我当尽力而为。”

有了主心骨的王厂长精神大振，他马上下达通知，要召开全厂职员座谈会，态度鲜明地表示说：“工厂是大家的命根子，保护工厂人人有责。”

在职员座谈会上，王厂长开宗明义宣布：“工厂不属于任何集团或党派，他是属于人民大众的，也是全厂职工的衣食饭碗。我们要坚决保护好工厂，不许任何人破坏，这也是我们的责任。”他的讲话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通过这次会议，王子宿公开了自己坚决不去台湾而留在上海的打算。原来一些急切要求迁厂到台湾的人也就不敢再公开叫喊迁厂了，而该厂的一些国民党特务也不敢公开阻挠和破坏护厂。

申新九厂资本家吴世槐在不久前的镇压工人运动“二·二”事件中，受国民党当局胁迫，参与了迫害工人的行动。为此，他在临解放前顾虑重重，不愿迁移别地，却又担心共产党和工人们要找他算旧账。地下党组织知道这一情况后，一天内连续给吴世槐写了三封信，阐明政策，劝他出面护厂。使吴世槐逐步了解到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消除了顾虑。

吴世槐把中共地下党员和护厂队长秘密地请到了自己家中讲政策，后又问道：“警备司令部特派员反对护厂，我该怎么办？”

“工人靠机器吃饭，你也靠工厂过日子，只有护好厂，大家才有饭吃。你应当更好地担负起护厂的责任。”来人回答。

吴世槐从衣袋中取出机票说：“实不相瞒，共产党一天给我三四封信，要我护厂，我原已准备去香港，现在就不走了。”

护厂队长说：“现在听说有人在抄黑名单，如果捉走一个人，厂方要负责。”

“那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塞金条了。”吴世槐幽默而真诚地说。

吴世槐果真是说到做到，从此他开始认真地护厂，直至新中国成立，厂中再无一人被捕。

新生纱厂的资本家李天真，资历较深，他在黎元洪时期曾任职电讯科长，后又任张作霖的盐务处长。他在接到中共地下党的信后，消除了怀疑，高兴地说：“共产党还知道我李某人，要我搞好护厂，为人民立功，我一定要把护厂工作搞好。”他的多岁了，不但热情支持工人护厂，还拄着拐杖，亲自参加夜间巡逻检查。

在日亚钢铁厂，国民党军为了修筑工事，下令征调该厂生产的竹节钢。中共地下党组织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争取了该厂资本家余铭玉，让他采取应付的办法，使每天的产量从20吨陡然下降到1吨，最后迫使国民党军不但全部撤出驻厂的军队，而且连半吨钢也没有拿走。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广大工人的推动下，还有许多厂长、工程师、技术人员，都积极参加了以工人为主体的护厂斗争。如中纺十六厂厂长朱仙舫、十九厂厂长吾葆真、第一印染厂厂长刘稻秋等，有的还亲自任职护厂团的总团长，既增加了护厂的力量，也使护厂的斗争取得了合法地位。中纺十二厂厂长郑彦之还批准下发了4亿元的国民党法币，以作为厂里护厂队的活动经费。

中共地下党组织还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中、小型工厂的护厂工作上。这些中、小工厂多是以从事毛、丝、麻、针等杂纺、染织行业的小厂，有许多工厂只有10多个工人，多数单位既没有党员，也没有工协会员，给开展护厂带来一定的困难。地下党组织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手段发展这些工厂中的工人加入工协、职协、技协，广泛开展护厂工作。

这时，一批中小型工厂的资本家由于产品销不出去，资金周转困难，同时害怕战争，害怕共产党，打算回乡避难，纷纷提出闭厂解散。这样既影响了广大职工的生活，也不利于团结起来护厂。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发宣传品给他们，向他们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并从各个方面想办法，做到不关厂，不解散。通过这些工作的开展，有的资本家就打消了外迁的准备。有些行业，营业困难，为了顾大局，许多工人在地下党组织做工作后，表示愿意减少薪水，以保住工厂，使大多数工厂得以保护。

中共地下党组织还写信给工厂关键部门的技术人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鼓励他们和工人们一起把重要的技术部门保护好。许多资本家的情绪很快稳定了下来，许多技术人员在后来都成为护厂斗争中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