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民党特务的直接策反，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护厂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南京解放后，上海的国民党特务，尤其那些稽查部门的“土特务”，因为家就在上海，首先开始出现动摇倾向，各自寻找出路，惶恐不安。

工福会特务头子陆京士，特别在溧阳路总部召开会议，以鼓舞斗志。他为了给特务们打气，许愿说：“毛老板说了，你们愿意跟我去台湾的，可发两个月的生活费。”

但许多特务却并没有被陆京士的许愿所迷惑，都在想：“那么，两个月后又该怎么办呢？”

所以，在上海临解放时，除了少数特务头子是死心塌地准备逃向香港、台湾外，对大多数特务来说，都仍在考虑着外逃的把握究竟有多大，考虑来考虑去都总感到前途莫测，但留下又感到过去犯有罪，不会得到共产党和人民的原谅，也就处于进退两难、不知所措的境地。

中共上海地下党针对这一情况，在开展反破坏同时，对国民党特务展开了积极的瓦解工作。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工人协会、职员协会、学生联合会和人民保安队，在调查到了部分国民党军、警、特及政府官员的家庭地址后，分别发出了有针对性的警告信。严令他们放下屠刀，悬崖勒马，将功赎罪，反正起义，以取得人民的宽大处理。如果继续为非作歹，定不宽贷。

地下党组织的这些政策攻心信件和宣传品，针对不同策反对象的不同特点所拟写，进行对症下药式的警告和忠告，实践证明，在反破坏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从4月中旬开始，署名为“你的一个朋友”等化名的警告信，便一封封转到了一些国民党特务的手中。信中责成他们不但不能破坏工厂，还要把工厂里的机器、原料等保存好，只有立功才能赎罪。

这些信上寄到了上海的大特务头子陆京士，下寄到了工厂中的特务走卒手中。

地下党组织采取多种渠道做策反工作，有的是把警告信直接寄到了特务手上；有的则是寄给了特务们的父母，要他们教育和约束儿子不要再干坏事；有的信则寄到了这些特务们的小老婆或姘头的手上。因为一般来说，小老婆或姘头的地址都是非常秘密的，如果共产党连这个地址都知道了。这说明这个国民党特务已经处在地下党员的监视中，更加加剧了这些特务的思想斗争。

特务们在收到信后，猜测到写信人就在自己的身边，却又不知道是哪一个。这样就使这些特务们整日心神不宁，干事也就不得不有所收敛，对遏制特务们的猖狂行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有的特务收到警告信后，思想斗争很激烈，很多人睡不着觉，直接去找与工人订交道较多的护厂队负责人，商量怎么办？

工福会一级干部、中统通讯员沈雨屯在收到信后很紧张，次日清晨就找到护厂队负责人，问：“这可怎么办？”

护厂队负责人向他指出：“哪有什么好办法。你最好家里多蹲蹲，外面少跑跑，少管闲事，少招冤家。”

沈雨屯从此也就如“孙悟空戴上了紧箍咒”，大大限制了自己的活动。

绝大多数特务在接到警告信后，也都有所收敛。

军统特务桂殿秋在接到警告信后，自知罪恶深重，约了几个心腹在兆丰公园碰头，大哭一场，表示自己准备逃走，嘱人带信请护厂队负责人不要难为他的家属。

国民党特务在沪西区是很有势力的，这里有设在威海路的警备司令部第一稽查大队，配备有装甲车数辆。全区另外还有3个警察分局。特别是普陀、江宁两个分局处于横贯全区的要道江宁路上，是历来镇压人民的反动据点。特务的活动在这里也曾一度十分嚣张，如特务头子章祝三、沈庆云等即在澳门路535号的三区棉纺工会，两次召开各厂特务和国民党工会理事长会议，公开叫嚷要以他们的护工队代替护厂队，并要特务们秘抄护厂队员的名单。这时，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也召开各厂厂长会议，命令不准成立护厂队，成立了的要停止活动，并派特务驻厂。沪西区的特务头子便都亲自坐镇一些重要工厂，监视工人的活动。

为此，中共地下党组织把策反重点放在了沪西区。

中共地下党很快秘密查清了沪西全区共有1200多名警察，6挺机枪、450枝步枪、700枝手枪，还有数千名败退下来的残余蒋军，盘踞在沪西区的一些厂、校。地下党组织向驻在这里的国民党军、警、特普遍发出了警告信。

地下党组织并调查清了全区有20多家官僚资本企业，解放后要归人民接管；区内的水厂、变电站、电话分公司、仓库等需要重点保护；各工厂的方棚问、锅炉间、水塔、原料仓库和成品仓库都是工厂的重点保护对象；区内苏州河南北的通道有恒丰路桥、造币厂桥、叶家宅桥、三官堂桥等重要桥梁，有长寿路、小沙渡、叉袋角等10多个摆渡口。地下党组织即向这些企业、工厂和交通要道的负责人发出了忠告信，要求他们把自己份内的事办好，把自己管辖区的建筑和物资保护好。

沪西三区机器业的两名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探听到：三区机器业护工队第十一大队大队长黄大中，搜罗了一批护工队员，在华山路淮海路附近一座洋房里，并拉来了一名国民党军营长和一名国民党青年军军官，训练一支凶暴的武装特务组织，直属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在解放前夕，他们在开始时曾天天秘密捕人、审人、打人、杀人，并与浦东武装特务部队有联系。他们还准备了武器、电台、粮食，妄图去浦东打游击。这个情况立即反映到了上级党组织，并向他们发出了严重警告，以约束他们的破坏力。解放初，黄大中等一伙特务都受到了惩罚。

上海第一绢纺厂特务头子吴健带领一批爪牙，敲掉了护厂队的牌子。护厂队负责人当即率领工人向特务和厂方严厉质问，并把警告信暗中塞在了一些特务们的口袋中。这些特务忽然发现了自己口袋里的警告信，非常惊慌，找到厂方趁机表示说：“护厂是应该的，但是上面命令护厂队停止活动。如此这样，你们可以成立消防队、救护队、纠察队等组织嘛。”这样，工人们就采取灵活机动的办法，同意改换名称，同样达到了护厂的目的。

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派驻该厂的特派员见明斗不过，就暗中下毒手，通过该厂的爪牙，搞到了一张60多人的黑名单，被工人们及时发现。为了揭穿他的阴谋，也给他发出了警告信，迫使他不敢上报黑名单，工人们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工人们更加警惕谨慎，深入广泛地开展护厂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