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伯30
女人没有看到眼泪,甚至没有看到男人的饥饿……
阿伯仍在想念着诗句,就像是麦子那天穿着一件浅色的毛衣,她的头发和毛衣的下摆一起飘动,然后,麦子又戴上了一顶帽子,使她的脸很白,那种白色激起了他的性欲,使他感到自己像吃了“伟哥”,并开始药物作用,这使他分不清是爱还是性,是形而下还是形而上,也分不清她是美的还仅仅是庸俗的漂亮,在他看来都一样,只是一个女人。于是他又想起了德里达说的话:我们迷失在自己的呼吸里,在阿尔及利亚,在别人都在受难的时候,我们却迷失在对于女人具体的想像里……
阿伯想:大师们多么好,他们把你想说的话,甚至于不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他又翻起几本理论书籍,不过,这时,他实在感到累了,就趴在了地上,他把那些蜡烛拿出来,在蛋糕的四面摆了一圈。这时,蛋糕香味四溢,他感到了饥饿,或者说饥饿像是潮水一样地向他袭来。他躺在地上,点着了一支烟,看着天花板,似乎麦子就在那上边。
他闭上眼睛,体会着自己的平静和期待,然后,他睡着了。
麦子29
我猜想他们今晚不是约沈灿,就是说好晚上一起去搞妓女,否则为什么要背着我呢?
我突然觉得自己是这么孤单。在阿伯向导演走去时,我知道有很多无形的女人挡在我的面前。我想在阿伯的脸上证实一下,看他是不是会真的跟导演柯走。我用眼睛说,为什么我们才接触几天你就要去找别的女人?他从侧面感到了我焦灼的目光,然而他视而不见。
我不由得全身颤动起来,阿伯居然没有再看我一眼。我一边走一边想像我和另一个男人也许就是导演柯重演地毯上的那一幕,去让阿伯看。让他看看我的身体是怎么背叛他的,就像他背叛我一样。
我决定去报社,我不太害怕再一次面对白洋。我打了一辆出租直接向长椿街驶去。
这个司机的眼睛长得有点斜,他说在使馆区走动的女孩都是有野心的女孩。
他从反光镜里偷着观察我的表情。他的目光顺着我的脸颊流下去,仿佛我刚从某个外国男人的房间里偷情出来。我朝窗外看去,落在街面上的下午的阳光恍如吹起的长萧冷冷地悬浮在半空中。
司机闲不住,问我将要干什么。我告诉他我将去参加一个盛大的PARTY——一个生日RARYT,一个为我而举办的生日PARTY.我的嘴唇温柔地启动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戏弄出租车司机真是诱发了人的想像力。我曾跟这些司机们一遍遍述说我的情人,他的长相肤色个头和喜欢穿的衣服。不同的司机听到的是我不同的情人。我一会儿把他说成是个富有的吸毒者,一会儿说是格拉祖诺夫式的作曲家,一会儿又说那是跟我一样没名没钱的穷人。我还告诉他们,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其实他们都不爱我,他们仅仅把我看做是一个性合作者、游戏参与者。司机们总是为我有些不平,热心地帮我出点子,而我只是在检查我的故事是不是有什么漏洞。不过常常我还没有说完就得下车了。我站在路边,看着阳光或是灯光从高处倾泻下来,总有做了一场春梦的感觉。
我想起在法国大使馆的聚会上,阿伯说他要炸楼。于是,我告诉今天的这个司机说,待会我将要死在这个生日晚会上。你没看到我穿的棉袄吗?棉袄里面不仅有丝棉,还有炸药。
他突然说,你帽子里面也不仅有头发还有炸药。他说着哈哈笑了起来,他继续说,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连美国纽约都被炸了,还有什么不能炸的。不过,跟我说说没关系,你没看到某著名演员在机场开玩笑说包里有炸药,机场里的人一听就吓着了,把这个演员给叫了去,审查了好久。
我从随身带的包里掏出一管护肤油,司机居然紧张地看了我一眼。我笑了,挤出一点放在手背上,用食指抹开来,空气中立即有一股怪怪的香味。我说,看来你还是有点害怕的,不过,我不会炸你,我会炸别人。
他更是仔细地观察我,好像我真是一个不要命的人。
我一边上楼,一边想像我将去的真是一个生日PARTY,是我的生日PARTY.我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但是我闻到了一股和鲜花和蛋糕不一样的味道,那是很浓的臭味。我想,厕所的下水道又堵了。推开编辑部的门,听见“符号”正在说,加人WTO对于中国人是好事,都全球化了嘛!可是,别这么急着搞什么知识产权保护,让大家都不自在。全球化我喜欢,中外文化真正能够交融……
她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接着问我,麦子,你说全球化了,最重要的是干什么?
我说,马上把厕所修好。
她说,错了,最重要的事情是先找饭吃,我今天正式得到通知,我已经被白泽开除了。
“符号”的脸尖瘦尖瘦,皮肤雪白无瑕,写的文章也好看。可她居然偷别人的文章发,被人找上门来。我早就知道她会被开除,但她自己不相信。
她又说道,餐厅鱼缸里的鱼,游得那么自得却不知道马上就得被杀掉。麦子,我本来想让你为我到白洋那儿去说情,可是,你知道吗?这次编辑部开除两个,挨着我的名字旁边的就是你。
阿伯31
阿伯不知道是谁在推他,他好像是在故乡的家里,母亲在他生病的时候用湿毛巾捂着他的额头,他知道自己是在做梦,而且到了今天,母亲并不能唤起他心中的委屈,那个推他的人好像还在叫他。他睁开眼,麦子站在他的面前。
他看着她。
她也在看他。
她说,你怎么了,发神经?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买了这些东西?
你为什么才回来?
我生你的气了,我去单位了,不,那不再是我的单位了。晚上和“符号”去吃饭,是她请我吃饭,可是到最后还是我掏钱请了她,真让我生气……不过,你不是跟导演一起去向沈灿进攻了吗?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阿伯说,我一直在等你。
她看着蛋糕说。你这是怎么了?想过生日了?
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吗?你忘了?
她一愣,想了半天,才说,你是看了我的身份证了,对吗?
他点头。
她笑起来,说,那是假的,我瞒了岁数,其实我已经二十六岁了,早就不是二十三了,我在让别人帮我重新做身份证时挑了个自己喜欢的数字,你以为我真是12月29号吗?
麦子笑起来,说,谁让你偷看我的身份证的,对了,你哪来的钱,你不是没有钱了吗?这么大的蛋糕,花了多少钱?最少也得七八百吧?
阿伯愣了,半天才说,今天不是你的生日?
唉,不是呀。
你应该早告诉我,我还真的以为是今天呢。
她拉着他,说,你哪来的钱?
是找导演借的。
你用借来的钱做的蛋糕买的花?
他点头。
她看看他又看看蛋糕,脸上出现了异样的表情,好一会儿,她才说,你今天一直就在想着这事?
他说,我好多天都在想着这事。
她哭了。
他似乎一直在等着她哭,在他缠着导演借钱时就在想像麦子的眼泪。他兴奋地说,我点蜡烛去。
她猛地抱住他不放开他。
他把她的手松开。然后,他用打火机点着蜡烛,火苗映红了他的脸。他看着她,她的脸也被火苗映红了,并且,她的身体像是被风吹得在颤抖。
她一直在哭,像是伤透了心。
麦子30
阿伯从口袋里拿出一把亮闪闪的刀,在身上擦拭了几把。我一把拉住他,把他手上的刀子拿去丢在一旁。我说我要一直让蜡烛亮着,我要一直守候这蛋糕,我甚至还要躺在上面。以后我一直跟他说,我做梦的时候经常会梦到这样大的蛋糕,比房子大,比天大,终于这再不是梦里的蛋糕了。
我抹掉眼泪说,我刚才看着这蛋糕心里面开始恐惧。它是那么漂亮,“那么光彩夺目,那么令人垂涎,那么无法想像,我觉得我有点不配,我不配得到这么好的东西……阿伯国不转睛地盯着我,他用手把我重又默默流下的眼泪抹去了。
火光一直照着我。我除了流泪不知道再跟他讲什么。于是我开始讲我童年里第一次看见陌生男人的双腿的感受。
那是我母亲情人的腿,他们在床的那头,我在这一头。醒来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看被窝里的脚,我看见妈妈那小巧的白晰的脚勾在她情人的腿上。妈妈不止一个情人,她带着我睡在不同的床上,那时我不知道爸爸哪儿去了。有一天我问妈妈,妈妈顺手给了我一个耳光,好像那是我不该问的问题。在很多公共场合,妈妈让我管她的情人喊爸爸,我就喊爸爸,但那都是有许多人在场的时候,只要一剩下我们三个人,我的嘴巴立即闹得紧紧的,我谁也不叫,甚至连妈妈也不叫,可是我觉得自己不好的是,每当那些男人给我买了洋娃娃买了漂亮的衣服买了好吃的东西时,他们问,叫我了吗?我就叫爸爸。他们说声音不够大,再叫一遍。于是我又提高声音喊了一遍。我不知道我爸爸哪儿去了。有一次妈妈领我去一个茶楼,不一会儿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我爸爸,一个是我不认识的女人。爸爸问我好不好,我不说话,只是看妈妈,妈妈叫我别告诉爸爸我还管别的男人叫爸爸,她不让我说,我当然不说了。但我知道这个是真的爸爸,我的眼睛紧紧盯着他,我要记着他的样子,就像记住一个仇人的样子。爸爸是我的仇人,是他把我和我妈推到了那些不同的床上。
阿伯,我只是这个晚上又回忆起了这些往事,我想到了每天早晨看到的不同的男人的毛茸茸的腿。要在平时你打死我我都不说。再说我也忘了。可是在今天,在今天这个晚上,透过这些烛光,我就想起一些事,我是幸福得受不了暖和得受不了才讲这些的,我从没有对任何人讲过,对谁都没有讲过。在我上大学时我爸爸看过我几次,他原是一个厂的党委书记,可是身体不好,早就退休了,说是退休,实际上是被人排挤了。我妈妈呢,在我上高中时就跟一个男人跑到了国外。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妈丢下我跑到国外之后,我就不怎么恨我爸爸了,虽然是他先有了别的女人要跟妈妈离婚的,但是他没有给我带来直接的具体的恐怖。我觉得我妈妈在我那么小把我带到不同的男人的床上,这是非常残酷的。也许她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从某种程度上她是想报复我爸爸吧。
阿伯一直给我抹着泪,黄色的光晕浮在他脸上。他轻轻地吻我,轻轻地,像飞翔的鸟儿划过水面。那晚我们没有切蛋糕,也没有做爱,我们只是紧紧搂在一起。
此后我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都要后悔的话。我问,阿伯,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你,不再跟你在一起了,你会怎么样?
几乎是在瞬间,阿伯的眼睛眨都没眨,眼泪一下涌了出来。
我一边看着他一边在想,那晚跟踪我的如果不是阿伯,而是别人,是皮里松,或导演柯或那个说话尖刻的大威或随便另外一个男人,我会同样跟他们回家并与他们同床一夜吗?阿伯和他们之间有区别吗?也许,在那时的我看来,他们是可以互换的。
但是阿伯就是阿伯,无人能够替代,在那一晚甚至在此之前的许多个晚上,他藏好在某一条路上等待我的出现。此后他不止一次地讲,我早就知道《长安街》里有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叫麦子。
说这话的时候是来年也就是2002年初春的一个黄昏。是他突然离开我之前的晚上。我穿着一件黑色的连衣裙,裙下面是一双涂了黑指甲的没有穿袜子的双脚。当阿伯这么说时,我只盯着我的脚面,心想:在我的长安街上究竟有没有男人真正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