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这些同类还原于“582”分场。回想起来，颇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与我同来“582”的原新华社记者戴煌，曾对我做过一个比喻：我们可以比作猴子，马戏团给我们穿上几天衣裳，让我们串演了几天半人半猴的怪物——现在马戏结束了，一切都还原回了原始状态。

我也以苦涩的幽默回答我的这位同类：“好一点儿了，这儿离埋死人的‘586’，比我原来呆过的‘583’、‘584’，要远一些。”

“你不要净挑坏的说么。”戴煌说，“也有好的一面，这比你过去呆过的地方，距离张沪不是近了一点儿吗！”

是的，回到老巢来了，又与张沪到了同一块地皮上来了。仔细想想，去团河只是给了我一个海市蜃楼般的梦——除了与家人的一半相聚了几年，一切都和当初一样。摘了右派铁帽和没摘一样，我与同组的成员，又回到了五毒俱全的群体中。我的组长名叫平克贤，原本是昔日八大胡同里的一个妓院老鸨；还有一个我终生难以忘记的惯窃“何大拿”（名字我记不清了）；另外有几个因流氓罪进来的成员和一个过去当过法国传教士的高学海。主管我们的队长姓崔，我初到那儿的第一天，就听见“二劳改”们在背后叫他“崔阎王”，另一个队长姓翟，背驼得像个标点符号中的“？”

我在万念俱灰中与这几位睡在一条大炕上，情绪之烦躁可想而知。临离开团河之前，我把《北京日报》退还给我的书，运到了家里：重返茶淀时，我选了几本，塞到行李之中——这绝不是为读书，纯粹是为打发时间。当然，在那个天地一片红的年代，我要带的书，都是革命的书籍，除了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有点不合时尚以外，其他如高尔基的《母亲》，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在那个年月政治上都无可挑剔。此外，我还把我在50年代中期出版的三本书，也装到一只破纸箱的底层——那是我怕自己随波逐流，在劳改队堕落下去，而为自己准备下的三把戒尺：我曾是个有抱负的年轻人，虽然命运还在不断恶化，梦已破碎成为天边一缕游丝；但是人往下走是非常容易的，我不想让自己一滑而不可收。

我的更多的同类，分在了三中队。因而我为了寻找知音，一有空闲时间，除了翻看高尔基的《母亲》之外，便离开我所在的四队到三队去找同类聊天。那儿有戴煌、阮祖铨（来自商业部）、李建源（来自新华社）、裴连振（原机电部工程师）等十多个老右。大家悄声谈论最多的话题，不外是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大概在我们到“582”两个多月的时候，同类阮祖铨与李建源之间，因开玩笑，引发了一场祸事：当时全国正流行着戴伟大领袖的像章，阮祖铨的家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给他寄来了一枚毛主席的像章。按着正常的邮政规定，信中夹寄任何物品都是不可以的；但是那封信居然邮到了农场。拿信来的是李建源，他用手捏了捏信皮，鼓鼓囊囊的一块，不知里边是什么东西，顺口对阮祖铨说了一句：“喂！你的信里有鬼！拆开让我们看看！”

阮祖铨接过信来捏了捏，里面硬梆梆的，也觉得有点奇怪，便应和着说：“是他妈的有鬼，是什么东西呢？”

信撕开了一看，是一枚毛主席纪念章。在劳改队是不许戴伟大领袖的像章的，那意味着对领袖的亵读——因而阮祖铨，赶紧把像章收好，怕有罪于伟大领袖。但是他万万想不到，他的弥天大罪已然犯下了：两个老右居然敢把毛主席比作为鬼，他俩说者无心，旁边的人听者有意——而把这件事捅上去的，正是同类中的一个。此人把事件的性质，向中队长作了分析，这在那个年代就成了天大的事情。

据说，中队指导员姓白，还是个知道爱护知识分子的人；但队里不止一个队长，别的队长认为这是恶毒攻击伟大统帅的反革命行为。于是对一场由好奇说出的笑话，无限上纲的大批判开始了。

“低头——”

“老实交代——”

“你俩胆大包天，竟敢把伟大领袖比成鬼，真是反动至极——”

“你们背后的主子是谁？”

……

风风火火的斗争大会，着实进行了好几天，到后来还是那位白指导员，没有让事态继续扩大，把事情缓缓地压了下来，才算告一段落。值得深思的是，在那个疯狂的历史暗夜，一个执行专政的干部，倒比那个无事生非的同类显得清醒，这是十分反常的现象。那个自食同类的丑类，何尝不知道阮、李二人并无亵读毛泽东之意！他所以要这样做，不过是要讨个积极罢了——而在那个年代，许多开国元勋都成了阶下之囚，他所讨的所谓积极，究竟还有什么价值？鬼才知道！在这一点上，这个同类中的丑角，还不如刑事犯清醒——刑事犯中流传着两句顺口溜，倒是极富哲理。他们说：任你千变万变，不如政策一变；任你千好万好，不如政策一好。“文革”已然把中国拖入了黑暗的深渊，你一个老右就是表现得再积极，也不过是臭狗屎一堆而已。

中国人历来有窝里斗的传统陋习，知识分子是这块历史积淀物上的一个细胞，当然概莫能外。前文已经提到过在三畲庄的“打鬼会”，充当打手的并非红卫兵，而是知识分子自身——远溯到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及我在本书第一部中写到的那位“头人”，都是知识分子自噬的例证（80年代末期，姜文因《走向混沌》第一部来访，他认为该书除了历史的真实之外，使他动了真情的是，笔锋也直接触及了文化人自身灵魂的霉斑，最典型的就是那位“头人”。他想有机会时将其搬上银幕）。当然，相对而言，读书人明达事理，知晓礼义；以坑害同类以自拔的人，毕竟为数不多。仅以三中队的老电机工程师裴连振为例，就代表了另一类知识分子的刚直不阿。裴在同类中，算是年纪最大的老右了，我们还是满头黑发，他头上已然出现了缕缕银丝。他对我说：“你过去是个记者、作家，要好好记住这一段历史。如果有一天，你能动笔的时候，要不掺假地把它写出来——这不是为了揭短，而是为了中国的明天。”

当时，我的文学梦早已被时代风暴撕为碎片，因而不以为然。他举出司马迁著《史记》的古事，来唤醒我麻木的神经，但是没能奏效。我说我只要求我自己尽可能不随波逐流，仅此而已。但就是这位电机工程师，到了1979年中央为老右落实政策时，也演出了令同类们叹为观止的一幕：当初陷他于囹圄的人事干部，来劳改驿站对他表示友好时，向他伸出了一只手，他却扬起了他的一只脚去握他的手——裴公以脚代手，意在表明当初诬陷他的那个人的手，比自己的脚还脏。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我的朋友戴煌。他在劳改队的生活处境，可以说是最困难中的一个。这位来自苏北新四军的老记者，被送进劳改队后，妻子小潘是个收入低微的油漆工，没有钱给他买“进口货”送来，他以十分坚毅的态度对待饥饿的煎熬。他当时有一句同类们无人不晓的口头禅：宁可暴尸荒地，也不吃救济粮。救济粮的含义，不是指政府而言，因为每人每月就那么多粮食定量；它的含义是指同类们的相助。他身体高大，身体需要的热量，本来就比别人要多；加上劳动中从不惜力，其饥饿的程度可想而知。据李建源告诉我，同类们如果都有这种精神，知识分子的形象会更加凛然——这可以视为与那个泯灭良知、陷害同类于水火之中的丑类，遥相对立的另一种知识分子的品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