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在的中队，同类不多；虽然也有三两个老右，因为没有三畲庄的相聚有缘分，因而往来不多。组里的几个成员，除了那个法国传教士以外，更难找到一个知音了。这并非是我有多么清高——“清高”二字，已早在我的灵肉中消亡。时间像个磨盘，磨碎了知识分子的自尊，连同知识欲求也一块儿被磨得粉碎。这儿离北京较远，在茶淀小站登上火车，回城也要有多半天的时间；并且农场言明’文革”中回家必须请假，所以等于取消了返京探家的自由。

百般无奈之际，只好以看书打发劳动之余的光荫。历经近十年的劳改，我的手掌已粗得如同挫刀，以致手指翻动书页时，都发出哗哗的声响。大概是快到1968年国庆节了，有一天公休时，我正躺在床上看书，驼背的翟队长，走了进来。

“你在看什么书？”他突然问道。

他进来时我面朝墙，因而没有看见，听见他的声音，我忙从炕上爬了起来：“我在看高尔基的书。”我把书递给他，表示我没看什么不好的书。

他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那本书，把书往炕上一扔：“什么‘高尔基’‘低尔基’的，除了毛主席的著作，什么书也不许看。”

我不禁血涌心头，说了句：“这是过去列宁喜欢看的书《母亲》，是革命书籍。”“我说过了、你听清楚没有？”

我还想说些什么，但是想到他是个半文盲，便把嘴巴闭上了。在专政机构对这样的干部讲高尔基，等于是对牛弹琴。

劳改队中有一批这种类型的干部，他们因为没有文化，本能地仇视文化；加上“文革”一来，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他们就更以没有文化为荣。像三畲庄的董维森和高元松那样深知文化价值的干部，在劳改系统占的比例极小。但是他们也要管理人，还要管理知识分子。好在他们有“文革”的大棒在手，你在其中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这虽然是一句古话，但也是“文革”年代，一幅逼真的立体全景画面——社会上如此，在社会最底层的劳改队，则表现得更加突出。

“罗锅”走了，同组因打架斗殴进来的成员希中信对我说，他也看过高尔基的书，他劝我来个“狸猫换太子”，省得以后找麻烦。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让我包上书皮，以应付形势——从那天之后，我每拿出一本书来翻看，都把它先包上《毛泽东选集》的书皮，加以伪装。这倒也真成全了我，连雨果的《悲惨世界》，在这种红色的包装下，读起来也安然无恙了。

后来，我渐渐地知道了“罗锅”队长的一点家事：他活得也挺可怜的，因为他近乎于文盲，加上驼背，起始连个对象也找不到；到了大饥饿年代，一个女盲流讨吃讨到了这个地方，他算是有了个媳妇。由于这种畸形的婚姻并非女方自愿，婚后他成了受气包——所以一些能钻空子的“二劳改”，要外出去附近的怀淀或汉沽买什么东西，常常躲开“罗锅”队长而去找他的媳妇请假——虽然她并非劳改干部，但她经受过生活的煎熬，因而对一切劳改成员有着强烈的同情，便有求必应。几十年来我走过多少劳改驿站，只有在这里才有这种奇遇和奇观。事情不大，但却给了我极深的影响，我懂得了只有走过雪路炭途的人，才最具有人类的同情之心（我很崇敬那个女盲流，后来，我曾把她当作中篇小说《风泪眼》中的一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