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上已全无来团河时的情致，自不必多说。更使同类们心悸的，这支回巢的鸦群中，除去少了去新疆的部分老右之外，还少了几个昔日同窗。其中的“林妹妹”郑光弟，因绝望自投了什刹海，这在前文中已经提及，我发现，同类中还少了一位来自老北洋大学的学子韩大钧。

我之所以对他的不在格外敏感，因为他是北师的物理老师——我离校时他正进校，头一年的返校节时，我曾与他有过一面之交。后来被关在一个笼子里，自然是不会忘却的。他与我同时解禁，没有去新疆，又没有自绝于人民——这位总是戴着一副眼镜的老师，到哪儿去了呢，经同类告知，才知道他已于“文革”初期，就被当作不安定分子之一，押迭回茶淀来了——比我们早回老巢近两年。

在我的记忆中，韩大钧是个非常乐观的人。在三畲庄的时候，他与我虽然不在一个小队，但却只有一墙之隔。他嗓门洪亮，笑起来其声可以震响人的耳鼓，我无论如何也难将“不安定分子”的概念与他联系在一起。据我所知，他在解放前就是个爱国的学生，1947年发生了美国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后，他担任了北洋大学北平部示威游行队伍领队，因此曾以共产党嫌疑犯，被国民党五花大绑地抓捕入狱。入狱后脚坠七斤半的脚镣，经受了多日的皮肉之苦，后发现他不是共产党，才把他放了出来。北京解放前夕，他又出任了北大工学院的护校队队长（当时北洋大学北平部与北工大合并）。这样的一个爱国者，在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后送来劳改队，己然是冤案一桩了，何以此时又成了“不安定分子”？在隆隆东去的火车上，我知道了这位长者的不幸：“文革”风暴乍起之时，他与我一样，也十分关心老母亲的安危（他一岁多丧父，母亲一直没有再婚，母子相依为命）。但是当时农场已开始限制家在市内的老右进城，当时正好有一位同类魏巍（原北大法律系学生），因牙疼病进城到公安医院看病，韩便托这位同类借进城的机会，顺便去看一下他的母亲。傍晚，同类魏巍带回来的消息，使韩大钧不寒而栗：他的家被抄了两次，老母亲被打得遍体鳞伤不说，还被轰到一间只有4平米的危房中去了。韩大钧心急如焚，但是队部就是不允许其回家——直到有一天，韩大钧的母亲，被折磨成胃穿孔，医院把电话打到了团河农场，农场才派一位姓姚的劳改队长，跟随他一起进城。到医院时，正逢医生给他的母亲手术完毕，急需输血。作为儿子，韩大钧立刻挽起胳膊，为母亲输了200cc的鲜血；然后去母亲住的危房（解放前为一座小武道庙）看了看，为母亲倒掉了罐子里的屎尿，才返回农场。一路上，他越想心中越窝火。母亲年轻时丧夫，在上海从事慈善事业，可以说是个标准的爱国主义者——1933年，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邓中夏（当时化名施谊），因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曾一度藏身于上海法租界。后来法租界因怀疑其居留于其境内的合法性，想将其驱逐出界，在此紧急关头，当时的女地下党员唐豪，曾来找她求她帮助寻求法租界律师顾守熙的帮助（顾为昔日她先生的朋友），她找到了顾，并从法律上解决了邓中夏的合法居留问题。能拯救一个共产党创始人于危难中的爱国女性，怎么会遭这么大的罪呢？他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于是在有一次回家探望出院的母亲时，他怒冲冲地找到北师幼儿园（韩的母亲在这里工作），与勾来红卫兵斗争她母亲的曹桂林和冯风风老师讲理。那两位老师本来出身不好，为了自保而把韩的母亲推出去当挡箭牌——此时此刻，被韩大均质问得无言以答。本来事情到此结束，也许不会惹火烧身，但是韩大钧是个孝子，这个老书呆子在场内继续给有关部门写信，想让斗争他母亲的红卫兵，把他母亲送回到原来的住处去。在根本没有道理可讲的年代，他硬要讲理，其后果可想而知：在196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队部突然通知韩大钧与另外几个“不安定分子”准备第二天离开团河前往茶淀。当时韩的母亲的病还没有痊愈，街道上有同情心的老太太，特意去告诉她，儿子从农场打来电话，说明天就要离开团河。这是一个母子双方都失眠的冬夜。第二天早上，韩大钧打点行装的时候，他的母亲拖着带病的身子踏上了开往南郊的汽车。韩大钧心情失去了平静，他料到母亲会闻讯赶来，而他此时业已被勒令登上了解放牌大卡车。好在南来北往的车都走同一条公路，韩大钧擦净了眼镜片，睁大了双眼紧紧盯着南来的公共汽车车厢。真是无巧不成书，第一辆汽车开过去了，他没有看见他的母亲；待第二辆汽车与卡车擦肩而过的时候，他当真看见了他的母亲。他大喊了一声：“妈妈——”

汽车飞驰而过。

这个老北洋大学的学子，不顾一切地跳下车去，一边高举着双手，连连呼喊着：“妈妈——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明知自己的两条腿难以追上汽车轮子，他还像是疯了一般在后边紧紧追赶。四辆押送“不安定分子”的卡车，因发生了韩大钧的跳车事件，都停在了马路上。几名身穿警服的劳改队长，都从车上下来追赶韩大钧。这连环追的戏剧，使马路两侧的行人都停下了脚步。

追在最前边的一位劳改队长，眼看已经揪着韩大钧的棉衣衣襟了，一失足跌了一个大跟头。他爬起来高声喊道：“抓坏人——抓坏人——”

韩大钧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筑起来的阶级斗争的大网，一下子把他给网住了。革命群众与公安人员，把高高大大的韩大钧逮住了。没有什么客气的，给他戴上一副手铐，然后把他往车上一扔，他寻母之梦到此终结。一个没有学过武术的知识分子，何以会在来茶淀的卡车上，演出了像动作片里的跳车镜头？多年之后，韩大钧已是大百科全书的编审时，我曾询及他这一问题，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人性使然。除了母子情深之外，有一件事，使韩大钧终生难忘：那还是在60年代初的饥饿岁月，他当时已是二级浮肿号。在一个冬季的雪天，他母亲下了开往茶淀的火车，踏着半尺深的大雪，步行了几十里路，来给他送食品。待到了接见的地点，他母亲的两只棉鞋，已经全部湿透。接见室里有一盆炭火，他母亲脱下滴水的棉鞋放在火盆旁边烤干时，韩大钧发现母亲的一只鞋，鞋底与鞋帮已然分离；另一只鞋，底帮倒是没有分家，但是鞋底上磨出了一个圆洞。韩大钧的眼泪，顿时流了下来……为了送两斤食品，老母亲走了这么多路，已经使他觉得愧对了母亲，而这双已无法再穿的棉鞋，怎么再走这几十里的雪路？！他母亲用细绳捆了捆那只分了家的棉鞋，又把那只透了底的棉鞋，塞上了一点儿从棉衣上扯出来的棉絮，就又踏上归程的雪路了——后来他才知道，他母亲没走多远，那鞋底鞋帮就又分家了；他母亲等于是赤着脚板，趟着雪路回到火车站的——想想母亲的付出，他也就有了跳车的勇气（我曾对他建议，将他的这一段往事，编进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文革’与知识分子卷”）。

两年多前，四卡车“不安定分子”重来茶淀。

两年多后，我们这些“安定分子”也到这块故土上来了。不同于他们的是，他们是坐汽车来的，而我们是坐火车来的。至此，“桃花源”变成了我们生命中旋而即逝的幻影，悲歌咏叹中的一个飘然远去的欢乐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