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桃花源”中的我及我的同类，没有经受陈野等人去了新疆后的血肉之灾；但是不等于我们对那一段历史，只有表层的开掘。

当时引起我们最大震动的有一件事：园艺队有个名叫符星勋的农工技术员，把他爱人王月娥的妹妹，介绍给农场司机陈长勤。两个人到了快要结婚的程度时，王月娥的妹妹到农场里来，符挽留她当天住在农场，她说回家准备一下婚前的杂事，没有在农场过夜，符技术员以及他的妻子——包括陈长勤在内，谁也没有料到当天夜里，发生了使他们一生也无法弥补的憾事。

王家住在大兴县大辛庄公社黎明大队，家庭成份不属于红五类，她和姐姐大不了属于地、富子女。就在她回家的当天夜里，大队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以砸烂旧世界为名，与无知农民勾联在一起，干了一件震惊全国的惨绝人寰的事件。在8月31日的晚上，王月娥一家六口（她本人在农场除外），以及生产队中所有成份不好的人，被勒令不许出屋，在家中静候。这些农民分别被叫到队部办公室去，便再也没有回来。进门一个，便有人用细铁丝从后边勒住脖子，直到窒息为止。王月娥的妹妹，见父母兄弟都不回来，知道凶多吉少，便一头钻进炕洞里躲藏起来。假如她能借着月黑风高，想办法逃脱劫难，也许还会有一条活路；但是没有想到“文革”凶手，会如此灭绝人性。第二天，她从炕洞中爬了出来，想寻找她的父母和家人。被造反派发现了，当即被处死，与她家中的另外五口，一起填了她家院中的一口枯井。

就在这三两天之内，整个大辛庄公社一共处死了百十口黑五类（包括他们的子女及隔代子女），最老的年过八旬，最小的出生仅有三个月，开创了“文革”暗夜之最。一夜之间，王月娥没了妹妹；司机陈长勤，死了未婚妻。这么重大的消息，是没有办法保密的——特别是来农场要人的事情，使我们感到人人自危。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再一次发生，农场各队都传达了万一红卫兵来农场要人，不许与他们发生冲突。但是三畲庄没有解禁的老右中，已经丧失了耐心的人，说自己已然活到头了，来了就打，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王月娥还是个家属，不过是成份不好，若老右被要出去，就更没有活路可寻了。在半个月后的一次休息回家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母亲。她连连表示感谢上苍，因为与那些冤死鬼相比，我们这个家虽然散落为三，但是每个人都还全须全尾地活着。在旁边听到我和母亲对话的儿子，吓得面色如土。他年纪只有10岁，按正常的情况推论，他正是每天与小伙伴嬉戏的年纪；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也开始关心这个家庭的安危了（这是不应有的早熟）。他说：“爸，前两天街道来人了，说我们不能再住这个院子和这三问大房子了。您看，早晚我们是要搬家的；与其等着让人家轰走，还不如自个儿提出来，搬到能住下奶奶和我的地方去。”

我母亲有些恋旧——因为我们已然住在这儿十多年了，邻居中除个别一半户之外，可以说都是一棵秧子上的苦瓜。院子里的邻居不愿意我家搬走——因为我们一走，不知道进来一个什么户。根据阶级斗争的学问，来的肯定是一户无产阶级；那么全院会因此而失去和谐，一鸟入林，百鸟压音，那日子也不好过。

我有限度地支持了儿子的意见：“妈，能重新上了户口，说明您在这儿没有民怨，全是受了我和您儿媳的牵连。主动提出换一间小房，虽然能落一个态度好，到了这个份上，态度已经不是什么护身符咒了。小众提的全对，但是当前最好是老老实实听喝，让走就走，上哪儿都行；表态表的不是地方，还会惹起别的麻烦。”

我母亲同意我的意见，她说她时刻做好搬家的准备。

儿子又说：“爸，现在我常在屋里猫着，一上街就有孩子喊我‘反革命崽子’，‘地主崽子’……”孩子两眼含着委屈的泪水。

“别惹他们，只当他们是在骂别人。”

孩子还想说什么，我说：“你想想，你要是在那个大辛庄的话，你和奶奶都被勒死了。”孩子被吓坏了，这之后，他夜里常做恶梦。母亲告诉我，她有时被孙儿的喊叫声惊醒，不得不把孙儿的手，拉进自己的被窝，告诉他奶奶在他身旁，让他安心睡觉——每逢这时，一老一小便谁也不能入睡了。母亲为哄他入睡，有时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小时候哄我入睡的儿歌：狼来了虎来了马猴背着鼓来了狼抱柴虎烧火马猴锅里煮饽饽我一直后悔，不该当着孩子的面，谈起那百十口人的冤魂归西的事情，因为这对孩子的刺激太深了；但在它的负面价值中，也有积极的因素——那就是使他从小学会了忍耐，以应付那个年代的一切恶行。

不久，换房搬家的命令下来了——我没有到大周周未，不能回去帮他们搬家，是街坊的几个同命运的孩子，帮着一老一小，把家搬过去的。待我再一次公休，已然不用再去原来的院子了——这一老一小，搬进了南吉祥胡同十七号一个大杂院里的一间10平米的小屋。那是一间低矮、一年四季也见不到阳光的房子。前面矗立着一座高高的青砖楼，原本为著名京剧演员杜近芳的家宅。“文革”开始以后，其家受到了冲击，不知被撵到了什么地方栖身去了。我家的那间小屋，昔日住着杜近芳的保姆——自从杜近芳（其先生家姓吴）一家搬走，派出所搬了进来以后，在青楼与大杂院之间，砌了一面高墙，以示楚河汉界。由于地下水道不通，到了冬季，那一排低矮的房屋之前，成了一个冰砣堆成的滑冰场。母亲又是两只小脚，曾经被滑倒过几次；不过这对于经历过“文革”洗礼的母亲来说，构不成活不下去的问题。

当时，张守仁（《十月》杂志副主编）住在十七号的对面，曾看见我母亲每天在吉祥胡同扫街；孙儿怕奶奶累着，有时争抢着奶奶手里的那把扫帚，替奶奶赎罪。由于街坊都是陌生人，一老一小的生存状态，不如在原来的地方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尽管儿子从众像只怕猫的小耗子，还是无法逃脱各种欺辱——住在张守仁院子里一个颜姓家中的大小伙子，有一天，没有任何原因，在小巷里打了从众一个耳光。

因此，尽管我没有承受陈野的皮肉之苦，但对中国社会在那段暗夜的理解，也称得上入木三分。昔日，我读过美国记者写的一部名叫《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书，似从其中找到了潜伏在人类灵魂中的弱点——他们极易被一种类似于神示的东西煽情，而一旦这种心绪涌动起来，人性中的恶就会首先扼杀善良——先扼杀掉自己的，然后再扼杀别人的——最后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此时的人，会在不可知的本能驱使下，返祖回归成为非人的某种动物。如那位姑娘站在老妇身上跳舞；那个监管人员让陈野跑骆驼刺；大辛庄的一百多口人集体死亡……在这种时代黑潮的冲击下，我们在团河的同类，不仅梦碎“桃花源”——而且无资格再在皇城脚下驻足，因为“水晶城”郊，是容不得沙尘的。所以我们一行——无论是解禁的还是未解禁的同类，都于1968年11月8日从黄村上了火车，重新回到老巢茶淀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