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我不能忘却对我的另一部分同类的追踪报导——因为他们是50年代受难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那个年代的更大的牺牲品。在时代的祭坛上，他们比留在团河农场的我们，承受了更大的不幸。

那挂列车，还没有开到吐鲁番车站的时候，已然有人跳车逃跑。逃跑的人中，多属流氓。小偷之类。老右们是安分的，他们并没有因为从“桃花源”步人苦寂荒凉的沙漠而改变初衷——道理十分简单，他们是为改变自身的政治面目而来的，只要是按照招募时的承诺，给予他们一点政治上的温暖，他们会拿出全部的力量，成为屯垦大沙漠的一支可以信赖的队伍。他们不仅能武，而且能文——来自北京各大学院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包括一部分家在北京的），几乎都登上了那挂北行的列车。

记得，在那天的大会现场，我遇到了我昔日的同行——原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陈野，我和他有过如下的一段对话：“你为什么要走？”

“在这儿呆下去，有啥子前途？”他老家四川，1947年秋天在上海参加的地下党。“去了那儿，你就能保证身份会有变化吗？”我说，“你是我党的老同志了，你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妈的，我就再信这一次吧！那儿比这儿艰苦，也许能从艰苦中获得一点回报。”他说，“留在北京有啥子意思，天子脚下都乱成了这个样子，走这一点儿眼不见为净。只当是人生的又一次赌博，如果发现受骗上当，我腿下还长着两只脚，去当流浪汉么！”他就这么走了。在此之前，他也和我一样曾经有过梦幻，他是以老党员、老记者的双重身份，走进《中国青年报》大门的。报社头头，曾答应他等环境再宽松一点时，调他回来先当纸库的管理员，然后看形势发展再另行安排。但是越来越紧的政治空气，把他这一点点希望化为泡影，他心灰意冷之后，便有了远走高飞的念头。

到了边疆不久，他就发现原来允诺的条件，没有兑现任何一条——同类们每天在沙漠中修公路，于是怨言四起。特别是随着“文革”武斗的升级，那里严酷的阶级斗争的戏开锣，老右重新成为射击的靶牌。加上当时一些同类与非同类，在1967年春天，逃离开沙漠的人越来越多——陈野便滋生了逃离无边无际大沙漠的念头。

1968年的8月1日，他所在的劳改中队全体整体。陈野借口前一天把铁锹丢在了工地上，他要去工地把铁锹找回来。管理他的队长姓金，觉得平日埋头干活的陈野，不会出什么问题，便对他开了绿灯。他顺利地通过了警卫的岗哨之后，便匆匆奔向了他藏衣服的地方（前一天他已经把衣服藏在了工地上），他埋起了换下来的衣裳，穿上新衣就朝叶城方向跑去。叶城即古代的碎叶，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落生的地方——他不敢走公路，也不敢坐长途汽车。天黑了在维吾尔族老乡家中借宿了一夜，人家不知道他是个边陲劳改队中的逃犯，还给了他两条羊腿吃。第二天早晨3点，他就不辞而别上路了。

当时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对不起这家维吾尔老乡；但是一个逃犯，无法对人家解释清楚，他只好在临行时，对着那间少数民族土房，鞠了三个大躬。之后，他不敢在原地久留，惶惶不安地踏上行程。他沿着沙丘小路，步行了约有一百多华里，才到了叶城。他摸摸衣袋，里面的二百多元钱和百十斤粮票还在（这是他积累下来，准备外逃时用的），便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他原计划是一路南行的，但是汽车站有红卫兵盘查，他只好在叶城的三条小街上转来转去。头一夜，他是在麦秸垛里度过的；第二天，他还是没能登上汽车，新疆夜里很凉，他想找一个暖和一点儿的地方过夜。就在他踯躅于一家茶馆旁边时，叶城的警察见他行迹可疑，把他叫到派出所，对他进行了审问。

陈野最初告诉警察，他是四川来的记者——因为他有着浓重的四川口音。“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采访。”

“采访什么地方？”

陈野胡乱说了一个地方的名称——他来新疆一年多，知道一些新疆的情况。“有记者证吗？拿出来！”

陈野本想不亮自己的原来身份，但是此时他已无法从这儿脱身，他在无奈之际，只好把昔日的《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证，当作护身符咒，递给了警察。如果他事先不说是四川来的记者，这张护身符咒，还可能起一点作用——尽管那是50年代发的，外壳已然破旧；但是上面印有报社公章，那位边疆警察可能把他一放了事。可是他偏偏说他是四川来的记者，与记者证单位相异——他被带到了收容所。

当天晚上，对他的问讯升级了：“我们问过《中国青年报》了，没有你这么个人。”陈野想了想，如果他们真的问过北京，那方面不可能回答没有陈野这么一个人；北京只能回答，他是个右派。因而他壮着胆子反问说：“你把电话记录拿给我看看。”“我们给你的四川老家打过电话了，也没你这么一个人。”

陈野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审讯方便，而对他进行的欺诈。便胆子大了起来：“难道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猴儿？你们根本没有打过电话。”

当夜审讯，到此结束。

之后，他被闲置于收容所，每天吃着收容所里的窝头，喝着收容所的菜汤。这几天是他最难过的日子，因为他在无事可干的日子里，忽然想起再过上多半个月，就是他在上海参加地下党21周年纪念日了——那时候，国民党到处抓捕共产党人，抓到就要枪决；自己当年没有被敌人抓住，而今却在这边陲收容所里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自欺欺人地编织谎言，以求自保……陈野到底何罪之有？！

有一天，那位审讯他的警察又来到了拘留室，跟随他来的还有一个《新疆日报》驻本地区的记者。无能的警察不再开口，而是让那个记者对他提问：“你说说看，《人民日报》第一任社长是谁？”

“范长江。”

“新华社的第一任负责人呢？”

“吴冷西。”

这位记者又问了他一些有关新闻工作的问题，陈野对答如流。在没有破绽可寻的情况下，那位代审的记者只好告诉那位警察，他是一个真记者。审讯草草收兵，可是并没有把他放出收容所。陈野这时才意识到，在这混乱的年月，各地都在忙着武斗，这么一个非常容易查清的问题，硬是查不清楚——这倒也好，他反而有希望被放出去了。但是他一天一天地等，一直等了46天（他是在收容所里度过他的入党21周年纪念日的），终于等来了结果——这个结果不是喜剧，而是出乎他意料的又一个悲剧的开端。

非常不幸，劳改队里的又一个名叫奇行忠的逃号，被抓进来了。虽然没有与陈野关在同一个号房，但是陈野隔着窗子看见了他。警察对他不像对待陈野那么文明，第一次审讯，就对他进行了拳打脚踢，这个逃号被打得鼻青脸肿之后、跪在地上自供出他的劳改身份。这已使陈野心中七上八下，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劳改队的干部到收容所来领奇行忠时，提出要到各号房里看看，有没有别的逃号被这里收容——因为自“文革”开始之后，逃号的人数与日俱增。

陈野的命运，就这么被决定了——他与那个新逃号，同时被戴上手铐，押上了返回劳改队的解放牌大卡车。当卡车穿行在劳改工地时，同类中的于立仁、刘士康、哈长林、张逢甲……无不对他投以忧心的目光。陈野则朝他们笑笑，他已经作好挨整的准备，一切听天由命了。

他被掷进了禁闭室。

当天夜里，一个蒙面大汉走了进来（那是不露面孔的警卫），先用绳子捆住他，然后把他吊在了房梁上。对他施刑的刑具，是皮鞭和木棍，那蒙面人一边抽打，一边狠狠地骂着：“右派反革命，我叫你跑——”

“你跑到天边去，我们也能把你抓回来！”

骂声与棍棒声交织，不一会儿陈野的裤子就被打烂了。

因为在叶城收容所，陈野得了肠炎；几棍子下去，稀屎汤子就从肛门中喷了出来。这一下，更招起了那个打手的火气，一会儿用鞭子抽，一会儿用木棍打——直到把陈野穿的那条屎裤衩也打烂了，才把他从木梁上放下来。此时的陈野，已然浑身赤裸——加上屎汤流了两腿，禁闭室充满了血腥和屎臭味。

已然陷入昏迷状态的陈野，躺在地上听见了几声训令：“别躺在地上装死，起来收拾卫生！”

“穿上长裤，别露着你的鸡巴！”

“发晕当不了死，你听见没有？”

门响了——打手走了出去。

陈野在地上躺了一夜，第二天对他的肉体折磨还在继续。他拖着血迹斑斑的身子，收拾完了屎臭以后，队长把他叫出禁闭室，让他承受另一种酷刑：在撤满了新疆沙漠骆驼刺的地上，队长责令他赤着双脚一边在骆驼刺上转圈，一边捧读《毛主席语录）。陪同他的是与他一起被抓回来的奇行忠——奇不是右派反革命，走三圈；陈野是地地道道的“敌矛”，在骆驼刺上走五圈。五圈走了下来，陈野两脚被扎得失去了知觉，不要说劳动，连路都走不了了——所以把他送进严班后，他首先干的就是在血肉模糊的双脚上挑刺——他自己无法看到自己的脚心，也是因逃跑而被关在严管班的同类王继祖、周世资，便为他细心地拔出脚上的毛刺。然后，陈野与王继祖（平反后回到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工作）和周世资（平反后回了武汉），一起对“文化大革命”进行评说——抛开个人遭遇不谈，国家也被这祸国殃民的“文革”，拖到了十分危险的边缘。陈野的态度最为激烈，他说他准备在严管班呆下去了，一直呆到“文革”法西斯死亡为止。

到了1969年初，王继祖和周世资先后离开了严管班，空荡荡的地窝子（严管班设在地窝子里），只剩下陈野一个人了，他拒不回队。不过这些日子，他也没有闲着——先后有27个外调组的外调人员，来到这儿找他调查原上海地下党同志的情况，陈野在这段时间内，一共写了二百多份外调材料——证明张三不是叛徒，证明李四在对敌斗争中十分坚定。这些材料完全可反证陈野是个好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他却在地窝子中被关了两年零十五天。

面对黑暗，他已经准备“把牢底坐穿”了。其间，发生过这么一件令同类难忘的事：有一大，一个来自上海的姓范的成员，被关进严管班，仅仅因为他那天听见吹哨，起炕晚了一点点儿，先是罚他跪在地上，后又不给他饭吃。陈野见他实在可怜，便端过去一碗水，给他解渴。管理他们的人员，上去就给范一枪托，同时骂道：“我日你妈——”陈野被激起了火性，反骂那个管理人员道：“他妈在上海，你怎么骂人家老人呢！谁给你骂人的权力？”

“我还打你这个反革命呢！”说着，照着陈野腿上就是两枪托。

十分凑巧，正逢当时有来自上海外调的工作人员来找陈野，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出于公心，外调人员当场对这种野蛮的打人行为，表示了有限度的不满。当外调人员走了以后，陈野可就倒了大霉。他们捆起他的手反吊在树上，用鞭子狠狠地抽他——一直打了40分钟，直到打人的人累了，才罢了手。在此其问，陈野反背着的手，被勒得紫青紫青；他的身子随着皮鞭的节奏，像钟摆一样在树上摆来摆去。

“我打死你这个反革命！”

“你打我已经证明你比那些国民党的特务坏不少了。”陈野不屈地喊道，“你要是打死我，更证明你是与共产党为敌到底的坏蛋了！”

“你还嘴硬？”叭叭又是几鞭子。

陈野被放下来的时候，已经成了血人。管理人员为了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属于革命行为，待陈野醒来之后，让他在地窝子中写认罪书，并引用了红宝书中“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让他承认为姓范送去的那碗水，是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问题。陈野声言，我不离开地窝子了，除非打人者向他认错——就这样，陈野成了“死不悔改的‘花岗岩’”，当然也就真成了在地窝子里生活的野人。直到后来，劳改队强行用车把他拉了出来——那时，他已然皮包骨头，像一具出土的木乃伊。

他和他的同类，去新疆是自愿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怕艰苦，说得形象一点，就像是过去卖故衣的小贩们唱的绕口令：这个由我的卖三年也穿不坏它经湿又经晒它经蹬又经踹陈野与他的同类，不是畏惧大沙漠的艰辛而逃跑的——他和王继祖、周世资以及孙本桥、王同竹（后两者和陆鲁山、姚祖彝同时被枪决于南京），何以来而复去？怕是政治上的重压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生命负荷。特别是像陈野这样的老革命，他出逃的内涵十分丰富。平反之后，他来北京看我，讲起这一段往事时，仍然对他离开“桃花源”无怨无悔——他惟一憎恨的是那血腥的“文革”暗夜。他认为“文革”之所以来势汹汹，都是出自于党内“左”祸根深蒂固。一线萤火，便燃起了熊熊烈焰，致使许多开国将帅死于自己的屠刀之下。

陈野的感悟是深刻而理性的——因为他的生命，也险些埋在大西北的沙漠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