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建国饭店走出来，长安大街上灯火明亮了。四月春天的夜晚，温馨而美好，充满着诗情画意，为他们这次重逢增添着色彩，勾勒着花边。一位骑着自行车的年轻人，挎包里放着一个半导体，声音挺响，正放着刚刚在电视台夺得全国通俗唱法第一名的业余演员许莉莉的歌：“我们的回忆，说着那春天……”
“这歌儿真好听……”她说。
“哦！是，挺好听的！”
这时候，他才明白，他要来找她的真正的目的。他还没有说出来呢！回忆，回忆，回忆只能是一幅画，任其再美妙，也是屁用不顶的。可是，他还是没说出来。
这次见面，他们说出来什么了？什么也没有说。一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似乎，四年后的重逢，为的就是这样默默地坐一会儿，然后分手。这便足够了。能够补偿以往的一切吗？
他没有说出来。不过，他清楚了。像潮水过去，小岛便渐渐从水面露出，他清楚了自己找她，并不只是为忏悔过去，也不是为了重叙友情。他有求于她。不过，越是清楚，却越是说不出来就这样分手了。
分手前，他们面对面站着，久久没有讲话。不是依依不舍，似乎觉得还有些什么话没有讲，还有些什么事没有办。
什么呢？他心里清楚得很。可是，他竟讲不出来，人呵！有时，需要勇气，敢于长脸一抹，变成圆脸。
“你……还有什么事吗？”她问，她似乎看出他有什么事情了吗？
“哦！没有！你刚回国来，看有些什么事需要我帮你去办的吗？”他连忙说。我可他妈的真虚伪！我明明有事请她办，偏偏问她有什么事要我替她办！他说完之后，心里不住骂自己。
“哦！没有！没有！谢谢你！”
“别客气！怎么说，老……”他说，“老什么”呢？最后，他说出：“老熟人了嘛！老熟人！”
她笑笑，从挎包里掏出两本书，本来昨天来学院就送给他的，却送给了院长。其中一本名字叫做《梦断关山》，副标题为“我为什么来到法国”。是这本书为她赢得了声誉和作家的桂冠。书先在香港出版，以后由她丈夫从中文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有了这第一本书，才有了第二本。
“你看看这本书，我写了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想法。你看看吧！也许，你会理解我的……”她对他亲切而委婉地说。
他接过书，沉甸甸的，塑料贴面的封皮光滑得像她的手。他不知涌出的是什么滋味。以前，班上做作文练习和论文提纲，都是他来帮助她的。就是她曾写过的那一组影响不错的小诗，事先也是拿来让他看，提了意见，改动一些词句，才拿出去的。现在，她却成了作家。出版了两本书，这次中国之行，又将成为她下一本书的素材。经历，真是一个作家的财富。
他也想起了自己那本难产的评论集。
回到宿舍，他翻开了她的那本《梦断关山》。那里不少地方提到了他。只是没写他真实的姓名，而用一个字母Y代替。他成了了一个符号。
其中有这样一节看完之后，他的心颤抖了。本想在下次见到她，提提自己这次未提的要求的，他不敢、也不想再提了。
这节的标题是：人还有没有真诚？
人，还有没有真诚？我怀疑了。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审问我时，我是毫不隐瞒的。我知道我做的并不是全对，我也知道并非全无是处。他们十分关切地问了我：“你同那个留学生发生了关系没有？时间、地点，怎么发生的……”他们要细节，像作家需要文学作品的生命的细胞。我告诉了他们，他们听得津津有味，仿佛在听什么精彩的故事。真的，我从心里瞅不起他们。他们代表不了我们国家的司法人员。他们太低级无聊。难道他们回家，晚上睡觉时，不是同老婆完成这样一系列的动作和事情吗？他们问他们自己好了，何必问我！文学作品，最忌雷同。而这些男女之间的事，说到底都是雷同的。
他们又问我对他这个外国留学生讲过什么话。我告诉了他们讲了许多许多，比如元杂剧呀，董西厢呀，王西厢呀……他们不感兴趣，只是问我：“你只讲讲有关政治方面的！”我告诉他们！“我对他讲过中央一号文件有关内容。”我是讲这个中央文件发得十分及时。可是，他们不要听了。他们记了下来，中央文件，讲给外国人听就是这一条，构成了我出卖情报罪。
我不服气。我上诉。我说中央一号文件难道还要我向外国人提供吗？《人民日报》上登了它的内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它的内容，而且几乎是全文。外国人早就知道了，我还能领到什么赏呢？我的上诉起了作用。因为在中国毕竟有懂得法的人，并非全是草包。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时，推翻了这一条出卖情报罪，只剩下一条所谓生活作风罪，似乎构不成判刑的罪，关了三个半月，我被释放了。
可是，我举目无亲，走投无路。他被驱逐出境，回法国了。我被开除学籍这一条处分还保留着。我到哪儿去呢？我只好回家，像条丧家大，夹着尾巴。我感到人们向我投来各式各样的目光，让我抬不起头来。回家的头一天，继母就站在家门口，当着众人大骂我一通，然后领着小妹妹回了娘家。晚上，爸爸回来，二话没说，把我赶出了门，他们嫌我给他们丢尽了丑。在那偏僻的小县城，我的事早传遍了，给他们的压力是大的。我不恨他们，只恨自己。
我找到徐老师，是她帮助我考上了大学。徐老师给了我一笔钱，对我说：“你还得找你们学院，请他们来处理，要不你连个归宿都没有怎么成？”我听从了她的意见，拿着这笔钱，流着眼泪，又回到北京。送我上火车时，只有徐老师一个人。她搂住了我，搂得那么紧，我的脸上滚动着她流下的眼泪。哭完之后，她以极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我说：“你从小就是坚强的孩子，你要坚强，要相信大家会理解你的。”我走以后，她挨了批评，差点没挨了处分。我永远对不起徐老师！我永远忘不了徐老师！
我找到学院，学院推到法院，我找到法院，法院又把我推到学院。我到底犯了什么大罪呢？是的，我有错！我好虚荣，好猎奇，喜欢追求刺激，喜欢一些外国的服装、化妆品……我不隐瞒，不过，我不认为这是主要的。我也不认为这全是错。我爱他，爱他的呀！难道爱一个外国人就大逆不道了吗？
是的，我为什么要爱他、我也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我是爱他这外国人这三个字组成的一个词呢？还是爱他这个外国人这个人一个字组成的词？我说不清。真的，我说不清。起初，我并不爱他。后来，我渐渐的爱上了他。我爱他，是因为种种原因。其中很重要的是由于Y。
我以前十分爱Y，我把一个姑娘青春的一切都交给了他。可是，他越来越让我失望。为了发表论文，他到处巴结人，借大旗做虎皮。我看不惯。但这不致于导致破裂。我不能容忍的是他对我的不信任。他对我的盯梢。可以说，我被他推上了悬崖。他一晚一晚在盯梢我。我有时想豁出去了，你不是要捉奸捉双吗？让你捉去好了！我发现这时，爱的琴弦被双方使劲地挣扎，挣断了，而他，虽然是一个外国人，却没有像他那样根本不替我着想，他一直关心着我，并且不只一次地说：“都怪我，给你添了这么大麻烦！”而且，他一直没有强迫和我发生两性关系，只是在那次寒假回家回来时，我们第一次作爱。
现在，我无家可归。爱，并没有使我幸福。我就赖在学校，住进原来的宿舍不走，什么时候给我安排好我才走。这一段时间，我真难熬。说实话，我想过死。或“自挂东南枝”，或“举身赴清池”。可是，我没有死。我觉得那太软弱了。而且，人一死，就更说不清了。同时，我还在等着他。我想他虽然离开中国了，但他不会不管我。
Y这时在学院任教。批判了我，他表现得坚定，爱国主义强，他入了党。而我似乎成了卖国贼！
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把我叫到他的宿舍。我不想去。可以说，最后是他出卖了我。明明是他给我照的裸体照，他却不敢承认，推给了人家。我瞧不起他。可是，我还是去了。毕竟我爱过他。我们还有着美好的过去。也许，这就是女人的软弱。
我去了。他让我坐下，替我倒了一杯茶，递给我一个信封。我什么也没有动，就那么望着他。我弄不明白他找我要干什么？
他指指那信封，对我说：“我知道你现在困难，拿去先用吧！我已经发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五百四十元。”
这话，让我挺感动，我原谅了他的一切，似乎又回到以往那甜蜜的日子。
接着，他劝我：“你还要等那个‘洋种马’吗（他提起他来总这么说）？他不会回来了。他不过是玩玩你！他对你，同对中国的感情一样，不过是猎奇。你却以为这是爱情，这时候，你正在想着他，正在为他受苦，说不定他正同别的女人鬼混……”
我不信，可我拿不出证据来反驳他。他越说越慷慨激昂。突然，他走到我的身边，一把大手抓住我的肩膀，像钳子一样，夹得我的手生疼。他对我说：“你知道吗？只有我才是爱你的呀！只有我才是爱你的呀！”
我轻轻掰开他的手，不说话。他叹了一口气说：“也许，你会骂我！我也的确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可是，你要相信，我是爱你的！正是因为我爱你，我才那样做的，包括做错的……”
我信，他的确还爱我。
这一晚，我竟没有走。我们又住在一起。我抵挡不住爱的诱惑，抵挡不住他的热情，也抵挡不住自己性欲的冲动。是的，以后我曾对我的丈夫讲过这件事，他原谅了我。我说：
“我对不起你。”他说：“谁都有过软弱和冲动的一刹那。”
那晚过后，我哭了好几天，我一直在问自己：人，究竟有没有真诚？而他为什么跑到法国不给我来信？以致让他乘虚而入，让我重陷旧的漩涡之中呢？当时，我把一切都怪罪在他的身上。难道外国人就不讲真诚的爱情了吗？他真的像一只蚂蟥，吸走我身上的血，就跃入水中逃之夭夭了吗？
我信，又不信。我读过那么多外国名著，不都是写外国人忠诚的爱情的吗？我读过罗曼罗兰、雨果、乔·治桑、梅里美的作品，他们写的不都是法国人忠诚的爱情吗？难道，那些都只是小说？……
我病倒了，高烧不退。我以为我可能要死了。
二
没过几天，她来学院给中文系的同学讲课。她不仅说话算数，而且带来一批珍贵的资料和外文书籍，慷慨赠送给学校。其中包括欧洲最新发现的易卜生、莎上比亚的资料和图片。
她是在学院的礼堂讲课的。系主任参加了，院长也参加了，增添了气氛和隆重的感觉。她的脸上略施薄粉，嘴唇稍加唇膏，头发也是新做的，大波浪，说话时随着头动而微微起伏，一切浑然一体，恰到好处。今天，她是一身地道的中国装束，一件黑色平绒斜裙，一件白色柔姿纱衬衣，扎结领的飘带飘飘逸逸，很是潇洒，外面罩了一件机织网眼外罩，让人看起来既随便又舒服。这样的装束，在学院女同学和女老师中间是很多的。因此，她坐在台上，仿佛成了这学院里的一员，她同大家彼此都感到亲切起来。
他也来听她讲课了。居然，她在学院里给学生们讲课了。他不知道她能讲些什么。他记得上学时，老师提问让她回答时，她常常是结结巴巴的，越紧张，越脸红，答不完全。
“圆规”也来了。就坐在他的身边。这家伙志得意满，这两天，他的那本《论美国戏剧家》一书已完毕，已经复印，速度可真够惊人的。在同辈搞理论研究的人中，他的书恐怕要第一个出来了。“圆规”正望着坐在台上和系主任、院长寒暄的她，眼睛里流露出一丝难以辨清什么意味的目光，在国外留学时，他偶尔听说过她的一些消息，好的、坏的、红色的、黄色的，都有。时势造英雄呵！他曾经感叹道。
系主任讲话了，然后是鼓掌。她开始讲课了。
“圆规”轻轻捅了捅他：“喂！你说她现在坐在那儿，心里是什么滋味？”
他没讲话。他知道“圆规”讲的是什么意思。四年多前，也是在这个礼堂，她是被押着，弯腰垂头站在那里，然后宣判了她的罪行，从这里押进吉普车带走的呀！现在，她从罪犯变成了老师，她心里是什么滋味？我心里是什么滋味？你心里又是什么滋味。他想不出，实在想不出！
“我是这个学院培养出来的，这里的老师和院长，以及我的许多同学都曾给了我许多教导和帮助。说句心里话，在国外这几年，我常常想念母校……”
她开始讲话。她讲得很朴实，却也动人。年轻的大学生哪里会知道她以前的身世，只是听出她的声音微微发颤。她是动了真情。母校！她居然对母校一往情深，而母校最后也并未发给她一张毕业文凭。虽然，只有不到半学期，她就结业了。她是在监牢里上完大学的。她是忘了？还是变得豁达了？或者是一种高姿态？一种自我麻醉？
他不能理解她了。
那一阵子，她是最苦的了。谁能理解她？谁又能想到今天她会有这般样子呢？她住在学院的宿舍里，学院赶她走，她发疯似地找过系主任，找过院长，要求给她落实政策，给她补发毕业文凭，给她分配工作，给她最起码的生活费……可是，没有人理她。
“谁管我？谁管我？要是真行，我真想也成为陈自露！起码我可以生活！”她曾经对他讲过，有些歇斯底里。他真担心她会得了什么精神病。
自从那一晚他重新占有了她，他再也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他骂自己没出息，还去啃洋人啃过的烂梨？而且，她前途未卜，他实在也不想背上她这个沉重的包袱。他回避起她来。索性从宿舍搬到办公室住了。
她也不再找他。她恨他，也恨自己。她觉得当初他出卖了她，而今她又出卖了自己。她愈发思念跑到法国去的那个留学生。也许，这思念只是断了线的风筝，飞出去了，却再也飞不回来了。可是，她还是忍不住放走了那一只又一只的风等……
她病倒了。
这消息，还是“圆规”先知道后告诉他的：“你知道吗？她病了？学院还要赶人家走？可真是的！”
他和“圆规”知道这消息，她已经躺在床上一个星期了。她只是靠一点奶粉和方便面维持着。听“圆规”这么一说，他心里一动，不管怎么说，他应该去看看她。在偌大的北京，应该说只有他一个是曾经亲近过她的亲人。他知道了，不去，他对不起她。他的心像鱼游向她。
犹豫再三，他去了。走进她的宿舍里，他看见她的身边坐着一个中年妇女，正在给她削着一个大苹果，红红的苹果皮螺旋似地在她的手中盘绕，竟然一点儿也不断。
她明明看见他走进来，却不理他，只是和这位中年妇女讲话：
“徐老师，您明天就回去吧！我的病好多了，没事的！”
哦，原来她就是徐老师：他禁不住打量了一番这位徐老师：四十四五岁的样子，中等身材，瘦瘦的，白白的，文文静静中透露着慈祥与刚毅。似乎，一切中学女老师都应该是这样子的！
徐老师发现他尴尬地站在那里。她以一种犀利的目光，看了看他，又看了看躺在床上的她。她一切都清楚了。那目光似乎有着无比的穿透力。
“你就是……”
徐老师叫出了他的名字。显然，一切，这位老师都清楚。
后来，徐老师把他送出门时，对他讲，她是走投无路才给徐老师写了一封信。学院没人管，家里也不管，徐老师担心她出了意外，特意请了几天假，从东北跑到北京，她对徐老师说：“我不会死！不会死！我要活着，我要让所有人看看，我到底是什么人！”
他无言以对。
“她的病没什么了，我只是怕她出别的什么事！假不多，我也得走，你要多照顾照顾她，她是个好姑娘……”
他看见徐老师的眼睛湿润了。
就是这位徐老师，到现在还是独身一人。她把她所有的爱都给予了学生。在所有的学生里，最钟爱她，觉得她有灵气，是块材料。正是由于徐老师一天天的培养，不知给她吃了多少小灶，她才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她是全县唯一一个考上北京的大学的人。她给徐老师带来荣誉，也给了徐老师以安慰。她把徐老师当成了母亲，徐老师也把她当成了女儿。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
他不能不感动。她对徐老师说：“徐老师，您放心走吧！我来照顾她……”
他真地照顾她了，他把办公室的折叠床拆了，把铺被卷又卷回宿舍楼，离得近一些，有事方便些。他给她买了许多水果，也给她带来许多书。起初，她不理他，他就默默地把东西放下，然后默默地坐着，见她翻身要起床喝水，他便赶紧跑到暖水瓶前，给她斟满开水，见她好像要起来上洗手间，他赶紧给她端来痰盂……她还能再说什么呢？爱情，世界上最难解释清楚的就是爱情！他们两人爱过、恨过，又重新爱了起来。这一阶段，似乎又回到以往的岁月。如果就这样延续下去，他们的生活也许会很惨，她不会成为什么作家，他也可能不能继续在学院里教书了……可是，爱，却不会失去了。
是的，那需要付出代价。那样的爱也许会是珍贵的。他愿意出高昂的代价吗？
“你会跟着我倒霉的！你想过吗？”她曾经这样对他说过。
他想过。不过，他的激情是存水并不太多的水库，刚刚启开闸门还可以流畅一阵子，慢慢的便干涸了，徒留下一个高大堤坝外表。
“你考虑到以后吗？”
系里领导和学院保卫处的老师把他找了去，这样平和地问过他。这话平和，却棉里藏针。
他考虑过。而且，他知道这场谈话对他意味着什么。他迅速地想起许多，最后像射击直奔靶心一样，准确无误地想到最后，也是最坏的结果。
“我们不愿看着你犯错误！不要以为她被放出来就算没事了？她不够判刑的罪，总还有其它的罪！卖身投靠给一个外国人，拍了那么多下流的裸体照片……”
他没有说什么。据说猴子变成人后，理智使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知道用兽皮或树叶作为衣服，目的是遮羞。理智，人的理智第一件事是为了给人自身遮羞！此时，他的理智如同受热的水银柱上升了。而感情，他觉得是兽皮或树叶背后的东西了。
他把行李卷重新从宿合楼又搬回办公室。
她的病好的时候，再也没见到他。
他病了，急性肝炎，住进了医院。
三
“世界真大，好像永远也走不到尽头。我到了法国，首先看了卢浮宫，那里数不尽数的艺术珍藏，让我感到这一点。我还是一个乳毛未丰的小孩子，还什么也不懂！世界上有多少事还没见过呵！而以前，我却以为自己很老成，什么都懂，什么都看穿了呢！到了法国的第二年春天，我就花了四百美金买了一张欧洲火车月票，我要好好走走，用我的全身心拥抱整个世界……”
她还讲着，与其说是像讲课，不如说像在和同学们谈心。她的口才并不那么好，不过，虽四年来不常用中文，她的话讲的却并不那么结巴。同学们听得还算认真，除了少数几个女同学在拿着琼瑶、三毛的小说，偷偷在看，其他人还觉得新奇，睁大眼睛在听。
她还在讲，讲她站在《最后的晚餐》的真迹面前，心是如何战栗。讲她到美国纽约格林威治村和苏荷博物馆，在那些现代派艺术大师的作品面前，心是如何激动。讲她在好莱坞中心的美国军团礼堂观看约翰·克里赞克的新剧《塔玛拉》时，心是如何感到新奇。那戏不再受传统的四堵墙的局限，演员和观众从始至终在一起。剧院里没有一个座位，观众走进场，就是走进戏里……
应该说，他也听得入了迷。四年，时间并不长。她竟走了那么多国家，那么多城市！想想自己，好难受。四年了，除了招收新学生和开过一次曹禺剧作研究会，他去过重庆、武汉、上海和长春几个少得可怜的地方以外，他去过哪儿？他的大部分时间是跑出版社，跑邹老先生家，跑图书馆的资料室……然而，他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至今还只是在胎中。四年！这时间简直如同一条橡皮筋，在她那里便抻长了，而到自己的手里却缩短了。真是的，祸兮福所倚，她因祸得福了。命运！冥冥中有个命运之神在暗暗主宰着。除此之外，他还能用别的什么来解释呢？
“卖弄！唬这些大学生……”“圆规”忽然转过脸，轻轻地对他撇撇嘴。说着，他把他的笔记本迅速地翻着，雪白的纸页像鸽子翻飞的羽毛。然后，他的手指揿住了一页，递给了他看：“喏，这里，早有！”
他接过来。那是“圆规”的资料，他可以从原文外国报刊迅速摘抄一些资料，丰富他讲的外国戏剧史。上面写着：“《塔玛拉》，美国约翰·克里赞克著，获1985年第六届洛斯·安吉利斯戏剧评论协会奖。”
他妈的！出国留留洋，把一门外语砸扎实了，真好！“圆规”的外语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我呢？我的英语却一点点扔回了英国。
他把笔记本还给了“圆规”。“圆规”拍拍笔记本，对他说了句：“你还听她在这儿胡吹呀？我可走了！”他站起身来，又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得听，给她捧捧场，重温一下旧梦！”说罢，笑笑，他走出了礼堂。
他的心里酸溜溜的。
她开始讲她自己的创作了。同学们很爱听。他也想听听，像她这样一个当初只会写几首朦胧小诗的人，是怎么成为一个作家的？他想起了她送给他的那两本书，精良的封面，扉页，她的潇洒小照，龙飞凤舞的手写体署名……本以为放她走不过也是一只猫头鹰，谁知如今回来的竟是开屏的孔雀呢？
也许，他天生成不了一个作家。他只能抱着曹禺那几部剧本，像条啃骨头的饿狗一样没完没了地啃呀，啃呀，还要不断地啃出新的滋味出来。其实，她成功的秘诀不在她的嘴上，而全在她的那两本书中。那里融进她的血和泪，她的爱与恨，她的青春的梦……可以说，是她的一切。
他没有看懂那两本书。他只是觉得自己有些可怜，命运对自己有些不公平。隐隐约约，他有些妒嫉，也有些怅然若失。
有什么说的？这就是生活！此一时，彼一时！像古书中所讲的那样：易地桔便为积。他妈的，地方有时候竟然起这么大的作用……
他的思想跑了马，心中涌出的味道苦辣酸甜。这时候，“圆规”又走进礼堂，走到他的身边，捅了捅：“我刚到系里，就接到给你的电话，说是有要紧事，罚我又跑了回来。”
“谁？知道吗？”
“谁？不知道！”“圆规”眨眨眼睛，诡黠一笑，“是位女孩的声音！”
“女孩”？他实在想不起来还有哪一位女郎会给他打电话，赶紧跑出礼堂，跑到办公室，接这位“女孩”的电话。
四
电话是社科院邹老先生的女儿打来的。
“从下午就开始给你挂电话，一直挂不通，我爸爸有要紧事，让你马上来一趟。”
应该说，邹老先生一家人对他都不错。他为人还忠厚，而且他评论曹禺剧作的文章，深得邹老先生的赏识。
打电话来的这位千金，四年前见面时，她同自己前后脚从大学里毕业，如今已经从美国留学回来。邹先生本人这四年虽未有新著的文章，但他的两个集子被三家出版社再版，第四家出版社又将他这两个集子的文章筛选一下，搞出了一本选集，一下子亮出了四本新作，也是硕果累累。
自己呢？
他又想起自己。莫非老天爷就不保佑我，让我尽走背字？还是因为四年前她的事情，老天有意在惩罚我？
他骑着自行车飞快到达邹老先生家。客厅里还坐着一位年长的陌生人。
“来了？快坐！快坐！”老先生见他一脸汗走进屋，立刻招呼着他。
他落座之后，邹老先生又向他介绍那位老人：“这位是我的朋友！”又介绍他：“这就是我刚才向您说到的我的得意门生。”
他很快就听明白了，此人是外地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这次专程来出邹老先生的专著。老先生颇有长者风范，对这位热心肠的编辑讲：“我这几年没写什么新东西，再出一本书，炒冷饭没意思了，读者也要骂的！我给你推荐一个年轻人的作品吧！他要比我有生气得多了！”
他应该感激涕零。
老先生对他说：“我把你的作品推荐给了他。你看是不是就把你的《论曹禺戏剧中人物》这本书交给他们出版社出版？他们虽然是外地一家小出版社，却可以出得快一些。”
他说：“可是，这本书已经给了……”是呵，书已经给了北京一家出版社，虽说压了几年，但人家也没说就不出了呀。
“这事，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我本不想对你讲，怕对你打击太大……”
邹老先生对他讲的这件事，对他的打击的确太大了。他的那本书压了那么几年，本应该今年出版的，已经列入发稿计划了。去年底，插进一杠子，挤进来另一本书。这本书便是“圆规”的《论美国戏剧家》。事情很简单，他同“圆规”抗衡，像是实力过于悬殊的足球队，只能让人家盘球过人，如闯无人之地，进门得分。而他只能吃鸭蛋！邹老先生一说，他都明白，都明白！邹老先生可以在别处帮忙，但决不会为了这样一本书，得罪“圆规”。与其说是得罪“圆规”，不如说得罪“圆规”背后的人。就是这么回事。哪里也不是干净圣洁的伊甸园。人只要活着，就得考虑这层层密如蛛网的关系。关系学胜过文学。关系学也渗进文学。
这个消息，邹老先生早了如指掌，而他却还蒙在鼓里。忽然，他想起这么一件事，是有一天看完话剧《威尼斯商人》，从青年艺术剧院走出来，刚刚走到长安街上，他听见前面有两个小青年谈话——
“怎么，哥们儿？就那么完了？”
“完了？”
“我说也是，这么漂亮的小姐，愣让人家给‘饯了行’，我说你要还有点儿高仓健的血性，也得给那小子，连同小妞一起放放血！”
是呵！他也被人家“饯了行”！他能找“圆规”去说说，给“圆规”放放血吗？一切，都是不见血的呀，不显山，不显水，暗度陈仓，像泰戈尔诗中所写的那样：鸟儿飞过了天空，却没有留下一点儿痕迹。找谁去说？找“圆规”？找出版社？
就这样，计划可以变化，他的书又被压，“圆规”的书加了个塞。这算什么呢？又有什么可挑剔、指责的呢？这些日子发生的大事，像上海枪毙了强奸犯——某某市长的儿子，北京判处了出卖情报的处长——某某大人物的女儿……还管不管呢，这样的事算得了什么呢？
只能说：美国的剧作家厉害，西餐吃得高蛋白多，打败了曹禺先生率领下的繁漪、鲁侍萍、方达生、陈白露、金子、曾文清……这一大帮人。
“我看你还是快些把压在出版社的那本书稿拿回来，交我这位老朋友出版。别让它再睡大觉了！”
邹老先生说的话言之有理。他能说什么呢？只有感谢。
他当下立刻骑车到出版社取回那部已经尘埋了的书稿，人家倒也不相挽留，只是浅浅地道了个对不起。如此而已。仿佛那部书稿不过做了个为期稍长的冬眠，倒也没有什么大损失，拍拍土，掸掸灰。他又立即骑车找到这位编辑，把书稿交给他。邹老先生当即表示今晚就开始为他这部书撰写序言，力荐此书。这位上了年纪的编辑连声感叹道：“邹老先生为人治学两者难得齐全呵！他这种宁可自己不出书，而推荐年轻人出书的精神，可谓是人梯精神呵！”
他竟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他只怕这书稿到另一位婆家再遭挫折。其它的，他一概不想。有什么用？他谁也不恨，谁也不感激！他的脑子里已经是一片空白。等他回到学院，她的课早已结束了，食堂里晚饭也早已经开过了。他只好泡了一碗海味方便面。
此刻，院长宴请她。几杯酒下肚，她同院长的脸上都微微有些泛红，彼此精神焕发，正是宴会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