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钻进汽车，就爬到上边一层。
外国旅游者到了英国，都喜欢坐这种老式的双层公共汽车的上层，好俯瞰市容和街景。牛津街上几乎没有一间房子不是商店。老板们为了使人们看见自己的商品，干脆把箱子、靴子、帽子、毯子和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挂在门脸外边。尤其那些五色的衣裤随风飘飘，远看象一堆彩旗。整条大街成千上万种商品连成一气，使人感到自己腰包再鼓也是极其有限的。它的确能满足人们的物质要求。我忽然想到，简梅临出国时，我们在她家门口那次不愉快的辩论--“你以为我出国，只为了吃好穿好？”她说。“此外还有什么？我缺乏你的想象力。”“我要这里没有的。”“这里有的，你不一定都看见了。”我说。“算了吧！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你就死守在中国吧！中国人口过剩，不缺我一个。再说，我认为，地球是属于全人类的。谁喜欢哪里，谁就去哪里。国家的形成是历史的错误。随着人类进化，它不应当再限制人活动的自由。”
“我却深信，哪个社会也不见得使人一切都心满意足。小心蒙面大盗把你绑架了。”
“别吓唬人！死亡威胁过我，我早已经不怕它了。如果真有什么蒙面大盗，拦路抢劫，我倒想亲自去试一试被抢被劫是什么滋味。吃辣椒总比喝白开水有味。噢，你原来是个小马克思呵，真没想到。”她说着用鼻音发出几声短促的笑。她称我“小马克思”就是从这次开始的。这当然是一种嘲讽。
“我从来没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说。我略略有点动气。
“我承认，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打败它的对手。但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常常吃自己的亏，哈哈哈……”她故意用笑刺激我，加重她的话的讥讽意味。
“有什么好笑？马克思主义者一边与对手较量，一边不断清除自己的冒牌货。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内容之一，就是辨别真假。”
“行了！如今世界上各种马克思主义已经有几十种。自己身边多得更数不过来。就让历史把这个‘责无旁贷’的区别真假的重任放在你肩上吧！我没这种能耐，还是走了好，免得‘假’的出来，我又得吃苦受罪，上当受骗。还总得擦亮眼睛，再擦两次，眼膜就得给擦破了！”
于是．她那涂了口红的薄薄小嘴，象机关枪一样朝我开火。好象我是她多年来坎坷生涯和不幸遭际的全部根由。人间任何一件事，都不止于一个道理，说服人并不容易。何况她的道理并非完全荒谬。可是出于我俩之间的习惯，在斗嘴时谁也不能退却，我就进攻她的薄弱处：
“你选中一个比你大十五岁，只认识一个月的人，做你丈夫，不过是为了嫁给他，可以把你带出国罢了。你对自己负责吗？”
“生活教给我：无论什么事，都得走着瞧。好坏靠运气，谁也不能预卜。”“但你的运气全押在这个仅仅认识一个月的男人身上了。”
“你认为是种冒险，或是牺牲？”
“是的。如果说冒险，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说代价，未免太大了！”
“世界上的事都得有代价。”
“如果你们不合适？”
“离婚好了！”她说得十分轻松。好象说一个空酒瓶和废报纸什么的。
“离婚？你把它看得这样轻而易举？”
她哈哈大笑：
“你这位‘解放派’竟然这么害怕离婚？你这个人的私事都没有胆量去碰，还敢去什么‘干预生活’？”
我没说话。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说什么也没用。由她去罢！我想。这是我们在国内最后一次谈话。我们之间这种谈话，她向来是不占上风就难以结束的。这次我有意让她占一点上风，算是为她送行。送行总是要给人一些快乐、祝福和安慰的。
她就是带着这些顽固又奇特的想法，跟着那男人走了。
我知道，她先到香港，随后又随那男人来到这里。她没有离婚，据她爸爸说，她生活得相当如意。我只想亲眼一见罢了。
我一走进索霍区的唐人街，立时有种异样的感觉。这里很象四十年代上海的霞飞路和天津的劝业场一带，只是更加破旧和灰黯。不知是这些旧楼维持着这里的人生存，还是在这里谋生的人维持着这些破房子的存在。只是林立的买卖招牌上写的都是中国字，注着英文。街上的人大多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比起牛津街上来来往往、高大精壮、面泛血色、大步流星的欧洲人，完全两样。他们是从哪儿来的？香港？台湾？东南亚？美国？来旅游还是久居此地？为什么在伦敦大街上很少见到一个，却都聚在这狭小又无趣的街上？来买他们自己用惯了和看惯了的东西吗？不，这些专卖中国物品的店铺，都是为外国人开设的。这些算盘、毛笔、宫灯、筷子、纸扇、铜佛和龙头拐杖呢？不过为了满足异国人的猎奇。他们又为何而来，……忽然，我这个远离故国才仅仅一天的人，好象失鸟飞回故林一般，一种亲切、熟悉、谐调、难舍难分的感觉，好象一团热气扑在我身上，使我陡然被感动了。哪来这种感觉？这些招牌上的中国字？大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们所说的家乡话？他们那些熟习的举止与神情？我想，炎黄子孙本色难移，肯定会万世不竭的！他们即使在地球的背面，在异国的闹市街头，也要顽强地开辟出一块使自己情感有寄托，心理有慰藉的地界……简梅也是为此之故，才来这里谋生吗？不知道。
“请问，钻石酒楼在哪儿？噢！对不起。”
我刚问一位路人，已然看见招牌。招牌极大，下边只有一个小门。但伦敦的铺子大多象牛魔王的肚子，口小肚膛大。外面只有一扇门，里边却上三层，下两层，多少英镑也填不满。
这是扇落地的无框的玻璃门。玻璃反光，如同不透明的一样。我才要推门，门儿自己开了，原来里边有位专管开关门、迎送客人的侍者。
“简梅小姐在吗？”
侍者朝我微笑一下，扭头用广东话叫一声。
简梅从里边的高台阶上轻快地走下来。她好象一直站在那里，就等着一声招呼。她一出现就使我一惊！她真是大变了样子，修长的身材穿着一条极合体的白软缎旗袍，下端绣着几枝花苞繁盛的银梅，又鼓又亮，好象金属的。外面被一件宽松又鲜艳照眼的大红毛衣。长长、打卷儿的头发自然地披落下来。我从来没见过她的头发这样黑、这样好。白旗袍、红毛衣、黑发，加上雪白的脸儿、红唇、黑黑的眉毛和眸子；红、白、黑，分明又夺目，的确漂亮极了。她身后还跟着两个矮粗的男侍者，好象什么贵妇人在夜总会出场露面时那种气派。就在我俩见面的一瞬，她对我流露出的惊奇的目光似乎感到很得意。我却立刻后悔了，我应当装得不以为然才是。
她请我在兼做起坐间的走廊的沙发上坐下来。问我想喝点什么。“啤酒吧！”我说。
她从酒柜上端来两杯，给我一杯，她自己一杯。
“怎么样？”她问我。
“你很适合穿红的。”我说。不知我为什么这样说。
她更高兴。可能为此，她没有象往常那样，一见面就和我斗嘴。
“我爸爸好吗？”
“很好！”
“我弟弟呢？”
“大概也挺好吧：我出国前没来得及去你家，只和你爸爸通过一个电话。”
“你夫人呢？”
“还好！”
“嘿，都是好。好不能概括一切，好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区别，这些回头再谈吧！我先领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餐馆！”
她兴致勃勃陪我上上下下转了一圈。看了整座餐馆：楼下右侧是酒吧间，左侧是餐厅，楼上是专供包饭的单间。侍者都是华人。矮粗，长发，穿西眼，说广东话，互相长得很相象。黑西服的领口露出雪白的衬衫，上面好象粘着一个蝴蝶形的黑领花。我总觉得他们象什么，后来想到了相象物就暗自笑了：象一群肥壮的企鹅！
餐馆格局小巧，家具和陈设都是中国式的，餐具是碗筷，典型的中国餐馆。新奇的是，整座楼所有屋顶都吊着横斜穿插的干树枝，上面扎着绢制的红白梅花。
“这儿应当叫做‘梅花酒楼’。”我说。
“这是老板特意为我装上的。因为我叫简梅--”她说着指指自己的旗袍，“这也是老板专为我定制的，你看，上边也绣了梅花。”她用受人恩宠、洋洋自得的口气说话。
“看来，老板待你很不一般。”
“当然了！他是以每周三百镑的佣金请我来当领班。原先我在东华餐馆当领班，一离开那里，那里顿时少赚一半钱。东华餐馆的老板再花大价钱请我去，我反而不去了。”
“你真行。是因为你漂亮，还是能干？”
“两样都有，你说呢？”
“我想说的，你都说了。”
说着，我们又回到走廊的沙发上坐下。跟着就来了一个传者，给我们送来两杯热咖啡，一个奶罐和一个糖缸。简梅下意识地搓着两只雪白细长、涂了银色指甲油的手，并没有答理这侍者、我对传者说一声：“谢谢！”侍者先是莫名奇妙地一怔，随即表现出受宠若惊的样子，朝我一连深深点了几下头才走去。
简梅说：
“你为什么谢谢他？你来吃饭喝茶，得付钱，他赚了钱，就得谢谢你。这儿可不象国内--你对服务员点头哈腰，他不高兴答理你，照旧不答理你。那种服务员要是到这里来混日子，保准不出三个月就得饿死在泰晤士河边。要不就得学会笑。怎么？你笑什么？这也是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吗？”
我又笑一笑，说：
“我谢谢他，因为我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的同事。”
“去他的！这些家伙都是在香港混不下去，才跑到这儿混日子来。我刚到香港，他们叫我‘大陆崽’，瞧不起我！可到了这儿他们就神气不起来了。我现在是领班，管他们，都得听我的。哼！我要是想拿他们泄泄气、开开心时，就叫他们‘香港崽’，气他们！香港算个屁！不过是中国的一个脚趾头，还是最小的一个。”
“哟，你居然也有‘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情感了？”
她描过的黑眉毛一挑。显然由于义气用事，缺乏防备，失口叫我抓住什么，她一时反不过嘴来，马上换句话说：“十一点半了。我去找一个人替我顶班，咱们吃饭去！”她站起来。旗袍和高跟鞋使她显得挺高。
“老板不会扣你薪金？”
“你来之前，他到俱乐部赌钱去了，一赌就得到半夜。他走了，我当家。现在客人不多，只有几个‘鬼佬’。懂得什么叫‘鬼佬’吗？香港人把外国人都叫做‘鬼佬’。你等一下，我马上就来。”
她进去一会儿再出来时，换了一身黑衣眼，黑外衣，黑裙子，黑靴子，黑色挎包。黑头发反而不显了，白脸红唇却更突出。
“走！”她说。
我们走出去。
在路上，她问我：
“我穿这身黑衣服好吗？’
“嗯？嗯。似乎不如红的。”
她没说话。她高高的硬鞋根，快步走起来，象小马驹走过那样“得得”地响。
“我们到哪儿吃饭？不如到我们旅馆去，吃完还可以聊聊天。”
简梅淡淡一笑，好象我轻看了她。她立即领我走进一家中国餐馆。刚坐下，立即有一位年轻而削瘦的男人走过来，用广东话殷勤地同简梅说话，我不大懂广东话，大概他们在说笑打趣。这男人掏出烟来请我们吸，还微笑着对我说一句话，我听不明白。简梅说：
“他说‘叹番支’，粤语，意思是‘请享受一支烟’。”
我马上向这男人表示谢意，说明我不会吸烟。简梅拿一支叼在嘴上。这男人马上掏出打火机，“哒”地打着火给简梅点上烟。动作熟练，表明他老于此道。但从她吸烟吐烟的样子上看，分明是个新手，却尽量装得老练自如。她一边把只吸人口中的烟，象吹气儿那样吐出来，一边以一种漫不经心、略显大气的态度与这男人交谈。随后点了菜，都是清淡的广东小吃。
“看来你经常到这儿吃饭。你和侍者好熟。”
简梅笑了：
“这哪里是侍者，是老板。”
“老板？”
“你印象中的老板大概都是饱食终日、坐享其成的了？对不起，你那些千古不变的概念，还得根据变化了的现实修改一下呢！如今这里的劳资关系不同以往。这种小老板，不带头干活，雇佣的人就不给他卖力气。这老板姓陈，九龙人，在这条街上齐了三家餐馆，他整夭得三家餐馆轮流跑，迎客送客，端酒端菜，你看他那双腿都跑成细棍儿了……”
我刚要笑又赶紧止住。陈老板亲自端来酒菜，还笑嘻嘻把一张印着银字的红纸名片给我，请我指教。这时，一个客人吃过饭走了。他转身跑上去，说客气话，鞠躬致谢，一直送出大门，此后再没进来，大概又跑到另一家餐馆应酬去了。简梅对我说：
“你尽管吃饱。我在这里吃饭，向来不花钱。”
“噢？你好大能耐！”
“能耐？谁没能耐？”她向热鸡汤里的馄饨轻轻吹了两口气，抬起她漂亮又神气十足的脸儿说：“只不过这儿一切都得靠自己。自己靠自己。不象国内，可以靠老子，靠领导，靠谁也砸不碎的金饭碗；干不干，都吃饭。”
“你在四万里之外，还在批评自己的国家。”
“批评自己国家的人，。并非不爱惜自己的国家。批评不是咒骂，颂扬也不见得是热爱。批评现在，正是为了将来。”
“真没想到，你居然有这些可爱的想法。”
“想法是想法。想法可爱不见得有用，最后还是空的‘因此我什么想法都有，哪种想法有用，我就哪样想。”
“你刚刚这个想法呢？”
“为了说给你听。你是经过训练的--专喜欢听没用的好话和大话。”她说着，嘴巴已经停住咀嚼东西，唇枪舌剑和我干起来。
“咱们把斗嘴的嗜好，放在饭后好吗？”
她笑嘻嘻闭住嘴。每次争辩，总要让她说完最后一句才好结束。我们吃饭。吃饱后扬长而去，没有传者来送账单。
“你吃饭真可以不花钱？”
“至少在唐人街是这样。”
“好牛气！请问，这些餐馆都是依仗你的力量才开张的？”
“不，靠我们老板。”
“你的老板是地头蛇？”
她令人莫解地笑一笑说：“差不多。”然后把话锋一转：“地头蛇并不只这里才有！”
我们说着，不知不觉走出索霍区，一片喧闹的闹市声笃地把我包围起来；繁华的牛津街重新光彩灿烂地展露面前。简梅立即明显地兴奋起来，她陪我走串一家家店铺，从那些小型、单间、热热闹闹的纪念品商店，古色古香的古董店，珠光宝气的首饰店，浓香扑鼻的花店，酒店，瓷器店，灯具店，汽车商店到超级百货商场。简梅不等我在一处看仔细，就急着把我拉进另一家店铺。她仿佛要把这一切都塞进我的眼眶里，一边向我解释：这是无人洗衣房，这是带电脑的冰箱，这是歌星爱迪·维廉姆斯的唱片，这是电子赌具，这就是代替主人照管商品的监看电视……说话的语气常常能区别人之间的位置，听她的语气，我象是从山沟里初入城市的乡巴佬，她却象这个富有的城市的当然主人。她以一种令我反感的炫耀神气说：
“这里应有尽有。”
“不见得。”我说。我又到了反攻时刻。
“没有故宫、长城、莫高窟。对吧？”
“只要它还在你心里就好。”
“可惜那只能代表过去。”
“不，同样代表现在和将来。”
“将来我不知道。现在是现代社会，你随我来--”
她一拉我胳膊，走进一家商店。一个令人眼花镜乱的小天地。四边全是五颜六色、摇金晃银的东西，又被屋角投来的转来转去的光束照得如同梦幻的影象，细看原来是各式各样、垂挂着彩色绒线球儿的衣裤。室内用最大的、几乎不能令人忍受的音量，播放着节奏异常强烈、旋律近似疯狂的现代音乐；店内的顾客和职员却置若罔闻，大都随着音乐轻松地跳着现代舞。我听说西方有种商店，店员耳朵里塞着棉花团，大概就是这种商店吧！我一扭头，一个高高的英国青年的模样使我觉得好笑。他的头顶两边剃光，颇似当年红卫兵们创造的“阴阳头”。只不过那是强迫的，这是自愿的。新奇的是，他的头顶中间留了一长条头发，不知用什么办法把头发搞得竖起来，好象一排二尺长的黑色的细针。这使我想起古代印第安人的武士。他是在头发中夹了钢丝还是用树脂凝结起来的？我想走近看个明白，但音乐发展到高潮，撕扯我的神经，我简直一刻也呆不住了。简梅为了使我听见她的话，冲我耳朵喊着说：
“这是新潮商店。这里的衣服才是世界上最时髦的衣服。那人的发型也是最新式的。这里播放的音乐叫做‘暧’乐，最现代的，你听得见我的话吗？”
我转身拔步走出商店。简梅跟出来：
“你害怕了？”
“耳朵受不了。”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无所畏惧的吗？”
“勇士也会厌恶某些东西。”我回答她。
“马克思反对新潮吗？”
“他没见过这种东西。他见了也会反对。”
“这是你替马克思说的吧！”她嘲弄地说。
“你当真不同意马克思？”
“我不懂马克思主义。但我反感借用马克思的名义的实用主义者。”
“这话太笼统。”
“太细说不清。再说马克思与我无关。现在与我最有关系的是--”简梅微蹙眉头思索着说。可是她忽然眼睛一亮，表情笑逐颜开，“是这个。请你站在这里等一下。”她推开一扇玻璃门走进去，不知什么事使她心血来潮。
我抬头看看门楣上的招牌，是一家赌马的小店铺，我也推门进去。迎面柜台上悬挂着的大型电视屏幕上亮出各匹马和骑手的名字，还有赌价。几个男人，一边吸烟，一边填写单子，谁也不与谁交谈。赌博是斗法，和政治一样。简梅面对电视屏幕思索的当儿，无意中扭头看见我站在一旁，立即笑道：
“我可能交上好运了。”
她从店铺职员手里要两张单子，填写好，付了钱，朝我摇了摇单据存底，喜气洋洋地说：
“瞧吧！后天我就会赚一大笔。上次我睹了一匹纯种的英国黑马，一下子赚了二百镑。”
“如果输了呢？”
“那就自认倒霉。运气有好有坏，你既然掌握不了它，就得靠它。”
我们站在街头。
“我得回去了。晚上英国文化艺术委员会为我举办一个小型酒会。我得回去洗洗弄弄，准备一下。这里还有什么新鲜玩意儿，找一天空闲，你再陪我见识见识。”
“一定奉陪。不过你总得来我家玩玩。我还得托你带些东西回去给我家。”她把技在肩上的头发甩向背后说，“后天行吗？我歇班，你来我家。”
我掏出珍妮小姐给我的活动安排时间表看了看说：。
“后天下午吧！你家在哪儿。”
“这上边有我的地址。”她掏出一张名片给我，颇有某家大公司经理的派头，“你还坐九路汽车，多坐两站就行了，不用换车。”
“好，后天下午，一言为定。”
“我送你回去！”简梅说。她站在路边一招手，在大街上跑来跑去的黑色出租小车中，立即有一辆机灵地拐一个弯儿，停在我们跟前。我们上了车。在车里，我问她：“我后天能够见到你的先生了吧？”
“不能。”
“为什么？”
“你见不到他。”
“他在哪儿？”
“伦敦。就在这里。”
“怎么，他病了？”
“不，他好着呢，大概正在和什么女人睡觉……”她咯咯地笑。但这决不是一句玩笑话！
我听了不禁一惊。幸好没使一旬莽撞的话脱口而出：
“他把你--”
“甩了吗？”简梅接过话反问我。倒比我更痛快、更直截了当，并且不当做一回事儿。笑容虽然还在她脸上，她却认真地说：“是的。不过在这里一夫妻不合适而分开，叫做‘分居’，没有‘甩了’这个词儿。那是男尊女卑观念的专用语。一片叶子从树上掉下来。你说是叶子拒绝了树，还是树把叶子丢弃了？”
“那，那要看你怎么理解。”
“我活得不是很好吗？”
“独身？”
“谁都是单独的。难道你和谁连着？”她说。她一直微笑着，笑得自然、随意、开心。
“你不是开玩笑吧。”
“正常的事，没有玩笑内容。”她为了表示不是玩笑，收敛了笑容。雪白的脸十分平静。
比她大十五岁而和她仅仅认识了四个月的男人，迟早会甩掉她。我早就料到。
我痴呆呆看着她，不知该说什么。车停了，已经到达我的旅馆门口。
“你该下车了，作家。否则司机要我多付钱了。”
“晤！”我木然地下了车。
“再见：”她微笑地朝我一摆手，“啪”地关上车门。汽车一溜烟儿地开走了。从车子的后窗看见她的背影，黑衣黑发，很快就同飞速而去的黑色汽车混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