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拐杖旅馆非常舒适。

深红色的地毯、床罩和粗呢椅面，使人感到沉静。红，并非仅仅给人以火热，也含着镇定。

我洗了一个热水澡，躺在松软的床上，懒洋洋地伸一下胳膊大腿，真要好好睡一大觉，把几十个小时以来旅程和活动中积累在身上的疲劳排除掉，蓄足精力，好应付下边一连串紧张繁忙的访问。

不知什么原因，我脑袋挨上枕头，精神反而抖擞起来，睡意一扫而空。怎么？我并没有换地方睡不着觉的毛病呵！由于时差吗？记得，在北京上飞机之前，有个朋友要我在肚脐上贴一块伤湿止痛膏，据说可以消除时差反应，我这样做了，看来不管用，就把那块还紧巴巴贴在肚皮上的膏药扯下来。然后打开电视解闷，屏幕显现出一部正在播放中的电影，题材是当今西方最流行的。即性解放造成家庭解体，最后致使孩子到处流浪，老年孤居寡伴。一个老鳏夫用这么一句话倾诉衷肠：

“你以为我脸上笑，心里就轻松吗？人世间还有什么比孤独更可怕？”

这话使我一下子联想到简梅。她是我睡不着觉的原因吗？

她的生活真象她告诉我的那样快活？整天串饭店，迎客送客，与老板们斗智，梳妆打扮，逛商店，赌钱--这就是她的生活内容。但生活是否幸福，不在于别人怎么看，而在于本人怎么理解。这种生活她很满足吗？那个比她大十五岁的男人终于象扔掉一个废烟头似的抛掉她。她真不当做一回事？化解开这些厄运和不幸，是她坚强的个性还是消沉灰色的心理？一个年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在这个人情淡漠又充满陌生的世界里，竟活得象鸽子那样开心，简直不可想象！她又为什么不回去？她的希望在这里么？生活的希望比现实更具有吸引力。不，不！简梅告诉过我：现实比希望更有力。人活在实实在在的现实中，不是活在梦幻般的希望里。只有傻瓜才不讲实际，只要实际的人就没苦恼？

我隐隐有些不安。虽然我说不出任何具体的东西，却总感觉她得意洋洋地炫耀富足，有点强撑门面的意味。尤其她的笑容后边，总象藏着什么令人担心的东西。我从来不认为笑就是快乐和幸福。人生中的笑，大部分只是一种表示。如果说敷衍的、假装的、勉强的笑是树上无数的叶子，那么真正舒心的笑不过是这树上有限的几个花朵。在我和她接触的十多年中，她一次比一次难以理解，这一次简直叫我摸不清头脑了。此刻，不知由于心里的莫名的担忧心情，还是一种捉摸不定的异样感触，促使我把深埋在记忆里的一本有声有色的旧相册打开--

记忆是个筛子。该留下的都留下，该漏去的都漏去。

我自然忘不了，最初认识她时，她只有十四岁；我二十四岁，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不久，做为《光明日报》的记者去访问她。那时我挺神气，总爱穿一件风衣，没有风也立起衣领，见了人就掏出记者证。虚荣心谁没有？现在想起来真好笑。

她是这一年（1964年）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的一等奖的获得者。她爸爸是音乐学院的副院长，妈妈是这个学院的钢琴教’师和有名的演奏家。简梅是个幸运儿，少有的天赋得到了最恰当和最充足的滋养。

那次见面，真是一闭眼，就能出现的一个光洁透亮、色彩鲜丽的画面。东交民巷。大树冠盖的宁静小路。一扇墨绿色的小铁门，洁净的铺石板的小院，一幢两层小楼，走廊，楼梯……然后是一大间向阳的屋子。屋里，细白的纱帘，窗外的绿枝，桌上的瓶花；阳光把这些东西的影子都投在一架斜放着的、漆得锃亮的黑色大三角钢琴上。简梅坐在琴前。这个身材修长的姑娘穿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长长而黑亮的头发梳成凤昆式，上边是鲜蓝色的丝带扎一个蝴蝶结，下边的裙带也在后腰上扎成一个蝴蝶结。她最动人的还是那张雪白而漂亮的小脸儿。

她为我演奏《热情奏鸣曲》。妈妈爸爸站在琴旁，一会儿看看简梅，一会儿看看我，表情是欢喜和紧张的，好象他们自己在应考一样。简梅的手很大，不费力就够上八度，可是琴音一响，我就不再为她的天赋条件和娴熟的技巧而惊叹，我感到有一股感情的激流倾注琴上，她的演奏便开始了。我不是音乐行家，却是一个入迷的爱好者。我几乎想不到着意去欣赏，就。给卷进音响的旋涡中去了。还觉得这旋涡中有股内在的、充沛的、难以摆脱的带动力。感动都是没准备的，而任何天赋首先都是感人的。我正在激动不已的当儿，曲子已经结束，她没站起身，腰儿一转，面对着我。表情有种大人样的严肃，与她的年龄极不相合，这是由于紧张吗？

“你想成为一名钢琴家吗？”

“是的。不然我弹琴做什么？”她说。小嘴很利索。

她的回答使我一怔。看来她毫不紧张，也决不是一个腼腆羞怯的姑娘。

“你妈妈弹得很好吗？”

“很好。我要很快超过她。”

“胡说。”爸爸在一旁说，“骄傲会成为障碍。”训斥的口气中透露出明显的宽许和娇爱。

“不是骄傲，是自信。”简梅的小嘴一努说。她又似乎比她的年龄小得多。

这是那次谈话中我记得最清楚的几句。她说话随便，表明她在家中的地位--父母的掌上明珠．而一个人的性格，首先表现在他的说话上。当然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的话里，又很难看到他的将来。她对世界和生活知道得太少了。钢琴、妈妈、爸爸、贝多芬、学校、音乐会和裙子……大概只有这些。而这些只不过是世界的几个微不足道的细胞而已。世界还有一双摆布人命运的巨手，一张吞食人的嘴！一个呼唤人早起的太阳和催人休憩的星夜，还有千千万万个机遇、机缘、机会，许多转折和十字路口，许多险滩和暗礁，许多陡坡和高峰……。

我把这次采访写成一篇报道，叫做《键盘上的希望》，刊在《光明日报》上。为此，只要她去参加演出，她爸爸准寄票给我。我很忙，采访工作迫使我全国各地奔跑，她的大部分演出我都给错过了。但我只要再沾上有关音乐的事，准要想起她来。她是属于音乐的？她的确是音乐的一个希望。

但是，希望仅仅是一种可能。千万种可能中的一种。不能依赖于它。

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在别人眼里，我象一只丧家犬。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我的家被捣得粉碎。全家人给轰到一间窄小的屋子里，等待父亲问题结案而发落。人为什么会感到命运的存在？因为你有时必需听候它来安排。这期间我的记者证被报社收回。在收发组管理每天来来往往的大宗邮件的收发。记者的视线应当四面八方，我的目光却只能停在各种邮件的封皮上。当外界的压力不断朝帝迢来，使我只能考虑个人的出路，心情低落得很。虽然年纪不算小，却无伴侣。役人愿意跳进我所陷入的灾难的坑底，我更不想拉着别人一头栽进来，陪我受难。幸亏我爱读书，家中受劫之后残留的书便成了我最亲密的伙伴，它填满我打发不掉、无所事事的空虚时光，给我知识、经验和同情，宽解和抚慰我的痛苦，却不向我讨取半点代价和报酬。因此我想，我将来是否也写书，帮助那些我从未见过的人们，化苦楚为甜蜜，变颓丧为力量？当然这想法在当时只是一种空妄。

那天，我沙沙踩着满地干卷、焦黄、又脆又薄的槐树叶子，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一扇出现在面前的墨绿色的铁皮小门，唤起我的记忆--简梅的家！一九六六年是中国当代史的一条分界线，过去的一切恍如隔世。如今这小铁门也沾上了时代色彩--残留的大字报翘起的纸角，在凉嗖嗖的秋风里轻轻颤索。由此我猜想到，不久之前，这一家肯定也卷人时代狂潮的中心了。我受怀旧情绪所驱使，推开她家这小铁门。

依旧是那两层小楼，楼下的房门贴满封条。我头次来采访那房间不是在楼上吗？对，在楼上！我上楼，一边问：

“有人吗？”

没人应答。

楼上一扇门没关严，留一条缝，屋里的光从这条缝隙透到幽暗的走廊上。这就是简梅弹琴那间屋子吗？是的，是这间。“可以进来吗--”我问。

仍没人回答。

我轻轻推开门。

屋里很静，但一切变得面目全非。三张去掉床架的垫子落地放着，成了地铺，铺上没人。周围没有一件家俱，连一张小板凳也没有。地上铺了许多张大大小小的牛皮纸和草板纸，上边放着水杯、饭锅、碗筷、烟碟、瓶瓶罐罐和几个小布包袱，象难民的住房。奇怪的是，那架大三角钢琴依旧摆在原处，使我想起广岛给原子弹轰炸过后，爆炸中心不可想象地耸立着一棵电线杆，那是奇迹，这也是一个奇迹！大概由于在当时钢琴毫无用途，又不好搬动，临时存放在这里。琴盖交叉贴着两条大封条，封条上写着“东城红卫兵”的字样。比上锁更难打开，我呆呆望着这个被囚禁的音响世界，幻想小简梅当年演奏。热情奏鸣曲。的景象。回忆使我一阵痴迷。忽然发现，在钢琴一侧的阴影里，还有一个人！一个身材修长的姑娘坐在放倒的破木箱上，脑袋斜靠着钢琴，默默而直怔怔地望着我、从这苍白、淡漠而依旧漂亮的脸上，我一眼认出是简梅。

“你在家……”我说。

她没有马上回答，停了一瞬，直起身子，抬手指指地上的床垫说：“坐吧！”看她这平淡的神气，她大概把我忘了。

我坐下说：

“你还认得我吗？我是--”

“方记者。”

她说。她分明记得我，但没有半分热情。

我不怨她。屋里的一切，就是她此刻的心境吧！

“你来采访什么？”她问我。脸上无表情，声音更单调。

“我已经不是记者了。我路过这里，想到你们，来看看，你爸爸妈妈好吗？”

在钢琴的阴影里，她的脸显得十分苍白，嘴唇也隐隐发白。她说：“我爸爸现在是我的敌人。妈妈已经和这伟大的时代绝缘了。我呢？活着就很不错了……”她苦笑一下，笑里含着浓郁的苦涩和辛辣的嘲弄。

听了她的话，我就不好再问了。我想扭转话题，无意间一眼瞧见了钢琴，大概是给一种同情心促使吧，我说了一句完全没有经过思索的话；

“你与钢琴也绝缘了吧！”

她听了，脸色一沉，黑眉毛象受惊小燕的翅膀一抖，猛地站起来，把木箱放在琴前坐下，双手将琴盖向上用力一推，哗地一声，琴盖带着封条掀开，封条断了！迷人的黑白分明的亮闪闪的大键盘横在她面前。她陡然把双手抬到肩上，然后象两只鹰疾落键盘上。沉寂的空间突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强壮的、震撼人心的旋律。这个上世纪的、历久不竭的声音阁进我们的生活中来--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第四乐章“欢乐颂”的旋律。

‘我只能看到她的背影：剪短的头发、发白的蓝布褂子、瘦溜溜的肩膀，此刻却显示出一副真正的英雄气概！她一下子把音乐中内涵的深沉磅礴的激情、苦海求生的欲望、壮阔的境界、对严酷的现实压抑之下那些美、真诚、善良和谅解的痛苦而勇敢的追求，全都表达出来，抛洒出来，呼喊出来！音乐是对世界的呼喊。此时此刻，再没有一支曲子能够这样痛快地为她--也为我--呼喊一声了。它猛烈地锤响我的心，唤起我收藏心底的那一切美好的东西。世事丑恶，然而我们心里有着怎样宽厚、宏大和慷慨的爱呵！我的泪水流下来，同时感到这姑娘突然长大起来。她象成人一样成熟了。

是的--

幸福使人长久幼稚，苦难使人很快成熟。

这是音乐最强烈一次感动了我。以后我还想这样重新被感动一次，但无论怎样去听《第九交响乐》，再没有这种令人颤栗的感受了。

就在这当儿。门儿啪地开了，一个男人撞进来，是简梅的爸爸，他穿一身破旧衣服，面容憔悴，好象老了许多。他看见我，立即认出我，但只朝我点一下头，就朝简梅冲去，抓着她的肩膀，使劲地摇，制止她弹下去，一边急啾啾叫着：

“你撕开封条！弹贝多芬！你，你难道不想叫我活了？”

她回过头来，满脸斑斑泪痕。这泪痕顿时使她爸爸冷静下来。他们好象很容易互相理解。

她站起身，离开钢琴走到床前，面朝着窗外站着。窗外一片蓝蓝的秋天，脱叶后的杨树，把粗长挺劲、银白发亮的枝丫伸上去，疏疏落落地舒展开。一群黑色小雀在上边又跳又叫。

小黑雀在线条般的枝条上，好象乐谱上的音符。大自然不管人间发生什么事，照旧演奏它的乐章。如果我是一只小鸟多好，我想--那时我经常发出这种渴望变成动物或植物的奇想。

这时她爸爸已经关上琴盖，从饭锅里取出几颗饭粒，细心把扯断的封条粘好。他猫着腰，垂下额前花自的头发，动作小心翼翼。模样可怜巴巴，他被这世界吓破了胆！

我觉得自己站在屋里有些尴尬，就告辞而去。她爸爸送我到走廊上，简梅却始终面朝窗外，没有口头。她是不是正在落泪而不愿意叫我看见？

过不久，我又经过她家时，门口挂一个小牌，漆成白色的小牌竖写着一行红色的字“东交民巷街道居民委员会。”她一家被轰出来了？到哪里去了？我怕给她家找麻烦，没有进去打听。

我与她最初的接触不是经常的，所以每一次都能记得。其中记忆最深的是这一次--

那是七二年的冬天吧！我父母被遣送到原籍江苏淮安，到老家不久就身患重病，母亲的风湿病也发作了，我去着他们。为了省钱，在永定门车站买了慢车票。火车误点，拖到深夜也没来。在空荡荡的候车大厅感到浑身发冷，便裹严围巾口罩，到外边的广场上跑跑步，好使身体发热。在漆黑的广场上，忽然一个姑娘和一个男孩儿站在我面前。男孩儿提着旅行包。这姑娘对我说：

“我们买车票钱不够，你能帮助一下吗？”

我听这姑娘说话怯生生，声音低沉，不象经常讨饭人的腔调，就伸手向衣兜掏钱。

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蹿出一个穿军大衣的男人拦住我，上来一把抓住这姑娘的胳膊，好象抓到一个小偷儿。并对这姑娘厉声说：

“好呵！你刚才也对我说买车票钱不够，要走了伍角钱。你为什么还找他要？这是诈骗！走，跟我去派出所！”

姑娘使劲甩胳膊，想摆脱这男人的手，连连说：“你撒手；撒手！”声音又小又急，但这男人死死抓住不放。

“算了，他们提着旅行包，看样子是上车赶路的人！”我说。我向来希望息事宁人，不愿看到弱小者过于难堪。

“嗨！你这同志，受了骗还替他们说话。你能保证他们不是坏人？你也得跟着去一趟，到派出所去作证！”这男人不依不饶，一手抓着姑娘，一手抓住那提旅行包儿的小男孩，刚走几步，姑娘一妞头，她的脸给远处一盏小灯照见。这缠着深色围巾的异样白的脸儿好面熟，就在这一瞬，她大概也认出我来了，忙低下头。但我已经确信无疑：她是简梅！我不禁大吃一惊，却来不及弄清这是怎么回事，必需先帮助她和那男孩儿脱离困境。我立刻拦住那男人，对他说：

“你甭管了！我认识他们，他们不是向你要了伍角钱吗？给，我给你！”

我拿出钱，塞在那男人手里。那男人莫名其妙，似乎还要纠缠什么，我已经拉过简梅和那男孩走了．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一边走一边问，她没回答，我又问，“这男孩儿是谁？”

“我弟弟。”她说。

我头一次知道她还有个弟弟。

“你们要去哪儿？”

她回答得很简单：

“我和弟弟到黑龙江去插队，回来看我爸爸。他上星期就被送到河南一个农场劳动去了。我们事先不知道，白跑一趟，打算今晚返回黑龙江。”

这姐俩的景况可想而知。我问：

“你们……你们吃东西了吗，这么冷。”

她和那男孩儿都没说话。

我领这姐弟俩到车站的日夜食堂吃包子。我买了许多，那男孩子见到热气腾腾的包子端来，毫不掩饰自己的饥饿，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只顾吃，也不说话。我问他叫什么，他仿佛腾不出嘴来说话，简梅替他说：“他叫简松。”说着解去头巾，她依旧很美，室内的暖气使她脸颊的气色微微变红。她是那种真正漂亮的姑娘，淡妆浓抹总相宜，不会因衣着破旧而显得寒酸，也不会因华服盛装而显得艳俗。此刻她很少说话，手捏一个包子，微微张开唇齿一点一点吃，好象在品尝。

“你尽量多吃呀！”我说。

她反而撂下包子说：“我刚才吃饱了。”就不再吃了，把自己碟里的包子都给了弟弟。简松也不推让，顷刻一扫而光。

“你们在黑龙江生活得怎么样？”

“好呗：”

她带着冷冷的嘲弄说。她始终垂着头，没抬眼看我。大概由于刚才发生的事，她不好意思正眼瞧我了。我也万万没料到在这种情况下碰到她。这样我们就没有更多的话好说了。她默默地从衣袋摸索出伍角钱，放在我面前说：

“刚才你替我还了那人伍角钱。还给你！”．

“这--”

“谢谢你。我们该走了。”她这才抬起脸来，所给我的感激微薄得很。我不怨她。我懂得，一个受伤的自尊心会怎样顽强的自卫，相反我有点可怜她了。

“你们缺钱吧！我可以支援你们一点。”我说。

“不，我不需要任何人施舍。”她说。

实际上，她在认出我之前，向我讨钱时，不正是向我寻求施舍？

“算借的，将来还，行吗？人生无处不相逢，早晚还会碰面的。”

我说得很诚恳。拿出四十元钱递给她。

她犹豫半天，好象在决定做一件分外艰难的事。然后慢吞吞地、艰难地、尴尬地向我张开手，接过钱，同时给我一个目光。我真不愿意看见一个好强的人给我这样的目光。

这姐弟俩去了。我站在车站广场上目送他们。入夜的冬天分外寒冷，她紧紧搂着弟弟。我瞧着他们的背影，心里涌出要去保护一个困苦女子的男性所特有的感情。

在对她的回忆的相册里，有几页是空白的。没有她的形象，影子也没有。自从那次在车站不寻常的邂逅之后，我就办理了随同父亲“遣返”的手续，迁居淮安乡下，为了在有病的父母身边尽尽孝心。世界不要他们，唯我能给他们安慰。我在穷乡僻壤中苦苦求生尚且艰难，谁又知简家姐弟俩在遥远而寒冷的边陲怎样生活？那时代，生活给每个人留下的空间极其狭小，并在这小空间里加上十足的压力。使人只能顾及周围那么一点点攸关切身利害的事情。我仅仅在一次翻动书箱时，无意中从一本旧书中间发现一页剪报，就是我当年为简梅写的采访《键盘上的希望》。如今这希望已经被现实撞得粉碎。当然它只是那时被消灭的无数的大大小小希望中最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她此刻正在生活的键盘最低一组的琴键上挣扎吧！我想。那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待我又一次见到她时，十年沉重的岁月过去了．

想到这次，我的眼睛一亮，耳边竟然响起一片暄啸和狂喊，这是天安门广场上怒不可遏、火山进发般的呼吼，还是苦尽甘来、令人悲喜交流的十月里的欢叫？喊呀，叫呀，挥舞拳头呀，五色的彩带漫天飞舞呀，不！我从记忆的深井里跳出来一看，原来是面前的电视屏幕变了画面。刚才那部影片早已演完，正在播放一场英国人喜爱的异常激烈的橄榄球比赛的录相。呼喊、挥拳、抛掷彩带，都是球迷们的狂闹。

我起来“啪”地把电视关了，灯也闭了。一片漆黑包围着我。但是，黑，有时并不能使人闭上眼睛，反而叫人张大瞳孔努力把里边存藏的东西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