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又乘上了飞往三藩市的飞机。邻座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她稚嫩的目光中流淌着那种反叛，那种揭竿而起的亢奋，那种新鲜，那种等待，我非常熟悉。一会儿摆弄座位上的耳机，一会儿摆弄自己的指甲。我问她：你一个人吗？是的。小姑娘的声音很细，很尖，听得很清楚。我问她，你来美国是……我到美国找妈妈，她回答。然后反问我，你到美国是？我也是到美国找妈妈的，我笑着答。女孩子立刻就笑了，她想这个大人怎么这么做作呢。显然少年人认为成年人假装清纯比他们假装深沉更加糟糕。但是我知道找妈妈是我来美

国的全部目的。我仿佛看见又一个母女重逢的场面正在机场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这时机舱里响起《加州旅馆》。这首歌产生于惊艳的１９７６年。

我记得最后

我向门口跑去

但是我必须

找到我来时的路

别紧张，守夜的人说

我们只是按照程序接待

你任何时候都可以结帐

但你永远也无法离开

离开可以逃避一个人，却不能逃避一种关系。有时候我也想这一切都无所谓，我已经成人可以自我安慰，但我听到“妈妈”这个词时，我知道它有所谓。在妈妈和我的心中，伤痛仍然继续着寻找答案，但很可能找不到。我相信她是爱我的，而我也爱她，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都没让对方接收到这个信息。这个陌生的异国让我们陌生，然后我们又在异国的陌生中延长了那个陌生。

现在我站在机场大厅，与十二岁那年同一个位置。当年机场的人群在记忆中被抹去了，只留下那个十二岁的白衣少女，她最终成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成为一种印象一种信号，来美的早期记忆就这样被激活了。我能看见那个来美国找妈妈的小女孩，目光紧张，神情彷徨，脚步有点垮，像是穿了一双不跟脚的鞋，其实她只是不知道应该去哪儿。

被激活的不仅是我自己，还有我的妈妈。那个刚下飞机的中国女人，一个纯粹的外国人，一手拿着护照，一手抓着自己的命运，畏缩地面对美国呈现在她面前的声势浩大的热情与富裕，莫名的慌张。一个有家有孩子的中国女人，突然放弃一切，跑到美国从头开始，这本身就意味着慌张。将来在美国怎么办？这个时候，她才恍然大悟自己已经决定和美国“将来”上了。

现在这个中国女人已经在这里生活很多年了，她在三藩市的小洋房里过着简单而有秩序的生活。美国二十年来像蚂蚁存粮似的一点一滴微薄积累下来的财富，加上大卫的离婚赡养费，现在再像蚂蚁食粮一样，更加微薄地消耗。只要她不决定挥霍，或者决定活得尽可能长寿，她的日子是不难过的。当然她是中国人，这就意味着她很节制，包括对寿命的节制。早晨起来在电子体重磅秤上量一量，根据上面的数字决定这一天的饮食。晚上靠在长沙发上看书。没有什么好书了，她就把以前读的好书再拿出来温习。他们这一代深受俄国文学影响，她少女时代就开始非常喜欢莱蒙托夫的诗，尤其是那首《帆》：它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地？它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而它，在不安地祈求着风暴，仿佛在风暴中才有着安详。

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忘记说了。相信吗？她参加了大卫前妻的读书俱乐部。她们最近在读一本大卫新出的作品，一本小说。大卫的两个前妻头埋着头，想从小说中读出一点他——大卫藏在主人公的哪一个细节、哪一段情景里。读到一点蛛丝马迹，哪怕是男主人公的一个表情，两个埋着的头就会同时抬起交换一个会心的微笑，不说，不用说。她们全明白。也许还想从中找到一点自己的影子，即使读到了，她们也不抬头，更不说。当然她们还是全明白。两个女人对他爱恋的最真情感，大卫从来没有看到。那是这两个女人之间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使她们的相处有爱屋及乌的投其所好，谈论起大卫及与大卫相关的事物，那么心平气和，那么语重心长。

偶尔她也是后悔离婚的。当她抱着一篮子的衣服从一楼的洗衣房回到两楼的卧室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时，当她在厨房准备晚餐时意识到她多准备了一份时，猛来一股子心酸，而更多的时候她是喜欢这种孤独日子的。在美国她一生都在旅途上，嫁给一个异族人，就更不能取消旅行回家了。现在她倒有回家的感觉了。

她还新增了一个爱好，就是在后园里种了一些蔬菜，她像照看玫瑰一样地伺候她的几棵青菜。人孤独的时候只愿意和动物植物交流。也许在这里，她永远也不会有“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家”的亲近之感，但那又何妨呢？她总可以拥有自己的一块可爱亲切的小菜地。

这种有条不紊的生活像是对她前半辈子的纠正。前半辈子的不安生就是为了把安生留给她的后半辈子。

今天她起得特别早，女儿要从中国回来了。她很自然地抬头看了看墙壁上的女儿，从出生到六岁她出国，到十二岁女儿来美，到十八岁去东部上学，再到二十二岁毕业，二十四岁回国。这些年来她一直与照片上的女儿呆在一起，终于她要看见她二十七岁的女儿了。女儿晚上才到，现在还是早上，来得及松弛一下。她这么想。于是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一个角落踱到另一个角落。这些动作她非常熟悉，这些年她就是这样过来的。

她早早地来到机场，准备着自己。十多年前，她就曾经这样期望过女儿的到来，这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对一个十二岁女儿的等待，对一个十八岁远方读书的女儿的等待，对一个二十二岁离婚女儿的等待。现在她就是用所有等待聚集在一起的等待看着我：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女子，高额头，好莱坞的弯眉，尽管穿着三寸尖底高跟鞋，她的脚步依然坚定，因为她不仅知道要去哪里，而且知道怎么回来。同十二岁那年的到来一样，身着白色，却是那种看透人世姹紫嫣红后的素净。女儿显得比她的年龄成熟一些。女儿冲她笑了一下，虽然只是红嘴唇咧了咧，已经使女儿疲倦的脸稍微有了一点动感。她也冲着她女儿缓慢地推出一个笑容，从浅到深，终于在那越发尖挺的颧骨下漫开成笑靥。她观望着我，感觉到血脉相承的神圣。

大卫也在，是我打电话说希望他也来接我。他的身体又膨胀又干瘪，像一本从水里打捞起来烘晒过的书，起伏不平，走了形状，无法恢复原貌。像我在他书房里见到的那本深红色的硬皮字典。他仍然站在她旁边，微微靠后的身体表示他对我妈妈一向的礼让，真的是一个不错的男人。他们离婚后反比他们没离时要好，时有往来。大卫新婚后，他们有段时间没有来往，直到他发现现任太太和他的前任太太见了面并没有产生什么风波后，他们才又走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