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夫知道我要去中国，壮志未酬地对我说：回去也好，如果想干大事，应该回到自己的国家。我表面上心悦诚服地点头，心里却向他做了个鬼脸：你是在说你自己吧？

妈妈对我此行不发表任何意见，默默地为我收拾行李，为我准备礼物，仿佛我回中国就是为她带礼物去的。妈咪，我就要去中国了，你不对我说些什么吗？

噢，你自己当心。

就这些吗？我说，最近日子我常常做梦，梦见的全是小时候在上海的事情，不过我在梦里讲的却是英语。

你是应该回国看看了。

我去中国不仅是看看这么简单，我在寻找。

妈妈沉默地看了我一眼，目光有点沉重，像是知道自己的孩子终将碰壁，而她却又束手无策。她没有问我想寻找什么，其实这点我并不清楚。就像我妈妈说是为了寻找自由财富知识来到美国，心里想要的她并不清楚。可她找过了，希望过也失望过，现在老了，她一生的收获就是拥有一颗丰富的心灵。

我的继父，一个世代被迫流亡的犹太后裔，把我妈妈的话，也就是说把这种希望与失望诉说得更加清楚。

我去与他告别，我说我要走了。他说请你替我向你爸爸问好。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去中国？他笑，说从我的慎重上已经看出了，而他早知道我会有这么一天，甚至比我还早知道，在我刚到美国时就知道了。

他说：你还记得你刚来美国的样子吗？你那时一身的白色连衣裙，有点慌乱、有点紧张，就像出门太急忘了带什么东西似的。当时我就想这个孩子大了会回去的。

我说：是的。因为这个孩子把一些东西落在那里了，她要回去找。

他却说：你找不到了。

啊？

你要找的东西已经不在了，就算在也已经不是你要的了。变的不仅是他们，变的还有你。

变的是我，我二十四岁，两种文化的生活我各占一半。但我仍然不服气地问：你怎么知道？

继父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他通过这样非常家常的闲聊已经传递给我一个重要的信息：失去家园是永恒的人类感觉，它吻合了现代人在当今社会中的异化命运。同样，人类对生命的希望与失望也是永恒的。我想：将永久地寻求精神家园、又不停地寻找栖身之所做为终身事业的犹太继父一定就是这样——一边小心翼翼地维护他的心灵深处的犹太家园，保持自己的民族性，一边又有意识（或者说无意识）适度地淡化他的犹太属性，以便更好地与其他民族融合。

但我仍然需要回中国去，我想我最终的追求与中国有关。即使事与愿违，我也别无选择。

机场光洁锃亮的地板上无数个看不出鞋印的步伐，总在离合的匆忙之间，夹着眼泪和笑声，还有轻微的晕眩。现在妈妈和我要在这里分别了。十二年前，我们就是在这里相会。那种热烈、粗鲁与无处可逃的机场感觉我能轻易记起。因为在初来乍到、言语不通的日子里，感觉远远地走在前面。

我亲吻妈妈的脸颊告诉她我会想念她的。情景的优美犹如经过排练，美得不真切。一些爱，隔着一些不愉快的回忆，不免有点黯淡。疏远的种子早就种下了。令我悲哀的是我没有别的方法接近妈妈，同样令我悲哀的是我也没有方法远离她。母女之情寥若晨星，远远地在天边，近不得却也无法消失，许多时候只是个提醒。对我们的母女关系，妈妈和我都不愿多想，更不想谈，谈到一个程度，再深不下去。我将曾经取走的照片还给她，因为我知道自己这一走便是多年，这些照片将替代我陪伴在她身边。这些照片将给她一些安慰，平静的、没有争吵的，同时也是没有生机的安慰。可是她又能如何？只能领情地对我笑笑。

妈妈说：海伦，自己照顾自己啊。

我挥挥手，就把海伦留在美国了。

爸爸看见一个叫宋歌的年轻女子从走道里稳步走来，轻松地与同道的人打着招呼，娴熟地运用各种礼仪技巧，带着一点优越感和一点自以为是。儿时的认真、较劲和遗传来的愤世嫉俗都已经找不到了。

于是他一见我就要说：你没有什么变化嘛？

没变吗？我问。我想给他一个拥抱，又怕吓坏他。这毕竟不是他熟悉的。身体存着拥抱的动作却只是轻轻地和他靠了靠肩。

你看看你，老是长不大似的。他说，当然他并不这样认为。

他接过我的行李。他这时的身体已经是泥足巨人，气喘喘地保持双肩的平衡，努力扮演一个保护女儿的强壮的父亲形象，努力地不让我们看出他的吃力。

他比划着我十二岁时的高度，对同来接机的爷爷奶奶说：她走时就这么高，瞧现在长多大了。他是想用我外表的变化掩饰他已经观察出来的内心变化。

我开口地道的上海话把爷爷奶奶吓住了。上海话容易说，说得地道却不容易，两三句话就暴露出你与它的交情。很快地，我的上海话就不够用了。他们就笑，异口同声地要我“帮帮忙”。美国人允许外国人讲有口音的英文，中国人也允许外国人讲有口音的中文，可是上海人不允许任何人讲不标准的上海话。我开始说普通话，再后来我就讲英语了。幸亏我爷爷能讲一口非常好的英语，奶奶笑：小歌现在她是乐不思蜀了。乐不思蜀？我问这是好词还是坏词？奶奶笑：你应该问这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

好在，爷爷奶奶不在乎我已经弱化的中文，他们仍然爱我。他们早已经退了，不仅仅是形式上退下，而且是从气势上真正地退休了。奶奶更瘦了，眉头皱得更紧了。她还是那么不满，只是现在她不满的事物中更多的是她自己。她还是怪罪我妈妈，只是她已经不愿意跟我谈起我妈妈了。得知我妈妈二度离婚，说，我早料到了。那声音是恶毒的，又不全是恶毒。

我爷爷更不说话了。爷爷已经很久不说话了，不仅嘴上不说话，心里也不说话了。他这么久没见我，见面也只说了一句：回家就好了。脸上的表情，也在见到我之后再次活跃起来。现在爷爷只喜欢看报纸。年轻时候就喜欢看报纸，在头条新闻下面点上许多惊叹号，没有问号。老年了，问号对他不再是勇气的问题，而是心情的问题。他只是挑错别字。问他今天有什么新闻？他说年纪大了，看过就忘了，记不住。连《人民日报》都出现了错别字，真是糟糕啊。

爸爸让出空间给我与爷爷奶奶说话，他在一边看着我，看着我如何与爷爷奶奶亲热。他看到了一个已经娴熟掌握了社会技巧的女人。他送出去的那个在机场用很重的学生腔说“爸爸等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猜不出我会变得有多好”的小姑娘，变成了另一副模样的女子——清高的、警觉的，骨子里对一切都含有轻蔑，隐约的自怨自艾。他想他熟悉的那个小女儿隐藏在这位年轻女子的哪里？哪一抹眼神哪一个表情里？他猜测：那个敏感而冲动的小姑娘与这个站在他面前的年轻女子之间应该有一条鲜为人知的满是过节、挣扎的通道。就像一部电影，他看了开头，又看了结尾，怎么也串不起来，于是迫切地想倒到中间看看过程。只是他不说穿。只有我爸爸有这样的观察，又能有这样的不说穿。

我终于回到了上海，回到了我的故乡，而我完全认不出上海了。到处都是新的楼宇，新的街道。新路不认识，老路也认不出。我找不到回家的路。认得又如何？同样找不到回家的路。这十来年上海什么都变了。我找不到我的上海了，只剩下一口不咸不淡的上海话稀里哗拉地拎不起来。

一路上我都仰着脖子，像一只脖子前后左右转动以识别回家之路的狗。繁华的建筑在阳光中射入我的眼睛。阳光是刺激的，像这座城市一样刺激。我像一个纯粹的外国人，底气不足地东张西望着上海呈现于我面前的勃勃生气；慌慌张张地面对我的故乡迎接外乡人的好客与热情——就是主人翁那种不动声色地激动着的表情。他们向我这个外来人流露他们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切实做出努力并颇见成效的自信。

故乡和母亲一样，让我近不得远不得，漂泊多年的游子对故乡的眷恋、陌生、期望和被遗忘。这时的三藩市是晚上，光是这昼夜颠倒的感觉，已经让我清楚地意识到这里与三藩市，是天各一方了。

爸爸看出我的手足无措，安慰道：上海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上海的地图，三个月就要换一次。别说你这么长时间没有回来不适应，就连我们这些一直生活在上海的人也觉得自己跟不上。

原本我们要直接回刚搬进去的新家，爸爸突然改变计划，带我去以前在弄堂的家。上了一辆的士，我说了我记忆中的路名，司机打量了一下我，那眼神好像我这些年都在冬眠：小姐，你说的都是老皇历了。

雨一直下着，车子开过我们以前在弄堂的家，现在是一片工地。爸爸把我接到这里，就像十一岁那年接我回家一样。没有想到，自己回到这里，会带着怯意。望着这片工地的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心情也随着变化。时间就像留恋过去，凝结在童年的某一个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