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的消息，我仍然没有告诉妈妈，她还是知道了。这就是家庭秘密，什么也不说，可是什么都知道。妈妈给我寄来一张回家的机票。我回家了，回到我曾经一度遗弃的生活里去。当我推着行李从机场出来的时候，正如我所料，妈妈像是迎接一只迷途知返的羔羊，她说：我讨厌说我早就警告过你了。她把我的结婚与离婚说成好像是我一次不听话的后果，她把我压进她日渐增长的皱纹里，去整日地数落。我被她吵得不耐烦了，说：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基因让我搞成今天这样。

讲完也觉得过分，又说：其实不是你，你只是牺牲品。

妈妈困惑地问：你什么意思？

指责你很方便。每次一发生什么我就埋怨你，总是有效，可以帮助我渡过难关。

她冷笑：那这次又帮助你渡过什么难关？

离婚和堕胎都可以不指责自己。

她讽刺道：谢谢你，美国女儿。

对于人生的不成功，中国人更多指责自己。将自己的失败与过错归咎于父母，那不是中国人的性格。当她觉得我不可理喻时，就将此归纳为美国性格。

命运对我太不公平了。我就是想不通他凭什么背叛我。我爸爸遭受了背叛，我也遭受了背叛。我们父女俩怎么这么倒霉。

你丈夫没有背叛你，其实是你在背叛他。

为什么你也这么说？我捏着细软的嗓音，声音已经非常的体己，为什么要我来承担背叛的名声？我对他是忠诚的。

因为你首先背叛了爱情。你根本就不爱他。你嫁给他只是为了逃避，为了跟我赌气。

离婚这个结果是我妈妈和我都知道的，正如一次逆旅过客一样。现在经过了漫长而忧郁的旅行之后又回到家里，我每天就干一件事：睡觉。睡累了起来活动一下，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和我妈妈吵架，然后又接着睡。我的回家，不过是家里添了一头猪，会吵架的猪。这种平凡的日子过了一阵子，我又不安分了，重新羡慕浪迹天涯的生活。

其实也谈不上浪迹天涯，只是没有找正式的工作，在无休止的旅途中打发时日，在这个世界四处流窜，除了寻找自己的影子无事可做。我喜欢浪迹天涯的说法，比较浪漫。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也是我内心没有着落的浮萍状态。为了有精神寄托，我曾去贫民窟帮忙，去教会寻找上帝，目光在飘浮，却是在红灯区最容易看到的那种西方式的空虚。我躲在酒精、香烟，加上兴师动众启用重金属来尖叫和呐喊的打击乐中，一点麻木，一点物质主义，一点及时行乐，尽管这一切都是轻浮的无意义的，至少还算安全，即便我流泪，但毕竟也得到片刻的安全。

生命中有些东西很悲哀，心里总有遗憾，譬如母亲，再譬如以母亲为代表的母语文化。这种悲哀与遗憾在我的性格、我的经历中是个必然存在。当我想梳理安抚我的悲哀，或者与它谈判，它却隐藏起来，这使得我的悲哀显得矫情和多余。当我想忘记了它，我对自己说，丢弃归属认同这些沉重问题，它并没有我认为的那么重要。它对我的日常生活毫无帮助，有的只是障碍。可这时它又跑出来纠缠着我。一直悲哀着，最后连这些也失去了新鲜感。这样一来我不得不承担着一种真正的遗憾。

妈妈也同样有遗憾。我是妈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我的中文不好，而她的英语永远有股腔调。我说的她认为过于夸张，她说的我则觉得过时。有一次我姑姑的儿子成城表哥从东岸来看望我们，他们一起谈论中国——像所有的中国人聚会那样大谈中国的政局、建设、文化，还有中国人才听得懂才觉得好笑的幽默。两人十分投机愉悦，开怀大笑。像我刚来美国的饭桌上，她和大卫之间的谈笑风生把我抛弃了，现在他们之间因中文而产生的亲热，把我又一次地抛弃。揪心的痛涌了上来——我，永远是那个六岁的小女孩，被她狠狠地松了手去，远远地抛下。突然妈妈看见我敷衍、不知所云的表情，我们有点尴尬，因为我们永远不会有那么会心深入的笑。妈妈对人家抱歉地笑笑：海伦的中文不好。她们看不到我初学英语时对英语的由于弱势要求原谅的倚仗。我对开始弱化的母语没有那种仗势。我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再依仗一次？没有答案。直到后来我回到中国，才找到答案。答案就是我无所依仗。它和我的黑头发一样，证明着我与别人不同的种族。如今头发依然固执地黑着，语言却不那么顽固。中文牵连着沉重的文化历史一点一点离我远去了。

当然妈妈也会与我谈论许多事情，然而那种在同一语言文化下的亲近怎么也不存在。有时，她会生大卫的气，更准确地说是吃大卫的醋，因为她觉得大卫与我分享的语言和文化比她要多。以前我受爸爸的影响比较深，后来又受继父的影响。而妈妈远远地像个外人。

《在路上》是我喜欢的一本小说，而我自己也一直在路上。《加州旅店》是我喜欢的一首歌，而我自己也一直住在旅店里。路途也结识一些像我一样的年轻人，这种路途上的“碰”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离家与回家的故事。这种流浪的生活持续了两年，我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人到底需要旅行多久多远才想回家？一次在非洲的一个小城，到一家超市，里面出现一批水仙和年糕，商店的伙计解释道，他们老板是个中国人，过春节了，就进了一些年糕，就差这块没卖出了。就是这块过期的年糕提醒我应该回家了。我用剩下的所有硬币将一部公共电话喂饱后，终于接通了妈妈，却又无话可说，只是干巴巴地敷衍了几句，我说我在非洲。妈妈竟然不吃惊，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女儿连父母不知道的婚都敢结，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她只是说：我以为你在中国。知道吗？你爸爸出狱了。

这些年来我多次尝试回上海，都被爸爸拒绝了，他绝对不愿让我看到他落魄的样子。现在我可以去中国了。我非常想念爸爸。这想念与我出门时或在电话里对妈妈说的“我想你”不同。对妈妈的“我想你”或者“我爱你”是英文式的，热烈有余，深度不足；而对爸爸的思念与爱是中文式的，含蓄、绕梁三日的那种。去上海前我回了一趟家看望妈妈和亲戚朋友。

这些年孩子们陆续回国，先是婷婷表姐哲学博士毕业，去了香港一所大学任教。哲学是孤独的事情，她也是孤独的人。接着成城表哥经济学博士毕业，也回上海创业了。其实我们中间最想回国的是我姨夫。我阿姨先是说：刚来没几年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等等再说吧。接着她又说：孩子还小，等他们大些再说吧。后来她说：好不容易什么都稳定了，先这样过着。回国再等等吧。现在他已经五十五了，他知道他太太会说什么——都这把年纪了还折腾什么呢。再说估计现在回去也没什么单位会要他了。想想也觉得挺冤枉。周末在他家后花园除草，猛地一直腰深吸一口气。空气真好，他想。美国的空气，他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