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了我与妈妈之间那种深切而窒息的爱恨情感，下次再见时她已经成了过时的人了。而日子还在继续，那几年过得很轻松快乐，但是可供回忆的内容几乎没有。我像所有的美国大学生那样，参加派对、考试、交朋友，和一群年轻人喝酒、开玩笑、挥霍青春，仗着几分姿色行走在爱情之间。那个当年在教务处用结巴的英语与老师辩论作弊与怀孕哪个才是道德问题的中国小女孩，已经不作弊了，但她认同同居。当然她是用英文来说的“住在一起”，同居这个词在中文里挺贬义的，有点非法的意思。这一点她还是知道的。所以当十一点电话响起，凭着铃声的不屈不挠，她就知道是她的妈妈，因为只有妈妈觉得她有权利让电话在半夜如此长时间具有侵略性地尖叫着。她弹跳起来接妈妈的电话，怕男友先一步接了去。

妈妈叫我放假回来。我说如果你想我，就到东部来看我。她说她打算给我寄一笔钱，足够买一张机票的钱。我说那就快寄吧，哦，我又有一个电话进来了，就这样吧，我回头再接着给你打电话。妈妈在电话那边几乎动怒地说，这通电话是我打给你的。你已经很久没有打电话回家了。

钱我留下了，家却没有回。我对妈妈说我需要去打工自己负担自己。摆出一副独立的面孔来掩盖我对家对她的冷漠。我阿姨的说法是：海伦比较美式，不习惯我们中国人的家庭传统了。我乐于接受这个说法。其实她真实的说法是：我是嫁接人。我不仅是父母缺点的大融合，亦是美国和中国孩子缺点的大融合。中国孩子的孝道我没有，美国孩子的独立我也没有。大学四年我只回家三次，回到三藩市我也常在外面混，宁愿在酒吧间泡上一天也不愿意在家里，不愿意与妈妈面对面。

为了逃家逃得更加彻底，十九岁那年，我还结了婚。反叛成了随手拈来的好戏，凡事敏感而冲动。现在想来，当年的结婚已经不那么浪漫、不那么勇敢，甚至是懦弱的，是一种逃避，像是离家出走。然而在荷尔蒙旺盛的年轻时代，总是不断地重复着这类没有新意的少年故事。并不知道这种逃避何时了，逃得一时算一时。而那时我使用另外一个词叫“投奔”。

我结婚的事父母并不知道，最先知道的人是大卫。他到纽约来开会，我妈妈托他给我带些东西。我按惯例问了我妈妈的情况，一副随心所欲的样子。现在的年轻人都以这种口气谈论父母，越漫不经心，好像自己越独立。

他说她还好，还谈了一些她生活近况的细节，我感觉他仍然十分关心我妈妈。

我又问起他的近况：大卫，你怎么样呢？还结着婚呢？同一个女人？你最近在忙些什么？

我在写海明威传。他看了我一眼，说他刚刚动过眼部手术，眼力不太好，现在晚上已经不能写了，只是白天写一点。

他当然在写作，那是他的最爱。我仿佛又看见那个中世纪的抄书匠，躲在小山坡似的资料后面，埋在书海里的头顶已经秃了，而他不知道，仍然沉醉于自己那点不合时宜的才华，因而对自己不断地榨取。他研究各种流派的作品，笔下的却永远只能是那些作品的翻版。他现在秃得更加彻底了，深而分明的纹路像是刻在他一马平川的额上。一直以来，继父的写作是我了解他的一扇门。我的继父是一个作家，这淹没了他的国界种族政见肤色年纪。艺术超越了这一切。可是什么时候，我对继父的写作不关心了？

写到哪里了？海明威死了吗？

他死了。他已经死了。

他终于死了。我笑。

他就是被你给催死的。他笑。

我装糊涂说：才不，他喜欢打猎，最后把自己也当成猎物，一枪报销了。

这是我最满意的章节。

我故做一脸崇拜地说：那我到时候一定要好好拜读，而且还要求自己背诵这一章。

他突然一转话题问我：你的那些男朋友们呢？他用的是复数。

我没有男朋友。我用的是单数。

没有男朋友？是今天没有吧。他说完自己就笑了。

我就趁他冷不防时说：因为我有丈夫了。

这个玩笑开得并不太逗。

因为它不是玩笑。

又是玩笑？

你知道拉斯维加斯，结婚手续最方便了，当然离婚也方便。

他这才严肃起来：什么？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就是两个月前吧。

我怎么不知道？他还是觉得难以置信。

我笑笑。

这个笑让他不放心，他问：你妈妈知道吗？

我又笑笑，刚才那种笑。

他更疑惑了，追问道：你父母也一定不知道吧？

他们结婚的时候也没有通知我呀。我笑了，因为觉得自己这句话对答得非常幽默机智。

海伦，他叫了一声我的名字，像是我的小把戏耍弄了他，又耍弄了我自己。

为什么结婚他应该清楚。我需要被矫正，婚姻绝对是一个方式。婚姻中规律的生活，基本的道德约束，可以把我控制在正常的状态下。就像小时候戴牙箍一样，感受一种牵引和牵制，还有轻微的不自由与疼痛。这都是我需要的。既然他不能再纠正我了，我只能另寻参照物。我丈夫诚然也是那样的人：他替我盖上挤完从来不盖的牙膏盖，随手关上我忘关的灯。他像跟在孩子后面的大人，对孩子的闯祸与捣蛋给予最及时的补救，将现场恢复。这对当时的我非常必要。

你这个孩子啊。他看着我，很心疼，像是知道我的不容易。只是没有想到我将我和他之间所有的假戏真做到现实生活中去。所有的不肯相互让步、不肯相互妥协的爱恨情结沉淀下来。然后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感到一阵缓解。

当然他知道了，等于我妈妈也知道了。

几天之后，妈妈愤怒地从三藩市出发，愤怒地坐上飞机，再愤怒地叫了辆计程车，终于一路风尘仆仆地将愤怒完整地带到我面前。大概是希望将我像迷路的孩子一样领回家。我想自己已经是一个外嫁的女儿，不再受其管辖，所以一反常态，以主人翁的姿态向她问好。

我妈妈理都不理，开口就说：听说你和帕特结婚了？

没有。

没有？那大卫怎么说你结婚了。

我是结婚了，可不是和帕特结婚。

那是和谁？我认识吗？

你不认识，因为我也是刚认识的。

你怀孕了？！天啊。妈妈尖叫起来，像在黑暗中行走，突然撞上一个人，她一脸的惊吓。

没有，我们刚认识两个星期。

天啊。两个星期你们就结婚了。刚才的惊吓还没有退去，新的惊吓已经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