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很喜欢看两个男人之间的行为。他们似乎比女人善于应付这类局面。他们都知道怎么回事，但他们以不知道来掩饰，掩饰不了了，也要假装他们能应付，任何时候。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爸爸和王海涛见面会是什么光景。

我可以替我妈妈感觉出她在场的内心混乱。站在这两个男人面前，就能知道妈妈从一个婚姻走向另一段婚姻所做的全部修正，甚至是矫枉过正。十八岁的我已经可以替我妈妈对这两个男人进行一些分析了。继父比我父亲复杂多了。我爸爸是和谐的，尽管他经常发脾气、摔东西，但他是自然的、统一的，很少有自我冲突的时候。

继父表面上有着温和的性情，温文有礼、通情达理，但他满心都是悖逆，他无法摆脱这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悖逆，他无力跳出命运中规定好的东西。就像我父母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没有选择地必须去爱毛泽东，否则就会孤立。就像我们这群少男少女会去崇拜某位歌星，在演唱会现场像吃了摇头丸似的尖叫摆动身体。我们的出生已经有了一些安排，我们只能照办。我们既然不能选择出生，我们也无法选择这些安排。

只是继父内心的悖逆如同他表面的和谐，是建立在一种关系视野上的。悖逆在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分离，但在他性格的结果上却形成了和谐。因为他不服气，不断地在精神与现实、传统与现代、超验与经验、固守与变异中自我调整与说服，不断地对各种悖逆有机融合，终于整合为一种和谐。他的和谐就是由他的冲突形成的，这就是我妈妈的再次选择。

我这个讲法有点矛盾，可我妈妈能理解。她的爱情就是对这番对比和探究之后产生的。她为他艰难的和谐着迷，她理解他吃力的跟随。这与她的气质与经历相匹配。他让她觉得安全。他镇定了她。

爸爸与继父见面的时间很短，用各自非常有限的中英文交谈。谈得很简单，却很认真。他们感到应该用这种态度对待这次见面，毕竟此别今生都不一定会再见。果然这是两人惟一的一次见面。

两人微笑，且频频点头，很有默契。我走过去一问，才知道一个谈的是金星的事，一个谈的是木星的事。他们还以为他们谈的是一件事，见我过来，与我核对对方是不是这个意思，我笑道：是的。他们也笑了，非常纯真的笑：我就知道是这个意思。总在两种语言之间徘徊与困惑的我第一次感觉言语不通的便利。人类起建巴别塔，上帝下来变乱人类原本一样的言语，这是一种祝福。彼此用微笑交流，这样的交流是没有误会的，因它的朴素而具备最原始的准确。在善意的情感面前，一切语言都显得太具体太肤浅了。

我让出空间给他们，不去听他们到底说了什么。无须追究，因为最本质的交流就在这微笑中。

回家的路上，大卫话不多，安静地听着我声情并茂地讲述关于我爸爸的一切。听着听着，心里忧郁起来。他想，过不了几年，在这个少女的婚礼上，他会告诉她，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新娘子，可是女孩子仍然会如此声情并茂地对他说关于她爸爸的一切。我猜想他心里说了什么，因为我问他你在想什么，他说他想他的儿子了。杰生这时刚刚从哈佛的法学院毕业，回到三藩市成为一名见习律师。

我不以为然地说：那么就告诉你的儿子。

他摇摇头：这就像在瘤上贴邦迪——不管用。我的意思是你不觉得在这个时候要求原谅有点自私吗？

好吧，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你们就这么下去，你们会失去另一年，再一年。直到一天，你发现一切太晚了。另一方面，让生气走开的好处就是你也不需要再生气了。

大卫盯着我，意思是那你和你妈妈的关系呢？原来道理我也都懂，只是办不到。

可大卫办到了。几日后，大卫就请他孩子的母亲转告他的孩子，希望他能回来一趟。仅此而已，他并没有多说。到了那一天，他没有参加任何活动，还取消了一个会议，专门刮了胡子，修了鼻毛。全副武装地去跟儿子谈和。

现在他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茶几上那盏昏暗不醒的台灯投出一小块的光线和大面积的影子，为大卫的这次谈和预备着心情。他恰好坐在台灯的暗影里，昏黄的灯光如同一把无形的剪子，将他从黑夜里裁剪出。脸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剪影的分明，呈透明的黑暗。饱满的额头、深陷的眼睛、宽大的鼻子都上了色。他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具色彩。我为他泡了一杯茶，他竟然没对我说谢谢，仿佛陷进无法自拔的呆想。

他又回到了六年前我对他的认知中，回到剪影的时代。我喜欢这剪影，灌注了大卫的沉默而本色的语言。最基本的情感就在这剪影之中。

杰生很晚才回来。他刚刚从橄榄球场上下来，头上倒戴着运动帽，手上握着橄榄球，汗水细珍珠般地撒在脸上。眉宇间洋溢着激动，赛场的兴奋还没有从他脸上完全褪去。他带着自己世界的精彩突然闯入他父亲为他预备的世界里。他的神情与眼下青灯黄卷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他显然没有把父子之间六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太当回事。

面对大卫的隆重，杰生有点不知所措地说：对不起，我来晚了。

没有关系，无论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会一直等你的，一直等。大卫说，眼睛从花镜中跳出来。

一直等？杰生眼珠子快速地转动了一下，很是提防，像是有一个陷阱等着他。

是的。我想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么等你了。大卫同时也在等自己，等自己的愤怒逐渐退去，等自己的父爱逐一回来。

爹地，你是要对我说什么吗？杰生不放心地说，总是这样的吧——在厨房里妈妈和你说话是为了一次免费的教导；在客厅里爸爸等你是为了一顿痛骂。

不，仅仅是简单的问候你还好吗？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

我很好。

大卫看着儿子，说：我想你，儿子。不，我想我们。

一声“儿子”，杰生险些落泪，他才知道自己这六年的失去。可他偏偏对这猛来的一阵关怀凶恨起来：爹地，你突然间说，你好吗？你怎么样？我想你。你不要忘记是你叫我离开家的。好，那我回答你，我都很好。非常谢谢。

那就好。那就好。大卫还是那么忍辱负重地一笑，像不计较孩子无理取闹的慈祥父亲。而那笑明显将自己这些年来的痛苦都收藏住。

这种微笑可以引起任何一个子女的内疚，杰生也不例外。他收敛自己的态度，问道：那你们呢？你们大家好吗？

我们也不错。我们还是老样子，海伦就要上大学了。还有婷婷，还记得吧，海伦的表姐。你知道她在读什么吗？在读哲学啊。大卫加了个感叹词，他的意思是：你自己看看，你把好好的一个姑娘逼到去读哲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