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只在三藩市逗留六天,我开车带爸爸到处逛逛,我的学校,我常去的图书馆,我最喜欢的电影院。我们两个又像哥儿们那样,或者说就像一个锅里的豌豆。这是英语的说法,我的母语没有这种表达,似乎我英语的部分占了上风。而这部分恰是爸爸不熟悉的,我迫切地想让他了解我的一切。而我妈妈又迫切地想知道我爸爸的一切。每次回家,我妈妈都急迫地问我,你爸爸有女朋友了吗?我说:你想知道啊,那你自己问呀。
她嘴唇一翘:你们每天在一起,难道他就没说吗?难道你就没问吗?你怎么一点也不关心你爸爸。
我说:这叫什么关心,如果关心他,就帮他找一个。
她知道我又在跟她斗气,便不说话了。
我没有告诉妈妈其实我每天都在问我爸爸这个问题。他交待我走后他确实谈过两三个女朋友,可是后来都觉得不合适。我提及他的那个女徒弟,他突然眼神一暗,带过一句:她小孩都已经能打酱油了。我想爸爸心里一定有某种遗憾,而这却是由我造成的。我对爸爸说对不起。他摸摸我的头,对不起什么呀。我们真在一起了也不一定合适。我不打算告诉妈妈这些,因为我并不信任她。
爸爸临回国的时候,妈妈终于改变了问题,换成问你爸爸有什么需要我们在美国为他办的吗?这次爸爸还真有事求我妈妈。爷爷得了老年骨骼疏松,爸爸听人说美国有一种药非常有效,只是不知道哪里有卖的。在饭桌上我说了这事。大卫说他有一个亲戚在这家药厂做事,一会儿突然悟过来,其实是他前妻的亲戚。但他仍然可以帮忙问问。我爸爸听说了,说:哟,原来老外也讲走关系啊。我说:别的老外走不走后门我也不知道。反正与中国人联姻的老外都学会了中国人的那一套。
大卫帮爸爸买了药,交给我。我突然说:大卫,为什么你不自己亲手交给我爸爸呢?大卫看了我一眼,想琢磨我有何企图,然后说:我可以这样做的。相当理直气壮的样子。他就是想告诉我他毫不心虚。
这么多年相处下来,我发现他是一个可以让我接受的人,除了有点吝啬,有点故作姿态之外,没有太大的毛病。相中了一件家具,可以耐心地等待大减价,而且总能等到;钓鱼钓到母的小的放生,属于环保主义者;开车遇到暂停标志,即使在荒无人烟的地带,也要让车胎与地面磨擦三秒。他已经被我妈妈训练得很中国,像中国人一样晚上洗澡;吃惊时像中国人一样“哎呀”一声;会说亲爱的,我想吃你的上海泡饭。而且已经征服了黑蛋(他始终管松花蛋叫黑蛋)�只是必须泡在上海泡饭里吃。而有时他仍然美国得十分地道。每次我练完钢琴,正觉得自己的粗枝大叶,却总能得到他慷慨的赞美:真美妙真悦耳你太棒了。从那种由衷与夸张看来,是地地道道的美国性格。连批评我也先以表扬为铺垫:你做得非常好,但是如果可以这样一点,那么你就完美了。
这时是高中的最后一年,我在大卫的大学拿了一些课,其中一堂就是大卫的英语写作课。我和他的关系不经介绍没有人会怀疑。妈妈笑问上继父的课有什么感觉?我笑答就跟在家一样,只是在家我不用作笔记,因为我不用考试。
他给我们讲美国文学。他竭力演出,其实就是努力地把美国文学入门者逗得哈哈直乐,而且他还要对下一批再下一批的学生重复同样的笑话。在最容易赢得笑声与共鸣的时候,他有意识地做片刻的停顿,让全教室出现整体的急切,他再继续,果然效果特别好。然后他的眼睛会投向全教室乐着的人群,像是欣赏自己的作品。就在他向全教室机警且飞快的一瞥中,看见一个像走了神的东方女学生,木讷,抵触。那是他十二岁继女在饭桌上的表情。
这个女生多是不笑的,这些笑话她已经听了三十二次了。我也觉得这个女生这样不好。一群人已经被征服得东倒西歪地笑,只有她像要跟别人过不去似的正襟危坐,脸上一副不屑一顾的老派。这是对别人劳动的不尊重,几乎关于道德品质的问题,而且严重地缺乏集体主义精神。更要命的是有时她会单枪匹马地笑在前头。就像一个相声段子听了十几次了,太清楚哪里是铺垫哪里是高潮,在高潮到来前早早安排好的笑声有时没有控制好,就提早释放出来。到了大家共乐时她已经笑饱了。几次后引起同学的不满,像是搅了他们的好戏。
总之我笑与不笑都非常诡秘,与众不同。几堂课下来,已经有人知道我和大卫的关系了,甚至对我的分数产生了怀疑。
这天下了课,我与大卫驱车去爸爸的旅馆。我先下了车,大卫去找停车位。
爸爸一看到我就很高兴,可立刻又缩住笑容,脸一紧问我作业做完了没有,这就是父亲,他们绝不感情用事。做完了。我信口一说。他又追问真的做完了吗,我说今天是星期五,我向来是星期天晚上才做作业的。我这个人需要压力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他笑,你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
这时,一个白种男人向他迎面走来。瘦高、谢顶、多毛的四肢,坚挺的啤酒肚使上衣短了一截似的,是大卫。他像第一次走向我一样地走向我的爸爸,中国商务代表团清一色西装中的一个。那个男人梳着小平头,西装穿着倜傥。
爸爸吃惊地看看他,又讨教地看看我,想从我这里看出一点上下文来。可是我的脸没有为他提供任何线索。
白种男人越走越近,声音先到了:你好,我是大卫。一口蹩脚的刚从我这里倒卖过去的中文。
爸爸仍在猜测这个白人的真实来意。他的脸终于在站立在我继父面前时,出现了一个体面的笑容。在大卫面前完整展示了东方男人非社交的笑的全过程:从浅到深,从犹豫到真诚,从混乱到单纯。爸爸那只手犹犹豫豫到了面对面时,突然摆在大卫面前,像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继父显然一时没有回过神来。等到他反应过来也伸出手时,爸爸的手已经微微地缩回。继父抢过爸爸那只准备收回的手,暗中使了一股劲,像是对刚才迟钝的补偿。
有意思的不是握手本身,而是握手的过程;重要的不是握手的过程,而是握手的象征意义。
继父真诚地拍拍我爸爸的肩头,轻盈然而有分量,似乎是男人间表达他们含蓄的好感,又似乎在说,他知道我爸爸的失去,但是他不打算道歉,因为那不是他的错。
这两个男人终于站到一块了。他们完全是不相干的人,而且是完全不同的人,如果不是我妈妈夹在他们中间,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完全可以像路人那样不设防,那么友好而轻易地打个招呼,再擦身而过。现在他们像两个军团,经过一场充满误伤的战争,终于坐到一起碰了一下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