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挑了两本书，一本是他写的童话故事。我最欣赏的他的作品都与他儿子有关。这本是他为他儿子的出世写的，一个不着边际的童话。很难想像这样沉静的男人会写童话，而且写得有模有样，带有声音——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闯入一家乐器行东击西撞出的各种声音。后来他又为他儿子的死写了一本书。六年后，杰生病逝，大卫悲痛欲绝，文字成了他惟一的寄托，字里行间无不是对儿子的思念。我读过，一本非常深情的小说。我捧着他写的童话故事：真的是你写的吗？他点点头。哇呜。哇呜什么我也不清楚，只是一个孩子没有思索的激动。他笑笑，有些感动，让他感动的也正是一个孩子不假思索的激动。我是一个教授，同时也是一个作家；我教书，同时也写书。哇呜，我又叫，再次没有思索。他又感动了一下。对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来说，作家从来都是叫人兴奋的。我是一直到现在才知道作家是这个社会顶可疑、顶难叫人放心的职业。

另一本是《老人与海》——我读的第一本美国文学，不仅因为它与诺贝尔奖有关，而且因为它与我的继父有关。大卫就是研究海明威的。我很奇怪他没有研究犹太裔作家，比如卡夫卡、贝娄或者辛格。他说：我关注的是如何做学问，并不是如何做犹太学问。你如果有兴趣，你将来可以去研究犹太文学。被他说中，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美国犹太小说研究》。

选择海明威，在当时最重要的是与我的英语程度有关。大卫是这么说的：这就是海明威，干净简单，你应该读得懂。这本在我英语程度还很弱的时候接触的小说，为我与美国文学进行了一次美妙的约会。一个老人，一个孩子，一个大海，一条船，一条鱼，美到了极致。

他写得真好。他像沉寂在缅怀里的追星少年。我相信我继父清澈的文学感觉。

跟你比呢？我问。我并没有揶揄他的意思，当你对整个世界没有足够的认识的时候，你会找一个标准，而他就是我当时认为的美国现代作家的标准。

他笑笑，好像感谢我拿他跟海明威比较，又好像随便与人比较是件不好意思的事情。我不能和他比。到了这个份上，谁比你强，谁不如你，一眼就看出了。他是天才，与生俱来的。下面的话大卫是不会说的，但他是知道的：大卫生命中无数次地以勤劳与天才作战，他像与上帝摔跤的雅各，如果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走。大卫也在与命运中隐现的宿命摔跤，不达目的就不罢休。

我也是从文学开始了解继父这个沉静孤独的男人的。他没有美国大众身上那种毫无忧患意识的乐天派精神。一种东方式的忧患和温雅笼罩在他身上。这与他犹太人的基因有很大的关系。祖先被人迫害了太久，没有安全感。他自己说的。我在学校被人欺负过，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他后来告诉我他小时候也被人欺负过，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是有钱人家的。他是一个三棱镜。在犹太人面前他露出犹太人的一面，在美国人面前露出美国人的一面，在我们家里，他是一个美国犹太人。

他突然心血来潮将他的文章给我看，要我念出声。遇见我不认识的字，我就拼出来，他解释什么意思，有时他干脆就换个词。他是这么解释的——海明威的东西从不晦涩。

我念，他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我滑稽的英语，手指轻轻拍打着膝盖，带着享受的笑容说，如果全篇都是这种文字会给人们带来惊喜的。有时他打断我，不要再念了，这是一堆垃圾。

他的每一次评价，我都点点头，很是认可的样子。其实我根本看不懂，就像小时候背唐诗，从不理解。为什么要看懂了才能认可呢？看不懂就认可不也挺好，至少善良。我每一点头，他就会心地一笑，还是为我不求甚解的认同。他看不出、也不在乎我吃力的跟随。于是两个人有了一唱一和的回合。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们只是这样的点头和笑该多好。他没有什么错，错就错在不应该去作我的继父。

一个很有意思的场面：我念他的作品，他听他的作品。就像为那些暂时还出不了书的作家办的读书会，自唱自醉。后来我知道大卫就是读书会里成长出来的作家。他年轻的时候时常出没于那类读书会，站在小舞台的中央，把手中的一笔一画和梦想传播出去，哪怕传播给了一片冷漠——听者从不当真。

我们没有别的交流，因为我们没什么可交流的，但是一切的交流都有了。日后我成为一名作家就是这交流的最大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