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生匆忙地扫视了一下在场的人们，然后转向逐渐形成局势的火苗：他是史蒂文，我高中同学。对了，他让我向你们大家问好。

没有人太多地注意，包括婷婷。她最多只是发现她的最佳角度有点自作多情，他根本没有注意，他在想别的事情。至于想什么谁也不知道。拆完礼物在花园里有个小小派对。这个家庭常常会看到这种双语广播。起先大家都是讲英文的，讲着讲着就你讲你的英文，我讲我的中文。讲中文的女主人与讲英文的男主人并没有因此冷落对方，他们互相不忘交换一下外人看不到更看不懂的眼神，像偷情一样，又像在说：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我这边情况不错。可是过了一会儿，他们这种目光的交流也被放弃了。

他们讲中国话，谈中国事，吃中国菜，像一艘谈笑风生的中国船驶入美国。大卫反而像一个少数族裔。他知道他永远无法走进他们的话题，他们的谈话，满满的历史，重重的乡情。他，一个异国人，更是心里心外被排斥得远远的。刚才两个民族的类似在这时完全不算数的。他曾对我妈妈说，你和你的姐姐还有那些朋友都会说英语，为什么在一起总是说中文？他们笑，他也跟着笑，尽管什么也听不懂。不笑，多孤独呀；笑过，才知道更孤独。他领着他的儿子进书房聊天，就像摩西领着族人出埃及一样。

对于我妈妈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政治曾经是他们的最爱，现在只是拿来调情，还有怀旧。他们最高兴就是在一起聊聊过去的事情，唱一些老歌，觉得非常亲近。他们这一代人，一辈子都会在他乡与故乡、物质与精神之间挣扎，难有解脱之日。

婷婷姐姐用英语问：你们都在唱些什么？为什么这么高兴？

姨夫笑笑，用中国腔的英语翻译了一遍。同时向大姨和我妈妈看了一眼，觉得自己翻译得不透彻，需要她们的协助；更是希望把这种事情变成集体行动，如同那个年代从来没有个体行为一样。

婷婷姐姐的疑问更大了：你们不是说文革很苦吗，那你们为什么还唱歌？还唱得这么快乐？

哦，哦，嗯这个吗……姨夫小声地回应道，我感觉到他声带的抖颤，像在课堂上被学生一个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考倒，很茫然地又向我妈妈和阿姨望去，再次希望有人分担这个问题。

现在想来，仍能感觉到姨夫的抖颤和茫然。他知道他们与他们在美国成长的子女在某些方面永远无法沟通，如同忠字舞和摇滚乐永远唱不到一起。

我的妈妈也立刻看了我一眼，很是提防的看法，像是看到我几年后的模样。是的，妈妈比我更早料到那么一天。

阿姨用嘴努努婷婷手上的食品，笑道：光看看现在他们吃的东西，炸薯条加可乐，已经不能再美国化了。他们懂什么中国？他们怎么可能懂文革？他们看文革就跟老外看文革一样，以为就是打砸抢……

我妈妈突然打断她：打、砸、抢，砸跟抢，我是做过。不过我这辈子没打过人，当红卫兵抄家我也没跟着他们去打人。我也不是说自己没打过人就什么的，但我就觉得吧，打人不对。

妈咪，你刚刚就打过我。我突然提醒她。

妈妈呆了一下，不知道我会冒出这么一嗓子。我要她知道她这辈子再也没有资格说她没有打过人了。

姨夫和阿姨笑了，这是成年人对孩子自以为是的纠正这种稚拙的行为善意的嘲笑。他们认为打孩子不叫打人。阿姨连忙替我妈妈教训道：你妈妈为什么打你？因为你妈妈爱你。你要是街上的野孩子，你妈妈还懒得打你呢。

我说：那就让我当街上的野孩子吧。

咱们这代人呀。姨夫面对自己就像面对实验室里一次失败的实验，手指头点兵点将：咱们都是牺牲品。手扫到我妈妈那就停止了，后面是我、婷婷表姐和小表弟。

我在心里说，把我划进去呀把我划进去呀。我也是牺牲品，我才是彻底的牺牲品，因为他们都以为在为我牺牲。我是“强迫中奖”。

姨夫突然抬起那双在实验室里让显微镜训练得异常敏锐的科学家的眼睛，他盯着大家笑：都是为了孩子啊。要不然我是想回国的。在这像个三等公民。那天一个学生想以我的种族开玩笑，问我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我说我是中国人。他说你怎么会是中国人呢？我说我是哪里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你的教授。

他属于那么一种中国人：在中国时也不怎么爱国，到了国外才猛爱起中国，加上受了点“种族歧视”后，爱国爱过了头，一下子成了民族主义者。

我说：三等公民，就是等回国，等回国，再等回国吗？

他们很快注意到这个孩子虽然话不多，但每句都不是废话。

可惜孩子们不一定领情啊。阿姨一边说，一边与我妈妈交换了一个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悲壮的眼神。她是说给我听，给婷婷听，给我们这些到美国却不与父母同心同德的孩子听。家长聚在一起谈孩子，同仇敌忾得很。

我突然明白自己一股子恼火的缘由：她一定要背你，她还不断地回头对你忍辱负重地一笑，你叫她歇歇，她婉言拒绝，谢绝平等。她只要你知道一切都是为了你，仅此而已。你在她背上越想越不对——等等，这是怎么回事？谁要你背我了？这时她又回头对你那么自卑地一笑，搞得你满心窝囊起来。这就是中国父母“一切都是为了你”那种带牺牲的剥削。

我气愤地对妈妈说：我才不要你为了我留在美国呢。然后离开餐桌，荡秋千去了。

我妈妈看了我一眼，抱着我的小表弟：别急着长大，也别急着去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