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一边说,一边接着擦那只烛台。抬头时,发现她的丈夫进了书房,她的女儿上了楼。只剩下她和一只九头烛台。
当阿姨一家四口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家门口时,我才知道我妈妈多么孤独,多么需要亲友团支援。你们可来了。我妈妈大声地打着招呼。
大姨身体没有完全进来,已经咋咋呼呼地嚷开了:哎呀呀,这是谁家的小姑娘这么漂亮啊。
妈妈立刻道:小歌,叫人啊。都是要做姐姐的人了,还这么不懂事呀。她就是这么把她的错误水到渠成了。好像这个姐姐是我要做的。她还不等我这个就要做姐姐的人纠正错误,又转过头向她姐姐一家抱歉:现在的孩子都不爱叫人。要我说啊,所谓的“代沟”就从现在的孩子不肯叫人开始。
大姨不计较,故作怂恿地对我妈妈说:你这个女儿你可得看紧了,十六岁以后你们的门槛就会被人踩烂了。阿姨长着厚实的肩与腰,一对无拘束的奶子。好生养,而且有点缺心眼儿。缺点心眼儿的女人往往善良。我妈妈可能是因为插过队,像比她丰富了一个人生似的。两姐妹毫无相似之处,除了那股子上海弄堂里培养出来的对小家庭建设经久不败的兴致和稳扎稳打的野心。
改由我姨夫出马。姨夫弯下腰,这是大人对孩子的礼贤下士,笑眯眯道:小歌啊,过节快乐。你可来了。我们可想你了。你妈妈一想起你就难过。
大姨夫这时刚拿到终身教授职位。他在国内就是学物理的,到了美国读了个物理博士,接着做了三年的物理博士后,现在是物理教授。大姨说,就冲这样,他就是一个从一而终的人,何况两人还一起吃了那么长时间九十九分一磅的鸡大腿呢。
后面是我表姐牵着她两岁的小弟弟——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他一出生就得学上海话、普通话、英语,他一气之下,干脆不说话了。他们一家在我面前演义美籍华人家庭,都生两个以上。
我说:过年快乐。
姨夫说:现在还没过年呢。
我现在就是度日如年啊,我说完扭头就走。
妈妈冲着我的背影对阿姨嚼舌头:还在生气呢,都不肯跟我说话。
阿姨说:宋伟这个人是个好人,可就是对孩子的教育有问题。不然这么大的孩子哪里来这么多恨。还不是他们对她说了什么。
不许你们说我爸爸坏话,我转过头大声地说。本来就是,她把我爸爸压迫成这个样子,还不许人家反抗!我要他们知道:他是我爸爸。他是轻视不得的。
好好好,不说,是不该说。阿姨明朗地道歉,双手一抬做投降状。
我们家宋歌对她爸爸孝顺着呢,妈妈也连忙赔着笑脸说。她倒从来没在我面前说过爸爸的半点不好。我对此的解释是她对我爸爸的内疚使她决意不在我面前破坏爸爸的形象。
我又走开。她们没有再嚼舌头,等我走得再远些时,她们的舌头又启动了。妈妈说:小歌在国内时,我明确自己有一个女儿在上海,我要把她接来,为她提供最好的环境。现在她来了,我倒觉得失去了她。
阿姨说:也不能这么想。就说婷婷吧,有一次他们学校组织参观老人院。她一回家就说,爸爸妈妈,将来我也要把你们送到老人院去。我当时听了特别难过,问她为什么这么说。她说老人院好,什么都有。后来想想,也明白。婷婷是在美国长大的,她的观念跟我们不太一样。
妈妈说:我也不指望她对我能有多少感情。更不敢指望她将来对我多孝顺,再说英语中也没有孝顺这个词。孝字老字在上,子字在下。美国文化里哪有这种精神。我只是觉得我们也不能跟冤家似的。
姨夫说:你们看吧,来美国的中国夫妻一般都要有三个月到半年的摩擦期,摩擦期后,如果丈夫先混出来,能够养家赚钱什么的,这个婚姻就保得住。如果是妻子先混出来,混得比丈夫好,这个家就完了。依我看啊,这个跟孩子的关系也是这样,也得有个摩擦期。可能还比夫妻的长。就说婷婷吧。她八岁来美国,跟着她爷爷奶奶来,说我不吃你家的饭,你做的饭没有我奶奶做的好吃。她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是,爸爸妈妈,我需要在你家住一段时间,等我十八岁了,我就搬出去。我对她说,这是你的家呀。
我妈妈稳稳地点头,像是得了真传。
有人敲门,门就开了。
大姨劈头盖脸地说:阿姨问你件事,那些信是你自己写的吗?
躺在床上翻杂志的我一时没有明白。
就是那些你在国内时写给你妈妈的信呀,是你爸爸他们教你写的?
我不记得了。我懒洋洋道,接着翻各种时尚杂志。
你是不记得了。可你妈妈可为那些信难过了很久。你的态度是她的情绪表。她没事就看看美国国旗。我不明白,有次她说美国国旗有点像航空信封。你看你妈妈想你的信想成什么样了。可是每次一收到信又是一堆难听的话,每次一打电话,你又惹你妈妈生气。每次打过电话通完信,她都要难过很长时间。我就劝她,这么难过,以后就少打电话少写信。
宋伟的来信,永远是哀而不怨的;女儿的来信,永远是怒气冲天的。刚到美国时,女儿还会把得奖的作文夹着照片寄来,后来不寄了。先是歪歪扭扭威胁道:逾期不归,后果自负。后来知道她再婚,又歪歪扭扭指控道:少来这一套,我们不稀罕你的美金;不要以为你的美金可以弥补什么,钱不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总之是最焕发情绪的司空见惯的句式,说不清楚这些信是女儿写出来的,还是大人教她写出来的。女儿毕竟不是别人指挥得动的。成年人、尤其上一代人的表达方式,加上女儿的语气和感情,再经过一个孩子歪曲的字迹更加有了分量。漂洋过海,经过漫长的旅途到达她面前时,有了唇齿无法达成的尖利。偶然间注意到“弥补”二字处有涂改液来回磨擦留下的白块,她翻过信纸冲着灯光一照,发现原本为“迷补”。这样一点的发现让她希望这些信不是女儿写的。她打电话过去,你想不想妈妈呀?不想。你都不要我们了,我为什么要想你?小歌,你告诉妈妈你现在多高了,多重了?你回来不就知道了吗?
想不想听阿姨说你妈妈的事情?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拍我。
我不想听,如果你只是想为她说话。我翻了个身,躲开她手能拍到的地方。
阿姨知道你对你妈妈和你爸爸离婚又再婚这一切不高兴。她今天走到这一步,纯属情境使然。你不要老是怪她。我想大姨心里大概也觉得我妈妈有点对不起宋家,又因着姐妹关系,本能地进行维护。
我怪她,我就怪她。如果有一天,我结婚,我不要我妈妈知道,因为那是一个谎言是一个骗局。我还怪你。
你怪我什么?
都是你把我妈妈办到美国来的。大姨感觉到我对她敌对态度:今天宋家的悲剧她也难逃其咎。
那作媒的保你们结婚,还保你们生孩子吗?我把你妈妈办到美国来,那以后的事情我哪里管得了。再说大卫又不是我介绍的,她和大卫在一起的时候又没有邀请我去作陪,我能怎么样?阿姨的脸比她的话更有内容:两片弯眉倒挂着,像窦娥叫冤时的那种委屈——丈夫虽然是喝了我熬的药,可确实与我无关的呀。任她这般,嫌疑仍是上了身的。
她说:长大后你会发现有时候好人也会做错事。好,你所发现的都是真的。而那也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那另一部分呢?
我和阿姨现在走在这片住宅区的小路上。远处有教堂的钟声和悠扬的圣歌,尾音被拉得极长,最后断得不干不净,像是被风扯断的,悬着心再等,又能等出了一小节若有若无的声音。分不清是接前头的,还是另开一曲了。风再大一点就又淹没了它。那样的脆弱。近处的人家半掩的门户里流淌出笑声与琴声,却是那种最家常最具生命力的声音,那种百折不挠的热闹。
我不是愿意听大姨说话,而是我认为阿姨是惟一可以套出些事情的人。她的大大咧咧,厚厚的嗓子,毫无想法的笑声就意味着她扮演这样的角色。
关于我妈妈,我不知道我阿姨的陈述是否真实,我更不清楚这些年后我的记忆是否可靠。现在回想起的当然加上了我的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