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起，母女二人就在这不大的房子里玩捉迷藏。妈妈在厨房，我就绝不去厨房，如果我先进了厨房，妈妈进来，我就离开。她在厅里，我就在自己房间，她离开了，我才下楼看电视。到后来发现这种捉猫猫藏的生活原来也可以成为一种乐趣，真是与人斗，其乐无穷，更何况是带着斗智斗勇的心情与她周旋。

我正从冰箱里取冰淇淋，就听见妈妈进来的声音，我立刻关上冰箱门，准备离开。妈妈一把把我抓住：你就打算一辈子不理妈妈了吗？她的头发蓬松，表情虚弱，声音却仍然十分响亮，像经历了一场两国谈判似的面色沉重。我觉得自己可以把她气成这样，不枉此行了。

我一把甩开她的手：现在你知道你是我妈妈了吗？你不觉得太晚了吗？

她的手一松，就像被对手抓到把柄一样气短下来，立刻决定放弃对峙。我趁机跑了。

她冲着我的背影叫：你这算怎么回事？你不能那样跑掉。

我回过头对她说：不能那样跑掉的是你，妈咪。

她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她知道是什么阻止她成为快乐的汉堡包太太，从她结婚的那一天起她就知道。那天她站在白皮肤的婆家亲戚中，身后除了姐姐一家，没有一个中国人。来宾全是白人，全是大卫那边的人。她是在结婚一年后才有勇气告诉宋伟她已经结婚了。她觉得再不说，他们从别人嘴里得知更不好。过去的生活被一张离婚书切断后所带来的伤痛远超出她的想像。她失去的不仅是一个家庭，一个女儿，而是她所有的后路。宋伟知道了，就等于女儿知道了。女儿在电话里果然第一句就是：你是不是又结婚了？她说：你太小了，有些事情你不明白。女儿说：我明白了，你是又结婚了。你再也不会回来了。电话十分清晰，女儿的叹息响在她的耳边，她甚至能感觉到女儿呼出的怨气。

妈妈抖着声音对刚进厨房的汉堡包先生说：我对她叫、对她吼、对她凶，都没有用，什么都没有用。她根本就不怕我。我没有威信，而她知道这一点。大卫，帮帮我吧。

她对她丈夫使了个眼色，叫他给我点颜色看看。这是我最讨厌妈妈的时刻之一——就是她向别人抱怨我。这给大卫一种错觉，感觉自己要行使一下继父的权力。她丈夫大喝一声：海伦，你给我站住。在这个家里，你不可以用这种语气对这个女人说话，因为她是我太太。

我一时有点被唬住，不过还好立刻就镇静了：我一看到你的这个鼻子就知道你是犹太人。这是我从一本小说里刚看到的，纳粹杀人时说的一句话。

妈妈也发现自己大大地失策，她不应该借她丈夫来压我。我连她都不怕，我还怕她丈夫吗？这酿就了我对妈妈进一步的怨恨。

大卫松了松领带，像探出壳的乌龟那样前后左右晃荡一圈，大跨步过来将我堵在楼梯口：小姑娘，你到底有什么问题？

你就是我的问题。我比他更凶，你管我干什么？你凭什么管我？你又不是我爸爸，永远都不是。这几句话我已经讲得相当流利了，尤其“永远都不是”这句我“ｎｅｖｅｒｅｖｅｒ，ｅｖｅｒｎｅｖｅｒ”叫得像饶口令，很有韵律。

哟谢谢。麻烦你以后多多提醒我这一点，好让我知道自己多么幸运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儿。他突然声音一粗，却十分慢条斯理地说。这样一来，它的台词味才充分显现出来。这是大卫对我说的最重的话。

我冷冷地扫了他一眼，意思是狐狸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小姑娘，你给我听着，而且你给我听好了：你住在这个家里，你给我老实点。我是一家之主，哦，相信我，这一点我是清楚的——因为我是付帐单的那一个。我是否可以在自己家中得到起码的尊重？他在我身上完全看不到一个拖油瓶的可怜兮兮，相反比他还像户主，好像全世界都欠了我的。有一次我听到他与他母亲通电话，提及我时，他说，她很不卑不亢。

我告诉你们，我才不想在这呆着。我是被绑架来美国的。我要回家，我要回上海。我一刻也不想再呆在你们家了。

蹩脚的英语却给了我直白的表达。她跟母语不同，我的母语已经可以作文了，我的英语才“呀呀”学语，先学名词，再学动词，拼凑出牵强的主谓句，却是直奔主题的，不拖泥带水。讲英语的时候，我觉得有不受谴责的豁免权，对这种语言及这种语言产生的后果。它让我觉得非常幼小无辜，于是有了由于弱势要求原谅的倚仗。所以常常会见到初学外语的人脸上的那种特有的体己的笑容。我就是那样的笑。有时候因为发错了音，表达了完全相反的意思而引起人们大笑时，我还觉得自己可爱。

他看出我对英语的仗势欺人，决定不再原谅，不再让我的倚势仗势奏效。就在那种专有的特别自我体贴的笑刚挂上脸时，他的脸先挂了个“我已经不吃这套了”的牌子。他叹口气：你看，我们为了你做了那么多事情，这些难道不值得你有一点的欣赏吗？

他是要我欣赏他如何在人道主义的感召下接纳别人的孩子。那种收容难民的崇高品格，美国的中产阶级最乐于表示。

我很不客气地挫败他的优越感：那都是你们欠我的。

他真切感觉一种歉疚，只是与我所指的有所差异。他像其他许多美国人一样，童年成长声中一片的——宝贝儿，你不应该把碗里的东西拿去喂狗，要知道，中国孩子连饭都吃不饱。现在面对一个来自贫穷国家的没有童年的苦娃，一个正派的美国中产阶级能不起歉疚恻隐之心吗？他觉得全人类都亏欠了这些孩子。中国像我这样的苦娃不计其数，他帮助一个算一个。他想。

妈妈看着我就像看着一个潜伏在家中的小奸细，无奈地说：你来美国也不是为了生活和学习，你就是为了把我们搞疯。

大卫冲我妈妈无奈地耸耸肩，表示他帮不上忙，最后他说：我想我们应该去家庭调解处寻求专业辅导。

这回轮到我和妈妈一起冲他喊：我不需要，她需要。我们的口吻是反谬论的，好像大卫刚才说的是“你有病”，我们得说“你才有病呢”予以反驳。

大卫说：对，你们都不需要。我需要。

英语虽然不好，可脏话全会了，而且是最污秽的那种，就是人类繁殖后代的行为。我把学会的骂人话在他们面前好好地实践了一通。妈妈好像在观看小丑表演，嘴角带着一丝嘲讽，眼里藏着一抹忧伤。而大卫就呻吟一句“噢上帝”，现在他知道这个孩子的童年结束在哪里了——就结束在这张嘴巴上。

做为孩子应该有一个唇线模糊的嘴巴：微微上翘，嘴角往里窝的那种。孩子吮吸奶水、牙牙学语、吞咽童话，需要那样一副嘴巴才匹配，才让大人安全与放心。出于理想，也出于梦想，大人需要孩子对自己对世界都有一股子天真的热忱。而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唇线分明，牙尖嘴利，成年人的痕迹已经锁在她的嘴角间，成年的语言注在一个孩子的容器里。骂了一会儿，自己都觉得无趣，像弄堂里穿花短裤的无聊妇女，却是一个孩子的形骸：翘俏的鼻子，不均匀分布的五个雀斑，一双大大的毛茸茸的大象脚软毛拖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