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房间，拭去刚才的泪。这屋黑黑的，我四处游动着视线，想给目光找到栖身之处，最后将目光停留在相框那：我和爸爸。我到美国的第二天，妈妈问我你需要买什么东西吗？我说一副相框。妈妈立刻应道，好极了，那等一下可以把我们在机场的合影镶起来了。她带着合影兴冲冲地进来，却看见我正在将我与爸爸的合影镶起来，摆在房间最显目的地方。她的笑容一下瘫掉，知道自作多情了。她想起我奶奶对她说的一句话：就算小歌现在跟了你，她也不会和你亲的。因为你失去了与孩子培养感情的最佳时期。这在她耳里简直就是咒语，而它正在应验。
我非常想念爸爸。爸爸与妈妈同岁，心理年纪却与我同龄。他是少见的高个儿，一米八七，一直长到二十五六，同龄人都忙着回城恋爱等重大事件，他还像个青春期少年在一边拖泥带水地长个儿。朋友们揶揄道：你还在发育呢。长得自己都厌倦了，他拿着户口本去改名：不想叫宋巍了，不想再巍下去了。人家问那叫什么？就叫伟吧。他说。改完名后个子真不再长了，可性格却也停止了发展。二十五六岁的大男孩性情。他的高大并没有给人沉稳的感觉，相反有点傻大个的样子。即便刮干净的鬓角，修干净的指甲，头发梳得整齐，每一根都在恰当的位置，却还是衣装不整的样子。他知道自己的孩子气，于是一有察觉，就猛地一挺背讲些特别成熟的话，恰似孩子在说大人话。
我又哭了。不再是刚才的歇斯底里，而是默默地流泪，哀恸堆积得越来越多。身子圈成一团，下巴抵着膝盖，左右手环抱，像是抚摸自己两只受伤的翅膀。这是我想心思的标准姿势。我总有一天要离开这里的，等我翅膀长硬了，我要飞。一股一股的哀伤随着一股一股的眼泪涌出。这个缩成一团的小姑娘突然觉得自己的样子有点惨，她站起来到书架上拿了相册。
我继续翻相册。十二年的中国经历现在只能在厚厚的相册里寻。爸爸的形象原本并不高大，在妈妈走后，我目睹了爸爸的细心和爱心，而这一切妈妈永远不得知。
一个六岁的小女孩，穿着背带裤，翘着上嘴唇，一反常态地没有六岁前那种照相式的笑容。这照于我妈妈出国那天的国际机场。机场永远的拥挤忙乱，我们的故事毫不新鲜。
妈妈去美国探望她的姐姐，在被拒签三次之后终于拿到签证。我从爸爸通红的脸上感觉到不妥。他像孩子一样耍脾气，拒绝吃饭，拒绝睡觉，乱摔东西，而且假装是失手造成的，他一肚子的火气只能通过这些无聊的小把戏发泄。妈妈也一改以前的愤恨，抱以宽容的笑容，把他当作病中坏脾气的孩子。妈妈继续办理出国前的种种手续，到学校办理停薪留职的手续，需要家属签字。爸爸看了一眼，反正你也不打算回来了，办它干什么。妈妈说这不行，不办这个，我就没有回来的后路。爸爸说：那你不就可以放心地不回来了吗。妈妈一翻身把后背甩给他，谁说我一定不回来了。他们就这样吵了一会儿，最后爸爸当然签了字。
妈妈临走的前几天，家庭进入前所未有的安静，这让我们都不习惯。真的要去美国吗？以后我保证不砸东西了。爸爸带着孩子认错时的真诚说，表情也是孩子认错时才能看到的：五官缩着，对自己身处弱势的自哀。我爸爸是那种生龙活虎的男人，发发火也就过去了，突然如此，他的心里该有多疼啊。爸爸甚至用他庞大的双手去胳肢妈妈的腋下，把她强行逗笑。妈妈望着这个大高个平生出的讨好，难过极了。对于一个拿着美国签证、对婚姻很失望的女人来说，太晚了。她同时深刻地意识到这个男人是个好人，一个难得的好人。但女人爱与不爱一个男人，并不取决于他是不是一个好人。换句话说，当一个女人用是不是一个好人来评价她的男人的时候，她很可能已经不再爱他了。
我还不会表达对妈妈的感情，光知道去抢她的行李，光知道喊：不要去，不要去美国。没有门牙的叫喊也特别响特别有激情。妈妈，你要回来呀。妈妈，你要回来呀。喊着喊着就变了，仿佛也接受了不可改变的现状，只求有所好转。妈妈一定会回来的。你要听爸爸的话。她一边说一边试图松开我抓住不放的手。妈妈一定要回来看小歌呀，一定要回来看小歌呀。再喊着喊着又变成了这样。六岁的我自称小歌，是对自身弱势的默认。小歌听话，妈妈就早点回来。她再次试图松开我的手，没有成功，爸爸上前帮忙，一个向前，一个往后。爸爸夹着我，重重地看着妈妈，说：走吧。然后把我扯回来。妈妈走了，没有回头，怕这一看改了主意。如果她回头就会知道这个时候我是需要她回头的，哪怕就看一眼。
我们家的故事成为弄堂茶余饭后的谈资是在我七岁那年。楼上住的大伯说：听说她跟老外跑了。你说说看，一到美国就把老公给甩了，连孩子也不要。这个女人要是变心了，九条牛也拉不回来的。弄堂里的人崇洋并不媚外。住在楼下的叔叔说：女人是最现实的，为了一点实惠，可以这样。他们从来不让它变成个人行为，他们的意思是她需要为上海女人的许多坏名声承担责任。弄堂口的老婆婆说：真是难为了宋伟了，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日子。他们同情我爸爸，只是一些同情中有不太真诚的成分，因为公德心要求他们暂时隐藏起幸灾乐祸的本性。而这些是我骄傲的爸爸一直避免的，每每从弄堂走过，他总对说我：走过去，站直了别往两边看。他也是对自己说。他没有对我说妈妈的事情，因为他也不知道，关于妈妈的许多传言隔着太平洋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妈妈在我八岁那年提出离婚：宋伟啊，咱们好说好散。相信你将来能找到一个比我合适的人。其实是她找到了比我爸爸合适的人了。
当时的中国，离婚还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连孩子也觉得没有面子。一次跟一个同学闹别扭，她掷地有声地一句：你爸爸妈妈都离婚了，你妈妈都不要你了，你还在这里牛什么？这种话对我真是立竿见影，我就像有什么把柄握在人家手里一样立刻矮了下去。我哭着回家想向爸爸诉苦，却看见刚进家门的爸爸，一个很挺拔的男人突然出现一种矮小与单薄。他缓慢地环视了一圈这个家，像一个老店主看着自己苦营一生被人劫后的店铺，目光打了个寒战。那么一种目光：没了，什么都没了。最后他发现了我，那个倚门站着的翘着上嘴唇的小女孩。他黯淡的眼神像是火舌突兀地一伸，有了光泽。她显然是这场打劫后的惟一希望。现在回想，是他的眼神把我牵动了，我决意表现出“祖国的花朵”的快乐神情。爸爸，今天我又得了一朵小红花。他凝视着我，然后向我走来。我以为他会抱着我哭。他没有，怀着抱我的全部激情却没抱我。但是我感觉他已经抱了，在心里。晚上想吃什么？爸爸给你做饭去。他站在我面前，不知怎么一下子他又高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