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十来岁的孩子都是以学校为圆心做圆周运动。

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被叫作爱丽丝或者安琪尔，我看起来就不像叫这种名字的人。最后我还是有了一个英文名海伦，大卫起的。这个名字像我的中文名字一样，也没有问过我同不同意就叫上了。大家以为这样可以使我在美国的生活容易些。海伦？是不是那个又聋又哑的海伦？在去学校的路上我问妈妈。

妈妈说：起个英文名就是让那些老外叫起来方便些。其实妈妈还是喜欢你的中文名。宋歌这名字按美国的人叫法就成了歌颂�宋�。这名字多好，中国人叫起来响，美国人叫起来也响。妈妈当年给你起这个名字真是有先见之明呀。

我一听就火大，倒好像她的叛逃蓄意已久。打我出生时就心怀鬼胎，让我的名字左右逢源。

妈妈放我下车前只教了我一句英文：请问厕所在哪里？

学校的校徽是一只狗。许多年后的今天想起来这真不是个好兆头。当时只是觉得换在中国我们只会用龙啊凤啊的吉祥物，绝对不会用狗。狗在中国只能用来骂人。

学校大楼像一座久无人用的库房，庞大而简陋。大片大片的草坪，整理得很规矩，营养充足绿得纯正。隐约听见笑声和尖叫，是那种单调一致的尖叫：“太棒了！”“酷！”不远处一定有一片操场，我想。果然拐弯处就是。厚实的外套搭在看台上，笑声与尖叫声随着球起球落，此起彼伏。仍然是那种单调的蹦单词的尖叫，哪里的少年都一样，兴奋到极点却只是这样尖叫着丢出一两个简单的词汇，有时干脆就是一个语气词“哇呜”。好像词汇越贫乏，激情越澎湃。少年人才有的体力充沛不需要经大脑的尖叫声，让我真正从妈妈的城堡里出来，心情随着他们的单调的尖叫声丰富起来。

可是很快就发现这些与我无关。那种少年人气息只是使我得到片刻虚幻的归属感，那其实是属于美国孩子的。我的黑头发就像混入黄豆的黑芝麻，自己都觉得站错了地方似的。

一个球滚到我脚边。他们冲我嚷嚷着什么，也许是叫我让开，也许是叫我把球还给他们，我一句也听不懂。我的听不懂似乎更加激怒了他们，他们对我伸出了中指。

我虽不懂英语，不知道伸中指的具体含义，但却感觉到了它的侮辱与残忍。听不懂老虎的话，难道就看不出老虎打算吃你吗？我是谁？我是哑巴海伦，甚至连顶嘴的能力也没有。我对他们吼叫了一声，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而是一个十二岁孩子被人欺负时本能的反应。

我的吼叫果然引来了同类的呼应。远处走来一个东方女孩子，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人没到，那目光先到达了。她用英文问我：新来的？哪里来的？这句话我正好听懂了，我连忙告诉她我是从中国来的。她立刻改说中文：我也是从大陆来的。我才知道自己的国家在这里一般被称为大陆。她接着说：不用怕。有我呢。

她冲篮球场用她的白眼睛反咬了他们一口。冲我伸中指的其中一个男孩子上前来。她一挥手，空荡的场地上平白地冒出一帮子人马来，眼里是一致的能咬人的光。球场上的那些人立刻就吓走了。她也转身离开。我追问她的名字，她对我浅浅如花般地一笑，像武侠小说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一样，做了好事不留名。我在后面痴情地问：我叫宋歌，你呢？这时她蓦然回首轻轻吐出一个名字“安妮”。这个名字在我第一天的美国校园生活里，就像上帝的名字一样。

我想告诉老师我被人欺负的事情。座位很硬，前面男生的高大把我逼出个挺胸收腹的优雅姿势。老师的脸就在他的头上露出一小块。整整一节科学课，只知道老师的嘴在动，一句也听不懂，一句也不会说。我一下成了一个既聋又哑的残疾儿童。耳朵嘴巴全是虚设，没有用的。就像我童年许多漂亮衣服的假口袋一样，外面看起来是好的，却只是装饰品。我真的成了那个著名的海伦了。

课后我用结巴的英语讲了声“ｔｅａｃｈｅｒ（老师）”，老师回过头来含着一个得体的职业化的笑容对我说：哟，我的小宝贝，你不可以管我叫“老师”，就像你不可以管邮递员叫“邮递员”一样。那是非常不礼貌的。我是有名字的。你可以叫我米雪。哟，对了，你要对我说什么？

对于眼前这个来自贫穷国家的小哑巴，她就像一位仁慈的贵妇人，连她的微笑都是一种施舍。我想告诉她在我们中国叫老师名字才不礼貌呢。好不容易拼凑起来的几个英语单词在她的仁慈面前全面瓦解，还没有出口自己就放弃了。

我支支吾吾一会儿，突然讲出妈妈教我的那句英语：请问厕所在哪里？

我躲进厕所里大哭了一场。我想要是安妮在就好了。

再次见到安妮是在放学的时候。

大卫来接我，海伦今天过得怎么样？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吐字清楚，英语不好的人也能听得懂。宋歌，我匆忙地纠正他，不满他擅自给我起个名字还煞有介事地使用起来，同时我慌张地向四周望去。他往我身后一站我就很不好意思，担心人家好事的目光，但并没有人看，这是一个对各种生活方式都不好奇且不过问的地方。只有安妮悄悄问我：他是谁？他是，他是，我突然哑住了。他是谁？这个我来美国问的第一句话，现在倒考倒了我。她善解人意地说：你爸爸妈妈离婚了？我点点头，同时发现她背后站着一个美国人，虎背熊腰、面色红亮，一看就像肉类加工业从业人员。我已经可以确定安妮的背景与我相似——都是有个美国继父。她的继父对她极好，又亲又抱。

海伦这个名字，被叫了三天后，我已经知道回头了。

那天我在学校餐厅用餐，后面有人叫“海伦”，我回头，是安妮。我们很自然地坐到了一起。事实上，整个餐厅像被八国联军瓜分了去：白人和白人坐在一起，黑人和黑人坐在一起，当然中国人也是跟中国人坐在一起，比如我和安妮。

与安妮聊起我初来乍到的种种苦闷，与妈妈不和，想家，没有朋友，上课听不懂，被同学欺负，还有种族歧视，十二岁的我已经知道往这种事上安很大的帽子了。

安妮冷笑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们有什么办法？

她说“我们”，一眼能看出我身上那份与她相似的寄人篱下的孤独与无助。

她又说：像咱们这样的拖油瓶真惨，不仅拖到别人的家庭，还拖到别人的国家。

那一刻我深刻地自怜起来。一股尖酸的寒气迎面而来，我连忙向她那边凑了凑，手肘撞着手肘。像冬天里的两只同类小动物挤着靠着在取暖，在互相保护免受另类的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