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中，这里专指的是既有性的亲爱又以爱为纽带，而非柏拉图式的那一种关系中，我想确乎是有某种也许只能叫做“缘”的定数的吧？太多的人们将“缘”泛化了，以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一男一女之间既发生了恋爱和性事，便总归算是有“缘”了。这么想比较符合佛教的诠释，但不是我这里所要强调的意思。我要强调的意思是——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中，如果介入了某种命中注定似的因素，即一方起初不愿认可而最终还是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地认可了的因素在起作用，才算是“缘”。而“缘”既是存在的，便必有好的和不怎么好的和坏的之分。不怎么好的和坏的，就不去细说它了。因为那可以唯心主义地理解为上苍对人的考验。既曰考验，人当然可以而且当然有权改变它。不试图改变，或方式愚蠢甚而罪恶，都是人自己的责任。成功地改变了，就是通过了考验。这里只讲那种好的“缘”。它之所以好，乃在于它正是人所向这个世界诉求的。哪怕你起初并不觉得它好，但它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你的人生里，最终引起了你的重视。而你一旦重视了它，你也就开始对它一次次推入到你的人生里的那一个女人（或男人）重新认识另眼相看了。结果你开始庆幸爱她对你仅有一次的人生无论如何是值得的。那么她也会告诉你，她同样感到庆幸……��
而文艺和文凭，对人有着几乎相同的影响力。一个获得了真的而不是假的大学或大学以上文凭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如果原本是城里的人，其后就更像城里人了。对于这个人，按时下流行的说法，那文凭意味着一种“知本”。比缺少“知本”的城里人仿佛多了点儿“知本”，不消说，自然比城里人更像城里人啰。
文艺和人的关系也是这么回子事儿，一个人或和“文”发生了亲密的接触或和“艺”发生了亲密的接触，时间一长，久而久之，周身就似乎有了种“场”。在练气功的人那儿，叫“气场”；在被文艺熏染了的人士们那儿，叫“气质”。一个人一旦有了那样的气质，往往也比城里人更像城里人了。
乔祺原本就是一个自小生长在农村的人，那村子叫坡底村。
秦岑曾多次想要弄清楚，是他故乡的坡底村，究竟在邻省的哪一县境内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但乔祺不愿详细告诉她。问了几次问不出个结果，秦岑她也就再不问了。她爱的乔祺是邻省的男人，一个自小生长在农村的男人；她觉得她对他了解了这些，也就足够了。她倒宁愿他这个自己所爱的男人，对于自己具有一些神秘感。�
邻省的坡底村，因五里坡而名。�
五里坡，因地貌而名。�
它在邻省的省城的西南郊，实际面积不到五里，比五里要小一半。人们就那么叫罢了。
乔祺的父亲乔守义，从大跃进的年代起，便是坡底村的一村之长。�
乔守义是1956年的高中毕业生，十八岁在学校里就入了党。而且，这位当年省城重点高中的团委书记，放弃留在城里工作的机会，带头回农村成为新一代农民中的一个。当年的中国，正为在全国开展一场工业方面的大跃进进行着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业方面的大跃进须得以城市的粮库里堆满了粮食为前奏。所以1956年不像两年以后的1958年，中国惟恐它的农民少了几个，因而影响了粮库里粮食的储备。�
当了整整二十年村长的乔守义，早已被坡底村的人们叫做“老村长”了。某些年长于他的人，也那么叫他，既表示对他本人无可替代的个人威望的尊敬，也表示对二十年这一时间跨度的尊敬。尽管乔守义并不老，1978年才四十几岁出头。�
1978年的乔祺，已经十五岁了。这五里坡中学的初一男生，可不像他父亲二十年前在省城的重点中学那么过早地领略人生之风骚。他母亲在他刚上小学时就病故了，那正是“文革”时期，他父亲整天忙于开会和领导生产，顾不上管束他。基本是任由他随随便便地长到了十五岁。但是他倒也没随便出什么毛病来。这少年性格内向，学习半用功不用功的，贪玩。由于性格内向而不合群，贪玩也只是独自玩。到离村子远的河段去钓鱼，或在小草甸子里水泡子边上到处寻找野禽蛋。再不就待在知青宿舍里安安静静地倾听他们聊城市里的事，或帮他们去干他父亲分派给他们的农活。他很喜欢听他们聊城市里的事。虽然城市离五里坡并不算远，坐上近郊列车二十几分钟就会到城里了，但他还没去过。听知青们讲了许许多多城市里的事，他对城市还是没有什么感性的认识，认为城市只不过是一个人多因而事端也多的地方罢了。当年在五里坡插队的知青，大抵都是A市有特殊权力背景的家庭的儿女，否则绝对轮不上到离城市那么近的农村来插队。“文革”前近郊列车的时刻表上是没有五里坡这一站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后才有的。五里坡的农民们都说，是城里某些有权力的人们为他们在五里坡插队的儿女们特批的。五里坡的农民们虽然这么不以为然地认为，心里边却还是谢天谢地的。从此他们进城方便多了啊！插队在坡底村的知青中，有一名叫高翔的。高翔的父亲，是北京某国家乐团的指挥。高翔本人，是北京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文革”中高翔一家被逐出北京，先被押送到了“五七”干校，后来落实了政策，但仍不许回北京，被发配到这一省的省城落户下来了。高翔的父亲与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副主任有感情深厚的私交，使高翔得以受到特别的优待，也插队到了坡底村。那原是北京人的知青将一支叫做“萨克斯”的乐器带到了坡底村，得闲便溜到河边去独自吹一阵。是小男孩儿的乔祺迷上了知青的“萨克斯”，进而迷上了那知青本人。每天见不到高翔几次，听不到他吹几曲“萨克斯”，小乔祺心里边就空落落的。�
于是他成了那知青的影子。�
于是那知青渐渐喜欢起乔祺这一个迷上了他以及他的“萨克斯”的农村孩子来。终于有一天他主动教乔祺吹奏“萨克斯”了，俨然一位严师，教得郑重其事，极其耐心，可谓超才发挥，倾情传授……�
“四人帮”被粉碎的当年年末，坡底村的几名知青，人连户口都返城了。高翔是最后走的，那时他与乔祺这一个农村少年之间，业已感情深焉，难舍难分。他的学生则能将萨克斯曲吹得行云流水了。坡底村的少年，对老师那件洋乐器产生了少年维特对夏绿蒂一般的痴恋，高翔走时就将萨克斯送给了他。高翔返城不久，成为少年宫的一位器乐演奏老师，不但教萨克斯，还教手风琴、大提琴……�
在高翔的推荐之下，十五的乔祺也成了少年宫的一名业余器乐演奏学员。惟一一名来自农村的学员。既不但继续跟高翔学萨克斯，还跟高翔学手风琴，学大提琴。十五岁的坡底村的农村少年身上，越发显示出一种令他的老师惊奇的音乐天赋来。高翔认为那除了用“上帝赐给的”加以形容，简直就没法儿再作别种解释。�
从坡底村的地理位置来讲，少年宫在松花江对岸，在城市的江畔街上。离它不远便是江桥。
直到成了少年宫的器乐演奏学员以后，十五岁的坡底村的少年的脚步，才终于跨过江桥踏上了城市那条美丽的街道。每星期的一三五下午，风雨无阻。好在五里坡中学初二年级的课时一向排在上午，乔祺的正常学习倒也没怎么受到影响。他在五里坡中学逐渐被视为幸运儿了。而在少年宫也越来越受到器乐班老师们的一致喜爱和夸奖。�
转眼到了1979年的冬季。乔祺记得很清楚，那一天中午开始下起了第一场雪。他照例去往少年宫，在江桥用枕木铺成的人行过道上印下了第一行脚印。�
他没有想到老师高翔会站在桥梯旁等他，怀里抱着一个用小棉被包着的孩子。老师的棉帽子棉袄上落了厚厚的一层雪，怀里的小棉被襁褓也落了厚厚的一层雪。�
老师说：“乔祺，我一直在这儿等你。”�
老师的表情怪怪的。�
他诧异极了，不知说什么好。�
老师又说：“乔祺，我要求你一件事，你肯答应我吗？”�
他连想都没多想，就值得完全依赖地点了一下头。�
“你到我跟前来。”�
他走到了老师跟前。�
“你看。”老师掀开小棉被的折角，被角下现出一张白白嫩嫩的婴孩的小脸儿，戴着一顶红毛线织的绣球帽，挺香地睡着。�
“可爱吗？”�
他说：“可爱。”�
“是个女孩儿。”�
他说：“啊，是个女孩呀！”�
“她才半岁多。”�
他说：“那该说话了。”�
“来，你抱着。”�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从老师怀中接过了那女孩儿，之后紧抱在自己怀里，生怕一失手掉在地上。
“不必抱得那么紧。这样，用小臂担在孩子后脑那儿，这只手臂弯过来，轻轻搂住点儿就行。”
在江桥的桥梯旁，在冰天雪地之间，坡底村十五岁的少年第一次学抱孩子。他的心情像第一次学吹萨克斯那般紧张。�
此时高翔老师又将被角翻向了孩子的脸。做那小被子的人很有心，那一个被角做得与另外三个被角不同，棉层中显然垫着塑料板或硬纸板，而且形状是微微拱起的。即使盖住着孩子那张小脸儿，也不至于使她感到憋闷。虽然已是冬季，那一天的天气却并不怎么太冷。与前几天比，分明还要暖上几度。第一次抱孩子的农村少年，耳边听着雪花落地的若有若无的沙沙声。他不仅因那个抱在怀中的才半岁多的女婴心理颇觉紧张，同时亦觉快活，自信陡增。那才半岁多的女婴，使他感到自己仿佛不再是个大人们眼里的孩子了，仿佛一下子也从各方面变成一个大人了。�
他问：“谁给这孩子做的小被？”�
小被是红绸面的，上绣着黄灿灿的大朵菊花，衬着几片翠绿的叶子。包边的被里，白得晃眼，白得似雪。新的，还没拆洗过。他想，为怀中的女婴做这么漂亮一床小被的母亲，一定特别特别爱她的女儿。肯定是身为母亲的女人亲手做的呀！哪一个女人会将这一种体现母亲的天职的事情轻意让给别人替做呢！�
老师回答：“你就当是某一个人吧。”�
他不禁抬头看老师，见老师也正看他。师生二人目光一对，老师表情忧郁又不自然地微微一笑。
“那，这是谁家的孩子呢？”�
“乔祺，你就将这孩子看做我的女儿吧。”�
他知道老师还没结婚，甚至也没听谁说过老师有对象。所以他心里一点儿也没将那孩子和老师往一块儿想。老师的话使他大犯困惑。而老师脸上的表情，那时刻变得特别凝重。�
老师一只戴棉手套的手按在他肩上了，按得很有分量。�
老师又说：“乔祺，你虽然是一个农村少年，你虽然只不过是我的一名学生，但是对于我，比来比去，想来想去，我认为也许只有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我依赖的人。起码我这么认为，只要我求你的某一件事你答应了，那么你肯定会对那一件事负起全部值得我依赖的责任。对不对?”�
老师的话，说得很慢。一边说，一边想，看得出老师很在乎他那时刻的每一句话该怎么说。
老师的目光始终注视着他。老师的语调和表情一样凝重，像他的父亲有时候跟他说话的语调和表情。而他的父亲只有在对他进行人生教诲的时候才以那样的表情和语调说话。那时候他内心里对父亲会不禁地产生畏惧。此刻，他对站在面前始终注视着他的老师，也快畏惧了。
老师那一天变得与以往判若两人。�
“我刚才说要求你一件事，而你点头答应了，对吗？”�
他清清楚楚地说：“对。”�
老师按在他肩上那一只手缓缓举起，轻轻抚去他肩上的雪，接着抚他狗皮帽子上的雪；之后，顺势在他的帽耳朵上拍了拍，表示对他那一种明确态度的极大满意和欣慰。�
“现在，小乔祺，你要认真听着我说的每一句话。并且，要将我说的每一句话都铭记在你心里，永远也不忘记。我要求你的事那就是，从今天起，不，从现在起，你抱在怀里的这一个女孩儿，她是你的了。你要爱护她，使她能在你的爱护之下成长起来，像你就是她的父亲那么爱护她！你头脑里根本不要，不，是不许想这个孩子究竟是谁家的！不许你懂吗？不由得不想，那你也只能这么想——她是你的老师托付给你的一个孩子。是啊是啊，根本不许你想，也太难为你了！但是你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我们之间今天的事！包括对你的父亲也不能！明白？……”
少年乔祺，郑重地将他的头向老师低了一下。实际上老师说话时，他一直在稀里糊涂地频频点头。最后一次，已不是点头，而接近是行礼了。�
老师的双手，抱住了他的头。老师戴滑冰帽的头，与他戴狗皮帽子的头，山羊顶角似的抵住在一起了。�
老师又小声说：“现在，小乔祺，你转身，上桥，过桥，回家去吧。今天，老师有些重要的事得办，没时间教你了！”�
老师说完，将背在自己身上的书包取下，兜头一套，使他背着了。接着，老师朝后退了一步。
乔祺拂了拂小被上的雪，心里边还是稀里糊涂的，呆呆地愣愣地望着他的音乐艺术启蒙老师。小被上的雪一经拂去，红绸面、黄菊花、绿叶子，在身旁浑天而降的雪幔的衬托之下，三色对比艳丽得使他眼晕。�
老师催促道：“快走吧。这孩子午觉该醒了。一醒，如果在这儿哭起来就不好了。”�
他缓缓地转过身，踏上了桥梯，下意识地将怀里的女婴抱紧着。十五岁的这一个第一次抱小孩儿的坡底村的少年，觉得自己似乎无论怎么抱着那一个怀里的小小人儿，都有点抱得并不稳妥，都会一大意将那小小人儿掉在地上似的。她使他的心惴惴不安。�
“等一下……”�
他在桥梯上站住了。�
老师也踏上了桥梯。老师再次揭开被角，目光柔情似水，将那小被中熟睡着的小脸儿足足瞧了能有半分钟。老师低头在她额上轻轻吻一下，随之往桥上推他……�
十五岁的坡底村的少年，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踏上桥梯，一步一个脚印地稳稳当当地走在江桥的枕木人行道上。�
直到那时，没人从江那边走来，也没人从江这边过去。他来时留在枕木人行道上的脚印，已被雪覆盖住了。却还没有覆盖平，在雪下呈现着浅浅的痕迹，向他证明着他自己确实是从桥上经过的。�
他走的真是慢极了，惟恐自己一旦滑倒，怀中的女婴会从高高的桥上掉下去。尽管桥畔拦着铁网，那是不可能的。但他心里就是顾虑着那一种可怕的事情会发生，一步也不敢走快。
当他走到桥中间时，出汗了。头上的汗顺着两颊往下淌，将帽耳朵的绒线粘在左右脸颊上了，痒痒的。身上的汗顺着前胸后背往下淌，也将衫衣湿嗒嗒地粘住在身上了。�
他站住了。摇晃着甩了一下汗，侧转身回望——老师也上桥了，站在枕木人行道的那一端目送着他，身影披雪，依稀可辨。在他和老师之间，是他两次留下在桥上的脚印，比桥那端老师的身影清晰多了。�
他深吸一口气，继续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回想老师对他说过的话。却也奇怪，当时稀里糊涂懵里懵懂的，似乎老师说了些什么话，并没听到耳朵里去。但一经认真回想，有几句话竟只字不差地萦绕耳旁。�
“从现在起，你抱在怀里的这一个女孩儿，她是你的了。你要爱护她，使她能在你的爱护之下成长起来，像你就是她的父亲那么爱护！”�
又仿佛，站在他背后，站在桥那一端的老师，运用了一种神秘的法术，远远地、默默地，仍能将以上几句话传送到他耳中，播入到他心里。�
当他走至枕木人行道的尽头，不由得再次回望时，桥那一端已不见了老师的身影。但他知道老师仍伫立在那儿，因为在洁白的桥面和漫天飘舞的雪花织成的天幔之间，有着一截黑色。像黑色的墓碑。而老师那一天穿的是黑色的裤子。他想，老师眼力再好，那也不可能望见他了。因为他的棉裤棉袄之外，罩的是一身黄色单裤单衣，并且快洗白了。�
下桥时，他不慎滑倒。先是单膝跪下了，接着另一条腿也不自由主地跪下了。他怕自己身体前倾，趴在地上，压了孩子，反应迅速地及时向后仰身，结果一屁股坐在自己后腿上了，于是瞬间后背也着地了，像幼儿园里一个仰倒在滑梯道上的孩子，怀抱着女婴，从两米多高的铁路路基上滑将下去，惯力使他的身体滑到了路基底下还未停止，又继续滑出了四五米远。
他在雪地上坐起，掀开被角看看，怀抱中那小小人儿醒了，睁开了眼睛。在似乎没有眉毛的小脸上，一双围棋黑子那么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他。他不明白婴孩儿的眉毛是要随着年龄一岁岁大了才能逐渐长密成形的，心中很是奇怪她长有那么大那么明亮那么好看的一双眼睛，却怎么没有眉毛呢？�
雪天雪地中，她那仅仅长了四颗牙的小嘴咧开了，冲他格格笑了两声。那时她那张小脸的样子使他觉得，她像极了图画书上圆头圆脑的鼹鼠宝宝。�
“你笑什么你！不是因为你我能滑倒吗？”�
他嘟哝着站了起来。�
几片雪花落在那小脸上，融化在那张小脸上，在那张小脸上变成了几滴小水珠。�
她又格格笑了。�
在他听来，她那笑声里，似乎还有种看他笑话的意味儿哪！�
而她一笑，她小脸上的几滴水珠，就淌到她脸蛋两边的梨窝里，并且暂时存在梨窝里了。还有几片雪花落在她的小嘴唇上了。上唇落了一片，下唇落了两片，顷刻融化在她唇上了。她竟伸出了粉红的舌尖，舔自己唇上的雪水，看去仿佛很受用。�
他将被角盖上，又往前走。�
孩子哼唧了一声，哭了。�
“别哭，别哭，不盖上可不行，那你会冻着的！”�
他一说话，孩子立刻又不哭了。�
可是只要他不继续说话，她马上就会哭起来。�
“你呀，你呀，你连眉毛都没有，你长大了可怎么办呢？哪个男人愿意娶一个不长眉毛的媳妇呀！……”�
“咱们不走那条路了吧？我抱你都抱累了！咱们从野地里插过去，那样咱们可以少走五六里路呢，那样咱们可以快点儿找到家。行不行？行还是不行，你倒说句话呀！”�
当然，她一个字也没说。只不过不哭了而已……�
那一天，那一时刻，性格内向，少言寡语，平素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的坡底村的十五岁少年，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话，仿佛要将以后几年里说的话一股脑儿全部都超前说完，而在以后的几年里宁愿干脆做哑巴。�
没多久，他说话说到了口干舌燥山穷水尽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的地步。连胡说八道的话都想不出来了。�
可是不说是不行的。不说她就哭呀。�
于是他只有哼，只有唱；哼他学过的曲子，唱一切他会唱的歌。气喘吁吁的，跑调是在所难免了。�
在被角底下，她一次一次格格地笑。每次只笑两声，一次也没超过两声。他跑调了她笑，他没跑调她也笑。仿佛在她听来，还是跑调了。仿佛他的嗓音因为跑调了听来再怎么可笑，也只配博得她两声笑。�
那时，老师对他说的话，他只能记住重要的两三句了：�
“她是你的了……”�
“你就像是她的父亲那么爱护她……”�
“你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我们之间今天的事，包括对你的父亲……”�
从江桥那儿到坡底村，大约有十二三里的土路。是乔祺的父亲当年为了表示对“备战”号召的响应率领坡底村人修筑的。它虽然毫无“备战”意义，但却毕竟算是一条路，使农民们进城着实方便了不少。�
横穿野地的乔祺，走了半个多小时就开始因自己的决定而后悔莫及。野地终归是野地，比那一条路难走多了。经大雪覆盖，雪下的坑坑洼洼冰冰沼沼看不出来了。他几次滑倒，也几番踏破了雪下的薄冰，双脚陷入冰下冷彻肌骨的泥水中。他想返回到路上去。回头看看，已离得很远，不甘走回头路，只有跟头把式地继续向前。又走了不久，他的情形已狼狈极了。鞋子陷掉了一只，父亲为他买的棉手套也丢了一只。而双膝以上的两截棉裤腿都湿了，还沾满了稀泥。失去了鞋子的那一只脚也被扎了，使他走起来像瘸子了。这一切苦难还都不算，最令他穷于对付的是他的嘴仍不能闲着。不管是像“磨豆腐”的老太婆似的絮絮叨叨，还是哼，还是唱，总之他口中得不停地发出着某种声音。哪怕是吹口哨。说“不停”有点儿夸张，停一会儿是可以的，但超过五分钟就不行了。超过五分钟，她就会哼唧。哼唧是前奏，是警告，倘居然没被重视，她就会哭。因为有了保护她的经验，坡底村的少年虽然自己饱尝苦难的滋味，却一点儿也没惊着她吓着她，更没磕着过她压着过她。她竟然毫发未伤安然无恙。令他始料不及也更加糟糕的事到底还是发生了——小被子不知何时被她蹬松了，她的两只小脚丫从被子底角暴露了，已经冻红了。他顿时心疼起来。赶紧掀开盖着她脸的被角一看，她的一只小手也不知何时从被子里挣了出来，正津津有味儿地嘬自己大拇指呢！终于又一次重见天日，这分明是她所盼的，她感激似的冲他格格笑了两声……�
坡底村的少年除了当机立断，马上脱下棉袄包在她的小被之外，再无良策。�
他那么做了。�
是的，那一个大雪天那一路上的种种经历，对于十五岁的坡底村的少年，真的无异于是一场苦难。虽然他只不过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虽然他年纪小小时就死了娘，但是从小长到大，却从没像那一天那么责任重大孤身无援过。�
那一天他怎么也没想到，抱在他怀里的那一个小小人儿，日后会逐渐与他形成一种撕不开扯不断越撕越扯越发密切的关系。依他那十五岁的少年的头脑推测，恩师至诚相托的这一件事，大概也就是十天八天的事。往长了说，是一个月的事。再往长了说，是半年一年之事。再怎么长，大约也不会长过一二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