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我曾不止一次反思，那就是，假如我那次认认真真看完了姜士安的信，会感到那里面流露出来的一点特别吗？每一次的答案都是：不。

今天出院门碰上了我们剧团的另一位编剧。人家也不像我半路出家，正宗科班毕业，来剧团后，上了三部戏，响了三部戏，还不到四十岁。上级机关几次意欲让他出任剧团领导，均遭婉拒，此举愈发令同仁敬重：这才叫真热爱艺术，不是叶公好龙。他的妻子是舞蹈演员，很漂亮；儿子上小学三年级了，很出色。

相互打完了例行的招呼，老师问我剧本准备好了没有，我看着他，不明白。他说我的《周末》定于明天上午九点全团讨论。

剧本没有通过。

这天老师没来，为了什么事不知道，是不是他也觉着《周末》太糟，让他不好发言，不忍当面伤我，就——躲了？

当初借调来京时领导明确告诉过我，能写出可供剧团上演的剧本来，就留下，写不出来，走人，试用期半年，令我骤感压力。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在摆在面前：如果这部戏再上不了，我恐怕就别想在这个单位里混了，能不能留北京可能都是问题，就这么回去？怎么跟母亲交代？因为父亲的缘故，母亲对我寄予了无限期望。……

“韩琳，”我茫然扭过脸去，是他，那位我尊敬的老师，站在座椅之间的过道上，两眼含笑，问：“完了？”

我一语双关：“完了。”

他轻声一笑，走进来在我身边坐下。“听我说韩琳，《周末》相当不错，可以说非常成熟，是一个从生活出发的东西，坦率说，我没有想到。”我瞪大了眼睛，他的神情诚恳认真，不像一种安慰。“你很有才华，戏剧感觉很好。”

“那您上午为什么没来？”我不禁嚷道。

“有点非办不可的急事。没关系，我的意见都跟领导谈了。”

“他们怎么说？”

“他们同意我的意见。当然本子还需要做一个调整，结构上的调整。打个比方，一幅画，每个局部都很好，眼睛，鼻子，眉毛，嘴，都很好，很美，可是假如安错了地方，嘴安在了眼睛的地方——”我笑了起来，他也笑了，明白我明白了。“两天时间就够！”这是他最后的话。

我在闷热的小屋里整整待了两天两夜，吹着电扇，两腿浸在一只凉水桶里，调整剧本，让“眼睛，鼻子，嘴”各就各位。剧本交上去之后我就躺倒了，高烧，头疼欲裂。早晨申申来过一趟，收拾房间打开水送饭，一阵旋风般的忙活之后就走了。这天天很好，夜里下了场大雨将多日来的闷热一扫而光，邻居两口子上班去了，我得以敞开房间门让习习的凉风由窗自门自由出入，真舒服啊，我闭上了眼睛，睡意渐浓。有敲门声，我叹息了：“进来！”单元门开了，门外的人进来了，是他，我的老师！心中一阵紧张，到现在我也解释不清这突如其来的紧张。一切都应被理解为正常的：她有病，他来看望病人。他是这病人的同事，老师，有权也有义务表示一下关心。当然，她敬重他的成就，他欣赏她的才华，但这也是一种不超越同行、同事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一点超越这种关系的东西，可我就是紧张，这算不算是一种预感呢？

他进来，并顺手把我敞着的房间门关上了，然后走进来，站住，把拎在手里的一大网兜水果放在床边的桌子上，坐下。我想起身，他不让，却没说话，只是那样微笑着摇头，含着温和的责备，这责备让人从心里头感到舒适。该我说话了，却找不着话说，急中生智一向不是我的长处，心里一阵焦躁。“药都按时吃了吗？”他随随便便拿起桌上的药瓶，自自然然地问，气氛立刻变得又随便又自然。我真感谢他的细腻、体贴和聪明。“没有打针吗？”他又问，我笑着摇头。他不看我，看着我的写字台说：“不打针也好，药物对你来说是次要的，你需要的是休息，你太累了，一个人，什么事儿都要靠自己……”他突然转过脸来，看我，目光里深沉的理解使我的心一阵抽搐。我避开了他的眼睛，眼角溢出了泪水。我想他不会发现，我已提前把头转向了里侧。屋里一阵长久的极静。“还烧吗？”随着这声悄然询问，额头上感到了一只清凉爽滑的手。我不敢动，全身的神经都集中上了额头，然后又将额头的感觉向下传导，传到四肢，躯干和胸腔里那颗满是皱褶的心。于是心被抚平了，松弛慵倦象蜷卧在飘在微尘里的阳光里的猫。我愿意永远是这只猫，我愿意时间就此打住世界就此定格。可是那只手却不可避免地移开了，心立刻紧缩，沉沉、沉沉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原来的状态。……忽然，眼前暗了下来，我睁开眼睛，发现窗帘被拉上了，他在昏暗中走回来，解释说：“外面的光太亮了，你不觉着刺眼吗？”这时该怎样回答？我不知道，完全象个傻瓜。他看着我，看了一会儿，俯下身子，他吻我了。……我从来没想到吻是这样的，最早我以为那只是唇与唇的接触，后来才知道不是，却不知道怎样才是，原来这样就是！我不能不可怜自己，也算是学过医的，懂得人体，懂得骨胳肌肉血液器官，却不懂得生命，生命原来是这样美妙，美妙得难以言喻，我枉自来世这么些年，空负了造物主对人的厚爱。……某根神经的不安忽然使我警觉，我几乎是下意识拦住了他用意明显的手，同时下意识地说：“不。”

他放开了手。他站起身来。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