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爸妈呢？”

“听爷爷说我刚生下来不长时间妈就死了，后来爹又死了。”

“怎么死的？”

“病死的吧。”

这是一件超乎我经验之外的事情——我父母双全家庭温暖——不知该对此发表些什么样的意见才好，想了想，就说了。“其实呀，谁也不可能指望父母陪自己一辈子，是不是？……等你以后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就好啦。”这番话之于我纯粹是鹦鹉学舌，是一种我认为与己无关的理论。那个时候的我根本不能想象父母离我而去，至于结婚，也觉着只是别人的事情。却不料姜士安竟会被这种有口无心的话打动，闻此后那样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看得我心里咯噔一下，幸而他什么都没有说。

……

几年后，我被我自己的话不幸言中。

父亲走得非常突然。

父亲一生仕途不顺，开头还好，不到四十岁时第一次授衔，就是两杠四星，大校。那会，为了父亲我多自豪啊。同时，内心深处又那样热烈地希望父亲能“再升一升”，再升一升就是少将，将军，我崇拜将军！对一个生在军营长在军营的小孩子来说，军衔就是她用来衡量父辈成就和荣誉的唯一可见的标志。但是父亲再也没升，文革开始后，一切都偏离了原先可能的轨道。先是被降职，后来复职，去了军区辖区内最穷的一个地方任军分区司令。父亲是乘一辆北京吉普去赴的任，途经我们部队驻地，头一天我乘船出岛等候他们。北京吉普风尘仆仆开来，在我面前停住，车上母亲和父亲一起。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永远和父亲一起，不管父亲是升是降，是去繁都市还是穷乡僻壤。那次我和父母在一起待了半个小时，说的什么都忘记了，不能忘记的是他们当时的状态和神情。父亲满脸长途跋涉的尘土，仍遮不住由里向外渗透着的一种光辉，沉静，坚定，激奋，昂扬。母亲脸上的神情就是父亲心情的镜子，或是父亲心情的一种比较通俗的诠释：笑眯眯的。决不会单单因为官复原职，从大军区机关、正规军平调到地方部队，算什么官复原职？但那终究是一方相对独立的领域，他终究是要去那方领域里当一把手，就好比农民渴望自己的一块土地，一个军官，渴望的不就是一个指挥权吗？尽管那里穷，偏僻，他不在乎！我想可能就是在那一刻，我隐约懂得了一点父亲，懂得了一点男人。但是，父亲的仕途到此为止，几年后，他被免去司令员职务，为该军分区的顾问，顾问即离休的缓期执行，父亲面临着人生的重大转折。那段日子，是我们家最阴暗的一段日子，父亲被降职时都不曾有过。母亲和我们姐妹之间的通信往来中，充满了担心忧虑。

教导员告诉我，早晨，医院接到上面的电话，我的父亲于昨日晚上在军区总院去世，死于心脏骤停。

教导员通知我的时候我没有哭，我不信，我一定要亲眼见到才信，可是没有船出岛，头天夜里海上就起了大风。我给家里打电话，中间经过了无数总机，电话是妹妹接的，声音很小。

我喊：“爸爸怎么了？”

她说：“爸爸……没有了。”

……

我返回部队，乘一艘军用登陆艇进岛。

他叫我：韩琳。

是姜士安。站在离我不远处的船舷边。一认出是他，泪水夺眶涌出。我从护训队分回岛里医院时他已调走了，这是我们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我迎着他走去，泪水在脸上狂奔，他向我伸出了双臂，倏然间，又缩了回去，两只手因不能作为而不停地摩擦，发出刷刷的声响。

“韩琳，怎么啦？……韩琳，你别哭啊！……说，怎么啦？别哭，别哭啊！”

他连连发问，担忧，焦虑，焦灼。

我深深吸口气正待说时，一个人从我身后闪了出来，冲他叫了声“姜营长”，姜士安回叫那人“高参谋”。高参谋道：“前天打电话找你，你们营文书说你回家了，老婆生孩子，男孩儿女孩儿？”

“有男有女。”

“双棒儿？”

“双棒儿。”

他有孩子了？他结婚了！就是说，他不再是一个人了他有他自己的家了他已不再是我的同类！奔腾不止的泪水刹那间止住迅速干涸。他和高参谋说话，我掉头看船后的大海。大海被船身犁开了一个巨大的锐角，雪白的浪花在船边翻卷，跳跃，时而飞溅上甲板，刷，从甲板上流过，复返归大海，带着无数的泡沫。……

高参谋终于走开，姜士安得以转脸向我，没容他开口我便问他：“你结婚了？”

“啊。”他看着我的脸，急急道，“这事我告诉过你呀，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你在护训队的时候，我给你写过信，那年的五一节。”

“噢，对。”我点点头，冲他笑笑。然后不论他怎么问我刚才怎么了，我都不说，直到我下船，直到那船载着他继续向大海深处驶去。

晚上，我从床底下拉出了我用来盛信的纸盒子，找到了他说的那封信，褚黄色的信封，盖着三角形的军邮戳。我把信抽出，打开来，看，一字一字。在信的最后他说：“我爷爷给我定了个对象，家里没有女人照顾，不方便。他让我回家看看，如都同意，就结婚，就可以让女方来家里住了。不回去是说不过去的，但我不想同意这事，不知你有什么意见，请速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