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长书到了官运亨通的时候了。事先没有任何先兆，就当副市长了。可大家又并不觉得意外，也就是说他到那个火候了。他在大明县的时候，在全省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到了金安市，他再度把自己的影响力和个人能力提升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得到了广大干部的普遍认可，即使在省委也是如雷贯耳。也就是说，提拔古长书当副市长，是天经地义，众望所归。反过来讲，如果提拔了别人而不提拔古长书，那么古长书就真是怀才不遇了。一般人怀才不遇可能很正常，可古长书怀才不遇就可能不正常了，因为他曾经是英雄形象，是典型人物，他的聪明才智与施政风范都是响当当的。不提拔提他提拔谁？从政治伦理上讲，如果该提的不提，不该提的提了，这也是一种乱伦。
在市政府的班子里，以前主管工业的刘副市长当了常务副市长。古长书就接替刘副市长主管工业。这时候省委调整省级机关的班子，刘副市长调到省外贸局去了，作了主持工作的副局长。这又给古长书腾出了位子，古长书就很快做了常务副市长。如果论资排辈，常务副市长应当是李修明的，可李修明年龄大了一点，加之身体出了毛病，就转到市人大常委会当主任去了。按照一般惯例，只有常务副市长或市长才能去当人大主任，可让李修明直接迈出一大步，这也是汪书记的用人策略。他主要是觉得，李修明大多数时间都在市级机关工作，过分求稳怕乱，就会缺乏闯劲。继续在政府部门干下去，对工作是不利的。再说，还有个班子结构的平衡问题，古长书曾经是李修明的部下，如果让古长书当常务副市长，李修明一般副市长，会带来诸多矛盾。为了保住古长书这一头，就让李修明当人大主任了，这对他也是个比较合适的位置。但有政治经验的人会看出来，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事风向标，让古长书当常务副市长不是目的，让他当市长才是目的。这只是第一步。
人们对汪书记的这些猜测，很快从一件小事上得到了印证。省委郑书记到金安市来，接风洗尘的第一顿饭，汪书记就只叫了市长，人大主任和古长书。一见面，汪书记就对省委书记介绍说：“这是我们最新锐的年轻领导古长书。”省委书记抓住古长书的手，说：“我见过。你在大明县当团委书记时，那年舍己救人，评为全省十大杰出青年，做事迹报告时，我听过你的报告，很感人。那时我刚当副省长。”
但这事古长书早忘了，他只记得当时的副省长还接见过他。郑书记是个性情直爽的人，架子不大。古长书早就认真研究过领导获取对下属好感的各种方式。一种是工作汇报，讲了成绩就高兴，也不管那成绩是真是假。一种是通过下属对他的低三下四而获取好感，下属越是对他阿谀奉承，他越是觉得下属亲近于他。还有一种，就是听下属谈话的思路，通过谈话窥视一个人的思想政治品格和个人品质修养。显然，郑书记就属于后者。郑书记一脸堆笑，象老友相逢一样侃侃而谈，古长书原本的矜持就减少了许多，心里暖和了，思维也活跃了。
古长书说：“真不好意思，你是我的领导，我没机会听你的报告，你却先听了我的报告。简直是本末倒置了。”
郑书记说：“这种本末倒置很常见。我听过许多农民的声音，可许多农民并没有听到过我的声音。”
古长书说：“善于倾听百姓声音的领导就是这样的。至于许多农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那是我们对省委精神贯彻落实得不够好，责任出在我们这个中间环节上。”
古长书口才不错，对答如流，郑书记是满心喜欢。金安市市长也是从省政府下来任职的，郑书记来时，市长当时正在下面县上，汪书记也没通知他回来。直到他们陪同郑书记吃完饭后，汪书记才让古长书给市长打电话，让他回市里来汇报工作。市长回来后直奔郑书记下榻的饭店，一再表明自己知道得迟了，路上又堵了车，有点歉意。可郑书记只顾跟汪书记和古长书说话去了，对市长显得比较冷淡，似乎并不在乎他来与不来。市长受到冷落，古长书就感到不自在，在说话的时候不时地提到市长怎样怎样，是在有意引起省委书记对市长的关注。古长书不明白汪书记为什么这样安排。按照惯例，省委书记下来，按说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都要到场迎接的。可汪书记偏偏要在郑书记来到金安之后，只是把古长书一个人叫来了。这里面当然有一些很隐秘的问题，古长书当副市长后，汪书记跟现任的市长就有些貌合神离，他们甚至在常委会上因政见不同而争辩起来。虽说也是因为工作，但难免影响个人情绪。作为一个重要的常委之一，古长书就觉得自己夹在中间不好做人。他唯一的办法，是对他们俩的态度保持一样，都是领导，谁都不亲近，谁都不得罪，实行等距离交往。在他看来，领导之间的矛盾，往往说不清谁是谁非，他们都是能人，只存在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不存在好人坏人的区分。所以，古长书坚定不移地在中间立场上，成为他们双方共同争取的对象。
古长书虽说是保持中立，但还是稍稍倾向于汪书记那边的。也许是跟汪书记接触较多的缘故，古长书从秘书长提拔到副市长，从副市长提升到常务副市长，起重要作用的关键人物还是汪书记，所以古长书对汪书记有些个人情感因素。在关键时候，古长书总是极力调和汪书记和市长之间的关系。再说，汪书记是省委组织下来的干部，他在省委省政府的关系远比市长要多得多，这是一笔无形的政治资产。如果书记跟市长闹翻了，对他们两人都不利，都会影响他们将来的去向。可是，眼下省委书记下来，汪书记不让市长提前知道消息，这事儿就做得有点蹊跷了。所以，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古长书就跟不断看看市长，以示对他的尊重，不至于使他受到冷落，那眼神无疑是给他一种类似关照的弥补与安慰。
郑书记是下来搞三农问题调研的，还带上了省财政厅、教育厅等相关部门的领导，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按照计划，第二天，汪书记、市长和古长书都将全程陪同省委书记下乡，行程、路线、车辆已全部安排就绪。陪同省委书记，这对市里的每一个官员来说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通常，人们会有意无意地把它看成跟领导交识的机会，既是联结情感的机会，也是展示个人才能的机会。市里陪同的官员们都是一副谨慎乐观的样子。
第二节
可是，正要出发前夕，古长书突然接到办公室电话，大明县出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客车超载中途翻车，造成十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的重大损失。古长书当时正和郑书记、汪书记和市长在一起，古长书就当着郑书记的面向市长做了汇报，把电话内容一五一十向市长和汪书记说了，后面还附了一句话，主动请缨说：“这事很急的，我去处理吧。”
按照一般惯例，省委书记下乡，遇到这类很不光彩的突发事件，古长书应当悄悄地向市长和市委书记汇报，然后悄悄地解决，无论如何都不该当着省委书记的面汇报车祸问题的。可古长书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是接到电话就当场汇报的，在那一瞬间，他脑子也闪动过一些念头，车祸属于安全事故，安全属于政府管理的事务，所以让省委书记知道了也不会对汪书记造成什么负面影响。再说，这类事故大多是在意料之外发生的，政府领导不会是直接或间接的责任人，用不着对省委书记隐瞒。现在的高级领导往往都只能听到好的一面，他们都被下面骗怕了。现在当面让他知道这起事故，算不了什么坏事，反而会给他造成一种印象，古长书对待上级的态度是坦诚的，不想报喜不报忧，不是欺上瞒下的那种地方官员。
见古长书很直率地说发生了故事，市长也没有什么不悦的反应，他对古长书说：“好吧，那你去处理一下。总有超载的现象出现，得采取一些强硬的有效措施。”
古长书跟郑书记他们打了招呼，就坐自己的车走了。一边走一边通知交通局、安全办等相关部门的领导，让他们紧急赶往大明县。古长书也有好长时间没见过父亲了，父亲依然一个人在大明县城，他白天处理事故，晚上就回家看父亲。父亲一个人在家很自在，精神很硬朗，每天照样跟一伙退休老头打打麻将，全然没有孤独的影子。古长书回家时，父亲刚刚开始晚间的战斗，见古长书回家了，他们就要散场，说古市长回家了，不能影响父子团聚。古长书说连忙说你们玩你们玩，我就是看看爸爸手气如何。古长书就给每人递上一支烟，然后去为他们做端茶递水的后勤工作。这些老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县城人，也都是看着古长书长大的，现在人家当常务副市长了，一点架子都没有，还给他们端茶递水，他们就感到很开心。一边打麻将一边夸奖古长书，说有出息的人都是谦虚的，不象有的领导，官不大，架子却不小。他们的口气中无不透露出羡慕之意。
古长书在家里看了看，发现父亲泡了一盆衣服，都发酸味了还没洗。他想肯定是打麻将玩忘了，衣服也懒得洗了。古长书就给父亲洗衣服。他平时没什么孝敬父亲的，也没多少时间回家看他，给他洗洗衣服，算是对他老人家的报答。洗了衣服，晾好，古长书就到父亲的卧室看了看。这一看就使他大为惊异，父亲的卧室里居然放了不少好烟好酒，全是大中华五粮液茅台之类。看着这些价值不菲的烟酒，古长书琢磨着它们的来历。父亲每月就几百元退休工资，存款也只有几万元，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虽说打打小麻将也能赢一点钱，可每次最多也不过赢几百元，但总有输的时候，哪里经得起这么大的开销？古长书把房门关上，就偷偷地翻看父亲的存折，没有找到。但在柜子里却找到了几千元现金，整整齐齐压在钱包里。古长书想，这些钱，可能就是父亲打麻将赢的了。
父亲打麻将散场后，发现自己泡了两天的衣服都让儿子给洗了，很感动，从阳台上进来时，一脸幸福的模样。父亲说，让副市长给我洗衣服，真是福气。古长书说：“爸爸，你柜子里怎么放着这么多现金？”父亲说，“呵呵，没来得及存呢。”古长书指着卧室里的名烟名酒，说：“我看你的小日子也过得不错呀！我也喝酒的，但也不是每回都是五粮液茅台呀。”父亲说：“都是别人送我的。”古长书说：“怎么会有人给你送酒？”父亲说：“他们要托我办事，感谢我的。”
古长书很吃惊，父亲是越老越有出息了，居然能帮别人办事了。父亲说，这半年来，他也是大半个忙人。老王的儿子刚刚大学毕业，要分配一个好单位，我给县长打了个招呼，就安排到了政府办。老刘的女儿在民政局干了多年，一心想当女干部，这回提拔成妇联会副主任了。还有隔壁小童要从乡下调回县城，也是他帮忙的。总之，父亲帮过别人不少忙，也收过别人不少礼，烟酒和钱都是他们送的。
古长书听后点哭笑不得，说：“你怎么会跟县政府的领导有来往？”
父亲说：“自从你提拔成副市长后，县里的领导经常来看望我的。县委书记和县长跟我都很熟悉，他们也非常关心我的生活。调动一个工作，对他们来说是小事一桩。呵呵，我可是沾你的光啊！他们给我面子，就是给你面子。”
古长书说：“安排调动工作，和提拔干部的事，都是你请他们办的？”
“是的。他们说古市长父亲交待的事，当然要考虑。”父亲指了指旁边的衣架，说：“我这里有套西服，就是县长送来的。别人送他，他说他穿着太老气，不合适，就送给我了。”
古长书看着父亲，觉得父亲不是以前的父亲了。安排工作，调动工作和提拔干部这类事，以前对他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现在办起来却是这样的顺手，甚至比一般局长都来得快了，简直都成半个组织部长了。难道这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难道一个常务副市长就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竟能使一个退休职工干涉县委县政府的政务？
看着父亲得意洋洋的样子，古长书想笑，可又觉得太滑稽，太不正常了。回想以前的父亲，他是多么纯朴啊，为了养活他这个儿子，一辈子含辛茹苦地走过来。那时，父亲心里最痛恨的，就是那些贪官污吏，那些滥用职权而不给老百姓办事的腐败官员，也痛恨那些通过不正当渠道获得各种利益的人。而现在，他自己也卷了进去，并为此沾沾自喜。这是一种精神堕落？还是一种权势炫耀？
第三节
现在古长书很犯难，如果让父亲把那些东西退回去吧，不合人情。如果不退回去吧，不合党性。市长难当，他这个儿子也难当啊！古长书对父亲说：“爸爸，你老人家以前可是最痛恨这种事了。现在我们换个位置想想，假如我不是常务副市长，假如你知道某某副市长的父亲依靠儿子的权势给亲戚朋友办事，收礼，拉关系，你会对这个副市长和他父亲产生什么想法？”
父亲被问得无话可说，他看着儿子咄咄逼人的眼睛，感到火辣辣的。古长书害怕自己刚才的话说得太重了，便笑了笑，有意地缓和一下气氛，然后说：“爸爸，以后不能再这样了。再这样的话，我就要批评你了。你也知道我脾气的。”
父亲脸色青了，有些尴尬。他先发制人地发起火来：“长书，告诉你，做官不能太认真，做人也不能太认真了。你官再大还是我儿子！我不就是给人家办事，收了人家一些东西吗？没什么大不了的！”
“爸爸！”
父亲显得很冲动：“其实我也知道这样不好，可左右都是熟人，都晓得我儿子是副市长，人家找我，是看得起我，我也不好拒绝。我年轻时反正没人给我送过礼，现在有人送礼了，就是觉得很体面，很光彩，活得象个人了，觉得给别人帮个忙也是积德行善。我反过来打个比方吧，如果省长的父亲请你在市里帮个忙，你办不办？”
父亲严密的逻辑思维，让古长书变得哑口无言了。
父亲继续发脾气：“你要反问一下自己：你作为副市长，是你没管好我这个父亲？还是没管好下面的县长？”
“是啊！”古长书噎半天了才长叹一声，说：“爸爸，我理解你，可我也希望你理解我。”
父亲站起来，说：“你要是有事，你走吧。”
古长书平和地笑了笑，说：“今晚不走了，陪你一夜。”
父亲消气了，咧嘴一笑，说：“你真要陪我睡觉？呵呵，太好了，你陪我睡觉，比打麻将自摸一百次都高兴。”
这天晚上，古长书就跟父亲睡了一夜。睡前还给父亲洗了个澡，擦了个背。父亲幸福得全身都在笑。其实古长书也想离开家里到宾馆去睡觉的。毕竟公务在身，又是处理交通事故这类特殊事故，是万万不能误事的。可是又想，陪父亲睡睡觉，尽一点孝心，父亲心里会感到踏实许多，安慰许多。父亲一人过着，不缺什么的，陪他睡一夜比什么都好。害怕有事找他，古长书在上床前还专门给相关人员打了电话，了解了一些情况。然后就陪父亲躺在床上说话，拉拉家常。古长书想，父亲一人长期这样过着也不是回事，现在身体尚好，就是有点痣疮，是长期打麻将坐出来的。可他一旦生其他毛病就没人照顾了。所以古长书希望父亲找个老伴儿。可父亲却说，几十年来都这样过来了，现在多一个人生活，是不习惯的。再过些年我实在不能动弹了，就到敬老院去。你只要能经常回家看看我就行了。古长书说，敬老院条件不好，你如果真是不能动弹了，就跟我们住一起算了，反正家里有保姆的。父亲说，那到时候再说吧。
第二天早晨起来，古长书就直奔县政府，继续处理事故。交通肇事的技术层面他是不懂的，只是听听专业人员的调查汇报。他觉得，在这种时候他这个外行的领导就特别好当，事故的调查工作由别人去做，他所要做的是决策工作，安慰遇难者亲属，研究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处理方案就行了，而且这方面是有惯例可以遵循的，他不能在这方面创什么新。接下来，他要考虑的是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措施，尽最大努力去杜绝类似故事的发生。这才是他的工作重点与核心。
其实，无论是在大明县还是在金安市，因为超载导致的翻车事故早就屡见不鲜了，为什么长期以来禁而不止？说到底还是抓安全管理的措施不力。尤其是个体经营的客车，他们总是最大限度地拉客，恨不得一车装完整个人类世界。这次大明县的交通事故，辆客车定员38人，却装载了50多人，在拐弯处方向盘失灵，一下子翻倒在山坡上，一部分乘客从车子里甩出来，山坡上到处是人。一部分乘客随着客车翻下山沟，摔死了。在五十多个乘客中，死了十二个，其余乘客全部受伤了。这么惨烈的事故，古长书看着这些死伤者就想掉泪，就想诅咒这些要钱不要命的司机和老板。
如果说就事故处理事故，按照惯例处理就行，费不了多少周折。金安市的公路运输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官办的客运公司几乎都垮了，取而代之的全是清一色的民营公司和个体客运户。他们都是多拉快跑的一群人，总是车祸不断。也许今天把这起事故完毕，明天又有新的事故发生，如此下去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古长书对市公安局长唐浩说：“看来非采取措施不可了！”
唐浩不悦地说：“年年都在采取措施，年年都有事故发生。”
古长书说：“我们首先要问问，那些措施到位吗？管用吗？光口头强调是不行的。”
唐浩沉闷地点点头。古长书知道，大明县是唐浩伤心的地方，那年他的同胞弟弟唐山就是在这里当交通局长时双规的。以前他一到大明县，就要到唐山那里去看看。弟兄两人走在一起，那是何等引人注目！而现在到这里来，只能感到亲情的空落和人生的挫败。
交通事故处理完结之后，古长书回到市里，专门召开了一次客车营运安全会议，决定在全市各县都成立交通安全检查站，为了与以前类似的检查站混淆，定名为“酒后驾车和超载专项检查站”，设置在重要的交通要道路口，把以前不定期的安全检查变成一项日常工作，做到有车必查。会上，市交警大队队长提出了经费问题，古长书一听就有火了，他说：“不能一提到开展一项新的业务就说钱的困难，许多事情并不是只有钱才能办到的。设立这样一个检查站，只需要建设一个统一规格的小房就行了，财政只给基本建站费用。人员你们自行调剂，其他经费一律不增加。我给你们一个月时间，到时候市政府要检查落实情况。”
市公安局局长唐浩说：“古市长，一个月时间够用吗？各县还要开会，这事也不是说办就办的，得有一个过程。”
古长书说：“我详细了解过，这种小亭子，里面只放一张桌子和一张小床，只需要八千块钱的成本，而且用最好的材料。统一定做几十个，只要十几天就能全部交货。你要多少时间？又不要你公安局的干警自己动手！”
第四节
唐浩哦了一声。在部局级领导中，谁都知道，公安局长唐浩最牛皮，除了汪书记外，没有哪个市领导敢对他说重话的，那些副市长、副书记对他还得礼让三分。联系工作好像求他私人办事一样，得慢吞吞的，面带微笑，轻言细语地对他讲。唐浩则是办想就办，不想办就找各种借口进行搪塞。他将匪气和霸气集于一身，可以在各种场合骂人，上骂市里领导，下骂公安干警，局里的干警没人不怕他的。可古长书就不管那么多，他一贯的强硬作风在市级领导中也是众所周知的。再说，古长书是常委又管着公安、财政等要害部门，所以唐浩在他面前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不敢放肆。如果交办的事情不落实，或者是拖拖拉拉，古长书说不准会采取什么新招来对付你。以前财政局长也是很牛的人，古长书当常务副市长后，在他面前摆老资格，会议确定的卫生防疫费他一拖再拖，下面急需用钱，每回督促，该局长都以资金紧张为借口不拨出去。而在此期间，财政局却在大张旗鼓地盖集资房。人命关天的事你都这样顶着不办，古长书当然就毫不客气了。他给财政局长打电话说：“你不是说没钱吗？我相信资金紧张。但你要想办法挤出钱来。有句话我要说在前头，如果因为经费问题耽误了卫生防疫的工作，我要拿你试问。”财政局长嘿嘿一笑，继续顶，说：“古市长啊，钱的事不是逼出来的。你逼我，我逼谁去？”古长书说：“你没法，我有法。”说完就挂了电话。古长书想，你只要是我的下属，我就能够管得住你，在我手上还没有管不住的人。之后，古长书就给审计局长打了电话，让他派人到财政局全面审计他们的集资建房工程。这一审计问题就出来了，财政局所谓的集资建房实际是掩人耳目的，他们投入了四百多万元预算外资金进行职工住房建设。每个职工交五六万块钱就可以住上一百五十平方米的房子，是金安市最优惠的住房了。这一问题披露之后，引起了其他市级部门的强烈不满。财政局长被给以党内警告处分，调到了老干部局当局级督导员。这下影响就大了，知道内情的人都说古长书真是厉害，出手很重，能扳倒财政局长，当然算是人物了。可有的人也从另外的角度上看问题，说财政局长太不识相了，这世界上也不能光讲资格，你资格老有什么用？资格老也要服人管呀。你连古长书这种领导的话都不听，连卫生防疫这样的关系到人民生命攸关的费用都不给，却要用国家的钱来给职工盖私房，还有什么资格当财政局长啊？给你个处分算是便宜你了。
公安局长唐浩当然知道古长书的厉害。见古长书说得严厉，他也就软下来了，当场他就对交警大队队长说：“总的工作我挂帅，具体工作由你负责落实。古市长定了只给一个月天时间，我只给你二十五天时间。到时候，我和古市长一起在全市各县进行检查。到时候完不成任务，我陪你向市委市政府作检讨。”
有了这个表态，古长书也轻了口气。散会后，古长书就大明县交通事故的处理情况给市长汇报了。正要回家时，汪书记打来电话说，省委郑书记明天就要离开金安市，今晚陪他吃饭。古长书就马上赶到了市委招待所，去陪郑书记吃饭。他先到了郑书记下榻的房间，汪书记正在里面谈工作，古长书去了，郑书记就问：“大明县的交通事故处理好了？”
古长书说：“处理好了。”
郑书记说：“超载和酒后驾车，是全社会的顽疾。由此引起的事故也层出不穷，留下了多少血的教训。你说说，怎么就根治不了？”
古长书说：“我想不是根治不了的问题，而是我们没有拿出根治的办法。我刚刚开了会，就是想在全市来根治这个问题。以前检查超载和酒后驾车，都是临时抽查，做做样子。抽查完毕了又恢复了原样。我们决定在全市各县城的交通要道口设立检查站，把这项非常规性的工作变成常规性的工作，凡过车辆必查。象我们这种贫困地区，车辆不多，也不用担心会造成交通堵塞。查出一起就严肃处理一起，轻者罚款，重者扣押执照。这样坚持下去，我想一定会有所改观的。”
郑书记说：“你这个办法好，把非常规性的工作变成常规性的工作。可这个办法只适合你们金安市，在大城市就不合适了。因为大城市车辆太多，流量太大。”
古长书说：“我们制定的措施，也只能针对我们这个地方的特殊性来制定。比如超载，在大城市翻车就不会造成大的人员伤亡。可在我们高山峡谷，一旦翻车就是车毁人亡，差不多就接近于空难了。不采取强硬的措施就不行。”
“你做得很扎实。”郑书记愉快地笑了。显然，他对古长书的工作是很满意的。郑书记对古长书的工作满意，汪书记就感到光彩。因为古长书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不能在省委书记面前让自己提拔起来的人显得窝囊。这事说小是面子问题，说大是用人问题。许多时候，自己的能耐跟下属的能耐是同等重要的。不能光要求自己是能人，还要要求下属是能人。只要有一方平庸了，工作就办不好的。有的领导喜欢启用平庸的人，以双方能力的反差来凸显自己的能干，却往往会使自己变得更加平庸。
这次郑书记到金安市，古长书发现了一些非常微妙的东西。这就是汪书记跟郑书记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很多。据顾晓你偷偷对古长书讲，有天下午她给汪书记送了两次文件，汪书记都和郑书记在宾馆里，象是叙旧，又象是密谈。看得出他们关系不一般的。汪书记在省委组织部当副部长时，郑书记是省委副书记，应当说是老朋友了。古长书明显感觉到，汪书记在郑书记面前是非常随便的，有时还开开玩笑，郑书记也非常开心。
郑书记走的那天，是由汪书记，贺建军和古长书三人送的。接送上级领导，一般规矩是按国家行政区划管辖范围的地界为界线，是不能越过地界的。但是，这天汪书记他们把郑书记送到了省城，当晚在省委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才返回金安。在省城的那天晚上，汪书记专门把古长书和贺建军叫到自己房间，突然有些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是常务，也是金安市的重要领导。看到你们团结的样子，我很高兴。我更高兴的，是你们从政和做人的光明磊落，你们对人民群众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使命感。要说当官这事儿，许多工作是谁都能做的，但并不是谁都具有你们这种精神。这是你们区别于别人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让我这样高兴下去。”
两人听得一头雾水。事后，贺建军很谨慎地对古长书说：“听汪书记的口气，他好象是要调走了。”古长书说：“如果他调走，那也是调回省委。应当早就有风声的。不会这样无声无息吧。”贺建军说：“反正我有这种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