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党代会结束后，汪书记在楼梯上把脚崴了，伤了踝骨，红肿起来，走路就不方便了。找医生拨了个火罐，抽出淤血，包扎一下。汪书记没住院，呆在家里休养。他给古长书嘱咐，这事不能对外讲，有重要事情来家里汇报。古长书知道汪书记的用意何在，如今一些领导病了，就象过年一样，送礼的看望的一串串来。美其名曰看望，其实就是找个机会送礼拉关系。汪书记就怕这个。古长书说给你安排一个人照顾你吧，不然你一个人在家，端茶递水都不方便。汪书记说，可以的。古长书说，你看顾晓你怎么样？女同志心细，她能做杂活。汪书记说好吧。

古长书回到办公室就把顾晓你叫来了，对顾晓你说：汪书记脚扭伤了，肿得厉害，你到他家去照顾他一下。这事不要对外讲。顾晓你说，我做些什么？古长书说，就是家务劳动呀，比如喝水，点烟，扶他进进出出什么的，还要我教你？顾晓你恍然大悟地说，是要我去做临时保姆呀。古长书严肃起来，说，“你不想去我就派别人去。告诉你，全市十个县，无论我给哪个县委书记打个电话，如果让他们来侍候汪书记的话，他们都会马上赶来的。”顾晓你调皮地看着古长书，说，“意思你是照顾我啰，给我机会啰。我谢你得了吧？”古长书说，“需要叮嘱你的是，他家里的事情见到什么做什么，要眼疾手快，就跟保姆一样，而且是一个优秀的保姆。说实话，这比在办公室写文章轻松。”顾晓你向他敬个礼，说，“遵命！”古长书说：“我得送你去，把你亲手交给他。”

在进汪书记家门之前，顾晓你悄悄对古长书说，是不是在巴结汪书记啊？古长书停住了，站在楼梯上，一脸严肃地对顾晓你说：“你要明白，这既不是讨好他，也不是巴结他。而是我们应当做好而且必须做好的一项工作。你可以设想一下，堂堂一个市委书记，连病了都没人照顾，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干什么去了？如果把你是市委书记你会怎么想？平时，即使我们有个大病小痛的，还希望有人问候一句呢。”

顾晓你机灵，知道自己应当尽责尽力的。她想，这真是个接触领导的好机会，如果连这个事情都做不好，那她就算真没出息了。汪书记作为领导，为他服务是一项工作；作为长辈，侍候他一下也理所应当。汪书记坐在客厅里看文件，顾晓你问需要做什么，汪书记说现在不需要，你歇歇再说吧。顾晓你就开始收拾房间，把各个角落都擦拭一遍，然后就把卫生间的一堆衣服洗了。汪书记平时很少跟下面的工作人员接触的，对顾晓你没什么深刻印象。因为找他的人太多了，巴结他的人太多了，象顾晓你这种科级干部，如秋天的落叶一样到处都是。从职务上讲，还轮不到顾晓你这种级别的人去巴结他。即使巴结他的那些县长书记局长部长们，绝大多数在汪书记面前都是唯唯诺诺，点头哈腰的，汪书记见得多了，也习惯了。这顾晓你倒是一副素面朝天的样子，不卑不亢，只管认认真真地干活。汪书记不时抬头看看顾晓你，见她收拾得有板有眼的，心下也高兴，对顾晓你也有了好感。顾晓你把衣服洗好晾好，已经是满头大汗了。走过来，看着汪书记发笑，说：汪书记，我看你身上的衣服也脏了，脱下来我给你洗洗。汪书记说，还能穿几天呢。孩子，你休息一下，看你累得那样。顾晓你说，你胸前有一个小油点，还是洗了吧。汪书记就把衣服脱了，让顾晓你从卧室里面取了一件灰色的夹克给他换上。顾晓你把汪书记换下来的衣服洗了后，又过来给汪书记倒水，清洗烟缸。家里的烟缸从来都没有这样清洗过，平时烟灰满就了就倒掉了，可烟灰缸依然是脏的。顾晓你把烟缸清洗得一尘不染，让汪书记觉得都不好使用了。

看着顾晓你忙忙碌碌的样子，汪书记说：“我女儿可没你勤快。”顾晓你说：“可她比我有出息。”汪书记说：“那可不一定。现在竞争多激烈啊，不好好学习，将来就有可能找不到职业。”顾晓你觉得好笑，说：“你的女儿也会找不到职业？”汪书记说：“不要以为我是市委书记，她工作上的事我是从来不管的。”顾晓你感觉到汪书记是位严格的父亲。汪书记把文件夹收起来，往桌上一推，就跟顾晓你聊起天来。顾晓你平时怕汪书记，现在亲近了，反而不怕了，觉得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于是很随意地跟他聊起来。汪书记问她，最喜欢哪样的领导，顾晓你说，我就喜欢那种敢想敢说敢干的领导，所谓敢想，不是说异想天开，光做美梦，而是要凭借聪明才智，富有创造力的敢想，只有这样才能创新；所谓敢说，是别把想说的话装在肚子里，公开场合说一套，肚子里装一套，这种领导很不真实；所谓敢干，就是要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不默守陈规，敢于去干别人不敢干的事业。还有就是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现在有些老百姓恨当官的，为什么恨，就是腐败。其实，所谓领导，就是一个权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为老百姓办了好事，他们会永远记得你的。汪书记说，那你说说，在你所接触的领导中，有你所钦佩的人吗？顾晓你说，有，贺建军书记，古长书秘书长，还有你，都是老百姓公认的好领导。汪书记就慈祥地笑了笑，说，那是因为你的接触面不广，其实还是有不少好同志的。

汪书记的爱人就在这时回来了，手里还拎了一些新鲜蔬菜。看样子象个典型的家庭妇女。一见有个陌生女孩在跟汪书记聊天，她有点暗暗吃惊，一种复杂的表情从脸上瞬间表现出来。汪书记说，这是办公室的小顾，叫顾晓你，古长书派她来专门照顾我的。汪书记爱人这才冲顾晓你点头一笑，友好地说了声你好。接着，她象检查工作似的，先进了卫生间，再到阳台看了看，见家里都收拾得窗明几净，焕然一新了，便知道是顾晓你干的了，就堆了一脸的笑，说：“小顾，真是辛苦你了。都是你干的吧？”汪书记赶快补了一句，说：“人家小顾一来就干活，累了一身汗，刚刚歇下来。我说她比我们女儿勤快多了吧。”顾晓你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这可是我的工作任务。古秘书长交待了的。”汪书记爱人说：“这个古长书，左小莉就说他平时粗心大意，心倒蛮细的嘛！”汪书记爱人走过来，细细地看了看顾晓你，说：“小顾有点象我们闺女嘛。今天就在这里吃饭，我马上就做。”顾晓你见她并不讨厌自己，自然也就不客气了，说：“阿姨，那我也来烧两个菜吧。”顾晓你说着就到厨房帮忙去了。两人忙活着，说话声和冲水声常常被突然响起的刀声剁断。

顾晓你除了侍候汪书记外，还兼顾着给汪书记送达文件的任务。她就骑个自行车，从市委到汪书记家里，来回跑动。每天汪书记把文件处理完毕，就跟顾晓你聊聊家常，他对顾晓你的经历和家庭背景也有了深入的了解。可跟一个长辈及领导聊天，顾晓你还是有些不太从容，总担心自己说错话。四天之后，汪书记脚痛好多了，肿胀也消了，让她别来了，不过还是欢迎刀有空来玩玩。汪书记爱人很喜欢她的，说：“我是要再有你这样一个闺女，该多好啊。”汪书记说：“那样啊，屋子还不要闹翻天。”

第二节

顾晓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古长书也很高兴。对工作来讲，这是小事，但小事做得是否周到，是否满意，就决定着汪书记是否感到温暖，影响着他对下面工作人员的基本看法。如果说大话点小事都干不好，何谈干什么大事呢？所以，在古长书看来，在上一级领导面前，从来是没有什么小事的，样样都得象对待大事那样严肃认真。如果能把小事做成大事的效果，才能算是高人。汪书记上班那天，还到古长书办公室来坐了一会儿，说顾晓你这孩子不错，他又问她工作能力怎么样，古长书既没有夸大，也没有隐瞒，比较实际地说：“以我的要求，算得上一个合格的秘书吧。至于领导怎么看我就不知道了。”汪书记说：“现在女干部少，你要好好培养她。有些时候，就是要让她在工作上挑大梁。”古长书说：“以她的个性，顾晓你更适合在妇联会或共青团工作。”汪书记说：“这个以后是可以考虑的。年轻人嘛，就是要把她放到最适宜发挥作用的地方去。”

古长书趁机说了贺建军老婆左小莉调动的事。古长书说：“这话贺书记自己不好讲，我来讲。左小莉希望调到金安中学，继续当老师。”汪书记说：“那你给他办就行了。”古长书说：“不知道教育局和人事局那里会不会当关。教育局我从来没打过交道。”汪书记说：“你去办。我想没什么问题。他们不同意我给打个电话。”有汪书记这话，有问题也变得没问题了。

但古长书并没有把汪书记的看法转告顾晓你。从心里上讲，他是怕顾晓你知道后得意忘形。好多人表面上成熟而老练，一旦遇到领导赏识他的时候就突然变得轻飘飘的了，尽做一些政治美梦，这对一个人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古长书见了顾晓你，也不提及汪书记对她的好感，更不想卖弄这个人情。可古长书明白，有些大材料，他有意识地让顾晓你动笔，是要让她多多历练，学会驾驭大材料的能力。在办公室的秘书当中，不少人的头脑都太复杂了，他们想的不是做好眼下的工作，而是如何八面玲珑，给今后的升官发财铺垫道路。相比之下，顾晓你还算比较单纯的人。如果培养她，也许比培养其他人更有价值。

管着市委大院这么多机关事务，还要具体管理市委办公室，这对他来说确实是太轻松了。一句话下去，就有人层层落实，用不着他再操心了，后面的结果自然会等着你。古长书是个不安份也静不下来的人，当眼下工作做好之后，他琢磨的是工作创新的问题。机关大院的大多数人，都是两点一线的生活和工作着，日子过得刻板而机械，有些人不到年龄就显得苍老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从进机关就开始做政治梦，做当官梦，希望有朝一日时运好转，得道升天。但能当官的不少，真正当了官的人不多，时间一拖，年龄大了，就一心一意往老年混了。也还有一部分人确实没什么野心的，过着平稳的小日子，也不想什么国计民生的大事，在这里认认真真地工作，仅仅只是为了端个铁饭碗，解决温饱之需。这部分人属于机关里真正的良民，他们不会在某件事上兴风作浪，也不会拼命地投机钻营。作为秘书长的古长书，总是带着一种体恤的情怀，希望他们工作一天就快乐一天，不要成天阴着一副脸进出，看上去很累的。

市委大院原来有一大片空白地带，李修明当主任时，曾提议建一个篮球场，但被原来的常务副书记张常忠否定了，说机关就要象个机关的样子，又不是学校，建篮球场干什么？篮球场没建成，就建了几座平房，作为市委办的仓库。看上去平塌塌的，不是那么好看。与高楼相比，也极不协调。古长书就向常务副书记贺建军请示，把平房拆除建成篮球场，活跃一下机关干部的业余生活。贺建军说他同意，最好再给汪书记请示一下。汪书记说建吧建吧，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搞。

于是，古长书在财政局要了一笔专款，把大院里的平房拆除了，重新对地面进行了处理，建了一个篮球场。旁边还搞了两个凉棚，里面添置了两个乒乓球台，其余的地方全都搞成了草坪，绿油油的。这样一来，市委大楼后面的空地就充分利用起来了，也好看多了。古长书还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了一个会，就如何活跃机关干部文化生活征求大家的意见，他就是要让机关工作的同志忙得开心，干得用心，玩得舒心。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搞一次象样的篮球赛，在市委院内组成了十个队，市委办、组织部、纪委这样的大单位，一个单位出一个队。政策研究室、团市委、统战部这样的单位，就由两个单位组成一个队。政协大多半是老头子，可他们老当益壮，硬是组成了一个独立的篮球队，上了战场依然意气风发。

机关有活动了，人也活络了，有朝气了，满院子都生动起来。一说比赛大家就欢天喜地的，都怕自己的单位输了，领导有空全都观战去了。那群情激昂的样子，比收看NBA还积极。机关原来的沉闷气象也改变了。各部门的干部对古长书好评如潮，没人说他不务正业，而是说，这个人真是个做领导的材料，市委哪年搞过篮球比赛呀，只有他就搞起来了，而且搞得很好。连工作时都更加有干劲了。

第三节

雨季到了。突发性的暴雨常常给上下班的职工带来不便。领导倒无所谓，他们有车，副处级以下的干部就苦了。如果那天忘了带雨具，出门后少不得东躲西藏，或一路疯跑，手里带着什么就是什么顶在头上，那模样又可笑又狼狈。机关近四百号人上班，古长书就在这事上动脑子了，如果弄点公用雨具发给他们，也能给他们提供许多方便。那天他在办公室看着窗外的大雨琢磨着这事儿，灵机一动，便给黄骏打了电话，黄骏正在深圳，过几天才能到金安来。黄骏问他有什么事，古长书说：“你想做广告吗？给你一个免费做广告的机会吧。”黄骏说：“说说。”古长书说：“你来看看市委大院吧，这么多人需要雨具，你给发一套，打上你的广告怎么样？”黄骏说：“谁掏腰包？你？”古长书说：“我没钱。你打广告，这么多人给你宣传，当然是你自己掏广告费了。”黄骏哈哈一笑，说：“你呀你呀。你也太拙劣了。要给职工解决问困难，就明说嘛。等我到金安后再办吧，现在我就通知他们设计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我回来也就差不多完成了。”

黄骏回到金安市就把广告雨具的问题落实了。他一共制作了五百把雨伞，五百套雨披。而且是上等材料制作的，绝不是风一吹就翻天覆地的那种劣质品。满满地装了一车拉到市委机关仓库，堆成了一座小山。古长书让市委办后勤科的人按照各单位人数，每人发一套，并要亲自给他们送上门去。这可把其他机关里的人高兴坏了，以前各单位也是搞一些劳保用品的，但都是各顾各的，市委办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其他部门。通过这事，人家就有比较了，说古秘书长就是做得周到细致，他考虑的不仅仅是市委办的小集团利益，而是整个市委机关大院。虽说那点雨具值不了多少钱，可他眼里看着别人，心里装着别人，其间蕴藏着一份温暖和关爱，这就是一个当官者的思想境界问题了，至少他是能胸怀大局的。政策研究室的一个博士就上升到理论高度了，说这件事情体现了古长书的亲民思想，他把机关工作人性化了。什么是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就是。

人家当然是要比较的。要是以前市委办发小礼品之类考虑到其他单位了，下面一些同志少不得闹意见的，甚至怀疑领导得了人家单位的好处。据说有一次，外单位的一位同志要开会，忘记带笔记本，便从市委办后勤科讨了一本去，还拿了一支圆珠笔，就有人反映到主任那里去了，说凭什么给他们用？这是拿公家财物做私人人情。这回雨具的事却恰恰相反，一个不漏的发送，办公室的人反而感到很体面，觉得古长书办了件让他们脸上有光的事，好象无形之中提升了市委办的格次和威望。尽管下着大雨，他们顶着雨伞出门的样子都是神采飞扬的。

于是，广告伞就成了雨中的盛景。又是一次大雨的时候，古长书看到，上班时满院子都撑着雨伞，上面全是“深大集团”的字样，那场面也算蔚为大观了，古长书便给黄骏打电话说，“你看你多好哇，我们市委的同志们冒雨都在给你的公司和产品做广告啊！宣传力度该多大呀。”黄骏乐呵呵地说：“古长书同志，我那个可是花了四万多块钱的啊！你看看那伞的质量多好。你别得了好处还要卖乖呀。”古长书说：“这次确是让你花钱了。可它的广告作用真是不小的，你别低估它的力量。”黄骏说：“我是搞经营的，明白四万块钱在你们市电视台要打多少次电视广告。”古长书说：“是的是的，我也只是给你开个玩笑，主要是表示感谢。哪天请你喝酒。”黄骏说：“还是我请你吧。”

那天古长书发现顾晓你并没有用这种广告伞。在过道上，他问顾晓你，你为什么不用？顾晓你说，她老公说那伞好结实，他就拿去用了。古长书笑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顾晓你就一本正经地称他为秘书长了，不象以前那样，在公开场合什么都不叫，在私下场合就直呼其名。古长书没再说话，就往自己办公室走。顾晓你也跟了进去，进门后，顾晓你笑容可掬地说：“秘书长，想不想知道别人对你的评价？”

古长书看着那认真中有些顽皮的样子，说：“坐下，给本官说说。”

顾晓你没坐，就在桌旁站着，说：“那天一个很有资历的人大发感慨，说，‘领导们天天在讲领导艺术，真正把领导工作做成艺术的，只有古长书。不仅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工作变成了别人的微笑，写在众多机关工作人员的脸上。’听听，这是什么样的评价啊，我都开心死了！”

顾晓你又说：“他们还说，有的领导能把坏事做绝，古长书是把好事做绝！”

古长书说：“谢谢他们这么奖励我。”

顾晓你说，“本来是件平凡的事，可到了你那儿，就变得出手不凡了。这就是你的高明！”

第四节

在历任市委秘书长中，人们一直认为前任秘书长李修明是最出色的。古长书上任之后，日见显示出他耀眼夺目的光彩来，相形之下，李修明就稍稍逊色了。人们对李修明的评价是为人耿直，工作严谨，协调能力极好，善于在复杂的矛盾漩涡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从而稳坐江山。而人们对古长书的评价就不同了，除与李修明相同的优点之外，就是工作上有开拓创新精神，不仅仅是能干，而且敢想敢干。李修明能不能干？也很能干。但是李修明怕别人妒忌。古长书就恰恰相反，他不怕别人妒忌。该干什么，想干什么，他就会大胆地干。他不会因为别人的妒忌而不干，不会因为“高标见嫉”而退缩。当然，古长书也是不想让人妒忌的，他会尽可能地减少别人可能对他的暗中妒忌。所以他办什么事都显得低调而不张扬，为人处理也非常谨慎。可是，古长书这人就是有点怪，他低调而不张扬，自有人去为他张扬。人们似乎愿意私下为他传颂美名，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好像天然地赋予了某种政治亮色，一旦做成了就会闪闪发光，机关里的干部们自然就会发出一片喝彩声。

比如市政府门前有几个老上访户，是十年前的老问题。他们的土地被乡镇企业征用后办了工厂，征用费只给付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欠着。后来乡镇企业垮台了，老板跑了，企业成了一片废墟，剩余的土地征用费也没人付了。当时征地时，是乡政府做的工作，甚至有点强行征用的意思。十年来，几家农户轮番上访，从乡里找到县里，从县里找到市里。市政府信访局多次把情况转到下面，责成当地政府处理，可乡政府也因情况复杂，变化大而处理未果。几家农户就不再找市政府了，直接找到市委。他们在市委门前打着一块大幅标语：“还我征地费，还我土地”的字样。以前他们也来过，在市委门前晃晃，就被值勤的武警吼走了。古长书是苦孩子出身，他喜欢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看到那些上访的农民他就难受。古长书是从县里出来的，他知道，农民对政府很有意见，甚至还有点对抗性情绪。可是，他们面对党委和政府戒备森严的高墙深院，你不给他解决问题，他们也无可奈何。尽管他们上衣无望，可他们依然不甘心，一到农闲时间就来上访一回，有的甚至趁到市里办事的功夫，也要抽空来说说闹闹。实际上，这些上访已经没有了上访的意义，涂上了闹事的色彩。他们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却让接待部门不厌其烦，甚为头痛。那天看到农民打上标语了，古长书就亲自出去过问，了解了初步情况。之后，古长书就把顾晓你叫去认真做下笔录。然后又向信访部门进行了查询。古长书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问题，要解决并不困难，是部门与部门之间互相推诿踢皮球导致的。只是年长月久，问题长胡子了，成了老问题。如果拖着不解决，确实影响不了国计民生，却影响安定团结，伤害了农民的利益。

原则上讲，解决这个问题不属于市委的事。可古长书这回心软了。他想管一回闲事。于是，他把农民上访要求讨要土地征用费的问题专门向汪书记做了详细汇报。那天晚上古长书来到汪书记家里，那口气简直就有点兴师问罪的意思。古长书把具体情况汇报之后，说：“就是这些小问题的久拖不决，就足以说明我们市政府有时是在丧失作为一个政府的职能了，说轻点是失职，说重一点就是无能。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农民利益，谁来保护，怎么保护？这才是最具体的。”

汪书记听得一脸严峻。这些问题实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大前年才从省委组织部下来任职，如果有问题也不是他当市委书记期间造成的。所以古长书也才敢大胆地说出来。汪书记说：“你别看我脸色，你继续说。”

古长书说：“那就别怪我说话难听了。我觉得我们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有一种误区。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是一个基本原则，可我们的工作重点不能什么事事都要由中央来安排。既然什么都要听中央的安排，还要我们一级政府干什么？还要我们创新干什么？比如，伪劣商品毒死人了，中央发了文件，下面才突击抓。房子塌了烧了，也是中央发了文件下面才检查安全工作。有些问题属于地方性的，中央并不知道，或者说这些问题在全国并不带有普遍性，难道说我们也要等中央发了文件才抓吗？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自己做一回自己的主？我们天天说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工作，真正的实际问题摆在面前，可我们又没有结合实际来主动解决。”

汪书记闭了一下眼睛听着，心情很沉重。见古长书停下来，他睁开眼睛，揉揉额头说：“你继续说。我听着。”

古长书说：“据我所了解的，以前大办乡镇企业和开发区，确实有不少遗留问题。这些问题，信访部门都可以从上访案件中反映出来。我建议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遗留问题处理的大行动。用半年时间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欠农民的钱，非法占用了农民的土地，能退的退，不能退的，政府要挤出资金来，给农民足额补偿。总之，不能让农民吃亏。”

汪书记听完之后，马上给信访局长打了电话，让他就乡镇企业、开发区以及移民迁建工作中造成的农民上访情况拿一个详细的调查报告，然后上会研究。在常委会上，也有人提出异议，说，中央确实抓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全国的工作重点。目前抓解决遗留问题这项工作，与中央确定的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不符。再说这是可以既往不咎的历史问题，也不是我们这届政府造成的，是不是可以推迟搞，以免分散精力？汪书记说：“我们是地方政府，不能长期等中央给我们分配工作。中央有指示的，我们坚决执行，而且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没有指示的，关系到群众利益的，我们要主动去办。话说回来，对于经济开发中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视而不见，不会丢什么乌纱帽的；我们解决了，也不会长乌纱帽。可是，这是真正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事。我们现在办这个事，与中央的精神是一致的，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没有矛盾冲突。”汪书记采纳了古长书私下给他提出的建议，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处理农民上访问题的集中行动，确定了具体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并从当年财政预算外挤出五百万元资金，以最大限度地解决政府在经济开发工作中给农民造成的遗留问题，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一个月后，这项工作由市委副书记贺建军挂帅，在全市各区县蓬勃展开，成为半年内金安市的工作重点。全市解决了一千多个类似的遗留问题，清理乱占耕地五十多起，收回违章使用土地一万多亩，给农民支付各种补偿费两千多万元，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据说也有人趁机告汪书记的黑状告到省委去了，说金安市有意跟中央唱对台戏，背离了中央的大政方针。但这些黑状并没有奏效，在省委的简报上，还刊发了新华社记者写的《金安市处理经济开发工作中的历史遗留问题确保农民利益》的长篇通讯，省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进行了转载报道。省委书记在报道上作了重要批示，称“金安市的做法很好，值得其他地方借鉴。”对这项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

实际上，在这项工作的实施过程中，市委院子就悄悄地传开了：汪书记最喜欢听古长书的建议。也就是说，古长书在汪书记前面是一个有足够份量的特殊人物。他一般不会轻易建言，但一旦提出建议，总能得到汪书记的采纳，继而形成有巨大影响力的一项地方政策。这个，贺建军也是清楚的，他也明白，古长书在汪书记前面说话的份量，不亚于他这个市委副书记。有天，贺建军跟古长书开玩笑说，在汪书记心中，你已经相当于一个市委领导了。有的领导经常给汪书记的建议，但并不能得到采纳。因为有的建议会变成一种馊主意，而你就不一样了，你有你独到的眼光，你的建议往往能体现你的政治思想和政策方略，又总是与真抓实干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有一套科学的操作方法，所以汪书记看重你。古长书说，贺书记，你可千万别这样说啊，讲出去人家会对我产生看法的。贺建军说，我当然不会对外讲，只是私下对你本人说说。对于你来说，怎么夸你都不过分。前途大大的有。古长书说走到这一步，他已经很满足了，不敢有太多的奢望。贺建军说，这话不对。经商的不嫌钱多，从政的不嫌官大。想当大官也不等于政治野心。古长书说，那好吧，我就做一回大官梦吧。不过，要有一种清明的政治环境，否则我也当不了的。没人提我呀。只要跑官卖官的现象还存在，这对你我之辈都是一种障碍。贺建军很感慨地说，是啊，如果哪天我们的用人制度有麻将中的游戏规则那么硬朗清正，那就好了。古长书幽默地笑笑，说，这话很经典。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