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次年开春的时候，常务副县长罗庆就调走了，到金安市纪委当副书记，罗庆算是提了一级，正处了。罗庆调走，下面就有了许多议论，说他在常务副县长的位子上也捞足了钱，该动身了，再不动身就要出问题了。罗庆管过工业和交通能源，当常务之后管人事和财政，实权一直把握在手中，那些乡镇领导想调回县城要找他，副职要提拔成正职的要找他，矿产开采要找他，据说都要送钱的。所以他一调动，各种说法都出来了。古长书也多次听到过这些说法，当初他也相信，到后来，有些传说越来越离谱，他就不太相信了。古长书从他的耳朵里听到的，哪个领导都有一些谣言的，只是他没听到过他自己的谣言。他想，他自己也许也有谣言，只是他本人听不到罢了。

罗庆调走，古长书就接替了常务副县长的职务。不管怎么说，古长书只当了一年副县长，就提拔为常务县长了，进常委了，这是一个比较快的进步。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县委领导，都明白古长书这个常务提得比较硬气，是他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古长书认识省政府领导，他也认识市委领导，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提拔的问题找过他们。所以他自己也觉得骨头很硬，是挺着腰杆当官，弯下腰背做事的那种人。对于常务副县长这份工作，他当然能够胜任。在新班子重新分工的会议上，他提出，除了接管原先常务副县长所承担的人事、财政等工作外，他还继续把工业这一块管着。因为这一块他最熟悉，而且有他正在搞的项目，如果换一个领导，且不说他对工业生产的熟悉程度，单凭摸清情况，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些持续性很强的工作就是频繁地更换领导搞坏了的。贺建军书记对县政府的最新分工也很满意，他说古长书就是块抓工业的料，让他继续把工业管着是有好处的。

一宣布古长书当常务副县长，古长书的办公室就从来没有安静过。大家都是来向他表示祝贺的，也有人赤裸裸拎着礼物上门了。而更多的是带着一个信封，说是要意思意思。古长书一再拒绝，可他们却执意要送不可。给他送礼的，都是各部局的领导，也有一些乡镇的正副职。但凡烟酒之类，古长书都收下了，如果拒绝就会伤人家面子。对那些送信封的人就不一样了。等到送礼的人一走，古长书就在信封上写上送礼人的名字，然后收进抽屉紧锁起来。有天晚上，古长书就收了三个信封。他打开那些信封看看，里面都是钱，从几百元到两三千元不等。越看这些，古长书越觉得可怕。

古长书自己都觉得奇怪，他当团委书记的时候，没人给他送礼，那时别人要是送他一条好烟一瓶好酒，他都会乐意收下，并为此而高兴，感受到作领导的种种好处。可是，即使这样，一年下来也难得有人送他几次烟酒。没人送的时候，他甚至暗暗希望有人送。现在情况大变了，这么多的人要送礼给他了，他又突然不敢收了，而且他对送礼者有种特别的恐惧感。他明白，送他烟酒的一些人，大都平时是些朋友，确实为他当了常务副县长而高兴，那祝贺便真心实意的，烟酒寄托着他们朴素的情感。而送钱的那些人，平时接触本来就很少，没什么友情，这时候送他钱，不是看在友情上，而是看在他的职务上。那是有所求的，他们把他的职务看成了可以发掘的再生性政治资源。古长书当然不愿成为别人手中的一个棋子。

古长书认真研究过一些能人腐败者。他们首先是能人，其次才是腐败分子。他们往往很有能力，能干事，有权力，别人既然仰慕他们的才能，也倾倒于他们的权力，于是就给他们送礼行贿。腐败分子倒台的时候，就是他们政治命运终结的时候。还有一些庸人领导，他们手中有权，身上有职务，但没有个人能力，既不能为国家办事，也不能为个人办事，下面的人看不起他们，你再权高位重，也没人把你放在眼里，当然也就没人给他送礼了。这也属于窝囊的领导窝囊的官。大明县以前有个副县长就是这种人，工作上没主意，政治上没头脑，下级也不把他当人看。一遇到喝酒的场合，别人就想把他往醉里灌，然后就从他嘴里掏话，让他讲到外地出差时找小姐的事，引起哄堂大笑。这位副县长的日子过得很紧张，嘴上抽的烟都是三五块钱一包的，家里喝的酒都是十多块钱一瓶的。据说此君就非常廉洁，可并不是他本身要廉洁，更不是政治觉悟高，而是无可奈何的清贫。如果有人送他一条中华烟，他会高兴半天。如果过年时送他儿子一百元压岁钱，他也会高兴得眉开眼笑。古长书认为，有人看着权力给你送礼，至少能证明权力的价值；因仰慕你而送礼，说明人格的价值；是朋友而送礼，能说明友情的价值。如果谁都不送你一点什么，说明你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那就是官场的废物，它比腐败的本身更可悲可叹。所以，当古长书看到那些信封的时候，尽管他很惶恐，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可以从中体味出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的奇妙快感。

第二节

怎么处理这些钱？古长书颇费了一番踌躇。他没有告诉左小莉，女人对财富有种天生的向往，怕她不懂事拿着用了。左小莉平时偷偷搞点家教，就是为了补贴家用。如果告诉她有人送钱上门，她也许就求之不得了。古长书也没告诉顾晓你，怕她说你不要给我。他当然更不敢告诉贺建军了，怕他说你上台就收钱呀。左思右想，他让政府办公室给他买了个保险柜，把他收到的那些信封统统保存起来。他想看个究竟，当一任常务副县长到底能收多少钱。如果说权力能量化，能折合成现金的话，他就能得知一个县长价值几何了。

权力变大了，职位变高了，古长书的生活与工作的模式也变了。没当常委时，他能够非常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清闲下来就好好写文章，一当常委就不一样了，时刻都有人找他，他被莫名其妙地包围和纠缠着，好象总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拉着他，许多时间都耗费在务虚上了。他希望尽快从这里面抽身出来。所以，当他亲手所抓的山野菜第一批产品出来不久，古长书就一头扎进了推销工作中。他就是要把这个企业扶上马送一程，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是扎扎实实的干事情。

古长书从来不象别的领导那样，八字还没一撇，就勾画出一幅宏伟蓝图，大会小会讲得天花乱坠，然后便是灰心，再然后便是失望。伟大目标制定之日，就是生产计划破产之时。古长书喜欢给自己定最低目标，一步步往前走，走到哪儿是哪儿。抓山野菜，当初只想在本地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可产品一出来，很快就在本地超市铺开了，上架后反应不俗。于是他就打起了大算盘，把山野菜往外面推。深圳是他最初闯荡过的地方，他以前的老板黄骏就还那里做公司。他带着厂长和推销科长，随身托运了两吨山野菜，直下深圳了。

古长书到深圳是下午三点，黄骏自己开着车到车站去接他们。因为古长书托运了两吨山野菜，黄骏安排专人在货运室提货。黄骏接待古长书的方式很特别，也很热情，他提前安排好了下榻宾馆，提前预订了酒席。他手下的人早已在桌上等候他们了。

一进餐厅，黄骏拉着古长书的手，对他下面的部门经理说：“你们看看，这是我同学，以前是我的助手，给我打工的人，现在已是常务副县长了。在我手下，能干好事情的人很多。可同样的事情让古长书干，他不仅能干好，而且能干得与众不同。”

几句话把古长书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大家都站起来要给古长书敬酒，他被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包围着。但古长书非常明白黄骏的用意，黄骏是个聪明人，一方面他是要给足古长书的面子，一方面他要趁机教训一下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显示他自己的重要。他就是要让他们看看，给他打工的人是有出息的。让他们好好干事，都会有出息。

黄骏能喝酒，但他几乎不喝白酒的。这天例外，为了陪古长书，他喝了许多。古长书也破例喝了半斤。酒劲一上来，话就多了。古长书胀红着脸说：“既然你叫我朋友，我也把你当作朋友，那就说件朋友的事。我带了两吨山野菜产品，一吨是要做广告宣传，全部送出去。一吨是作为商品，要卖钱的。你帮我打进哪家超市去。”

黄骏此时兴致勃勃，一巴掌打在桌上，酒杯都晃动了。黄骏说：“超市我自己有一个。你那吨作广告的山野菜送我，那吨卖钱的山野菜我买了。你搞的产品我是放心的。万一你那东西不好吃，以后我不进你的货就行了，咱们就是一锤子买卖。如果你搞的确实好，以后我就源源不断地从你那里进货就行了。”

古长书见黄骏这样说，他就要一口咬死。古长书说：“那就这样一言为定了。咱们的山野菜就交给你了。”

两人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古长书是贫困地区的，他开发的产品只要能在深圳落脚，卖得出去，对他来说就是喜出望外，就说明这东西是大有希望的。厂里刚刚起步，没钱在传媒上打广告，只有用产品宣传，这当然是最廉价的广告了。而黄骏也有一本帐，自家办有超市，山里的东西只要加工好一点，卫生方面能过关，本来又是真正的绿色食品，在深圳这地方，是不愁买不出去的。两吨山野菜，他只付一吨的钱，当然是赚钱了。人情与经济利益就达到了高度一致。

第二天，在黄骏的超市里，就打出了醒目的广告牌：“本店独家经营来自西北地区的真正的绿色食品——正宗山野菜，让利销售。”

当古长书带着厂长和销售科长到黄骏的超市逛悠时，看到这一幕非常震惊，他感慨他们的工作效率。一夜功夫，产品打上了条形码，录入了计算机，走上了货架，直接与消费者见面了。古长书还注意到了，那种小袋包装的山野菜，每袋只有两百克，在大明县和金安市的售价是一块五角钱一袋，而在黄骏的超市就变成了两块五。古长书卖给黄骏的价格是每袋一块钱。这样，黄骏每袋就能赚一块五，属于暴利了。

大明县深山里的东西突然摆到了大都市的货架上，古长书确实有些兴奋。趁着一些顾客拿着他们的产品挑挑拣拣的时候，古长书对他的部下说，我们每人也买十袋吧。于是他们每人就买了十袋。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凑个人气。古长书非常清楚顾客的心理，当他们对某件新商品的可信度产生疑窦时，他们往往依赖于其他顾客的购物倾向。

第三节

古长书把他们购买的山野菜拿到宾馆里统一收起来，然后就带着厂长和销售科长在深圳到处游览。玩了两天，古长书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买五十袋回来，记住，要分多次购买。最好一次只买四五袋。我在深圳还有些朋友，要送人的。”厂长说：“何必这样呢？我们直接从超市免费提一部分就行了。反正我们送了他们一吨。这样就能省现钱了。”古长书说：“叫你去你就去。不要问缘由。”

两人就去了，分十次买了五十袋回来。晚上，古长书就把买回来的山野菜送给了在深圳打工的老乡。古长书知道，一次送他们几十袋，其实他们自己吃不了那么多的，也是送朋友。朋友送朋友，影响就慢慢扩大了。

第五天，古长书他们就准备打道回府了。临行前的两个小时，黄骏匆匆忙忙赶到宾馆，为他们送行。黄骏说：“你们这几天玩得怎么样？我是太忙了，没有时间陪你们玩。简直不好意思。”古长书说：“你已经帮大忙了。别说不好意思的话。”黄骏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超市把山野菜上架五天，卖了二百多袋。平均每天卖出四十多袋，在一万多种商品中，你一种商品每天能卖四十多袋，虽说数量不大，但也算是畅销了。”

古长书说：“那是你广告做得好。也是正好赶上了绿色食品这股浪潮。”

这回厂长和销售科长才明白古长书当时让他们购买山野菜的用意何在。他就是要通过这种办法增加销售量，同时也让他们的产品给黄骏一个良好的印象。

黄骏说：“你们这个厂需要投资吗？如果在几十万元之内，我倒是可以试试的。我可以帮你们把蛋糕做大。”

古长书说：“这要问厂长了。我欢迎你去我们那里投资。”

黄骏说：“我是觉得这个产品有前途。一旦深圳这个市场打开了，接下来便是广州市场，小规模生产可能就满足不了需要的。”

古长书入情入理地说：“那你也要好好考察一下再说。不要盲目投资。你如果把钱投下去了，你又不能赚钱，我会过意不去的。如果确实这是个好项目，有钱不去赚，那也可惜。所以我建议你抽空到我们那里去实地考察一下，做到心中有底。对于你这种大老板来讲，投资这么一点钱，也只是闹着玩玩而已。”

黄骏说：“那好，有空我就到你们那里去一下。”

古长书在深圳玩得开心，公事也办得漂亮而圆满，现在该打道回府了。他的下属跟他一块儿出去，见识了古长书在外面的能力，觉得很开眼界，也学到了一些办事的方法。回到大明县后，古长书把到深圳推销山野菜的情况详细向县长和贺建军书记做了汇报。贺建军对他的工作也很满意，做常务副县长的人，能亲自出马推销产品，这才是真正的服务型政府的领导。

但古长书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要把它做得光芒四射。他不会轻易让深圳之行就这样过去了。他回家跟左小莉团聚了两天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积极跟黄骏联系，说他把深圳之行的全部情况都向县委汇报了，县委县政府非常感谢他对贫困地区经济工作的支持，同时也真诚地欢迎他有空到大明县来旅游观光。这话就说得黄骏心花怒放了。但古长书绝对不提请他投资的事。他觉得在山野菜这个小项目上让他来投资，太小了，似乎有点不值得。他只是欢迎他来玩，联络感情，增强友谊。在频繁地跟黄骏联系的同时，古长书让宣传部的人找到《金安日报》要闻版记者，让他做个新闻，标题他都拟好了，叫做《大明县山野菜打入深圳市场受亲睐》，他还要求一定要在头版头条发表。

古长书是非常注重经济新闻本身的广告效应的。这条新闻如愿以偿地在《金安日报》头版头条见报后，果然不出所料，引起了强烈反应。在金安市内一些超市销售山野菜产品的商家，都纷纷把那张报纸张贴在商店门口，顾客进门先要瞅一眼报纸。而售货员则说得言之凿凿：“大明县的山野菜连深圳市民都喜欢，还有什么好说的？”

紧接着省报也发了消息，只是标题摇身一变，成了《质量过得硬野菜进深圳》。做新闻的明显把调子拔高了，加了个副标题“大明县山野菜占领深圳市场”，正文里特别强调了，“常务副县长古长书亲自出马推销产品”。本来是进入深圳市场，但一改成“占领深圳市场”，那意义就不一般了。反正人们是相信省报的，谁也不会跑到深圳去做一番市场调查。古长书看后大笑，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不敢夸大，别人替他夸大了。省报的影响自然要比市报大得多了，新闻发表第二天，古长书就接到市工业局陈局长的电话，开口就说：“长书，你干得真漂亮啊！”古长书说得多谦虚：“都是跟你学的。”陈局长说：“我没教过你这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