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复败再被老梦魇
攻为守重弹旧曲调
朝廷的事虽办得颇有板眼，陕西的事却叫韩绛办糟了。
韩绛宣抚陕西，原是因为形势紧急。头年八月，西夏不宣而战，出动数十万大军围攻庆州七寨，烧杀掳掠。朝廷迫不得已，只好一断岁赐，二断和市：就是原来每年给他们的银绢再不给了，关闭原来通商的市场。这等于断了西夏的经济命脉，不啻就是不宣战的宣战。既然如此，韩绛到任，迟早总有一战。身为主军的枢密使，文彦博比谁都清楚这一点。可兵是凶事，胜败难料不说，与西夏打仗，尤其凶多吉少：几乎从来就没有胜过呵！既胜少败多，前敌又是韩绛经营，自己只有空名，要替他分担失败的罪责，不说不值得，也太冤了！
韩绛还没出发，文彦博就向皇上建议：“皇上，兵机诡秘，瞬息万变。韩大人宣抚陕西，拟放权任事，让他相机全权处理才好。”
“那是自然。”皇上说，“不过，朝廷也不能完全放任不管。”
“皇上圣明。攻守大计，当然还是朝廷拿主意，不过任他自己相机揣度处理而已。枢密院已拟下攻守两策，请皇上定夺。”文彦博说，一面将个折子呈给皇上。
神宗接过一看，面面俱到，攻也说了，守也说了，实在没有什么挑剔的，就收下了：“倒很全面，就这样给韩绛吧，由他自己根据情况决定取舍。”
“皇上圣明。从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自然只能是个大框框，由他自己去选择。”文彦博说，大大松了一口气：从这一刻起，韩绛的胜败就跟自己一点儿干系也没有了。
这种面面俱到的东西毫无用处，谁都清楚。反正要到前线了解了具体情况，才能制定因应对策，有这些无所不适的空话常常提醒自己，倒也不是什么坏事，韩绛并不介意。至于文大人悄悄结下的那个暗“扣”，他自然更想不到。
安石虽曾主动请缨，却始终忧心忡忡，认为目下根本不宜与西夏、契丹对垒；不得已，也宜守不宜攻：“照目下的情况，只能以静重为上，先办好内政。主要是咱们财政不足。要举事，必然捉襟见肘，怎么成呢？天下事好比下棋，落子先后，是否恰当，最为关键。稍一不慎，就有麻烦。目下最急的是
理财。而要理财，又以农事最急。主要是去其疾苦，抑制兼并，便趣农。臣之所以紧紧抓住差役法不放，也就是因为这个。魏徵说：‘中国既安，远人自服。’实在是至理名言。只要咱们内政修好了，国富民强，就能真正所向无敌了。不仅西夏，就是契丹一齐来，也不怕。眼下既迫不得已，恐怕还得以守为上，不要轻言进攻才好！”
“爱卿说得对，将这意思也转告韩绛知道吧。”皇上说。
“臣这话已经跟韩绛说了。皇上再强调一下，韩绛会更慎重！”安石解释。
“那就下诏再强调一下，让他慎重些好。不过，前线的事主要还得靠他自己定夺。”皇上的意思，大致该在两可之间吧？
皇上既有这个态度，一切全都得看韩绛了。
打仗要胜，不外兵精将勇。韩绛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招练精兵，调集勇将。他将番汉全军分为七路，每路各由一名将军统领，自己掌握全军。青涧一路，委的是钟谔。钟谔当年不是因为杨定被杀，连贬四级，到随州受管制去了吗？那时间并不长，不到一年。皇上原是因为面对压力，才不得不暂时贬他。事后到底为他不平，要让他做西京左藏副使、商州都监。可因为嫡母去世，钟谔得守丧，他没去赴任。此后，边境上还有几处争着荐他聘他，朝廷也要他终丧赴任，但他坚持守孝，一处都没去。直到韩绛做了陕西宣抚使，聘他知青涧城、兼鄜延路钤辖，一是军情紧急，二是又回到老地方，他才终丧，应聘上任了。
钟谔仍然没有忘记他的收抚横山之梦。“横山的老百姓，都想归顺大宋。只要咱们大兵一出境，大河之南就可以抚而有之。”他向韩绛建议。又指着地图，说出了他的具体规划：“从绥德城挥兵北上，进据啰兀城，一路由南而北修筑抚宁故城、啰兀城、永乐川、赏逋岭等城寨，直通河东路鄜州、府州一线。每地相隔四十里左右，可以互相接应。不仅能括地数百里，且与河东、鄜延三路合成掎角之势，相辅相成，攻守制敌最为有利。如果鄜州、府州方面再能由南而北，修筑葭芦川、开光岭、吐浑川、荒堆三泉一线城寨，叫陕西、河东两路连成一线，就更好了。我们由啰兀城北上，河东由鄜、府发兵策应，两路大军在西夏银州、夏州会师，接应横山归顺军民。两处夹攻，再没有不胜的！”
他久为边将，熟悉边境种种情况，又说得头头是道，显然早有筹划。韩绛也真没太将西夏当回事。谅祚不是已经死了吗，秉常接了位，不过十岁的娃娃，成得了什么气候？既是这样，还能不同意？朝廷与安石的嘱咐，早想不起来了。当时就将他的意见加急送往朝廷，请求批示。枢密院已经有过态度——凡事由韩绛相机处理，没必要再表态了。皇上原来就在两可之间，见了岂有不心动的？
安石自然担心：“这是进攻，不是防守。而且，这计划臣也有些担心。”
“爱卿担心什么？”皇上问。
“臣不大了解那儿的地势地貌，不知道那儿能不能据城固守？此外，得地之后分兵据守，战线拉长了不说，力量也分散了。各寨相距四十里，虽不算太远，一旦交兵，接应起来有没有困难，也难说得很。臣看西夏用兵，最大的长处就是能迅速聚兵，向锋线集中优势兵力以求一搏。而我们的弱点，也正在于兵力分散。总兵力虽比他们多得多，投入战场的兵力却每每处于劣势，所以败多胜少。”安石分析说。
“朕也有些担心，所以想要钟谔进京当面谈谈。”皇上说。
“两军既已对垒，臣怕钟谔一时难以脱身，就是能来，也还是空对空。皇上最好派人去实地考察一下，这样心里就有底了。此外，是否也提醒一下韩绛，请他集中一定的机动兵力，随时准备接应前方。能扬长避短，就稳妥了。”安石建议。
“就这么办。下诏允许韩绛相机行事；再让他兼做河东安抚使，以便统一指挥两路。你们考虑，尽快派个人去实地考察；再就近委托当地官员先去看看，立即上报。这样双管齐下，钟谔来不来，问题就不大了。”皇上吩咐。
果然不出安石所料。正是关键时刻，韩绛没法儿派出钟谔，只上了个折子，请朝廷准许钟谔暂不赴京，朝廷倒也没说什么。跟着，韩绛在军中拜了相，更有权威了。就是钟谔，也升了一级。可朝廷的特使还没到前线呢，就出事了。
韩绛给了钟谔两万精兵，让他一路北上攻占啰兀，筑城后相机行事。可以由无定川北进银、夏，任何人不得干涉；河东进军银、夏的兵将，则一律听从钟谔指挥。
钟谔由绥德发兵北上，兵不血刃，占领了抚宁故城。一路顺利，又不战而得了啰兀城。沿途，倒也真不断有西夏军民前来投降。啰兀城的西夏守将都
罗马尾，带着人马退入城北的马户川，准备伺机偷袭钟谔。钟谔得到情报，不顾疲劳，选了三千精兵，出其不意，率先发动攻击。都罗马尾毫无防备，大败而逃，直到立赏平，才收齐残兵败将，重新立了营寨。钟谔乘他们惊魂未定，第二天又派兵奔袭。正好刮起一场大风，尘土飞扬，这些惊弓之鸟误以为大宋来了千军万马，不战自惊。钟谔领着人马乘胜冲击，西夏人望风披靡，溃不成军。到河东兵到，两路夹攻，没费什么力气又占领了银州。前后大小数仗，仗仗都有斩获，大获全胜。钟谔了解横山情况，知道哪儿有西夏的粮仓，因粮御敌，破费也比寻常打仗小得多了。
一占领啰兀城，钟谔就下令筑城了。反正是沙土地，用夹板筑起来特方便。不到一个月，新城就筑好了。钟谔留下五千人马防守啰兀，银州方面则报请韩绛会同河东另派守兵，自己先回到绥德筹划下一步行动。永乐川、赏逋岭、抚宁堡寨等寨子也修起来了，抚宁堡专留了三千将士守卫。河东那边的城寨，自有韩绛指令河东方面的人去修。
沙土地板筑虽然方便，却不过一围土墙，要固守，可就难了。孤城远耸，更难安全。还有一条是水源短缺，城里没有什么井泉。一旦敌人四下围合，城里断水，必将不战而溃。钟谔攻城，西夏之所以不战而退，就与这个大有关系。这一层，钟谔倒也不是没想到。他所倚仗的，是各城寨相距不远，可以互相救应；背后与左右两翼，更有鄜、府、延、绥德、保安等州军支援缓急，该是万无一失。他没想到的是，兵情水火，自己所指望的那些力量，果真靠得住吗？
安石担心的事，到底发生了。
西夏人聚兵十万，不攻啰兀城，单挑抚宁。抚宁介于绥德与啰兀城之间，与两地各距四十里左右。攻击抚宁，自然要冒被绥德、啰兀城两处夹攻的风险。但抚宁地平城小，易于攻击，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可以将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而一旦取胜，啰兀城孤悬境外，大宋就会不攻自弃。占了啰兀城，遮断银州，它自然也会唾手可得。这实在是个既大胆、又明智的选择。两三千人守卫的小小一座堡寨，怎么经得起十万大军的轮番攻击？钟谔在绥州得到消息，立即安排就近军队与啰兀城合击解围。队伍尚未发动，抚宁堡已经失陷了。抚宁堡一丢，啰兀成了孤城，西夏当即移兵相向。钟谔要应付抚宁之敌，难以分身。坐镇延州的韩绛得到消息，一时也慌了手脚。西夏点集人马，探子已经报告他了，但他们并不知道西夏人目标何在。韩绛也以为他们或者会西向挑衅，牵制东线，不敢正面相争，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竟独挑中线，陷了抚宁！韩绛赶紧飞符河东、庆州，让他们火速发兵援救、策应。可大宋的救兵，是那么容易调的吗？
河东救兵，最近的应当由神堂寨经荒堆、葭芦河一线，直趋啰兀城。可他们害怕西夏伏兵，硬是南下绕道永和关，然后再沿路北上。救兵如救火。永和关远在绥德之南，就是勉强绕到，啰兀城怕也早失守了。这样救兵，顶多也就塞责而已。不过，较之庆州，它还算好的：虽然慢，却不及于乱。因为催发救兵策应过急，加上原先有些矛盾没有解决，庆州的士兵竟造起反来了！两千多人放火烧了北城，大肆抢掠一番之后才斩关而出。幸亏守将王广渊，就是先前在河北发放青苗钱的那个王广渊，软硬兼施，好不容易才将暴乱平息了。庆州一乱，仗还能再打吗？皇上一道命令，干脆叫韩绛放弃啰兀城、银州。韩绛虽然上章反对，到底君命难违，还是遵令撤军了。几千守军带着辎重，且战且退，死伤还能少吗？银州方面尚未接敌，弃城退入河东倒是没有太大损失。
仗打到这个份上，自然少不了要清算一番。皇上忧心忡忡，与两府大臣商议，究竟该怎么有个了结。
早就等着这一天的文彦博，终于说话了：“陛下，叫老臣看来，陕西事好了。倒是国事，深堪忧虑，陛下不能不慎重考虑！”
“什么国事？”皇上问。
“陕西不过是个例子罢了。朝廷举措，一定要合乎人心，以安静持重为先。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广泛征求意见，兼收并蓄，不能偏听偏信。陛下即位以来，励精图治，宵衣旰食，古今少有。可至今收效不大，而且人心浮动，难得安宁。为什么？没有别的缘故，只是因为变法更张。祖宗一向的法制，哪里会都不合适，一定都得变个样子来？不过有些地方废坠不举罢了，重新拾起来，让它落在实处，也就行了！本来无枉可矫，现在不但矫了，且又矫而过正，能不乱吗？”文彦博的话，说得稍微有点儿紧张、急促。也难怪，这话可是憋了很有一段时间了！
自打怂恿张靖攻击薛向，他就准备进攻了。可是发而不中，反倒欠了安石一个人情！此后，朝廷越搞越乱，他自然越发要说话。可眼见说话的一个个或贬或调，皇上与安石好像变成了一个人，他也就韬光养晦，蓄势待发了。他是枢密，不直接过问政事，正好也给了他一个装聋作哑的机会。对于朝廷撩起的种种纷争，他始终一言不发，仿佛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非但如此，富弼阻格新法，抗令不行，他还发过火，说大臣有不同意见可以上书直言，不该公然抗法不行，俨然又是个新法维护者了。要是朝廷与他相安无事，他或许终身都会做个“隐君子”，将他对于新法的态度带进棺材里去吧？但既是变革，怎么可能一点儿也不触动他呢？为了更好地进行吏治改革，由安石建议，皇上同意，扩大了审官院的权限，将它一分为二，变成东西两院：东院主管行政官员的任免，西院主管军队系统官员的任免，东西两院由中书统一管理。军事官员的任免，原是枢密院的特权，这么一改，枢密院可不就成了空壳了吗？身为枢密使，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还就是他，久经朝政，没有立即发作，仍然静静地等着机会。陕西兵败，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他能不抓住不放吗？既憋了那么久、那么深，徒然一下说出来，要不紧张、急促，可不是难吗？！
奇怪的倒是皇上！竟一点也不震惊，好像早就料到他终究会有这么一天似的，只冷冷地驳道：“三代圣王之法，都还有积久生弊的呢！国家承平百年，法制怎么能不小有更张？”
安石淡然一笑：“这也是万不得已。朝廷明知有害于民，怎么能装傻不变？为民求变，有什么不可以？倒是什么都颓堕因循，一如西晋，那才真正要万劫不复！”
吴充也在场，眼见文彦博下不了台，赶紧打圆场：“朝廷变革，都是为黎民百姓着想，原是不错的。只是有些州县官吏，不能体会皇上的圣德，难免操之过急，骚扰百姓，也要注意。虽是救弊，也要慢慢来。”
“用交子太不方便了。”文彦博似乎也在找台阶，提出了一个具体问题。交子也就是纸币——一种最原始的纸币，起于唐代的飞钱。用它代替金属货币，除了携带方便，也还有经济方面的目的。用它交换实际金属货币的差价，即是利头所在。通过不等价兑现，掌握交子发行权的朝廷可以大赚一笔。比如，开出一千铜钱的交子，原是顶一千铜钱用的，兑换时假如只能得到八百实钱，那二百就被经营交子的人侵占了。既不是正式纸币，最后还得兑成流通的实际金属货币，交换折算，当然难免另外一种不便。陕西的交子，原是专为解决军费不足才使用的。
“用交子，实在是不得已。假如一向法制健全，财用充足，又何至于用它！既没有办法，只好暂且用着再说了。”皇上解释说。
“郊县既要淤田，又要行免役，搞保甲，老百姓疲于奔命，劳累极了！”一直没有说话的冯京，见皇上今儿似乎很有耐心，也发话了。淤田就是放河水漫田，退水之后留下淤泥以便肥田。《农田水利法》，鼓励农民因地制宜，积极淤田。
“朕派人下去察访过，淤田对百姓没有任何妨害。朕也看过他们带回来的淤田麦苗，那根上的土细极了，像面一样。朕拈了点儿放在舌头上，甜丝丝的。庙里的和尚也说，一向田里种不了庄稼，打去年淤过之后才长了麦子。淤田怎么不好呢？说到免役，郊县的老百姓也都欢喜。出了钱，再不用服役，让人家呼来唤去，弄不好还要挨打挨骂，所以情愿哪！”皇上不厌其烦地说。
“保甲五家一保，倒也没什么。可眼下却要五百家为一大保，怎么能不搅扰百姓？”文彦博又说起了保甲。
“老百姓知道什么是非曲折，不过关心实际利害罢了。有害就怨，见利则喜。就是五百人为一大保，于老百姓怎么就有害了，要搅扰他们？”皇上很不以为然。
“交子的事，诚如陛下所说，实在是不得已才搞的。”安石要给文彦博留点余地，有意岔开话题，“但陛下也宜慎重考虑：财政不足，又没有得力的人才，边境上的事，暂时最好还是以静重为主。边事静重了，夷狄不能为患，咱们可以全力修持内政。内政修成，财政充足，广有人才，做什么都会无往而不成！”
“无论怎么说，祖宗法制俱在，不该更张以失人心！”安石是真要从陕西事情吸取教训的，很快又将话题引到这上面来了。可文彦博另有看法，且已经亮过相了，这种当口，不能不说话！安石话音一落，他又顶上了。
“更张法制，对士大夫确实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至于老百姓，他们有什么不便？”皇上冷冷地问。
“可皇上是与士大夫一起治天下，不是与老百姓一起治天下！”文彦博也丝毫不让。
“爱卿说得对。可士大夫也不尽相同！并不是每个士大夫都说不该变法，也有许多士大夫支持变法！”神宗望着安石笑道。
“如果旧法制都是好的，现在就该财用充足，兵强马壮了？可事实并不尽然，总该是旧法出了问题？”安石提出了反证。
“法再好，也得要人去执行。”文彦博换了一个逻辑。
“是呵。既要人推行，就该举贤任能，纠正罢免那些偷懒渎职、不执行法令的人。真要这样，岂不人人都很开心？可事实呢？一个赵子几，在府界办事相当能干，不论维护治安，纠劾不法，都卓有成效。可就有人偏说他是刻薄小人，不该奖用。像这样上下煽惑，苟且惰怠，不愿奉行法令的事，也非止一端。照这样下去，谁肯推行法制呢？”安石说。
他居然能接过文彦博的话茬，反戈一击，且一点不露声色！皇上不由得悄悄地笑了。
安石却只点到就止，转而说道：“赵子几在郊县修保甲，光陈留一县，没有报告的盗劫事情就有十二起！陈留方圆不过几十里，一两万户人家，不报官的盗劫就这么多，老百姓被骚扰有多严重，不说也知道！保甲就是要维护老百姓的正当权益，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怎么反倒说它骚扰百姓？这真叫人搞不懂了！谁也不愿多事。要说更张，总是万不得已。而且，总是看着对老百姓有利，才做；要是有害，怎么着咱们也不去做。还有一层，有些事虽然有利，但目下条件还不成熟，也照样不宜做。像讨伐西夏、契丹开拓国土，目下就要慎重，最好不做。《中庸》说：‘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天下的事情都要先确定下来，已经定下来的就要坚持，不能因为有人议论就动摇改变！”伐夏不利，让安石更清醒地看到了大宋的力量，他深以为忧。刚说两句，又转到了这个话题。而最后说的，则话里有话，所想也就更远了！
“那是自然！没有准头，怎么办事？”皇上似乎很能了解安石的隐忧，很爽快地答应说。
人家的话没错，皇上与安石真像一个人！文彦博悄悄叹了一口气，不说话了。冯京见文大人自动熄了火，也不吭声了。
论辩虽不占上风，但对于陕西诸人的处理，他们却远远走在前头：不仅钟谔罪在不赦，韩绛也想一棍子打死。可韩绛却有另外的算法：兵出西夏，抚宁堡与啰兀城、银州虽得而复失，但西夏人只在抚宁得手，败多胜少，顶多也就是个平手。他请朝廷爱惜前线将士的勇气斗志，给他们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不要轻易处罚。要处理，则请处罚自己，自己原该承担全部责任。
安石也为韩绛辩护：“陛下自接位任用韩绛，从来没以军事智略看好他；这次，也是他主动请缨，为国分忧。他有闪失，该是情理之中的事。臣听说，士兵们在前线缺吃少穿，有的甚至只能披件纸甲上阵。要靠他们取胜，也真不容易。当然，钟谔勇而无谋，韩绛确实有失察之过。”
“他们闹了这么大娄子，不处罚怕也不行。”皇上说。
“处罚是要处罚，只该适可而止。”安石说。
权衡的结果：韩绛以本官贬为邓州知州；钟谔降为汝州团练副使，以后又一贬再贬。给韩绛的贬词，说是：听用匪人，违戾初诏。统制亡状，绥怀寡谋。暴兴征师，深入荒域。卒伍骇扰，横罹转场之伤；丁壮驰驱，重疲赍饷之役。边书旁午，朝听震惊。连皇上也下了罪己诏，说是：朕德不明，听任失当。外勤师旅，内耗黎元。秦晋之郊，重罹困扰。使人至此，咎在朕躬。其推恻隐之恩，以昭悔过之意。皇上如此，安石身为主事丞相，自然也要自责，请求免职。责任既不在他，皇上安慰一番，也就了事了。
文彦博一伙既然只能扳倒韩绛、钟谔，而扳不倒安石，便转而全力攻击王韶了。王韶原是安石最看好的边将，不砍断他的这一只胳膊，他们说什么也不甘心。
王韶字子纯，江州德安县人，也是进士出身，做过一任新安县主簿，一任建昌军司理参军。有人推荐他参加制科考试，他就离职赴京了。可命运不济，愣是试而不中。这一不中，却叫他幡然悔悟：官场如此因循守旧，照这样论资排辈，随水流年，什么时候有个尽头？就是有幸升官晋爵，不死不活，尸位素餐，究竟又有什么意思？大丈夫在世，应当轰轰烈烈，真正做一番事业，才不枉虚走一遭！一声长叹之后，他干脆辞官不做，一头扎进了西北。他一向关心边事，早已简册在心：四夷的关键，不过契丹、西夏；而上上策，则是暂和契丹，先取西夏。收夏，又当先收河、湟吐蕃，断其右臂。右臂一断，西夏腹背受敌，也就可以不战而胜了。计划虽有，毕竟纸上谈兵，要去那儿实地考察论证一番，才能提出最切实可行的方略。
当时西北，大宋不过也就拥有秦州、渭州一带而已。大片的汉唐故地，所谓河西、陇上等，虽说仍是番汉杂居，却主要为吐蕃所占。吐蕃各部落中，尤以唃厮啰势力最大，几乎占领了河、湟一带黄河两岸的所有土地。唃厮啰是译音。“唃”是佛，“厮啰”是儿子，连起来，就是佛的儿子。崇尚佛教的吐蕃，尊崇一个人为佛的儿子，就如汉人称皇上为天子，其尊隆自不待言。唃厮啰接受大宋的分封，西夏与大宋对立，大体也是站在大宋一边的。不过，他始终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并没有完全归顺大宋。既非归顺，他在时已不免望风使舵，因势而动；到他死后，他的三个儿子董毡、瞎毡、磨毡角等走上舞台，更变化无常了。这三个人虽为兄弟，却同天不同地，只有瞎毡与磨毡角是一母所生，董毡另有生母。因为政治背景不同，三兄弟各占一方。董毡继承了唃厮啰的封号，最强，独自占领了西夏以南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瞎毡先死了，他的儿子木征，接替他统治着河州一线。王韶经过大量实地考察之后，终于给朝廷上了《平戎三策》，提出了系统的战略设想：河、湟原是汉唐故土，地可以耕，民可以使。西夏可取，先复河、湟。收复河、湟，就斩断了西夏的右臂。要复河、湟，黄河以北，先抚董毡；熙州、河州，当服木征。这两个人一臣服，河、湟一带就没事了，北进也有了稳固的基地。条件成熟，就可以前后夹攻西夏了。
“王韶的平戎之策，与爱卿不谋而合，可谓天下至理！”皇上想起当年安石的设想，高兴地说。
“臣不过坐而论道，王韶才是脚踏实地、实地考察研究来的，才真可钦可佩！满朝之中，能这样辛劳国事、踏实苦干的，几乎绝无仅有！这样的贤才，朝廷应当好好重用他！”安石动情地说。
“当然，朕这就六百里加急召他进京！”皇上说。
王韶进京一谈，不仅战略思想堂庑廓大，连实施的要领也无不了了分明，皇上与安石都高兴得什么似的。先是让他主管秦凤路经略司的机宜文字，后来又让他独当一面，提举秦州西路沿边一带的番部事情。文彦博原来说什么也不同意，无奈安石一再坚持，皇上最后还是同意了。
王韶一到任，就提出两件事：一是，在秦州西边的古渭寨设立市易司，由官家垄断与番族的边境贸易，让全部通商营利尽归朝廷所有。二是，在沿边一带募人垦殖大片荒地。目的嘛，除了发展边境经济，解决守边经费困难，垦殖军民也是一支重要的战备力量。一举数得，不是再好不过吗？因为安石力主，这两件事很快就付诸实施了。就让王韶兼管，还专门给了他三十万贯钱作为营运的资本。
刀子，也就是往这两件事上捅的。动手的，乃是秦州知州李师中，王韶的顶头上司。这李师中原是支持王韶的，不但支持，还高抬他，说他有王佐之才，举世罕见。及至听到风声，说枢密使文彦博、参政冯京都骂他生事邀功，立马就转了向，向王韶捅起了刀子。一是说，河西一带根本就无荒可开，王韶是在欺诓朝廷。再呢，就说远离秦州在古渭寨设置市易司，是开门揖盗，引诱西夏滋事进攻，而且又影响秦州方向的原有贸易；最不能容忍的，是王韶贪赃不直，将本钱交给亲朋故旧，让他们买卖取利。几千里路开外，要查，可没那么容易！何况，派的人不一样，结论还可以随心所欲呢！
文彦博接到折子，当时就找皇上说了。冯京与他已经有过多次配合，自然也要帮着呐喊。
安石苦苦一笑，辩道：“陛下，用人不疑。王韶是做大事的，难道会靠撒谎邀功？而且，他似乎也不可能贪赃不直，全部资本不过三十万，就是贪，所得也有限。当年，太祖皇帝任用边将，每每倾其所有：凡边境上的一应好处，全都赏给主帅。他们有职有权，富于资财，才更尽心戮力，忠于国事。那时边境相安无事，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照臣看来，陛下可以不去计较。至于王韶该不该在古渭寨设司，最好也相信他的判断。他深入实地多年，所以选定古渭寨，总有他的理由。秦州原是要往古渭寨运钱的。那里生意做好了，省得运钱，一举两得，并没有坏处。番人里面也有富贵大户，资产远远超过三十万。要说启衅诱攻，首先该是这些番族大户，且轮不到古渭寨！”
“安石说得虽不无道理，但李师中也是方面大臣，想来也不至于无中生有？不论怎样，派个人去查查，总不为过。”文彦博以退为进。
“是呵，派人一查，是非黑白不都清楚了吗？两方面都洗清了。”冯京附和说。
“不是不能查。难得有人勇于为事，王韶又是个难得的干才，我是怕挫了他的心气！”安石实在无奈，只好托出了心思。
“是倒是。可不查一查，怎么能分清是非呢？是不是就请枢密院派人去查一下？”皇上有他的逻辑：凡有是非，就得弄个水落石出，皇上怎么能含混？至于有些是非可以、而且不必去计较，皇上暂时是没这个概念的。
皇上都有了决定，安石也就不再说话了。
文彦博派的人，还能查出别的结果吗？地是没有一亩；贪污，确有其事，九十贯左右。既抓住证据，文彦博、冯京当然不会放过王韶。御史们也闻风而动，纷纷要求严惩王韶。人家有证有据，安石有口难辩，只好退守：一是请皇上从宽处理；二是反复申述利害，请皇上另派人实查。皇上也看重王韶，又磨不开安石的面子，且贪污数目不大，欺诓事出有因，也就网开一面，只贬去了王韶的著作佐郎，依旧让他经管原事，以观后效；另又派了别人，前去复查。
这新去的人更绝，两头不得罪。送折子回来说：贪污的事，弄错了，没有这事儿；至于地，还得进一步勘察体量，才能得出结论。
虽没能彻底还王韶一个清白，到底有了转机。安石抓住由头，请皇上再派能臣前去调查。皇上也看出蹊跷，另外又派了人。他的结论是：两者纯属子虚乌有。荒地确实有，王韶也根本没贪污。既然如此，贬去的著作佐郎只好又还了他。反复之间，李师中自然也难讨好，被贬去知舒州了。文彦博、冯京，不过白白欢喜了一场。
可颠来倒去让人反复核查，结论又瞬息万变，一个稍有自尊的人，心里都不能没有想法，何况王韶这样志大才大的人！他已经上了折子，请求辞职归田。那话，当然也不免刺激难听。因为到底还了清白，安石也一再去信抚慰，请他务必以国事为重，他这才一心任职了。至于安石，保住了爱将虽不无欣慰，那种辛苦恣睢的无奈，自然也同样要让他心里多少有些发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