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母忍辱做新娘
慈亲父含恨归九泉
保甲法之外，就是役法改革了。而说到役法改革，韩绛也该是始作俑者之一。
韩绛是安石的同年，却要长他十岁。长虽长，对安石可是心悦诚服，支持变法也最为得力。除了敢于任事，性格上有相近的一面，钦服安石的学识人品，更重要的，还与他从朝廷到地方的诸多经历息息相关。在地方他看到了民不聊生，在朝廷他看到了财政枯竭，变则生、不变则死的道理，他比谁都体会得深。无论办什么事，态度坚定与否，从来不都是跟着认识来的吗？
最叫他刻骨铭心的，是在陈留的一次见闻。
那会儿仁宗还在世，他还正做御史中丞，刚刚弹劾过刘才人不久。已经记不清是因为什么，他去了一趟外地。回来经过陈留县，因为过了宿头，只好宿在刘家嘴一家乡村客栈里。乡村客栈，从来都是附带经营。不过挑个幌子在外面招徕过客，没客人时，就与平常农户一模一样了。门前一池清水，几株垂柳匝地，茅檐粉墙，挑着一杆青布酒旗，迎着夕阳微微飘动。酒旗下面，夕阳影里，几只归笼归圈的鸡猪，嘈嘈杂杂地叫着，背后是一片略带灰色的青绿田地。好一派田园风光，闲雅潇洒极了，韩绛都禁不住有些陶醉了！
可主家的接待，却一点也不热情。说是家里有事，请他们主仆二人另住别家。韩绛的仆人孙宝是个毛头小伙子，已经要发毛，好歹被韩绛止住了。主人想想也真没有第二家好歇，到底勉强答应了，只说：“做生意的，还敢怠慢客人吗？实在是家里有事，没那心情。既无处可去，好歹将就一宿，明天上路吧！招待不周之处，还请客官见谅！”
留下已是不错，韩绛也满口感谢道：“哪里！容我们住一晚已经感激不尽，还敢说别的吗？只是硬来打搅，实在于心不安，还要请您多多原谅才对！”
主人只惨淡一笑，也就过去了。
晚餐果然草草：不过一壶村酿浊酒——酒味倒还纯正，外加一盘冷卤猪头肉，一盘炒青菜；主食则是几个馒头。主仆二人无可奈何，草草吃了，也就洗脸洗脚睡下了。农家屋少，主仆没法儿再分出尊卑，只好不分彼此，同睡在一张大通铺上。
晚上那么草草一顿，孙宝比主人还要觉着委屈，骂道：“三爷，我看这一家很不地道！门上、灶间贴着大红‘喜’字，明明是个做喜事的样子。不说见喜有份儿，好好招待我们一顿，图个吉利，倒这样冷淡我们！我看哪，他——”
“不许胡说！就你眼睛里事多？人家办大事，忙得顾不上，也是常情。睡吧！”韩绛怕他没遮拦，赶紧抢先打断他的话头。其实，他早看出不对劲：说是喜事，见到的人却没有一个脸上挂喜，全都哭丧着脸！可毕竟不关自己的事，不过住一晚走人，何必问他许多呢！
孙宝挨了骂，很快就呼呼大睡了。韩绛却没他那样的好福气，翻来覆去只是睡不着。先还只听到窸窸窣窣、叽叽吱吱的老鼠声音，跟着又是跫跫�NB165��NB165�的秋虫鸣叫，弄得他心烦意乱。好不容易正要合眼，那声音又呜呜咽咽起来，认真变成哭声了！韩绛先还不大在意，以为是自己的错觉。等到呜咽有些失声，才知道真的有人在哭！伴着哭声，还隐隐有些话语。
“奶奶，我就是死，也不愿让您老人家再出嫁！您就让我到衙门去服役好了，服役的也不是个个都回不来！”是个男人的声音。
“孩子，都说三十不言嫁，我都七十的人了，还有脸再嫁吗？我倒是情愿一头碰死。可我这样不明不白死了，你们做儿孙的怎么向世上人交代！那衙门是好进的？就是侥幸不死回来，也会倾家荡产，你后辈子指望什么生活？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这张氏一门还指望谁去！我一个大半截入土的人，死也死得了，还怕羞辱？死我一个老朽，成全张氏一门，就是有些羞辱，祖宗也不会怪罪的！你们都别劝了！”是个老太太的腔口。最后几句，早已泣不成声！
“妈！”另一个女人的声音，听着特别凄厉。
“媳妇呵，你也用不着难过，强如我已经归天了！我想着，光我走了还不成。你恐怕还得与明儿分家，这户等才能降得下来！按朝廷律法，做儿子的不能与母亲分家。分了，就得判明儿忤逆罪。我走之后，你得挺起腰杆，主动提出与明儿分家，这才成。千万不要心软！一软，我这老婆子可就白白羞辱一场了！”老太太说。
“奶奶，不要，不要！你们都走了，我也不活了！衙门再狠，我也要去闯一闯！”是明儿的嗓音。且夹着“扑通”一声，似乎是下跪叩头？
“起来，孩子！”老奶奶说，“记着奶奶的一句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要是自己作死，绝了咱张氏一门的后，不仅奶奶饶不过你，就是列祖列宗，也饶不过你呀！”
接下来的，就全是哭声了。那声音在秋夜的天空下渐渐凝成一股寒流，侵肌浃髓，韩绛不由自主筛糠一般抖了起来。后来，连牙齿也口得口得作响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韩绛就将孙宝打起来，留下足够的钱，也不洗漱，也不吃饭，悄悄溜了：他实在怕见那呼天抢地的场面！孙宝始终蒙在鼓里，一路上就没有不嘀咕的！
走了差不多两个时辰，进了一个村庄。韩绛正想打发孙宝找户人家歇歇脚，讨口水洗漱洗漱，再吃点儿东西，却见一支雪白的殡葬队伍，打前面走了过来。早晨的阳光照着，多少有些耀眼。前面一样打着几杆招魂幡，棺木夹在中间，棺前棺后都是披麻戴孝的人。怪的是没人哭！人人脸上都带着悲愤，像刚过了火的余烬，随时准备再燃起一场大火！韩绛不由得又打了一个冷噤！
踅过身子，正好有个老丈打身边过来。韩绛深施一礼：“敢问老丈，这是什么人去世了？大家怎么都有些悲愤？”
老丈瞅了他一眼：“客官口音，像是汴京城里人？不问也罢！”
韩绛又是一叉手：“得罪！老丈好眼力，我们正是京里人。早起赶路，来不及洗漱吃饭，能不能请老丈行个方便，让我们洗个脸，吃点儿东西？饭钱等一定拜纳不误！”
老丈见他有些气度，话也说得彬彬有礼，客气道：“客官不必客气！谁能顶着锅灶出门不成，请随我来。”
韩绛、孙宝跟着老丈走过几家，拐进一个巷子，第二户就是老丈的家：两进七八间房子，倒也宽敞干净。家里人安排韩绛他们洗漱、吃了早饭，又端上茶来，由老丈陪着边喝边聊起来。孙宝原是不敢坐的，韩绛发了话，这才斜斜地欠着身子坐了。
韩绛还是惦记着出殡的事：“老丈请恕小可无礼，我到底想问问刚才归天的人！您老不愿谈，是不是有什么不方便？”
“唉，非亲非故，哪有什么不方便？只是凶死，说起来生气罢了！”老人解释说。
“难道他做了什么不法勾当？”韩绛问。
“那倒不是。顶好的一个人，怎么会做那种事？他是自尽的！可怜还小我一轮，就归了天了！”老人不无伤感。
“要是恶人欺侮，小可倒愿意替他出这一口气！”韩绛忽然动了侠义心肠。
老丈摇摇头，叹息道：“可惜谁都无能为力！”
“那为什么？”
“是朝廷哪！”
“朝廷？怎么会是朝廷？”韩绛不禁大吃一惊。
“朝廷按户等派差的事，您该知道？”老丈问。
想不到又是这个！韩绛点了点头。
“老汉家为一等，他与儿子共是两丁。老汉一死，成了单丁之家，差役也就轮不到他家了！关系朝廷，您说这气，怎么出？”老丈无可奈何地说，“可惜了的一个人，六十不到，身强力壮。唉！”
一天之中，竟遇到两件这样的事！韩绛能说什么？除了泛泛说几句半得体、半不得体的空话，只有落荒而逃！作蛮丢下一些钱权当酬谢之后，韩绛就与孙宝匆匆而归了。
就是打这一天起，差役问题始终都是韩绛的一块心病！只要有机会，他总要说上一说。
在大宋，差役问题非止一日，不过愈演愈烈而已。
无论什么社会，不管说得多么动听，小民总是最受侮辱、最受损害的！他们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要不受苦受难，高高在上的社会不早就没了基础，要倒塌瓦解了吗？区别只在于，社会演进不同，小民受压迫、受蹂躏的程度不同而已，岂有他哉！
自从有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一应役事，都是由平民百姓去做的。役有两种，一为徭役，一为差役。徭役又称杂徭、夫役、力役，主要为劳务，通常是无偿地为官府从事土木工程之类的劳动；差役又称职役、吏役，要替官府经办征粮征税、缉盗、拘捕罪犯等，带有职吏性质。因为哪一朝都有劳务，徭役是免不了的，变化不是太大。差役虽也免不了，但因为制度不同，往往区别很大。在两汉先秦，州县以下的底层组织，乡一级的“三老”，相当于目下行政村一级的“亭长”、“啬夫”，还有“游徼”等，包揽了全部基层政权的一应事务：诸如劝导生产，处理纠纷与小型诉讼，收缴赋税，维持治安，缉捕盗贼，等等，全都归这些人管。他们也都拿薪俸，与现代社会的基层公职人员多少有些近似。既有薪俸，就该算官，虽然小得不能再小，连个品级也没有。是官，就不能算是无偿服务的公差了。因为多少有些权，又有薪俸可拿，争着抢着干的，自然不乏其人。后来，国家渐渐大了，兼之是政事越来越复杂，贪图享乐的人越来越多，钱总是不够花，再加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具体原因，在不少时候，基层政权的这些不入流的人，渐渐就拿不到钱了。事虽还是那些事，既一文莫名，“官”也就不成其为官，而成了公差。无偿服务的公差，虽有小权，一般人大都敬而远之了。既没人愿意当，事情还得有人来做，派差就成了一件难事，叫当权的人伤透了脑筋。由此，花样也就层出不穷了。
继承五代乱政之后，大宋的差役，又比其他朝代更要复杂一些。虽主要是职役，有些地方又带有劳务性质，从而与徭役又多少有些接近。服役范围，则大致可分州县与乡里两级。种类则有：衙前、里正、户长、乡书手、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耆长、弓手、壮丁等十几种。衙前主要是运送官家财物，替官家看管仓库等。里正、户长、乡书手等，掌管催督赋税。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专供州县衙门驱使。至于耆长、弓手、壮丁，则要逐捕盗贼。衙前、弓手、承符、手力、散从官等，大致是为州县服务；里正、户长、耆长、乡书手、壮丁等，则主要在乡里服役。
服役的虽都是下层百姓，条例上倒也作了区别。根据财产情况，服役民户分为上下九等：上四等服役，下五等不服役。上四等也是从上到下，轻重不同：最富的第一等，轮流充当衙前、里正；二等，轮流充当户长、乡书手、耆长等；第三、四等，则充当壮丁、弓手等。后来，又有按五等划分民户的：上三等服役，四等、五等免役，或服轻役。衙前、里正、户长、耆长，由一、二等轮流；弓手由三等轮流，人不够，四、五等户也要上。壮丁等所谓轻役，则由四五等户轮值。官户，享有特权，免役。没有成年男丁的人家、单丁户、女户、寺观户等，受到照顾，也一概免役。坊郭户——城镇居民，另有临时摊派负担的，也免役，等等。户等划分，可以根据财产变动情况随时调整。
可专制之下，条例上的东西从来不过纸上谈兵，能算数吗？除了规定免役的不算，有钱有势的人家会采取各种手段逃役。勾结州县官吏，公开逃役是一招；弄虚作假，降低户等又是一招。一地住家就那么些人，你不服役，役事也就全落到那些投诉无门的弱户身上了。结果不外两种：一是，原该服役的人家，服役的频率大大加快了，原本三五年轮到一回，现在没准一年就要轮上三到五回；二是，将原本不该服役、或服轻役的人家户级升等，一升等就得服役或服重役了。除了这些，还有冗官编制所造成的弊病。许多地方虽然也称州、军、县，可常常只有官与地盘，没有多少子民。既顶着个大牌子，派差，你得照准州、军、县的名额认！那么，仅有的那些百姓，还不疲于奔命吗？
这还只是服不服役的问题。如果役事没有风险，多服少服，不过人累一些，忍一忍也就过去了。要命的是这役，处处都有陷阱。尤其是衙前、里正等重、难之役。别的不说，替官家运送物资，看管东西，损失是要赔的；里正等催缴赋税，收不上来，自己则要代缴。赔不了，缴不上，对不起，只好请你班房里蹲蹲了！就这两条，还不够他们倾家荡产的？人力不可抗拒的横祸，所在都有，且不去说它，光这人为的欺诈捣乱，就够他们受的了！无权无势的人家去运东西、看仓库，不啻是肥羊咩咩叫着唤狼来打主意，还会有好？至于里正等去催赋税，有钱有势的豪门大户、钉子户等，能将他们当回事吗？他们要不破产入狱，真只有天知道了！
差役有这样凶险的陷阱，走投无路的小民，自然千方百计逃避它。不敢多蓄产业，害怕升等服役，是第一招。分家失业，以求降低门户是第二招。自求不成，只好外求。寺观户不是不服役吗？许多人干脆出家去做和尚道士；或者将田产划归道观寺院，求得他们的庇护。官家与豪门大户既然也不服役，托他们庇护，也同样是一条路。这样一来，公开私下，田产兼并也就像雪球，越滚越大了。而越是这样，不得不服役的人家，负担就会越来越重，成了恶性循环。投诉无门的弱户，要自保，只能走极端，采取一些匪夷所思的手段。韩绛之所以震惊，也不过少见多怪罢了。
这些弊病，稍有见识的人无不心知肚明。为官做宦的，自然也要想些相应的对策。人不同，对策也不同：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
赵州一州落了僧籍的，就有上千人。有人建议，除非剃了发真正光头，且人也住在庙里，才算和尚，可以免役，带发修行的居士，一律不算佛家子弟，仍然必须服役。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然是消极的。
积极的，也有种种不同。
庆历新政，第八条撤并州县，就是冲着这减少役事来的。虽然积极，可只废了少数几个县，还没到州，就被攻击中止了。
韩琦做州官时，也想到一个办法，罢去里正衙前，只差乡户衙前，似乎是对无法撤并州县的一种补充。原来，衙前因为担任者不同，也有几种区别。以将吏做衙前的，叫衙前将吏；长期做衙前的，叫长名衙前。差派的：里正做衙前，是里正衙前；乡村富户做衙前，是乡户衙前。应募自愿做衙前的，则为投名衙前，等等。照韩琦的设想，先是确定名额：各地以现有里正衙前人数为准，再不许突破。然后，根据五等户的财产划分，让最富的一等户来充任衙前，不叫里正来当了。再就是一州之内，各县可以互相调剂：人口、富户多的，出役户多的县份，可以支援人口、富户少的县，让服役的人异地当差。这样，因地方不同，差役苦劳不均的现象，就可以多少缓解一些了。最后一条，是让户长代替里正催缴税赋，三年一替。虽不失为一种办法，不过转嫁了祸水而已：衙前的苦难，由里正转给了乡村富户；催钱粮的苦差，也由里正转给了户长。而且，异县当差，更增加了当差人的负担。这样的办法，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哪里能算真正解决问题？
韩绛与蔡襄另有一种解决办法：将衙前任务的多少轻重，与当地民户财产的实情，结合起来，分等差派。假如第一等重活有十件，要用十个人，就排出一百家上等富户，让他们轮番去做。二等难事五件，合用五人，就选财产稍逊一点的二等人户五十家轮流，也是十次一轮。余者，依此类推。轮番的多少，有了一定之规，负担轻了，但服役的性质，依然没有改变。
再有，就是设法补助衙前重役了。衙前的事情，根据困难程度原被分为三级，即：重、难、积劳差次等三种。为了减轻应役者的负担，州县往往将官有的渡口、酒务、税务等专营权，经拍卖后让应役者经营。这对有经济实力的富户来说，不失为一件好事。但没有经济实力的人家，就是好不容易得到经营权，因为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势，也未必能赚到钱，有时还不免蚀本。渐渐，许多应役人家，对取得这些地方的经营权，再不感兴趣了。怎么办呢？明州一个知州，奏明朝廷，将这些地方统统重新收为官营，再将赚得的钱或雇佣差人，或给当差的一些补助。这比分文不给，白要人当差，自然是进了一步。
也还真有人提出花钱雇人服役的。真宗时就有了。仁宗皇祐年间，荆湖南路转运使也曾让人出钱免役，再由官府拿这钱去雇人服役。可是，一来，有些地方百姓出了免役钱还得照样服役；二来，有些地方为了多得免役钱，不惜掊克百姓，漫天收钱。这雇役的事，渐渐也就了了。只是江浙一带，还不绝如缕，陆续有州县实行雇役。主张的，也不乏其人。司马光在嘉祐年间上的《论财利疏》，不就说过衙前重、难差役，应当花钱雇人来做，农民只该做些轻微差事吗？他甚至还建议，该让城里人也承担一部分差役。
可所有这些努力，都没能解决问题，差役的弊病倒越演越烈了。神宗皇帝一接位，做了三司使的韩绛，除了财政匮乏，第二个问题谈的就是差役。神宗做皇子时，先已不无所闻；登基之后，也听人汇报过。内藏库官员说的一件事，尤其让他震惊：南方有个里正衙前，千里迢迢送七钱金子到内藏库，受到官吏勒索不说，因为没有回去的路费，硬是在京城流浪了好几年，才侥幸回家了！有了这个基础，再听韩绛一说，如何能不关心？朝廷很快就下诏，正式将差役单独作为一个问题，列了出来，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寻求解决办法。
到安石进京，他关心的农业三件事，第一去其疾苦，就是专指役事而言。役事不仅关系百姓的疾苦，也同样与抑制兼并、便趣农有关。这道理不难明白：没有差役纠缠，农民能全身心地投入农业生产；没有差役苦难，小民又何至于投靠豪门大户寻求庇护，叫兼并的雪球越滚越大？三件大事，列为第一，正是理所当然。他一参政，当然要首先考虑差役。条例司派人下去巡视，差役不就是主要内容之一吗？
他的想法，是出钱雇役。除了现实的认知，也有古代的根据：古代文献记录的官制实践，就是明证。《周礼》记载，周朝除王公大臣之外，还有府、吏、胥、徒等，就是后来的差役，管的即是仓库、文书、服役等事。而他们，正如《礼记》所说，是所谓“庶人在官者”，是有薪俸的。后来，更是如此了。钱从哪儿来？朝廷拿不出这一笔开销，只能还用老办法：以天下之力，办天下之事。免役不能免钱，也包括那些豪门大户。不然，怎么能达到抑制兼并的目的？可要这些从来不出血的人出血，他们不可能不反对！而他们，又有的是能量！所以，这事非得比其他事更慎重，才成。
惠卿一听，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大人说得对。不比其他，这是专为那些无钱无势的弱者立法，裁损的则是仕宦兼并之家的利益，他们反对起来，也一定更加拼命。不过，也不怕，有理走遍天下。只要事情做得细密，就不会有大问题。”
安石点头赞成：“对。条例司先拿个意见出来，皇上批准之后，再发向各地广泛征求意见。下一步，再看。”
很快，条例司就拿出了意见。主要有两条：一是以雇役代替差役，二是筹措资金。筹钱的原则，除了官家掌握的酒务、税务、场坊等钱，还有一条：服役的固然得出钱免役，原来不服役的也要出钱助役——包括坊郭户、官户等。
征求意见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反应。做官的人，谁也不愿多事不说，关键是还要自己出血！不是傻瓜，谁会热心？反对的倒是很积极。在条例司内部，苏辙先就反对开了。他的逻辑很简单：就像做官不能不用读书人，服役不能不用乡下农民。雇役净用浮浪无根的人，掌财肯定作奸自盗，捉贼必然放虎归山。至于要当官的人家也出钱雇役，那更不像话了：免役免了这么多年的官户，怎么能一句话又要他们变相服役？那么一来，官民平起平坐，不是坏了规矩吗？
他的老哥苏轼，也一样反对。后来，他在上神宗的万言书中，说得比他老弟更流畅：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然间或有用其他东西代替的，终归不是长久通用的办法。至于理由，也大同小异，不过说得更气盛一些罢了。
连司马光也来凑热闹，在给安石的信中一反常态，说什么徭役自古都出自老百姓，只有您王介甫别出心裁，要聚敛民财，而花钱雇役！他似乎完全忘了，不过几年之前，他也是个主张敛财雇役的人，与介甫正是“同心同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