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赤帜离京三缄口
逢机运得巧连升官
不管神宗坚定不坚定，司马光依然在不断地以攻为守。顽强虽是顽强，可那招数与力量，却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了。
司马光唯一还能用之不竭的场所，是讲坛。讲的题目是自己随意选的，怎么说也由自己任性发挥，所以，同一种思想可以常说常新。上书或写信，就没有这个方便了：一个话题做上一次，就不好再做第二次。当然，即便是讲坛，他也有过失败的教训：与吕惠卿一战，不就战得他灰头赤脸吗？可既没有更好的招数，只好权且抓住它不放了！
君实当然还是读自己的《资治通鉴》，然后再借题发挥。眼见台谏官员纷纷落马，进谏成了最棘手的问题，还不应该选它作突破口？翻翻《资治通鉴》，贾山上汉文帝刘恒的劝谏书，最是一段好文字，正好派上用场。他也就从贾山的上书，开始折腾了。
这贾山不是个学有专攻的硕儒，官也不过颍阴侯骑，可他上书请刘恒不要以猎为好，贻误朝政的谏书，却写得有模有样，《汉书》差不多全文照录了。他始终抓住秦始皇如何因为拒言绝谏、导致二世而亡的史实，将从善纳谏的种种利弊，说得惊心动魄。《资治通鉴》录的，正是贾山上书的精粹部分。读完《资治通鉴》，君实自己可就发挥开了：“从谏得福，拒谏得祸，这是千古兴亡的不二法门。台谏官员，补苴阙政，一开始配他们，就是为了有人唱反调。晏子说‘和与同异’，也是这个道理。好比厨师，他的责任就是泄去有余，补充不足。已经咸了你还要放盐，已经酸了你还要放醋，那还能进嘴吗？一般人情，谁都喜欢人家顺着他，而讨厌别人反对他！只有圣贤，才知道顺着自己只有损害，而对着来的倒有好处。就好比酒，喝着爽口，却要醉人；而药呢，完全相反，吃着苦口，倒能治病！所以，最好的大臣，不是君上说什么就赞成什么，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刚则和之，柔则掖之，明则晦之，晦则明之，等等。也不是有意与君上过不去，为的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以达到天下大治。要不这样，忤逆的就贬黜，顺意的就升迁，谄谀日进，忠正日疏，哪里会是江山社稷的福音呢！”
话虽说得很长，似乎也不无道理，可皇上并不爱听！他沉着脸驳道：“就是舜帝，《尚书?舜典》上还记着他说‘朕堲谗说殄行’，非常憎恨别人诽谤攻击。眼下这些台谏官员，不惜欺罔谗言，唯恐天下不乱，不贬黜行吗？”
“臣不过就书论书，陛下说到时事，臣不敢多话！”君实突然挂起了免战牌。他不是有意要往时事上引吗，关键时候，怎么又不敢说了？因为听讲的原不止皇上一个人，除了其他讲读官，还有两府一些官员等，君实不回避，不是找霉倒吗？
不敢多说，不是无话可说，神宗自然听出了弦外之音。既有话要说，何妨听听，至少也代表着一部分人的意见。而且，自己也正有话要问他。讲解完毕，皇上吩咐将君实一个人留了下来。
“爱卿说时事不敢多说，想必是心存疑虑？现在只有您我君臣两个，您有什么话，尽管说吧！”神宗一点儿也不转弯抹角。
“微臣要说的，差不多全都说过了。只就台谏官而言，眼下罢出的，都不尽恰当！”这个时候，君实可就一点也不客气了。
“噢，您这么看？谁呢？既是都不对，那就一个一个来吧！先说吕公著。他身为中丞，朝野内外多少大事不说，却造谣惑众，扬言藩镇要兴晋阳之甲，以清君侧！这是不是谗说殄行？”神宗摆开了论辩的架势。
“别人，臣不敢说。说到公著，臣还是多少有些了解的。他一向行为谨慎，真正是三思而后行，怎么会在圣上面前信口胡说？外面的人，都怀疑这事是不是真的。”君实接茬儿说。
他缺乏捷才，一旦论辩，又只想赢不想输，说出话来往往不知道轻重，张口就可能惹祸。这话，不是明明质疑皇上撒谎吗？幸亏皇上想着辩论，顾不上往深里计较，只驳道：“所以呢，这就叫‘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哪！他说一套做一套，外人怎么会知道实情？”
“公著确实有罪，但罪不在今天。”君实或许已经悟出刚才说的不妥，当即改变了话题。
“罪不在今天？那是什么时候？”皇上不知道他指什么。
“罪在他做中丞之初。那时，朝廷让他举荐台谏官，他不举别人，专门举荐条例司的人做御史，讨好安石。结果，御史与条例司相为表里，水涨船高，这才一发不可收拾，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后来眼看大家都说话了，公议难违，这才幡然悔悟，话也渐渐上了正道！这才是他真正的罪过！”公著招安以后的背叛，君实一直耿耿于怀。今天终于有机会一吐为快，不由得痛痛快快舒了一口长气。舒完长气，才发现走得太远，该为公著辩白一句，便又补充道：“陛下知道不知道，公著与韩琦是亲戚？他大哥的女儿嫁的就是韩琦的儿子，韩琦儿子是他的侄女婿，他们是地道两亲家。是亲家，怎么会说这种杀头的话陷害他？”
亲家的话，拐的弯子太多，皇上没兴趣去绕，只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陷害韩琦，矛头对着朕身边的人！”
“据下的诰词，应当还是陷害韩琦！当然，公著有罪无罪，在事实，不在说辞。诰词虽那么说，谁都知道他被贬职，是因为上书骂了吕惠卿及请求罢去条例司！”君实辩解说。
“你们谁都不服气王安石！他一不爱官，二不爱钱，从不养尊处优，奉养自己，只知道横身为国，难道不是古今少有的贤者？”提到安石，神宗就情不自禁地赞叹起来。
君实心里“咯噔”一下：总算知道安石怎么屡攻不下了，原来皇上这么信任推崇他！君实突然来了灵感——这在他可是不大多见，再不转弯，话就没法儿再说下去了！他当即改了口，又回到最先的立场：“陛下圣明，安石确实贤德！他的毛病是刚愎自用，又不大懂事，尤其是不该信任吕惠卿！吕惠卿这个人，可是大奸大恶！天下人骂吕惠卿，就将安石也一锅煮了！”
这话，神宗早先已听过不止一遍，不愿再说了。君实赶紧又扯起李定等人，横打起来。神宗应付了几句，突然问道：“有人诈写谤书，动摇军心，而且还说什么‘天不佑陛下，致圣嗣不育’！有人说，这是您上的折子里说的！这事您知道吗？”
君实一听，吓得魂都没了！愣在那儿，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幸亏还没有完全发昏，一想圣上的话，并没有肯定的意思，不过就事论事而已？便辩解说：“微臣上的书陛下都看过，微臣有没有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陛下最清楚！而且，微臣也从来没有将奏章的草稿，拿出去给别人看！”
“这倒也是。您说的话，外面确实没有人知道，可台谏官员就不一样了。他们说的话，朕还不知道呢，外人倒全都知道了！这不是怪事吗？孙叔敖说：‘国之有是，众之所恶。’想不到，如今还真是这样！”皇上又感慨起来了。
好不容易过了一道险关，君实只觉得头重脚轻，身子直往上浮。再不敢恋战，找个借口赶紧溜了。
后来，君实到底找了个机会，重新补了一课，还是读讲《资治通鉴》。讲的虽仍是汉文帝时候的事，当事人却换成张释之了。
张释之原是南阳人，花了几百万钱买了个侍卫侍奉文帝。一当十年，依然默默无闻，官也原封不动，他已经想打退堂鼓了。中郎将爰盎知道他能干，推荐他补了谒者。虽还是侍从，但因为管着宾客接待，离皇帝更近了。得了方便，又说了些皇上爱听的话，很快就升了谒者仆射，成了所有谒者的头儿，与皇上寸步不离。有一次陪皇上到上林苑游玩，进了虎园，皇上问上林尉：“咱们这上林苑，一共养了多少动物？”上林尉目瞪口呆，只管拿眼睃身边的那些副手：他们也一样瞠目结舌。皇上一连问了十来遍，谁也答不出半个字来！倒是一个专管养虎的啬夫小官，见长官们全都傻了眼，也顾不上僭越不僭越，便代他们回起话来。也真怪得很，皇上问什么，他知道什么，对答如流：整个上林苑的情况，他竟是一本清！皇上不由得赞叹道：“当官不该这么当吗？上林尉专管上林苑，却一问摇头三不知，也太不像话了！”
回到宫中，就要张释之传令升虎园啬夫为上林尉。张释之却节外生枝，问道：“陛下以为绛侯周勃这个人怎么样？”文帝想都没想，就答道：“当然是长者！”除掉吕氏兄弟，辅助自家登基的第一功臣，还能有错！释之又问：“那么，东阳侯张相如这个人又怎么样呢？”“也是个长者。”文宗回答。张相如是讨伐匈奴的一大功臣，当然也没错。张释之说：“陛下圣明。绛侯、东阳侯都是有德有能的长者，可他们也都笨嘴拙舌，连个事都说不清楚，哪里会像啬夫这样伶牙利齿？且看秦朝，专用刀笔小吏，比着斗嘴斗舌，文过饰非，吹毛求疵，暴政残民，一点儿恻隐之心都没有。结果，根本听不到自己的错误，二世就土崩瓦解了！陛下现在因为啬夫能言善辩就不次超升他，一旦天下都来效发，徒逞口舌之辩，根本不顾实事求是，还得了吗？从来上行下效，如影随形，如音随声，举措之间，不能不慎之又慎呵！”文帝见他说得有理，还真听了他的，再不叫那个啬夫做上林尉了。
这段故事，君实也摘进《资治通鉴》了。读完之后，便借题发挥道：“陛下，这段故事实在发人深省。这不会说话的未必不贤，而伶牙利齿的却十有八九都是奸佞。不会说话，是他有口说不出来，或者根本就不愿作口舌之辩，心里其实和明灯似的，清楚着呢！而孔老夫子一生有三恶：一恶‘紫之夺朱也’，二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这第三恶，就是‘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可见这伶牙俐齿，是何等的可怕！这利口怎么就能倾覆国家呢？因为它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将贤德说成不肖，不肖说成贤德。做皇上的要是专听他们的，是非黑白全都弄颠倒了，亡国灭种，还是难事吗？”
君实这话，一箭双雕：一是为自己辩白，说明自己原是个不会说话的人，辩而不胜也就有了交代，不但上次，历次的辩论也就能反败为胜了。二呢，也是说给在座的吕惠卿他们听的。这样旁敲侧击，指桑骂槐，你不听也得听，听了还不能直认，打上门来，只好默默受了。君实说完，特意挑衅地瞅了吕惠卿一眼，见他好像气得无可奈何，差点儿没笑出声来。
惠卿尽管生气，倒也没有太往心里去：战到这种地步，说明已经技穷，强弩之末不堪一击，只合一笑了之了！而且，那逻辑也不值得一驳：明明是尸位素餐，糊涂渎职，却硬要以不善言谈来矫情狡辩，谁会相信？这理要是能信，天下也就再不会有任事负责的官员了！君实要以此为自己辩护，皇上那么圣明的人，不会看不出来，又何必多费唇舌呢！
君实也感到了胜利的悲哀，他终于想外调离京了。可还没等他提出来，却柳暗花明，先有了一次升迁的机会。
吕公弼不是做着枢密使吗？他对新法，是老大不满意的，不过碍于种种情面，不大多说。到他三弟公著出事贬往颍州，他再无顾忌，准备大动干戈了。写了表章正要往上递，却被他一个堂侄孙吕嘉问吕望之看见了。这吕嘉问是因为父辈荫庇得的官，目下正在条例司当差。与条例司的少壮派一样，是个敢做敢当、坚定不移的变法派。一见堂叔祖要上密折攻击新法，先就大义灭亲，将他稿子悄悄拿给安石看了。安石看完，就与神宗打了招呼。不久，神宗果然接到公弼的奏章，大骂新法，神宗先就不高兴了。加上他又与韩绛闹矛盾，为枢密院的事情出卖中书，神宗认为他反复无常，一咬牙，让他由枢密使、刑部侍郎罢为吏部侍郎、观文殿学士，知太原府去了。他一走，枢密院就缺人了，需要补一个。补谁呢？此前，不就有让司马光去枢密院的打算吗？诏书都下了，他自己硬是坚辞不去。为这事，范镇不愣是将知通进银台司的官儿也弄丢了吗？大家自然都会想到他。
安石却不无顾虑：“司马光固然不错，可他与朝廷总是见解不一，不能不让人担心！尤其是目下，风俗未定，异议纷纭，用了司马光，不啻是为不同政见者立一个宗主，树一面赤旗，他们还能不更起劲？朝廷想办好农事，费了多大力气，各路官员还畏缩观望，不肯向前！再让他们拼命这么一鼓捣，事情怕就要彻底毁了，再办不成了！”
“安石顾虑得是，司马光还是不用的好！”韩绛赞成说。
“因为这个不用司马光，怕不好吧！”公亮有他的想法。
神宗一样害怕君实成为反对派的首领，也赞成安石的意见。赤旗的话，让他突然想到冯京：“冯京怎么样？”
“倒也可以。”安石首先表了态。
这种表态与神宗的提议一样，都非常无奈。
早在冯京做御史中丞的时候，安石就不无顾虑了。
神宗问安石：“冯京看来还比较平稳，做中丞行吗？”
安石说：“冯京有些见理不明。一旦有人在他跟前说三道四，他就很难自守了。”
“这样，做中丞恐怕会失职？”神宗也担心了。
“要用，也只能是个权宜之计，让他暂且充位罢了。想启迪圣上，怕是很难！相反，陛下还得经常就大政方针等等不断提醒、警示他，让他不至于迷失方向才成。”安石很委婉地说。
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只好权且让他充数。
他当中丞不久，就办了一件让朝廷大倒胃口的事。
薛向在江淮六路做发运使，搞得有声有色。汴京的粮食，从来少有仓满库满的时候。自从薛向发运六路，愣是叫粮食多得没处放，不得不下诏暂时停运，或就地存放，或转卖到粮贵的地方平抑粮价。江淮六路的漕运，早就大大超额完成了任务，以致薛向不得不报告朝廷，请将多运的部分作为上年积存，代转下年。平准均输的事，也一样很成功。这样的能臣，能不奖励吗？神宗下令，要将薛向由司勋郎中升为天章阁待制，从四品。升官不说，主要是一有这个头衔，就是皇上的亲近侍从官，那恩宠是人人眼红的。
冯京一得到消息，就反对说：“薛向人物丰采，天下尽知，怎么能让他备位侍从？”
皇上没理他，他又上书反对。理由嘛，无非还是老一套：说他是兴利小人，升了他，今后人人都不以仁德政教为意，全都唯利是图，老百姓一天穷似一天，国家就没治了！
皇上很恼火，问他：“你们这些人也真怪得很，谁都反对言利！大的不说了，朕且问您，不言利，你们吃的、穿的、用的，打哪儿来？怎么都爱唱高调撇清？言利之臣怎么啦？朕就是要改改这种莫名其妙的风气！谁
理财有功，朕就让他备极恩荣！”
冯京还从来没见过皇上这么发火，早叩头捣蒜，承认不对，下殿去了。
皇上气还没消，又将他的折子拿给安石：“爱卿说得实在对。这冯京不受人迷惑还可以用用，一旦受人惑乱，就一塌糊涂了。您看他上的这个折子，专攻薛向，荒唐极了！叫朕狠说了一顿，这才叩头认错下殿去了。”
安石一看那折子，不过老生常谈而已，没有任何新鲜东西。
“看冯京的折子，恐怕不宜让他久在言职。他要扯起旗来，领着一帮小人乱说一气，还得了？可要不用他，那些邪辟小人又该信口雌黄了！怎么办呢？”皇上不无忧虑。
“陛下，《尚书》说：‘惟辟作威。’又说：‘去邪勿疑。’一切都在陛下赫然独断，雷厉风行。让不称职的人做陛下的耳目之臣，是自毁城墙。想战胜流俗，决不可能！尧、舜那么英明，都还害怕�NB665�兜、共工，陛下有所忧虑，臣完全理解。只是这去邪却奸，与打仗除贼没有两样。敌人越多越强，盘根错节，岁月长久，越是要当机立断，勇猛进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才成。陛下待臣，宠信不疑，深恩似海，臣不敢不言无不尽。还请陛下圣裁！”安石终于放胆直言，说出了久憋在心里的想法。
神宗点头道：“爱卿说得有理。冯京的中丞不能再当了，让他改任别的吧！”
薛向听到消息，先给皇上上了一份折子，诉说了自己的担心：不是担心升官与否，而是担心目下的事业能不能再做下去！皇上当时就下了一个手诏，着专人加急送给了薛向。手诏写道：
政事之先，理财为急。故朕托卿以东南赋入，皆得消息盈虚，翕张敛散之。而卿忠识内固，能倡举职业，导扬朕意，底于成绩，朕甚嘉之！前览奏，且虑流言致惑，朕心匪石，岂易转也！卿其济以强，终之不倦，以称朕意！
薛向见到手书，自然感激涕零，益发效忠皇上了。
就在这前后，枢密院有了空缺。这冯京被用，岂不是十二万分的无奈吗？
就这，第二天神宗还是动摇了。他问几个执政：“朕想想，冯京还是有些问题，太弱！大家看看，能不能与司马光一起用呢？”
“我看可以。”公亮说。
“司马光比冯京多少是要强一些，但流俗以他为宗主，就更不好应付了！而且，枢密院的事，司马光果真明白吗？”安石说。他身处第一线，不能不关注双方力量的消长。最后一问，也实事求是。
“不明白。”神宗想起司马光先前辞枢密副使的折子，如实说道。
“既不明白，虽强于冯京，与枢密院的事有何补益？不过徒然增加流俗的力量，与新法抗衡罢了！”安石说。
“我突然想起一件往事。”公亮说，“真宗用寇准的时候，有人问他为什么用寇准，他说：‘就是要异论相搅，大家才会各自小心，不敢为非作歹！’”
也不知道他想表示什么，他自己或许也有些不大清楚，或者，一系列的激烈斗争，终于叫他有些晕头转向了，他当真有些退缩了？这话可不像丞相说的话。安石一时明白不过来，不由自主地瞅了他一眼。这是大是大非，不能不辩：“丞相这话，自然不无根据。可照实理说来，却不够全面。倘若朝廷果真人人异论相搅，还怎么治理天下？我倒是以为，朝廷任事大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天下事是再办不好的！”
“对。不能让异论相搅，必须步调一致！”神宗也深有体会。
公亮这才懊悔起来：真是老了！怎么会突然说出这种话呢？至于司马光，他还是想留在枢密院。
“这事怕也由不得朝廷！前不久，朝廷不是也用过他？他因为言事不听，一再辞了的。这次，他要是再坚持不采纳他的意见，就不就职，朝廷怎么办？”安石说。
怎么办？没法儿办！怎么就没想到这个？还是算了吧！神宗到底下了决心，只用冯京，不用司马光了。
这事虽然了了，可安石一想起曾公亮的话，就非常不安：已经步履维艰，再要来个异论相搅，简直待都没法儿待了，更甭说别的了！到与皇上单独相对，安石到底向他袒露了自己的心迹：“陛下，君子从来不肯与小人厮搅。之所以还与他们应付，不过等着人主觉察，当机立断，有所判别而已。假如始终要君子与小人厮搅，他们只有卷怀而去了！君子入仕，不只是为了高官厚禄，主要还是想行其大道，忠君报国，造福苍生。倘若白首余年，只与小人厮搅，还有什么指望呢！”
神宗虽明白这话的分量，可除了安慰与空洞的承诺，一时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安石原只要皇上明白自己的心迹，并没幻想出现奇迹，说过也就算了。虽然如此，君臣之间毕竟又多了一分了解，日后相处也就有了一条更实在的底线。这对于双方，都不无益处。
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的君实，终于请求外调了：想去许州或西京洛阳。
神宗挽留他说：“爱卿怎么能走呢？朕正要重申前命，让您去枢密院，您就接受任命吧？”
君实苦苦一笑：“臣旧职都应付不了，哪里还敢升任！”
“您何必这么说呢？”神宗问。
“微臣实在不敢再留在朝中！”君实好像有无限苦衷。
皇上沉吟了好大一会儿，还是劝道：“是因为安石吗？您与安石关系一向不错，干吗多心呢？”皇上可能忘了君实专攻安石的密折，要不，就是有意回避？劝人嘛，总要拣能说的说不是？皇上也不例外。
“臣与安石是不错。可自他执政以来，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意见相左。”君实自己倒是说得转了，“如今忤逆安石的，比如苏轼这些人，谁都被栽赃陷害，中以危法，臣怎能不心惊胆战？只要能保持清白，不被糟践，贬谪削黜，臣都认了！且不说这些人。我与安石交情再深，怎么也比不了吕公著与他的关系！那又怎么样？开始荐公著的时候，将他说成一朵花；后来诋毁他，又成了千古罪人！同样一个人，前后怎么就有那么大差别？说出来也要有人信哪！”
“安石与公著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好，到他有罪，安石丝毫不敢隐瞒，说明他大公无私，一切以国是为是，不正求之不得吗？而且，像青苗法，已经很有成效了！”神宗的逻辑完全相反，君实倒踢了一个乌龙球，反给安石平空加了一分，也实在没有办法！
“这事天下都认为不对，只有安石与他的同党才这么认为罢了！”君实再不提公著，只说青苗法了。
这么说，朕也成了他的同党喽！可与他较不了真，还是说别的吧！“苏轼不是什么贤士，爱卿怕是偏听偏信了。他的奏折，朕还不知道，早就传得朝野尽知了！他葬苏洵，韩琦送他三百两银子他不要，却用官船贩卖盐与苏方木、
瓷器。这样的人，能是贤士吗？”
“这不过是安石的姻亲谢景温造谣攻击罢了，臣所以不敢不去咧！而且，苏轼再坏，也比那个不为母亲守丧、禽兽不如的李定强多了！他不还是一样被用作御史吗？”君实大概认准是最后一次，毫不相让地辩道。
神宗反倒笑了：角度不同，看问题就完全两样。看来，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他一摆手：“咱们也不必斗嘴了，爱卿还是考虑考虑朕的意见吧！”
隔天见着安石，神宗笑着告诉他：“司马光对您成见颇深，似乎很怨您！”
“那为什么？”安石平淡地问。
“不过那些事。他请求调出去，说谢景温是您的羽翼，上书揭发苏轼。他举荐过苏轼，怕是心虚吧？”皇上推测说。
“陛下，臣每每称赞谢景温平直，是有原因的。韩琦掌权，知名不知名的都走崔公孺的路子，总在韩琦面前夸奖崔公孺，愣是让韩琦认为崔公孺真是个能人！其实，平常稀松得很。崔公孺呢，也投桃报李，在韩琦面前说那些人的好话：他们也同样官运亨通了。”
“等等，这崔公孺是谁？怎么能成为路子？”神宗打断安石的话，问道。
“陛下不知道？崔公孺是韩琦的妻弟。”安石说。
“我说呢，不相干的一个人，怎么能成为路子？”神宗笑道。
“当时只有谢景温不买崔公孺的账，所以臣一直记在心里，每每为他延誉。”安石解释说。
“是这样，这自然应该！”明白了原委，神宗也点头称是了。
“用人最忌有才而奸邪的人，因为他深不可测。不过，也不是没办法对付他。只要陛下深考事理，明用典刑，有才而奸邪的人即使想怎么样，也不敢动心，只好服服帖帖。至于司马光一类人，他们怎么能迷惑陛下呢？”安石说，他似乎始终未将君实当做同一级别的对手。
神宗又想起了另一件事：“司马光说如今是非淆乱，很难分清是非，倒也真值得忧虑。”
“不过，也不是没有是非。验之以事实，考之以先王之道，是非就泾渭分明，不容随意涂抹了。当初司马光说不当让薛向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可《尚书》就有‘懋迁有无化居’的话，说的就是这件事。他又说薛向一定会失陷官家财物，事实怎么样？不但没有损失，还为国家创造了许多财富！其他事情，大致也都如此。比如李定、苏轼的事，一提出来，朝廷就要下面一查到底，也是一视同仁，并没有包庇一个，放过一个。谁在陷害苏轼？查清了，他不就洗刷干净了吗？”既有理有据，神宗当然不能不信。
“有人拿党锢之祸比附现在，爱卿怎么看？”神宗想起最近的流言。
“臣只能说是胡说八道。什么是党锢之祸？人主昏乱，宦官专权，迫害士大夫，这才有党锢之祸。如今哪儿来的党锢之祸？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恕臣斗胆直言一句：陛下明智，前世君主无人能比，只是刚健不足，不能一道德以变风俗，所以异论才纷纷攘攘。如果陛下能圣威独断，凡事都裁之以理，再力行不倦，久而久之，风俗人情自然就会改变了。陛下且将春天与现在比比，是不是大不一样了？只要陛下勇往直前，会越来越好的。”安石绵中有刚，既有批评，也有鼓励。
“爱卿说得对。目下西夏又蠢蠢欲动，边疆臣子要是不受用，怎么办？”神宗的思路一向快得出奇，又跳到西夏去了。
安石一笑，安慰神宗：“陛下放心！法行，则人人可用。以天下人了天下事，怎么会无人可用呢！关键在于法出令随，有法必依，犯法必惩。舜做天子，他父亲瞽叟杀了人也不能不受惩罚！这可是尧舜所为、孟子所说的事，不是申不害、韩非他们说的。”
“不错。武后能驾驭那么多豪杰之士，还不就是因为她执法如山吗？”神宗举一反三，又提出唐朝武则天的例子。
“陛下圣明。如今的士大夫，还有谁能比姚元崇、宋璟、狄仁杰这些人更强？他们都能为国法所驾驭，何况那些不如他们的人！陛下尽管放心吧！”
安石说的这些人，都是武则天手下的能臣。这种比较最有说服力，神宗会心地笑了。
由司马光引发的新一轮斗争，终于以他的出知永兴军而告结束。他的官衔则由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史馆修撰等，改成了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知永兴军，照算该是正三品了。陛辞的时候，皇上叮嘱他：“爱卿去守长安，边界上有什么动静，务请及时报告朝廷！”
司马光却说：“回陛下，臣守长安，离边界还远着呢，怎么能知道边界上的情况？”
“怎么不能？王陶当年守永兴军，西夏人进攻大顺，就是王陶最先得到的情报。”神宗提醒他。
“王陶耳目心力过人，臣怎么敢比他！职分之外的事，臣一概不敢过问！”司马光冷冷地说。
“那就多管管本路民间的事吧！”神宗知道与他计较不得，只好改了口。
“那是自然。”司马光回答。说完，磕了头，径自下殿去了。也就打这一天起，他三缄其口，再不轻言朝政了。
神宗不是担心西边有事吗，需要一个重臣去宣抚陕西。
安石主动请缨：“陛下，臣还没有经历过边事，应该去一趟。”
皇上先也同意了。可韩绛原是知过庆州的，又想为安石分忧，也请缨说：“朝廷正倚重安石，怎么能没有他？要去，还是我去吧！”
安石不同意：“您比我更重要，还是我去的好！”
神宗见他们都拣重担挑，又高兴又感动，说：“你们二位是朕的左臂右膀，朕谁都离不开！倘若韩绛要去，有需要也可以商量着来，内外相成，也就同在朕身边一样了！”
“陛下说得对。我有事，可以给安石写信。安石在中书为里，臣在陕西是外，正好互为表里！”韩绛接口说。
“臣因为不习边事，每到议论决策，总是犹豫不决，不敢果断行事。眼下陈升之请了病假，中书必须留一个熟悉情况的人，还是留韩绛，我去陕西的好！”安石还是争道。
皇上权衡结果，还是叫韩绛去做陕西路宣抚使，而且特意放权给他：来不及奏报的机要事情，许他便宜处置。又亲自下令，要两府大臣都到韩绛府上去给他送了行。
韩绛西征，参知政事不又有空缺了吗？补的谁？还是冯京。韩维倒是不错，但他对新法根本不热心；有个吴充，资历、人望等各个方面虽都够格，尤其是比别人更懂实际事务，可他与安石是两亲家，安石的女儿嫁了吴充的儿子，已经权了三司使，安石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做参知政事！皇上想想也是。一来二去，又落到冯京头上了。这官场上的事，谁能说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