惧西风黄叶落披离
知谏院庶子遭诬蔑
赵抃知杭州，参知政事空缺，得有一个人补充。神宗征求中书的意见，公亮与安石都一致推荐韩绛。自从安石参政以来，大臣里只有韩绛一个人公开支持安石，毫不动摇。无论什么场合，只要需要，他都会直言不讳地说：“我看王安石近来所为，没有一样不恰当。真要忠君爱国，没有理由不支持新法，将变革进行到底。”说到条例司的事，他也对皇上说：“臣看王安石所奏的事，非止一桩，都至为恰当。陛下宜深自省察，千万不要为流言误了！”这些话，既出于对安石的信任，也出于对时局的了解，根本不是随便说的，更不是投机。神宗也很清楚，当时就拍板下诏了。
反对的人能不说话吗？还是御史台率先开的炮。上书的御史，知道正面攻击不会奏效，改成曲线进攻。不说韩绛不行，只说王安石参政以来，首谋兴利。陈升之由枢密院经管三司条例司，由那儿升了丞相。韩绛接了他的位子，也进了条例司。这才几个月，如今又要升他参知政事了！升谁不升谁并不重要。问题是，照这样，中书权臣都由条例司升擢，将兴利图财放在第一位，实在有违祖宗以仁德治理天下的根本，后果不堪设想。应当罢了韩绛，另选道德经术都叫人折服的一流贤才来担任。御史还退一步说，如果朝廷觉着成命难回，那就将条例司罢归三司，让中书不管财利，以成全为政之道与中书大臣的名节。想得倒不错，以为轻轻这么一击，变革的参谋部真的就能那么撤了！这不是做梦吗？说来说去，不过还是那种对财利不屑一顾的迂腐之论，朝廷要理睬，也倒怪了！韩绛，到底走马上任了。
参知政事的缺是补上了，吕公著的缺还空着呢，也要补个人上去。御史中丞是朝廷喉舌的统领，一再纷纷扰扰的折腾之后，朝廷当然更关注了。可上层可选的人实在太少，而下层官员又碍于资历，没法儿提上来。安石想来想去，想到了韩维。他至少还比较稳健，又是神宗做郡王时府邸的老人，皇上信得过。只有一样，他是韩绛的亲弟，似乎不大合适。可本朝类似的事情，也非止一件。更早的事不说，荐公著做中丞，他老哥公弼就在枢密院做枢密使，皇上不还是同意了吗？吕氏弟兄虽略辞了辞，还是上任了。安石没想到的是，韩氏兄弟不同于吕家。一来，韩维对新法本身就不像他三哥那样坚定，多少有些疑虑；二来，韩维心思又细密多了，讲究的是礼仪名分，有许多清要撇。
韩维向皇上辞道：“我三哥执政，臣要做御史中丞，职责就是指陈朝廷阙政。不说，有废公议；说，则又有碍私恩。总是左右不好做人！另外，吕公著刚刚因为反对青苗法罢走了，我来替他，也不好处：明显是划到一边的人，怎么避嫌？既不能避嫌，说话就难得服众！这御史中丞，臣无论如何不能当！”
一次不行，再说，直到说服皇上同意另外考虑为止。韩绛也说这样不妥当，曾公亮则害怕遭人议论，御史们更早就上章反对了！最后只好折中：叫韩维与冯京对调。韩维去权知开封府，而冯京则改为权御史中丞。早年间，冯京冯当世不做过知制诰，还与那个酒商刘保衡比邻而居吗？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现在，他早升为翰林学士，且权知开封府了。
说起冯京冯当世，可也是个有些来头的人物。他老家鄂州江夏县，虽自小失孤，却生得风流俊俏，细长条个儿，白净面庞，龙凤双眼，是个出了名的靓哥儿。人既风流疏散，又孤寒无依，难免做些出格的事儿，几乎就一直没能摆脱官府的纠缠。在江夏又犯过一件事后，官府动了真格的，下了海捕文书要拿他归案，他只好四海漂流了。这一漂就漂到了杭州余杭县，躲在客栈里不敢出来。那天也是多喝了几两，想想自己风流倜傥，十二分人才，却身世飘零，到处躲藏，不由得悲愤填膺，要了笔墨，就在酒店的粉墙上题道：
韩信栖迟项羽穷，手提长剑喝西风。可怜四海苍生眼，不识男儿未济中。
原不过是发发牢骚，没想到这牢骚竟替他发出了一个锦绣前程！
当地一个豪绅看了诗，认他就是一个没得志的韩信、项羽，跑去向知县说情，愣将他的案子了了。又请他上门做客，供他读书发愤，好歹真要造个当代韩信、项羽出来！他本来资质就不错，再加上折节发愤，果然一日千里。到去赶考，乡试、省试、殿试等一路第一，竟自得了个头名
状元！说来也怪。他从鄂州进京赶考，船一进江就风云突变，差点儿没翻船将他淹死！到他中过状元回家，船到江心，又风平浪静了。他当时就停船上岸，爬到凉亭里题笔写道：江神也世情，为我风色好！用的虽是唐人庾肩吾的咏及第诗，倒也见出了他的踌躇满志。此后，他果然百般风顺，一路亨通了。
状元及第的风流郎君，谁见不爱！张贵妃的那个堂伯张尧佐，第一个要招他为婿，可他不想就这样将自己卖了，愣是找个借口辞了。跟着看上他的是富弼，两府大臣。这下，冯京认了真岳丈。有了这个岳丈，自然好风借力，一路青云喽。由县而州，京里京外，官没少做。只是因为自小失孤，成年放浪，始终改不了一个贪字。当年与刘保衡邻居，就没少拿他的奉承。他安抚陕西，做太原府知府，人家更送了他一个绰号，叫做：金毛鼠。意思是外面看着金光灿烂，里面却贪赃枉法，没法儿见人！由这样一个人来做中丞，会做成什么样子，只有天知道了！
连吕公著这样有定力的都转了向，台谏官员不纷纷变色倒戈，还能有别的表现吗？有请辞的，有出尔反尔的，有上书大骂新法重新站队亮相的，可谓花样百出。朝廷没法儿应付，只好请他们走人。像王子韶，就去江宁府上元县做了知县；程颢，则去镇宁军做了签书判官，等等。安石爱程颢学问不错，虽说贬出，原是请他去提点京西刑狱，他自己一怕弄不来，二怕受照顾引起非议，一再请辞，这才去了镇宁军。连知谏院的李常，也被贬到滑州做通判去了。
李常与别人不同，从进三司条例司做条例检校官，到做谏官，都是安石一手向朝廷举荐的。贬他出去，安石岂有不痛心的？可除此之外，又实在没有别的选择！制定青苗法，李常也是参与者之一，态度还相当积极。这才多久，就完全倒戈了。观点可以变化，由赞成而反对，也是常事。要真能说出个道道，既然又当别论。问题是，他根本没法儿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既说不出，只好另出奇招：他又上了个折子，说青苗钱流毒四海，有的州县根本就没钱拿出来，却强迫老百姓出利息！居然有这样为非作歹的官员，不严惩，还得了吗？皇上一看折子，立马下令，要他说出具体名字，好顺藤摸瓜，严惩不贷。说了五六次，他都置若罔闻。本来就是莫须有的想象，他上哪儿说出具体人来！就是真有这样的人，他也不知道呵！
皇上紧追不放，他只好狡辩：“臣身为谏官，说出具体人名，与体制不合，有背台谏传统。”
陈升之也替他辩解：“台谏官员允许风闻言事，要他分析，是有些强人所难！”
“这就怪了！要逼他说出听谁说的，或者治他言而不实的罪过，他拒绝说话，怕说出来会堵塞言路，还情有可原。现在不过要他说出违法官吏的姓名，朝廷好依法处理，他为什么不说实话？这与台谏体制有什么相干？”皇上这个道理还是懂的，并不好蒙。
“皇上说得对。”这种场合，安石从来秉公直言，不搞弯弯绕，“不问说的话是从哪儿听来的，也不因为所说不实就责罚处理，这才是允许风闻言事。还有一种情形牵涉奖惩攻讦，在一般人，说话不实，要追究他的诬告或上书欺诈之罪，唯独台谏官员说的有假，则不加罪。这种网开一面，也是允许风闻言事。如今皇上只是要他实话实说，好处罚违法官吏，与风闻言事，根本毫无关系！”
皇上又拿出一道折子，笑道：“还有怪的呢！这也是李常的折子，说朕盖一座宫殿要花费百余万，一次游宴要花费十多万，这才让大臣敲骨入髓剥削百姓。最近外面流传的谤语，都是从他这儿来的！”
“这实在太不像话了！陛下即位以来，从来也没搞什么出外游宴哪？就是盖宫殿，那也是为太皇太后、太后修的，并不是您自己享用。李常怎么能这样乱说一气？”安石头一回听说这种事，不能不震惊！
“这个人看来确实有些问题！”神宗又想起一件事情：“爱卿前不久卧病在家，他求见朕，说您怎么怎么贤德，朝廷不能一天没有您。假如是因为他说青苗法不好，才导致您待罪家中，那么，宁可将他驱逐出去，也不能将您给罢了。这话虽然不错，可他不该出了朕这儿，就去四处讨好。爱卿那儿，想必也去了吧，说是在朕面前替您说了话？这种人，怎么能信任？”
皇上将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安石还能说什么？只好感慨知人之难，一任皇上将他贬出去了。
皇上处理这些台谏官员虽不无果断之处，也同样不能没有顾虑。他问安石：“人情这样沸沸扬扬，怎么办哪？”
“这也是万不得已，朝廷还愿意这样吗？就朝廷所做的而言，更是仁至义尽，宽厚得不能再宽厚了！还是那句老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安石也无可奈何，“唐尧盛世，对下面那是再仁德宽厚不过了，可还是不得不流放共工、�NB665�兜。要说他们的罪过，�NB665�兜不过徇私枉法；共工也只是‘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都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罪，可尧帝还是毫不留情，将他们流放了。不这样，就没办法做到政令畅通，天下划一，什么事都办不成！吕公著也一样是说一套做一套，皇上也早看出来了，可始终对他优礼有加。直到这次事发，皇上还一再优容，让他留在翰林院供职，是他自己不愿，这才去了颍州，还留了个侍读学士的衔。其他台谏官员，大抵都是跟着吕公著起哄。天下积重难返，有那么多事情要办，有那么多人奸宄不法，他们说过一句话吗？一句没有，专门只攻青苗法。他们同样与�NB665�兜没有多少区别。陛下对这些人，也是投鼠忌器的时候多，严厉处罚的时候少。贬出去的，在诰词上还多方关照褒扬；没贬出去的，不过挪个位子，还在朝廷做官。他们进退都不无所得：得了志，天下由他们说了算，可以加官晋爵；就是言而不中，也可以博个耿直敢言的好名声，官职待遇根本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有时或许还能夤缘升迁。既有恃无恐，他们还能省事，与朝廷一心一德吗？陛下如此善待他们，是要团结他们，让他们为朝廷尽心尽力，真正可谓用心良苦！可他们果真能体谅陛下的这一番苦心吗？我是真有些担心！担心他们会将陛下的宽容，当做见事不明，软弱可欺，那就只能适得其反了：他们只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攻击新法！”
安石的这一番劝诫，也有他自己或者都无法理清的复杂与矛盾。但透过它们，也似乎另有一种弦外之音。这种弦外之音，神宗应该是不难明白的。但他也无可如何。本来，要区别诤言与攻击，那度本身就不好掌握。何况，除了其他种种复杂因素不说，皇上作为至尊，高高在上，不完全滑向一边，始终留点退路，才能保证操持的绝对自由，永远立于不倒之地！至于实际的是非曲折，有时只能暂时忽略不计了。这几乎是任何一位至尊的自我保护本能，与立场、见识等等都关系不大。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本能往往也会淡化、模糊原来清晰坚定的各种立场。凡遇到这种局面，当事人只能望洋兴叹，听之任之，除此之外，实在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既然这样，大家也就只能戴着脚镣手铐，在舞台上胡乱潇洒一回了。
除了御史中丞，李常等人空出的位子也要补缺！李定既受举荐，神宗总要安排接见的。他先问安石：“秀州判官李定，原是由李常他们举荐的，这个人怎么样？”
“他从地方上来，地方上的情况总会多少有些了解。陛下见了，一问就该明白了。”安石不想多说，只想让皇上自己去判断。
神宗见安石答非所问，想来一定有他的道理，也不问了，只让阁门使安排李定在延和殿见驾。李定中等身材，瘦削面庞，浓眉大眼，一见就知道是个干才，神宗先就有几分欢喜。见礼之后，赐他坐了，这才问道：“爱卿自秀州来，地方上情景如何？”见李定要站起来回话，赶紧又吩咐：“坐着回话就行了，不必再站起来，方便！”
李定还是站起来叉了叉手：“谢万岁！不知道万岁想问哪一方面情况？”说完，这才又坐了下来。
“新法哓哓，尤其是青苗借贷，地方上究竟反应怎样？”神宗问。
“陛下还记得秀州杨虎吗？”李定问。
“秀州杨虎？”皇上日理万机，上哪儿记得什么杨虎！
“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一桩命案，是个杀人义士，皇上该记起来了吧？”李定提醒皇上。
“呵，您这一提，朕倒想起来了。杨虎确实是个义士，朕当初也是不得已，很可惜的一个人！”神宗回忆说。
“陛下既知道杨虎是个义士，不知道清楚不清楚他为什么愤而杀人？”李定还是只提问题。
神宗摇摇头，记不起来了：“朕印象里，好像是替亲戚雪恨？”
“不错。雪恨的根由，是他亲家借了人家的高利贷，一再被人凌辱。”李定介绍说。
这与自己的问题有什么相干？神宗一时还找不到联系。
“这事是微臣手里的事情，最清楚不过了。民间有高利贷，因为高利贷的矛盾而至于杀人雪恨，说明老百姓急需要钱。能不能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已不只是个钱的事情，也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青苗法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制定的，千好万好，老百姓怎么会不欢迎呢！我在地方及一路所见，就没有说不好的！”
话虽不多，逻辑却极其严密，极有说服力，神宗恍然大悟：“说得好，说得好，从来就没人能将话说得这么明白！朕再没有顾虑了！”
“臣从地方上来，不大了解朝廷的事情，容臣斗胆说一句大不敬的话：朝廷最近的风气，似乎有些怪怪的，总不大正常！”
“爱卿是指什么？”神宗问。
“我来京后，去见李常。他问我青苗法的事，我如实相对，说老百姓都很欢迎，没有什么不方便的。他说，朝廷正为这事闹得沸沸扬扬，你见了人千万别这么说。虽是一片好心，可朝廷不能说真话，拥护新法的人处处受挤对，受压抑，怎么着也不正常，叫人纳闷！这么着下去，皇上还怎么革除弊政！”李定直言不讳，说出了他进京以来的感受与担心。
“唉，可不是吗？春秋时候，楚国丞相孙叔敖说：‘国之有是，众之所恶。’现在就是这么个情景！”皇上似乎无限感慨。
“这也不怕。关键在于陛下乾纲独断，坚定不移，法出令随，雷厉风行，外加亲近大臣悉心辅助，天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李定满怀信心地说。
“好，就请爱卿为朝廷多多建言。”神宗说，心里已经有了用他的打算。
第二天见了中书大臣，神宗仍然赞不绝口：“昨儿朕已经见过李定了。这个人头脑清楚，深明事理，又精干耿直，置于台谏，我看最合适不过了。最难得的，是他能与朝廷同心同德！台谏官员的职责，贵在补阙朝政，更进一步健全、完善已经确定的大政方针，不是要他们始终与朝廷唱反调，做反对派反对既定政策。那样，还有统一的朝政可言吗？现在的台谏官员，少有明白这一点的。朕的意思，是否可以让李定去知谏院，代替李常，改一改台谏的方向风气？”
“李定虽受人举荐，毕竟是个候选官员，朝廷从来没有从选人里面遴选谏官的先例，他的资历也相差颇多。用了，阻力恐怕会相当大！”公亮不无顾虑。
“现在也算是非常时期，用人也要不拘一格嘛！”神宗仍然坚持。
“虽说应该不拘一格，可知谏院似乎太高了，是不是可以折中一下？眼下朝议纷纭，没事还要找事，也要将来李定好办事才好！”公亮到底想得周全。
“安石您看呢？”神宗转问安石。
“丞相的顾虑，不无道理。是不是可以请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这样，既能承担言官权责，又不致过于突出，招致非议。资历不够，一般都权里行，先朝本朝都有先例。”安石说。
“既然你们都这样认为，就依你们吧，不过要尽快办！”神宗不再坚持了。
中书将任命李定的札子送给宋敏求，请他草拟正式任用敕命，却被他原封不动挡了回来。理由是不合制度：过去做御史，只有太常博士经两任通判，才准举荐。仁宗景祐年间因为够条件的不多，才允许举荐通判未满任的人。去年骤然改命京官已经不合适，如今又要用幕职官员，更不伦不类了！这样破坏朝廷规矩的事，自己是不好做的。中书再送，他再退，干脆称病请求罢免知制诰，再不上班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至少，要与变法同步，不肯对着干的念头，想来是没有了？他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维护固有传统，或者是要维护自己的面子？变革时期，事理纷繁，要真事事处置恰当，保持与变法同步的态势，也真不是说说就成的！做，要比说和想，难多了！
中书没办法，只好向皇上汇报。
“这种事都办不下来，还得了吗？”皇上非常恼火，“里行本来是不必计较资历的，让他做里行已经是考虑资格了嘛！程颢不是由知县做的监察御史里行吗，相差多少？那时候怎么不说话？用人总得看需要嘛！要是没有相应资格的人选，朝廷难道就不要御史了？岂有此理！这个宋敏求，怎么就那么难缠？吕公著的诏书，也是另搞一套。让他改，他不改不说，还在外面放风，说要是改了他的诰词，他就辞职不干了！这不是要挟朝廷吗？以为朝廷离开他，真就没人写诰词了？他不是要辞职吗？好，朕就成全他。”
为改诰书的事皇上已经窝着火，这次又来劲，他更不能容忍了。说着，果真提笔在敏求的折子上批道：文字荒疏，旷其职业。不能者止，于义可从。批完，才又说道：“另请别人撰写敕命。今后再遇到类似事情，抗旨不遵的，一律准此办理！”
皇上还有这样雷霆震怒的一面，看得几个人都呆了。而且，皇上话里的消息，也让大家莫测高深：宋敏求在外面放风，他怎么就知道了？
皇上一怒，问题还能不解决吗？也不那么顺当。另外找的两个起草人，也拒绝了。直到找了第三个人，才勉强写了敕命。三个拒绝起草敕命的人，都丢了原职；李定到底做了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进御史台原不过一句话的事情，但李定的这个任命，背后那周折可不是大了去了吗？
周折大还不算，他的监察御史里行压根儿就没当长：窝子没热，就弄丢了！
有御史上书揭发他在泾县做主簿时贪着做官，不替生母仇氏戴孝守丧！御史真有通天的本事，也不知道这消息是从哪儿来的？
神宗一向讲究孝道，这事可是非同小可！当然要下令彻查。江东、淮南、两浙等相关的几路转运使，接到诏书不敢怠慢，赶紧猛查。查来查去，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只好报告：李定在宣州泾县主簿任上，曾请长假奉养父亲，没听说为生母服丧。他父亲早去世了，连邻居都换了几茬，要查真情，谈何容易！这样报告，好歹怎么着都能挂上一点边儿！
但粗粗一看，还是没服丧。这可真是个事情了！母亲死了都不服丧，该是个逆子！孔子说：“孝慈，则忠。”不孝，就会不忠。这样的人，再能干也不能用！可李定那么一副精敏样子，深明事理，怎么会做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其中会不会有什么隐情？这么想着，到底看出了另一面：转运使报告，不也没有明说吗，只说请假奉养父亲。大是大非，得问一问，不要冤枉了好人！
皇上悄悄将李定找到延和殿，问道：“李定，关于为您生母服丧的事，您有什么向朕解释的吗？”
没想到，这一问竟问得李定号啕大哭起来，哭得皇上都没了主意！半天，李定才磕头道：“确有此事，微臣不孝，罪该万死！”
神宗越想越不对，安慰他道：“您既请假奉养父亲，说您贪恋做官，不为母亲服丧，显然说不过去。一定另有隐情，您不妨直说，朕也好替您做主。”
一句话，又说得李定难过起来，忍不住又哭了，似乎更伤心了。人不伤心不落泪。神宗没有催他，只想等他平静了，好慢慢往下说。
李定果然有一段难言之隐。
原来他的生母仇氏，只是他父亲的一个小妾。李定因为是个男孩，自小又聪明可爱，生下不久就被嫡母——父亲的正妻，领养了。自小到大，仇氏始终只是他的一个姨娘，谁也不敢告诉他真相！他自己即使偶有所闻，因为父亲都矢口否认，他怎么也不敢当了真。按照礼节：妾生的庶出儿子，为嫡母守丧三年，只为生母守丧一年，不为其他姨娘守丧。仇氏死的时候，嫡母仍然健在，仇氏又从来没有公开她的生母身份，不要说李定不大明白亲生母亲究竟是谁，就是明白，也有心为生母守丧一年，他也不敢越礼这么办！请假侍奉父亲，原要一举两得：既侍奉父亲，也暗含着替身份不明的生母守丧尽孝的一份心意！可这话是不能明白说出来的，只能留在心里。原本是一段滴血的往事，再不愿提，竟被人作为政治把柄兜了出来，自己又有口难辩，他能不悲愤痛心吗？！
神宗听完原委，不禁也黯然神伤。仁宗倒是万世之尊，李宸妃死过多少年，直到刘皇后去世，他才知道真正的生母，何况普通官民之家！这里面的委屈痛苦已经够多了，还能拿它作棍子打人吗？认真说起来，李定不仅不是个非礼的人，倒见出他守礼尽孝的可贵之处，难得呵！这么想着，便安慰李定道：“朕已经知道了。您很不容易，不必往心里去，安心供职就是了，一切有朕呢！”
李定不由得又热泪盈眶了：这回是为皇上的理解与关爱所感动。因为情绪太激动，谢了皇上，也就告退了。
皇上向中书几位说明了原委，安石也很感动：“这事连我都一点儿也不知道，李定也真是不容易！”
公亮请示皇上：“陛下，李定是不是要为他生母补行守丧礼？”
皇上突然有些反感，但还是忍住了，略停了停，才说道：“这就不必了吧！朝廷正是用人之际不说，他请假侍奉父亲时已经尽过礼了嘛！”
话虽这么说，李定还是不能安心做御史，到底上书请辞了。照皇上的意思，还要留住不放。安石劝道：“李定这事虽然委屈，对外却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让他离开御史台，倒能减轻他一些压力。时间长了，再慢慢用他也不迟。陛下不妨先成全他。”
皇上想想有道理，叹了一口气：“唉，爱卿说的也是，只是太委屈李定了！您给朕开导开导他，叫他不要多想别的。过一段时间，朕还是要用他的。”
李定离开御史台，做了崇政殿说书。反对的人还是抓住不放，说怎么能让一个不讲孝道的人给皇上讲书！不仅攻他，连安石也一起攻了起来。皇上特恼火，将胡乱说话的又罢走了。罢是罢了，李定也更加不安了，又上书请辞，最后去了中书，一面检正吏房公事，一面兼判太常寺等。皇上与安石，自然都不免啼笑皆非。
李定倒了霉，有人却因他而得福，大大风光了一回。这个人，就是朱寿昌朱康叔。
说来，他也与李定一样不幸。母亲刘氏也是父亲的一个小妾，生完寿昌就被赶出了家门。直到五十多年以后，寿昌做了广德军的知军，才知道这件事，而母亲早已没有任何消息了，连生死都一点儿也不知道。寿昌硬是辞官四下打听，终于找到母亲，将她重新接回了家。此时，刘氏已经七十多岁，改嫁党姓，又生了几个孩子。他与李定，正好是个对比。这样的重磅武器，还能不用？一拨人纷纷写诗、上书，又是赞颂，又是举荐，将他抬到了天上。抬他既非真心，不过是为将李定贬入地下，说着好话，自然忘不了狠踩李定一脚！政治斗争，什么武器都用。可居然用到人家母子泣血的伤心往事，也真绝了！而人生在世，侥幸得福的原不少见。但像这样，借一个根本不相干的人的母子悲剧，使另一个人的声价陡增百倍千倍，大概同样绝无仅有！都说政治斗争无奇不有，能化腐朽为神奇，由此看来，实在千真万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