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纷纭倒戈报桃李
兴甲兵梦呓清君侧
李定的机遇与周折，缘于朝廷的政治变动与新的组合。
变革时期，风樯阵马，瞬息万变，无论是谁，局里局外，没有很好的心理承受能力与道德人品，都很难处惊不变，我行我素。一百人里面，总有九十九个会惊慌失措，抱头鼠窜。至于早晨结盟，晚上背叛，当面信誓旦旦，转身倒戈相向，等等事情，更是屡见不鲜了。要大惊小怪，只能怪您自己见少识浅，绝对怪不了别人！
安石参政之后的大宋，那可真是地地道道的多事之秋！大春天里，一只蜂房突然从树上掉到地上，那是个什么劲头？大宋也就与它不相上下。在安石，何尝不想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只让变革与时间同步相前，平风静浪地完成一切！可神宗毕竟是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皇上，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看问题都戴着飞镜，咫尺千里。要办一件事情，也是雷厉风行，恨不得转眼之间，就叫变革旧弊的新政之雨，洒透差不多已经干涸了一个世纪的因循故国！除了已经实施或准备实施的诸多新法，由于神宗力主，有所改动或准备动作的各种措置，同样非止一端。新法主要着眼于从根本上抑制兼并，发展生产，改善财政，而对于三冗之害——所谓官冗、兵冗、费冗，暂时还没有什么直接的约束与改造。倒不是安石没想到，他实在不敢轻易起事。他很清楚，动三冗不啻是刨别人的祖坟，每动一步，都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坚决反对。变法之初，根基不牢，这些人暂时还碰不得。硬要去碰，无疑是轻启战端，八方树敌，除了陡然增加变法的阻力，没有任何好处。但皇上往往并不这么看，他要的是毕其功于一役。他也有他的逻辑前提：我是皇上，我怕谁！年龄与阅历，暂时还不能让他懂得：谁都不是万能的，谁都有玩不转的时候。哪怕皇上，也不例外！而且，更有甚者：面对因循弊端，一个皇上的作为，甚至还比不了一个市井小民。市井小民要想革除家里的那么一点陈规陋习，下个决心就成，远比皇上革除弊政简单多了，也有效多了！皇上既认识不到这一点，只能刀枪剑戟一起出台了！安石无法违背皇上的意志，只能将行动尽可能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动作的幅度也尽可能缩小，不事张扬，点到为止。冗兵，暂时还只限于在小范围内统计、淘汰老弱病残，将那些不堪再当兵的退出编制。冗官，也只计划撤并州县，劝退七十以上不能任事的人；再在西、南、北三京增设虚职，安排州、军以上老弱官僚，让他们甭再占着茅坑不拉屎。冗费，则主要是减少皇室宗亲的月赐赏给。事关皇家，特别需要皇上痛下决心，外人谁敢过多插手！尽管慎之又慎，打拱作揖，被触到的人，还是个个骂娘跳脚！
颁行或准备颁行的新法，已经这样那样地触及了几乎每一个阶层；刨祖坟，又让那些既得利益者跳脚骂娘。这天下，还能不乱成一窝蜂吗？君实在给安石的信中说：介甫从政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四方来者，莫不非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窍怨叹。虽不无夸张攻击之过，但说到对安石参政之后举国骚动的描述，该多少还是有些真切之处。吕公著原来最能处惊不变。当年砸了钧窑珍品，谁都大惊失色，只有他置若罔闻，眉都不皱一下。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该更有城府，更能处惊履变了。可这变动实在太大了，大得他连想都不敢想！要他还能保持超然，难！
在一开始，安石荐他做御史中丞时，他是真想投桃报李。他荐的几个御史，大抵都是从安石的立场考虑又考虑，才最后拍了板。有些人虽未必真对安石有所帮助，至少他自己真心认为，这些人品学都属上乘，能够有益于安石。当初与君实设计防堵安石的念头，早已淡化，差不多都快泯灭了。可眼前突起的风云，终于叫他寝食难安了，他不得不面临一种多少有些痛苦的抉择。尽管如此，他还是耐着性子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也就是他了：搁别人，早跳出来了。
父亲在郑州设家宴款待范仲淹，自己自始至终都陪在一边，两个人的谈话，至今都还历历在目。对于庆历新政，父亲那是一种无奈：理智上赞成，情感上反对。父亲的苦衷，是皇上的守成求稳，以及由此形成的上上下下安于现状、害怕变化的因循态势。自那以后，国家是每况愈下了。要说变革，该是更刻不容缓了！可因循之风，不也随之愈刮愈烈，以至窒息一切了吗？连庆历新政的参加者、鼓吹者，全都已经偃旗息鼓，改弦更张，更甭说别人了！自己踏入政坛，也有好几十年了，始终跟着朝政转悠，今天说这，明天说那。话虽说了不少，可什么时候说过朝政应当改一改、变一变？自己连父亲的那一点犀利与勇气，都没有了，也真是惭愧！或许，自己办不了的事情，无意识中总是希望有个人，能出来冒险代劳？安石打金陵过来，自己对他抱着一线希望，以及后来的投桃报李，是不是与这种没法儿说出口的潜意识多少有些关系，也真难说！要是一切能不过分，能多少为自己所接受，且能够平稳进行，不至如此纷扰，那该多好！那样，自己可能真的就这样一言不发，在沉默中完成自己的历史表现了。沉默也是一种记录，一种模棱两可的记录。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时候，这种记录会比壁垒分明的得分更实惠：它挂着是非两边，既可以属是，也可以属非。不论是非怎样颠倒，壁垒两边的斗士都有被尘土掩尽风流的时候，只有它，永远是个不倒翁！永不衰败，既然要比辉煌短暂而罪孽长久，更灿烂！就像恒星与流星，只有恒星才天长地久呵！可现在，自己已经无法沉默了。尤其是韩琦上书之后，更不能不有个态度！
公著当然也要权衡一下势力的对比与消长。比起父亲那会儿，皇上年轻有为，锐意革新，这是先皇帝没法儿比的。安石固本三事，去其疾苦，抑制兼并，便趣农，平民百姓也有得着实惠的一面，不会不支持。但群氓无知，向东向西并无一定之规，也就不足为凭了。除他们之外，持激进态度的，大抵是一些亟待改变处境的下层人士，想通过这一场变革，由台下走到台上，好好叱咤风云一回。条例司的那些年轻人，就大抵如此。地方官员与士绅里面，这样的人也所在都有。他们的能量相当大，当然不能低估。但重权不在他们手里，社会的稳定也不靠他们。官僚士绅，因循守常、怕变怕事的是绝大多数。眼前的激烈反应，就是明证。而只要有他们横亘在中间，变革所需要的威势与畅达，就会被拦腰截断，谁也甭想往前轻易挪动半步。连皇上也无能为力。古往今来，凡为大多数官僚士绅反对的事情，有哪一件是办得成的？更不要说将一切都弄个底儿朝天的变革了！远的不说，从商鞅算起，桑弘羊、王莽、刘晏、范仲淹等等，谁有好下场！君子固本，这可是圣人的话。父亲当年的行为，大抵就是与此相仿佛的吧？介甫，只好对不起了！
公著向皇上奏了一本，说变革虽事出有因，但所有措置，却没有一样得当，刚刚开始，就弄得内外乖离，人人危惧了。祖宗好不容易仁恩厚泽，深得人心，愣是让这么一两件小事轻易失掉人心，实在太可惜，太可怕！说到具体事情，则一点儿新意没有，不过还是请罢去三司条例司，不要派提举官去散青苗钱而已！朝廷自然不听。他再上书，仍然毫无音信。于是，他又来了老一套：干脆请求罢职外调，只在家里待着，不再上班了。
公著的倒戈，安石既震惊，又难过。虽然从来没将公著当做志同道合的密友，但相处几十年，应当是不无感情的。尤其是荐他做御史中丞，不论怎么说，多少是对他寄着希望的，希望他能帮自己一把，帮变法一把。没想到，这么快他就倒戈相向了。想起公亮当初的警告，安石又无可奈何地苦笑了。
安石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还有更叫他吃惊的事等着他呢！
老待在家里，也不是个事情哪！公著又上了折子，请求皇上召见。言事已经没有采纳，想见上一面，没有理由再拒绝了。接到折子的第二天，皇上就吩咐阁门使，传吕公著在延和殿见驾。
吕公著跟着阁门使进了殿门，一瞄见皇上，就向御座大踏步跨去。还老远的呢，就倒头下拜了。嘴里一个“皇上”没喊完，人早号啕大哭起来。
神宗完全蒙了，不知道他是怎么了！只好先抚慰他：“公著这是怎么啦？且请坐下，有话慢慢儿说！”
公著既不起来，也不谢座，只趴在地上痛哭不止。神宗益发蒙了，都有些不放心了：“爱卿是有什么事吗？不要急，起来坐下，咱们慢慢说！”
“陛下，眼看就要大祸临头了！”公著终于不再号哭，说话了。
“大祸临头？”神宗本能地重复了一句。
“是！眼见着就要大祸临头，陛下。”公著毫不含糊地又说了一遍。
“此话怎讲？”神宗还是不明白，怎么就大祸临头了？
“眼下新法祸国殃民，微臣等一再上书，陛下始终置若罔闻。我们不过一介书生，无足轻重。可韩琦两朝顾命、三朝元老，手握重兵，朝廷连他也视如草芥！不仅不接受意见，还一再疏驳他的表章，百般羞辱！难道就不怕他尽兴晋阳之甲，以清君侧？”最后一句，公著几乎一字一顿。
“兴晋阳之甲，以清君侧？”神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下意识地重复了一句。
“是。兴晋阳之甲，以清君侧。所以微臣才说，眼见就要大祸临头！”公著毫无忌讳，一点儿也不怕张扬。
“谁？您说谁要兴兵？”由于紧张，神宗连眼睛都大了。
“韩琦。朝廷既拒他于千里之外，又一再羞辱他，难道就不怕他吊民伐罪，以清朝廷？”公著越说越邪乎了！
神宗的表情已由疑惑、紧张，转为愤怒、阴沉了，坐在那儿一声不吭。直到发现公著还趴在地上，才一挥手：“朕已经知道了，您下去吧！”
公著这里一下殿，神宗就将入内副都知蓝元震传来了：“你亲自去将中书曾公亮、陈升之、王安石、赵抃与枢密院韩绛一道传来，朕等着见他。这就去。”
几个人很快就传到了。皇上一说出吕公著的话，除了安石，几个人的脸几乎全都白了！
回过了神，公亮才开口道：“吕公著不过信口胡说，未必就有这种事！”
“不在有没有，问题是该怎么处？各位爱卿拿个意见出来！”皇上说出了担心。
“太祖手里定下的规矩，没有皇上的旨意，枢密院的虎符，谁也甭想调动一兵一卒！陛下尽管放心！”安石冷笑着说，“但既有人传出话来，总非空穴来风！韩琦未必有意，说话、传话的人或者心有所思，也难说得很。即使不过说说，这种话不是能随便说的，也要防止有人趁机滋事！以臣愚见，应该外松内紧，有所防范才是。”
“那怕不好吧，没事倒引出事来了！”公亮犹豫说。
“树欲静，而风不止。现在已经是事，谈不上引事。”安石坚定地说，“应当：一、请枢密院密令京畿驻军，尤其是北京方向驻军，进入戒备状态；二、严密监控相关人员；三、颁发明诏，说明真相，严厉谴责吕公著妄言生事。”
“那样会不会将事情闹大？明诏谴责吕公著，韩琦恐怕会不安于位！”公亮更担心了。
“外松内紧，以战备演习为名，也是常事，外面——包括韩琦，不会知道实情，何来不安？至于严厉谴责吕公著，为的是澄清事实，韩琦心里只有更加踏实，感谢朝廷，不会不安。如果他真的心有所谋，明诏也不啻是一种警告，说明朝廷已经知道一切，让他审时度势，也没有坏处！真相大白之后，一切解除，对谁都不会有伤害。”安石分析说。
“王爱卿说得对，就这么办。”神宗下了决心。韩琦府上进进出出的那些人，早让神宗心存戒备，何况还说他要清君侧，吊民伐罪！“枢密院请韩枢密去办，诏书烦曾丞相请学士起草。至于其他，朕会派人的。”
蒙在鼓里的韩琦，做梦也没想到会被朝廷严阵以待，真正做了一回冤大头！就是公著待在家里，也绝想不到自己成了殿前司那些御林军的监控对象！从来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政治斗争，暗中有些过激反应，没弄到横尸街头的地步，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知道，当年所谓晋阳兴兵，清除君侧，可真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一点儿都不含糊。那是春秋时代的一个血腥故事。据《春秋?公羊传》说，鲁哀公十三年，晋国的大将赵鞅，为了驱逐晋定公身边的大臣荀寅、士吉射，从晋阳起兵直逼京城，杀得人仰马翻。从此，它就成了一个永远的模式，不断被翻版、被重复，稍有常识的人谁都知道。既然如此，攻守双方都会对它刮目相看，也就毫不奇怪了。
皇上安排的事情都还顺利，只是诏书，多少出了一点麻烦。
为慎重起见，曾公亮还是将吕公著找到中书，与陈升之一起又问了他一次。公著不仅承认兴师伐罪的话是他说的，还坚持这种事千真万确，危在旦夕。问他这样斩钉截铁，是否有什么进一步的根据，他说只是揣测分析，但风起于青萍之末，已经势如累卵，必将如此。
公亮叹了一口气：“唉，晦叔，您也是几十年的官了，学识过人，该知道轻重！现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候，那种话是随便说的吗？”
“禀丞相，下官不是随便说的！”公著认真地说。
“您就没想到后果？”升之问。临了，又找了一句：“按理，我不该说话，谁知道是不是也在被清之列呢？我实在是担心您！”
“只要利于国家生民，下官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公著雄赳赳地说。其实，他早已知道，大宋还没有因为说话而丢命的，顶多不过暂时贬官罢了！在大宋，升贬不过翻云覆雨而已，变化就叫快！目下的贬谪，不过是为将来的升迁积累资本，怕什么！父亲一生，三起三跌，最后还不是位极人臣！仁宗一朝，先后用过四十多位执政大臣，升贬还能太当回事？
既然如此，公亮与升之也就不再说话，一挥手，请公著下堂了。
朝廷商议的结果，是将公著贬去知颍州，仍带翰林侍读学士衔。公亮请宋敏求草拟诏书，他不是知制诰吗？他说：“次道，公著要外调，请您草拟一份诏书。事情您都知道了？”
敏求点点头：“大抵听说了。公著一段，该怎么措辞呢？”
公亮将事情原委又简单介绍了一遍，沉吟道：“怎么措辞，是个问题！还是含糊一点好，写成‘敷陈失实，援据非宜’。您看怎么样？”
“好，这样更稳妥。”敏求说，转身去草诏了。
草诏呈给皇上一看，皇上先就不满意：“这么说太含糊，与原先的意思不符。吕公著也算是个高官了，远近又都有些虚名，不明言罪状，外人如何知道实情？再弄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来替他鸣不平，说他仅仅因为上书说青苗法不当，就丢了官，这不又是多事吗？还是明言的好！”
“微臣主要还是投鼠忌器，怕引起韩琦不安。”公亮解释说。
“还是安石说得对，这是替韩琦洗刷莫须有的罪名，他怎么会不安？丞相不必多虑！”神宗开导说。
“陛下圣明。”安石也插话说，“我与公著虽不能说是挚友，也有几十年的交往了。他做中丞，还是我向陛下举荐的。下诏严谴，我心里何尝没有想法！可这是大是大非，牵动朝野大局，不和盘托出，没办法交代。丞相的心情，或许与我也有相似的一面？就是挥泪斩马谡，也只好痛下决心了！”
公亮这才不说话了。
叫敏求改写敕书，也不大顺。神宗只好吩咐陈升之：“改诏书的事，请升之代劳一下吧，宋敏求不好说话！也不必大动，说出事实，明示谴责，也就行了。”
升之遵命，到底将“敷陈失实，援据非宜”，改成“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与对，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等等。新的诏书一下，公著也就离京去了颍州。欧阳修在颍州待过不少时间，特喜欢那儿，原是个好地方，公著当通判也随他一起待过，自然更不在乎了。雄赳赳地挑战变法，自有那气味相投或不相投的人为表示同调，前来捧场。临行那一天，倒也并不特别冷清。
公著掷下的这枚虚拟炸弹，威力一点儿也不比真炸弹小，朝野都受到很大震动。先是韩琦被炸醒了，赶紧收身做小：他原在北京大名府，兼河北四路安抚使，现在上折子请调了。没有重权，谁也不会再拿他作筏子！根本无心，干吗要背个洗都洗不清的恶名！有事无事，朝廷也顺水推舟，不温不火：同意他卸权，不同意他调动。让他仍然坐镇北京，只管大名府一路，罢去河北几路安抚使。韩琦想想还是不安，请求去知徐州，顺便养病。朝廷知道还是因为胆寒，专门派了特使前去抚慰。这个喷嚏也打完了，双方才都心安理得，再不忧心忡忡了。
中书，也有人吃不住。第一个就是参知政事赵抃。他觉着冤。我不过挂个空名，从来就不是局里的人，干吗要一起承担罪责？空名要是不负责任，笑骂由人，倒也乐得自在。可真要有人兴甲兵，清君侧，将自己一锅烩了，那不是活活冤大头吗？！看来，这个空名到头了，再不能往下顶了，还是走吧！不仅走，还要说白了，将自己脱得干干净净。这才无牵无挂，什么时候算账，都清不到自己头上！他开始上书。一本不行，连本再奏。无非是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说新法与民争利，大失民心，请求罢去，不要派使者提举诸事，等等。言事之外，就是请求外调了。朝廷见留不住，只好让他去知杭州。孤鹤已经死了，琴虽半新不旧，琴身却也有些龟裂了。赵抃有些无奈，只好抱着龟裂的独琴上路了。到那儿再找人修吧，他想。
不只是赵抃，连公亮与升之都有些退意了。升之想退，不始于今日。做了丞相，与安石磕磕碰碰，他就有意淡出了。甲兵的威胁，不过更坚定了他的去意而已。谁愿意背黑锅，让人武装清退呵！
公亮倒没有过多考虑清除的事情。吕公著的处理，让他看出了与安石的差距：介甫还有雷厉风行、果决勇毅的一面，自己有些跟不上趟。既跟不上，就难免碍手碍脚。时间长了，还可能龃龉，好交好散不更好吗？自己比富弼还长了几岁，身体也有些力不从心了。好歹，作为铺垫或中介，自己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可以全身而退了！皇上信任安石，安石经受了最初的攻击，已基本立定脚跟，自己大体已无足轻重。想到这些，当然不无失落之感，但更多的，却还是对于息肩的憧憬和向往。这也只是偶然一想，离提到日程上，似乎还早。尤其是现在，他根本不会丢下安石一个人离开。真走，也还得等等，等一个对朝野几乎毫无影响的平静了局。
官场上，一般同僚之间翻云覆雨的事太多了，原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公著一开始倒戈，安石虽多少有些难于接受，但很快也就一笑置之了。后来的这一招，可真是安石怎么也没有想到！那是要置一群人于死地，置国家生民于流血漂橹之中哪！说是担心揣测，又何尝不是一种怂恿与企盼！自问自己对于皇上，对于国家、子民，不说有功，也还没有什么罪责，更没有到这种非得置之死地不可的地步呵！他真有些悲愤难平了！
不知不觉之中，安石已经踱进小院。阳光直落下来，一棵孤桐，怒枝劲发，阔叶沙沙，在屋脊、院子乃至门窗上投下老大一片阴影，益发显得孤高自许、茁壮挺拔。仰视着它那直插云天的巍然雄姿，安石无限感慨，无限景慕，不由自主地吟道：
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荫。明时思解愠，愿斲五弦琴。
吟完，他又小立了一会儿。似乎意犹未尽，返身进了书房，研墨铺纸，饱蘸毛笔，先将这首《孤桐》写了下来。写到最后一个字，另一首诗早又跳了出来。他轻蔑地一笑，就着稿纸先写下题目：《众人》。跟着，又洋洋洒洒朝下泼墨了：
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唯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千钧。乃知轻重不在彼，要之美恶由吾身！
写完落笔，又略略审视一遍，氓儿才匆匆赶来了，嘴里抱怨道：“老爷有事，也不喊我一声？我还当您在休息呢！”安石摇摇头，会心地一笑。氓儿不知所以，只好也跟着傻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