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华帮衬督条例
吕惠卿廷争露峥嵘
官场上的服从，审时度势的多，心悦诚服的少。陈升之对于安石，虽然大体还算配合，可有了机会，他也忘不了要搞些小动作。譬如派八个使者巡视全国，他就悄悄拆过一次台。
在条例司会上讨论派使者的时候，苏子由不就发言反对吗？后来成了既成事实，连人选都敲定了，子由如何能够甘心？又悄悄去找了一趟陈升之。
升之见他一个人独自来找，不无警觉，先就问道：“子由怎么独自一个人来找我？”
“有些事属下始终想不明白，想来请教大人！”子由先卖关子说。
“呵，什么事？能叫子由想不明白的事，肯定不好办。且说出来听听吧！”升之见只是问事，也觉着有些神经过敏，故意放松，开了一句玩笑。
“听说派人巡视的事已经定了，连人都选好了？属下不知道，派他们出去，究竟是有的放矢呢，还是漫无目的？”子由问道。
“什么叫有的放矢，什么叫漫无目的？”升之不知道他具体要说什么。
“有的放矢，就是派人按察专人专事；漫无目的，就是没有一个中心，海查海问。不知道朝廷取的，究竟是哪一样？”子由解释说。
升之这才听明白了。可这次派使者的目的，早在条例司就说清楚了，他不会不知道呵？知道而问，该是别有用意？这么想着，也就问道：“您怕有什么想法吧，说说？”
“嘉祐末年，朝廷也曾派人巡查各路，说是要宽恤地方。可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派出去的使者又没事找事，等到回来，说的都不着边际，根本行不通，天下就没有一个人不笑话的。如今这事，与嘉祐末年有什么区别？您是三朝老臣，该比下官更清楚！”这个例子是他最近才想到的，觉着最贴切不过。巴巴地来一趟，主要也就是想拿这个例子说服升之。
“那时我奉旨看详，所有的材料都经我看过。”升之回忆说，“可像范纯仁范尧夫他们讲的事，还是在理可行的。”
“如今派的人里，有几个能像范大人那样贤德呢？”子由没想到升之会这么说！愣了一下，终于灵机一动，反问道。
“这个您放心。如果派的人贤良，他压根儿就不会去。”升之排解说。
原来，升之果然并不赞成派使者！要不，他就不会这样说话了！既有空子，还能不钻吗？子由当即见缝插针：“大人，光想着靠使者贤德，自己不接受任命，恐怕不行！既知道派使者不合适，不如釜底抽薪，干脆罢了这件事！”
升之没有表态，让子由先回去了。过了两天，升之却将子由与惠卿，悄悄召进了自己的枢密院衙门。
“叫你们两位来，是有事想同你们商量。”升之开门见山，“皇上接位的时候就下过诏书，要天下转运使上书如实报告各路情况，可至今连一份折子都没收到。马上就要派使者下去巡察了，想请你们起草一份札子，发下去再催一催。怎么样？”
人都快要下去了，还发什么札子催问？要发，干吗不早发？显然是有意延宕。札子下去，派人的事就可以缓一缓了：得等札子有了回音，再派人哪！而这一等，时过境迁，派人的事也就可能根本黄了！子由打心眼里佩服，真正
生姜还是老的辣！
子由正要答应，惠卿却抢先开了口：“人都派定了，现在下札子是不是太晚了？目下我手头事情正多，要写，是不是请子由辛苦辛苦？”
忙，当然只是托辞。上峰交代的事情，再忙也得办，除非你不想吃这碗官饭！惠卿并不知道这事的背景，只是从直觉上感到有些不对劲。避开条例司，到枢密院升之自己的衙门交代事情，本身就有些蹊跷。而且，也根本没听安石说过。他做事一向细密，大事更不会疏漏，怎么人都已经派了，又突然下札子要各路上书？这绝对不会是他的主意！十有八成，只是升之自己的想法。既然如此，当然只有回避了。
惠卿这一回避，升之也清醒了：这种小动作，经不起分析，传出去不是好玩的！扣个违旨不遵、另搞一套的帽子，那是十拿九稳！而惠卿既已推托，再也甭想保密！还是趁早打住，不要没事找事了！他一挥手：“那个什么，惠卿说得对。这事虽该办，也太晚了，算了。就当没这回事吧，回去连说也不要说！”
一场小动作，就这么夭折了。惠卿自然是不说的，无故将自己卷进一场是非，不是疯子，谁也不会干。就是子由，权衡之后，也装傻了。没办成的事，说出来徒然惹上一身骚，何必呢！既没人说，除了他们三个，也就没人知道这个秘密了。安石那里，依然还将升之当做一个实心变法的同志呢！
当枢密使是一回事，做丞相又是一回事。知枢密院事与参知政事是平级的，都是正二品。到升了丞相，就是正一品，真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所谓官大一级，逼手逼脚。与安石同级，他又风头正劲，凡事让着他，原是该的。现在，自己既大了两级，中间隔着一个从一品，再不问青红皂白地附和他，没有必要不说，让人看着也不雅相！不管见解一致不一致，总得有些不同才是。不为别的，哪怕仅仅为了抖落抖落身份，这样做也是应该的。
升之自做丞相之后，三司条例司的事就不再过问了。不但不过问，还向皇上亮出了招牌：“皇上，三司条例司的事，微臣今后不宜再过问了！”
皇上觉着奇怪：“爱卿管得好好的，怎么不管了呢？”
“陛下，不是微臣要争什么。事关国体，微臣不能不说。”升之先挂上了大礼。
“怎么了？有话就说吧！”皇上并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臣身为丞相，无事不管，单独挂上一个司的名字，与臣的身份有些不大相称！”虽然难于启齿，到底忸怩着将话说出来了。
神宗想想这话，也不无道理。可还不能就这么定了，得问问安石他们，就说：“等朕征求一下意见，再说吧。”
可一问安石，安石却又说出了另一番道理：“陛下，说话的虽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却也有些似是而非。古代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搁今天也就是执政大臣了。《尚书?周官》说：‘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每个人都有一份职司！丞相管事，合于古礼，怎么会有碍国体？”
神宗一想，可不是吗？岂但无碍国体，倒正是合乎古礼！再不提了。
皇上既不再提，安石当然还是要请升之像以往一样，与自己一起，将三司条例司的事都管起来。也是一时情急，或者是老羞成怒顾不了许多，升之一口回道：“三司条例司的事应当归三司管，干吗非要抓住不放？”
安石吃了一惊：“丞相今儿是怎么啦？”
“我是说，该放权的时候就得放权，不要抓住不放！”升之又找了一句。
这话再明白不过，安石不好再问，扭头走了。
事后，升之当然也有些懊悔，不该那么冲动，说话一点不留余地！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关系，没准这一下就全给毁了！可他懊悔的只是方式，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而且，事情已经做出来了，只能坚持到底了。他向皇上一再申述，应该撤了三司条例司，将它并到三司去。
从条例司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有人反对，也一直这么主张了。丞相现在又这么说，神宗到底有些动摇了。他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将三司条例司并到中书去。
这么大的事，当然还得听听安石的意见。神宗问安石：“三司条例司，原是由陈升之与爱卿管的。陈升之也入了中书，是不是可以将条例司并到中书去？”
条例司是变革的参谋本部，之所以要独立出来，就是为了方便变法，怎么能随便撤并？而且，从陈升之的态度来看，他可能已经转向了，躲他都躲不及，还能将条例司再拱手送给他？这是大是大非，决不能有半步退让。安石认定皇上的意见，大抵是受升之的怂恿，先不置可否，只说：“陛下，微臣想来想去，总是不得要领。陈升之的丞相制词，有一句话是：‘金谷之计，宜归内史。’他是不是想着这句话，才不愿再管条例司的事，觉着有失身份？”
“谁知道他怎么想的呢？”皇上说，他更不知道升之的心思了。
“陈升之既不愿管，勉强并入中书也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当初设立条例司的时候，皇上之所以委派陈升之与微臣主管，是因为他在枢密院，臣在中书，中书、枢密院各差一人，原有两府兼管的意思。要是并入中书，就有违当时的初衷了。微臣的意见，还是兼管为好，再让枢密院派个人来与臣共管。”安石分析。
一句话提醒了神宗，他一拍龙书案：“对对对，怎么朕就忘了这个茬儿！只是，枢密院叫谁来好呢？”
“陛下看韩绛韩子华怎么样？这一向，他始终积极支持变法，为人也还清正。陛下应该比我更了解他。”安石建议。
“就是他，枢密院再没有第二个人了。”神宗拍了板。
三司条例司到底保下来了，韩绛也就这样兼管了条例司，成了安石的得力助手。升之经过这一闪失，终于一蹶不振，渐渐就淡出政治舞台了。
不过，陈升之再怎么，也还只是暗争。亮相之后的司马光，可就处处明斗了。只要有机会，他都要不失时机地攻上几手，成败姑且不论。自从真宗设置侍读、侍讲学士之后，大宋皇帝的讲读制度就日益规范严格了：上半年自二月中旬到端午，下半年从八月中旬到冬至，不是节假、旬月休沐或身体不适等特殊原因，每逢单日，都得开课。司马光不是翰林、侍读学士吗，正经八百的讲读官，如何能不利用这个讲台耍它几招？问题是，吕惠卿也成了崇政殿说书，也是讲读官，而且还刚刚被赐了绯，他也有权利用这个讲坛。司马光要想独手遮天，可就难了。不久，两个人果然对上了。
司马光不是正写《资治通鉴》吗，他也就现烧热卖，专讲《资治通鉴》。据《汉书》记载，萧何死的时候，推荐老朋友曹参代他做了丞相。可曹参任职之后整天只知道饮酒作乐，根本不管事。汉惠帝刘盈受不了，问他为什么不管事，曹参避而不答，只问惠帝：“陛下自己瞅着，您的聪明圣武能不能与高皇帝相比？”高皇帝就是汉高祖刘邦喽，惠帝是他的儿子，自然不能说别的，只说：“朕怎么敢与先帝相比！”曹参又问：“陛下瞅着，臣的贤德才智比萧何怎样？”惠帝犹豫了一下，还是回答：“您好像也比不了萧丞相。”曹参这才说道：“陛下说得对极了。天下是高皇帝与萧何定下来的，法令件件明确，陛下垂拱，臣等守职，遵照既定政策不走样子，不是也可以吗？”惠帝终于明白过来，原来他是有意这样做的！便说：“您说得对，就照您说的办。”《资治通鉴》先就摘编了《汉书》的这一段记述。瞅着极具针对性，司马光又专门将它挑出来读了。读完之后，更借题发挥说：“陛下，就因为曹参不无事生事，深得持盈守成之道，所以汉惠帝、高皇后的时候，四海晏然，物阜民丰，不治而治。这个经验，实在值得好好学习。”
神宗一笑：“要是汉代守着萧何的旧法永远不变，也行吗？”
“当然行，怎么不行？岂止是汉代？千秋万代，无不如此！”司马光并没有听出神宗的有意诘难，侃侃而谈：“道之所以为道，就是因为它经天行地，万世无弊。夏、商、周三代的子孙，真要能守着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成法不变，又何至于纷乱衰弱、亡国灭种呢？正因为这样，周武王灭商才一切不动，并且公开宣布：‘乃反商政，政由旧。’《尚书》也直截了当地警告后人：‘无作聪明，乱旧章。’《诗经》则说：‘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祖宗的旧法，怎么能说废就废了？还说汉朝。汉武帝刘彻听信张汤乱改旧法，汲黯当着武帝的面，责骂他身为大臣，不能富国安民，只知道乱改高皇帝的旧法，祸国殃民。到武帝晚年，果然盗贼蜂起。宣帝刘询，一改武帝的作为，仍然实行高帝的旧法，只选择好的州郡官吏治理百姓，简而不繁，天下很快又走向大治了。到汉元帝刘奭登基，又听信小人之言，将一切又都反了过来。丞相匡衡当时就劝他，请他不要‘释乐成之业，虚为此纷纷也’。陛下瞅着，这宣帝、元帝的天下，到底哪个治理得好？治与不治，再清楚不过了！荀子说：‘有治人，无治法。’实在是至理名言。也正因为如此，无论古今，要想求治，关键都在是否得人，而不在于是否变法！”
说了半天，只有最后一句才是点睛所在，神宗自然不能不作出反应。他依旧一笑：“爱卿说的倒也有理，只是恐怕不够全面。从来人不离法，法不离人；离人无法，离法无人。法与人应当互为表里，才对。”
“陛下圣明。”司马光接得虽然顺畅，下面的话，却是愣了一下之后才接上来的。逻辑，自然还是他自己的逻辑。他说：“所以，如果真能得人，法再坏，也不怕；要是用人不当，法再好，无法施为不说，勉强实施，也会走了样子。说到眼下，急在求人；至于立法，是可以缓一步的。”
司马光说完了想说的话，就匆匆叩头下殿了。下面的话不好再说，还是先回避一下为好；留下空间，也好让皇上慢慢儿去消化。
讲书的非止一人，内容也各有特色。司马光讲《资治通鉴》，吕惠卿则继安石之后接讲《尚书》，还有个王珪王禹玉讲《史记》。司马光讲书的时候，王禹玉与惠卿都在座。惠卿虽急得牙痒，无奈没有机会说话，只好作罢。隔天该惠卿当班，他精心挑了《商书?咸有一德》章，作为题目。连着正文，很快他就借题发挥了：“商鞅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这话当然太过。可时与法俱，时易法变，却是不刊之论。先王的法令，有一岁一变的：《月令》，‘季冬饰国内，以待来岁之宜’，《周礼》‘始和，布法于象魏’，就是。有的数年一变：唐尧、虞舜‘五载修五礼’，《周礼》‘十一岁修法则’，即是。刑法轻重，世代不同，又是一世一变。还有几十代一变的：夏、商、周三代的赋税教育制度，就是如此。夏贡、商助、周彻，是税赋不同；夏校、商序、周庠，是教育迥异。当然，也有亘古不变的：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就永远不能变。怎么能一言以蔽之，说法根本就不能变呢！而且，前天，司马光说到汉代，认为守着萧何的成法就大治，稍有变更就陷于大乱，臣也不敢苟同。明显与事实不符嘛！”
说到这里惠卿停了一下，瞅了大家一眼，这才接着说道：“早先萧何虽约法三章，可后来他参酌秦法，已重新作律九章。他自己已经不能守法不变，再说别人，何从谈起？后人，更是如此。汉惠帝废除了挟书令、三族令，汉文帝刘恒又废除了诽谤法、妖言法、秘祝法，这些都是萧何九章里原有的法律。汉景帝，则完全继承了惠帝与文帝的法令。哪里是不变，变得多了！那么，从惠帝到文帝、景帝，天下大治，显然不能归功于守法不变，恰恰相反，倒正应该归功于对萧何成法的修改。汉武帝时盗贼蜂起，是因为他穷兵黩武，奢淫厚敛；汉宣帝一改武帝的作为，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天下复归于治；到汉元帝，因为乱用宦官弘恭、石显，冤杀贤臣萧望之，终于盛极而衰，从此走了下坡路。治乱自有原因，与守不守成法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真要说有关系，那也恰恰相反：治，源于因时变法；乱，起于枯守弊法不变。法弊则变，哪有坐视弊法动也不动的？那只能是死路一条！说到《尚书》所谓‘无作聪明，乱旧章’，那是警告后人不懂不要乱来，强作聪明，胡搞一气，哪里是说旧章根本不能改变？这些简单明了的事实、道理，全都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在史书上，稍解句读的孩子都能一目了然，司马光身为大臣，且专攻史学，怎么会一点儿也不知道？既知道，还要这么说，该是另有想法？”他瞥了司马光一眼，语气虽然依旧平缓，分量却明显加重了：“眼下国家正更张旧政，变法图新，他一定是想有所规讽吧？微臣现在三司条例司勾当，又在中书看详条例，首当其冲，自然不能不多这个心。请皇上明鉴。要是觉着司马光说得有理，就该照他说的办；要是他说得不对，皇上也应该请他说说清楚，向他指出来。思想统一了，才好协力同心。”
这下可遇上对手了！神宗看着司马光一笑：“爱卿都听见了？他说得怎样，您也谈谈吧？”
司马光虽处处都说吕惠卿的坏话，大体只是人云亦云，真正当面过手，这还是第一次。听了他的这一番话，司马光冷汗都下来了：除了安石，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这样能言善辩了！而且，故实清楚，逻辑严密，竟是一点扳摇不得！连自己的强项，都打不了他的马虎眼，愣是叫他挑出不是来了！这个人不除，安石不啻如虎添翼，更没法儿动了！且不要想那么多了，只说眼前怎么过他这一关吧。皇帝鼻子底下哪，今儿这一关不过，以后再想进言，可就难了！
正这么想着呢，猛听皇上要他答话，心里一急，硬是兜出实话来了：“回陛下，吕惠卿说的倒都在理。关于汉代治乱，事实如此，臣没有什么好辩的。”
可一说完这句，司马光就懊悔得什么似的了！那是自己的主要论据，承认他说的是事实，不就等于承认自己撒了谎，下面的话还怎么再往下说！可不能说，也得说呵！他偷着瞅了皇上一眼，皇上似乎并没有觉察什么，心里多少稳定了些，又干咳了一声，这才往回挪道：“当然，也不全对，有对有错。比如他引的《月令》、《周礼》上的话，理解就有错误。”下面就开始解释，为什么说他张冠李戴了。
可说完这些，自己也知道没有说服力，只好一咬牙，借力发力，以退为进：“陛下，臣之所谓率由旧章，也并不是说坐视旧法之弊而根本不变。微臣的意思，实际上与汉代大儒董仲舒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按我的话说，是道之所以为道，经天行地，万世无弊。这个道，是绝对不能变的。夏禹、商汤、周文、周武之治，与这个道完全相合，所以有治。他们的后代子孙，胡乱变易，失了这个道，所以衰乱败亡。而中兴之君则非变不可：变不合道为合道，再次由乱而治。这才是真正的率由旧章！像萧何九章中的挟书令、妖言令，怎么能守着不变？一刻也不能守！所以，变法是变不是为是：是则不变，非则变之。不是不问青红皂白，乱变一气，以表示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样，就是所谓自作聪明，紊乱旧章了！”说到这里，好不容易才转过来了，而且越说越顺。
他又干咳了一声，接着说道：“这就像房子，住的时间久了，瓦漏了，墙塌了，柱子歪了，该修的当然得修，修好了还可以住呵。不是实在坏到修都没法儿修的地步，何必非毁了它重盖！而且真要重盖房子，又谈何容易？得有好匠人，好材料，然后才能动手。如今既没好匠人，又没好材料，房子也只有那么一丁点渗漏，就要完全毁了旧房再造新的！微臣担心，新房子没造好，又没旧房子遮风避雨，那可就糟了！而且，变法有那么容易吗？”
“陛下，司马光承认天道不变，弊法当变，是个进步，与朝廷可以说已经没有分歧了。朝廷目下所做的，不正是要变更弊法吗？可他怎么说，目下有人正将整个屋子拆掉重盖？谁在这么做？这不是故意危言耸听吗？”惠卿插进来说。
是呵，谁要扒掉房子重盖？神宗望了司马光一眼，没有说话。
司马光还是感觉到了，猛一激灵：言多必失，还是打住吧！惠卿还在那儿咄咄逼人，不安抚一下是不行的，也好转移一下话题。便改口说：“陛下明察。微臣位侍经筵，只知道诵读经史。看到经史中有那圣贤事业，可以补益圣德，微臣就想办法说出来，希望能有助于皇上。臣不过看到什么说什么，根本没有讥刺别人的意思。今儿这事，也是就事论事，并不是针对吕惠卿的。国家有三司专管天下财利，如果官员不称职，可以罢免，可以处罚，另外派人去主管，现在却完全撇开它，另设一个三司条例司，完全夺了他们的权，这三司还要着干吗？中书执政大臣是皇上的左臂右膀，政事都是由大臣们处理的，关条例什么事？真用条例办事，有个能吏就行了，还要丞相参政干什么？还要专门委托一个贤才看详条例！这两种设置，完全多余。今儿在座的，除了讲读官，还有各位大臣，陛下也可以问问他们，看看微臣的话究竟对不对？”
说来说去，还是对目下朝廷的种种措施不满，皇上自然不会去问。倒是惠卿接茬儿说道：“司马光备位侍从，见朝廷有事不当，应该直言不讳。有官守的人，不得其守则去；有言责的人，不得其言则去。说就说了，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惠卿这话，乍听似乎没有什么，其实相当凶狠，环环相扣，将司马光一步一步逼上了绝境。该你说的话，你不说，是失职，该去。既然说了，就该敢做敢当，不要不承认；而一旦承认说了，说了却没用，既身负言责，也应当辞官而去。那么，无论你说话与否，不都该走人吗？不因为这样走，就因为那样走，二者必居其一。司马光虽明知来者不善，却不知道陷阱究竟在什么地方，只好顺着惠卿安排的狭道，一步一步朝死地走去；或者也已经知道，是有意赌气硬朝死里钻？
司马光先问皇上：“陛下，前不久微臣曾应诏言事，上疏指陈朝政得失，像不该设立三司条例司等话，我都说过了。陛下不知道看过没有？”
“有这么回事，折子朕也看了。”皇上说。
“那么，微臣就不是不说话了！至于说言而不用则去，是应该的。臣没做到，是臣的罪过。吕惠卿的指责，臣无话可说。”司马光说，钻得那叫结实！
这不是摊牌，真要走人吗？怎么能就这么走了？这君实牛劲又上来了！神宗一笑，安慰他道：“大家辩论是非，不过说说罢了，何至于此！”
“司马光的意思，恐怕是说朝廷变更利小害大，最好不搞，并没有别的。”王禹玉也替他担着心，赶紧插进来说；一面又向他直使眼色，想他见好就收。
可他却无动于衷，仍然一副木木的样子！禹玉急了，灵机一动，立马又改口问道：“陛下，下面该我们讲书了，是不是接着讲？”
“接着讲，接着讲。”神宗心领神会，来了个顺水推舟。
惠卿原来只想辩个来清去白，打一打司马光的嚣张气焰，见皇上有心收束，自然也一笑置之。一场风波，总算平静地收场了。收场尽管收场，始终处于下风的劣势，却在司马光心里留下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正是这个阴影，影响了他日后的选择。至于惠卿，一战而胜，无论在皇上还是朝野人士的心目中，风头都更劲了。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更能得到一派的信任与拥护；坏事，则是更容易成为另一派的靶心。随着两派势力的消长进退，他个人的命运，也就不能不随之大起大落了。